2022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以优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目前，虽然关于我国数据交易的文献成果逐渐充实，但针对数据交易所及其规范配置的研究却付之阙如。通过梳理2014—2022年涉及数据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从宏观背景、主体结构及利益需求视角，揭示我国政策变迁演进逻辑。进而，通过比较数据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数据交易平台及数据经纪商，阐明数据交易及交易场所的独特属性，明确其制度规范所需保障的基础功能。基于政策逻辑与属性定位，我国数据交易所的规范配置应形成以数据交易机制为核心，以外部公共监督机制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为辅助的综合型规范体系，为数据交易所平稳、有序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韧性作为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利情境下生存、恢复甚至反超成长的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韧性的国内外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析出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企业韧性领域的基本现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受到自组织因素及外部社会因素驱动，二者对企业韧性的形成发挥不同作用；在企业发展的“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三阶段中，“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不断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最终生成企业韧性；企业基于不同层面主体生成内部和外部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等不同类型的成效，共同作用于企业未来发展。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韧性实践性问题、负面作用和本土化研究三方面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研究有助于厘清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现有进展，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区域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要素，识别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子、挖掘区域创新能力联动机制是加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运用动态QCA分析方法，构建“数字创新主体—数字创新平台—数字创新生态环境”分析框架，从时空双维视角综合分析2017—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数字治理环境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发挥重要核心作用。其中，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有4条路径，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驱动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环境”驱动型、“创新环境”驱动型3种模式；低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路径有8条，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限制型3种模式；在时间维度上，4条高水平组态路径均在2020年呈现一致性下降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

协同演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本质，是推动创新持续发展的系统力量。现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基本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对其背后的协同演化机制挖掘不足。通过检索国内外高质量期刊文献，梳理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创新生态系统及其协同演化内涵和特征、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演化过程，以及多主体协同演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研究框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方法、路径和关键情境。研究结果可为揭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提供多学科交叉理论基础，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向纵深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持续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以我国沪深A股2016—2022年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基于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构建数字化转型和竞争战略指标，实证检验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显著影响主要集中于成长期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形成差异化战略，并通过差异化战略这一中介变量增强企业价值创造；②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在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逐渐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数字化转型与价值创造关系的“黑箱”，并为全面、客观评价数字化转型效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颠覆性技术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升大国博弈实力的关键因素，培育和发展颠覆性技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建设美丽中国是时代的责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大势所趋。从学术论文、专利以及基于GoogleTrends数据的社会媒体数据出发，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颠覆性技术度量方法。以增长率指标、创新性指标和社会影响力指标测度“双碳”领域颠覆性技术，综合考虑技术对科学界、技术界以及社会经济界三方面的影响；在识别过程中，采用改进后的CDTM模型解决多源数据公共主题提取问题；通过客观赋权计算颠覆性指数得分，度量主题的颠覆性。实证分析识别出4项“双碳”领域颠覆性技术，分别是生物炭吸附技术、有机生物炭基肥料制备技术、生物质裂解生物炭技术和生物质热解生物炭技术。4项技术均与国际认可的CCUS技术相关，中国和美国在“双碳”领域研究中占据优势地位。

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企业主体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过程与结果。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现有研究对创新系统复杂性与主体交互性的考虑不足，未基于系统观构建理论框架。利用CiteSpace对国内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从微观企业层面（技术进步、组织变革、绩效影响）、中观产业层面（同群效应、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宏观国家层面（政策支持、文化营造、社会风险）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呈现从微观企业层面向中观产业层面与宏观国家层面拓展的趋势。同时，上述3个层面的研究主题相互关联，构成立体式数字化转型研究体系。最后，从创新系统层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并提出中国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议题，展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脉络，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认知，推动该领域研究深入发展。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年来ChatGPT、Sora等以认知大模型为主的AI技术的加速迭代，将人类带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成为引领未来的新兴战略性技术。这些新质技术成果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社会秩序的诸多方面，如社会就业、网络安全、法律伦理等带来较大冲击。在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专利性及其权属等问题亟待廓清。在大多数国家的既有法律中未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规定，实践中极易引起相关权属、侵权纠纷，因此需要对现行专利权制度作出调整。从知识产权视角直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冲击，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专利性，认为无论是从AI生成内容的专利权客体属性，还是专利技术方案、专利“三性”等角度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均具有可专利性。至于其专利权归属问题，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AI研发者、所有者、使用者等多方利益主体，除各方事先或事后有约定外，应根据其实质性贡献认定发明人，并对AI生成内容专利申请的披露制度进行合理调适。

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智慧城市创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试验区设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集聚人才资源、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激励企业创新；第三，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位企业中更显著，且相比于渐进式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试验区设立对毗邻城市企业创新有正向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企业创新有负向虹吸效应。

数字化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既是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保障。以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搭建以“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创新”为链条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多阶段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显著赋能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数字鸿沟”效应；绿色创业导向和绿色创新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数字化—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创新—绿色转型”的链式中介作用；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协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受“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数字化通过绿色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绩效，兼具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耦合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内在动力。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协调视角，选取2017—2022年制造业时序数据，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和多元回归等方法，探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已逐渐从初级协调进入中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摩擦强化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突发疫情冲击阻碍制造业耦合发展过程。研究结果有利于丰富制造业耦合发展量化测度和前因研究，为制造业耦合发展与创新治理提供依据。

高校是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实施有组织科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面向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促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高校有组织科研在体制机制、保障条件、成果评价、行政与学术权力协调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亟待关注难点何解、堵点何疏。通过案例分析，围绕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从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平台建设、项目统筹、经费投入、成果转化、人员管理等方面提出解决高校有组织科研难点堵点的对策建议，为促进高校深入实施有组织科研、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参考和指导。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08—2021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对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建设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提升创新驱动力、实现数字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共生视域结合技术进化理论，分析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内涵与进化机制，进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共生度、共生进化动量和障碍因子诊断分析模型等探究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及障碍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②共生进化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马太效应”，总体进化动量非均衡性波动减小，区域不均衡是造成总体进化动量不均衡的主要来源，进化动量轨迹由初、中级水平转向中高、高级水平；③区域共生基质是制约共生进化的主要障碍因子，其数字技术发展平均障碍度为37.47%，是影响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

对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创新文化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研发操纵概率，这一行为是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以及化解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实施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无内部控制缺陷、未收到年报问询函以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结论不仅可以丰富企业创新文化与研发操纵关系研究，而且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研发操纵监管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高技术产业为案例样本，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实现路径。研究发现：①核心主体投入、研发主体投入、创新人力投入、技术创新水平和地区市场化水平均非构成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必要条件，无法单独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②存在3条高创新质量路径，概括为多元联动型和双轮驱动型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两条非高创新质量路径，总结为“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条件缺失型和“创新资源—创新环境”条件不足型两种模式；③在特定客观禀赋条件下，研发主体投入和技术创新水平通过等效替代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范畴，还能为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采取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提升策略提供实践启示。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企业作为微观创新主体，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融资约束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金融化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数字驱动创新生态提供实践启示。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需要法规体系的协调支持。现行法规体系缺乏顶层设计统筹，一方面提倡赋能，一方面仍存在制约赋权的关键障碍；知识产权法、科技法、资产管理法等规定纷杂交错且多头冲突，对成果依法赋权与权能利用造成不利影响；职务成果混合所有制、非资产化管理等权属赋能改革存在合法性困难。各地方改革探索从1.0版向2.0版深化发展，试图解决供应端、管理端、服务端、应用端的全要素赋能难题。结合试点改革经验，分析当前法规适应现实发展、政策需要的不足；分析科技成果的内涵类型、法律权能、权利取得与资产管理制度，面向科技成果创造到转化运用全周期，探究科技成果客体权属、主体所需权能与其不协调问题，剖析制约创新与转化的因素根由、对策机理、权能匹配方案。指出上游供应端、中游管理服务端、下游应用端的改革重点；提出构建多主体收益兼容的期权激励、处置与收益分管的相容举措，提升重要环节主体能动性；建议夯实职务科技成果的法律权利基础，明确权属改革依据；针对不敢转、无能转、没动力转和创新质量不足、市场条件不对接等现实障碍，提出增强基础研究权益激励、培育高质量创新、引导科技成果弹性定价、优化国有无形资产管理方式、强化权责利益匹配协同等制度对策，探索构建统一的职务科技成果法规，保障职务科技成果权能发挥长周期作用。

弘扬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背景下，推动产品提质增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关于工匠精神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工作价值观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以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差错管理氛围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利用SPSS、Amos等软件对414名员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工匠精神通过影响员工工作繁荣促进双元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工匠精神对员工双元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工作繁荣在这一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开放导向差错管理氛围正向调节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工匠精神通过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责备导向差错管理氛围负向调节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工匠精神通过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

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辅助企业获取知识、信息，进而丰富研发资源。同时，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加速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流程创新，基于数字平台优化企业商业模式。实践中，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强依赖性的科创企业会频繁遭受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因此，如何应对数字化情境下涌现的“数字化悖论”，实现有韧性的可持续创新，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危机管理三阶段模型，结合动态能力、创新管理以及组织管理相关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对企业创新韧性构成要素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企业创新韧性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化情境中，管理者需要对常规性活动和创造性活动进行统筹，在知识、能力等要素开发与探索间寻求平衡；在注重创新的稳定性时，培育数字化协同能力并开展分布式创新；在注重创新的灵活性时，培育数字化感知能力并开展颠覆式创新。由此，根据不同战略定位与实践需求，企业应设计合理的管理与决策模式以激活创新韧性。

数字化如何驱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与机制演进？锚定该问题，构建“情景—组织—机制”框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纵向案例研究。研究表明：①数字化情景以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为触点，园区组织结构呈现“聚合化—网络化—生态化”发展态势；②数字化下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机制聚焦在适应、互动和共生3个维度，其中，在市场需求的适应机制上，案例样本在时间线上呈现出“被动适应—主动适应—引领适应”的变异特征；在与合作资源的互动机制上，则沿着“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利益分配”的路径迭代；在系统主体间共生机制上，表现出“寄生共生—偏利共生—互利共生”的演进轨迹。

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其核心是人才流动在空间维度上实现均衡。结合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使用2015—2021年校际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范式，设置3种空间权重矩阵表征与衡量高校顶尖人才集聚程度的空间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和空间效应β收敛，检验顶尖人才空间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其收敛性。结果发现，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强关系，其集聚效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带动周边其它高校的办学水平、科研创新产出，且在局部区域具有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外溢效应具有（绝对、条件）β收敛特征，能够对区域高等教育实现“从集聚走向均衡”产生积极影响。

探讨同行企业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否通过改善目标企业信息环境，产生促进目标企业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披露指标，结果发现，同行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目标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提升。信息披露语调越积极、可读性和前瞻性越强，信息披露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拓展目标企业信息获取渠道、加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是信息披露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言行不符”的信息披露，“言行一致”的信息披露更能促进目标企业创新绩效提升。通过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同行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有助于目标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升。

随着数字技术与知识管理的融合，数字化知识管理正在成为企业获取技术竞争优势的新手段。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化知识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知识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主要通过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发挥作用。研究结论不仅可从数字化知识管理角度拓展和深化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也可为企业实施数字化知识管理、促进技术创新提供启示。

“宽带中国”试点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203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所有权、行业和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水平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以及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城市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以及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全面理解“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机理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