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颠覆性创新的市场冲击，在位企业如何突破“创新者窘境”，实现能力进阶至关重要。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富士胶片反颠覆实践为例，基于“认知—行动—结果”思维逻辑，探讨管理者认知形成、管理者指导组织集体行动以及资源能力进阶的过程机制。结果发现：在位者通过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形成管理者认知，借助意义建构过程实现个体认知到组织认知的跨越，进而指导企业实现竞争能力转向，以抵御外部危机。探索期，在技术创新驱动型管理者认知指引下集体形成颠覆性技术自主突破型组织主导逻辑，进而采取资源拼凑行动构建资源整合能力；转型期，在市场利益获取型管理者认知指引下集体形成技术相关业务拓展型组织主导逻辑，进而采取资源编排行动构建资源延伸能力；强化期，在市场利益强化型管理者认知指引下集体完成市场拓展深化型组织主导逻辑演化，进而采取资源协奏行动形成资源再构能力。由此，构建企业能力进阶路径模型，为在位者积极应对未来市场冲击，突破传统能力刚性束缚，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VUCA时代背景下，创新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灵魂，组织韧性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以2013—2022年A股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企业组织韧性越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越高。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组织韧性能够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地位，进而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第二，组织韧性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第三，组织韧性能够提升行业市场化水平，进而改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组织韧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组织韧性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从而带动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结论可丰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企业借助组织韧性提高创新质量，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022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以优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目前，虽然关于我国数据交易的文献成果逐渐充实，但针对数据交易所及其规范配置的研究却付之阙如。通过梳理2014—2022年涉及数据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从宏观背景、主体结构及利益需求视角，揭示我国政策变迁演进逻辑。进而，通过比较数据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数据交易平台及数据经纪商，阐明数据交易及交易场所的独特属性，明确其制度规范所需保障的基础功能。基于政策逻辑与属性定位，我国数据交易所的规范配置应形成以数据交易机制为核心，以外部公共监督机制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为辅助的综合型规范体系，为数据交易所平稳、有序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作为专利许可形式之一，开放许可是促进专利技术成果转化与知识溢出的重要制度设计。2021年我国引入该机制，但在具体机制设置上尚存在争议。在比较视角下，分析英国与德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具体机制设计上的异同，整理2004—2020年在两国登记开放的专利样本，与专利申请人信息、专利引用信息相匹配，使用异时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两国开放许可制度对于申请人专利技术扩散的激励效应。实证分析发现，英德两国开放许可制度对于知识溢出的激励效应较为有限，并没有呈现显著正效应。德国开放许可制度提供了相对高额的专利费用减免额度，拥有更多本国中小型企业的登记使用，英国开放许可制度对于外国大型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呈现更多面向外国企业的强制许可替代制度功能。除此之外，专利开放前的被引数量对知识溢出效应呈现显著交互作用，而专利新颖性特征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是中国产学研实践的最新模式，是中国式创新在产学研方面的深刻体现，但学术界对这一新现象关注不足，难以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情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建设。鉴于此，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这一中国产学研新实践现象为切入点，按照“概念衍生—特征类型—推进路径”分析框架进行逐层解构。首先，梳理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政策演进和研究脉络，廓清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概念内涵与外延；其次，归纳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特征，并基于主导组织视角总结出4类典型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再次，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新型创新联合体建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最后，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整合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联合体研究，并为中国政产学研各方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建设提供实践启示。

韧性作为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利情境下生存、恢复甚至反超成长的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韧性的国内外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析出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企业韧性领域的基本现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受到自组织因素及外部社会因素驱动，二者对企业韧性的形成发挥不同作用；在企业发展的“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三阶段中，“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不断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最终生成企业韧性；企业基于不同层面主体生成内部和外部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等不同类型的成效，共同作用于企业未来发展。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韧性实践性问题、负面作用和本土化研究三方面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研究有助于厘清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现有进展，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供应链数字化是促进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契机。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TF—IDF方法系统构建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下的组织内供应链数字化指标，实证检验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其中，分项指标物流数字化、产品流数字化与信息流数字化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第二，供应链异质性是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第三，在吸收能力较强、供应链话语权较小的企业，供应链数字化的作用更显著。此外，组织间供应链数字化发挥创新协同效应，行业间供应链数字化发挥创新溢出效应。结论可为企业加快供应链数字化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区域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要素，识别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子、挖掘区域创新能力联动机制是加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运用动态QCA分析方法，构建“数字创新主体—数字创新平台—数字创新生态环境”分析框架，从时空双维视角综合分析2017—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数字治理环境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发挥重要核心作用。其中，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有4条路径，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驱动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环境”驱动型、“创新环境”驱动型3种模式；低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路径有8条，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限制型3种模式；在时间维度上，4条高水平组态路径均在2020年呈现一致性下降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

以2004—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供应商与客户双重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上述影响不仅当期存在，而且具有显著滞后性；②企业议价能力越强、成长潜力越大、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越稳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在供应链上表现越显著；③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具体表现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与资源配置水平提升。结论从供应链合作关系视角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既可丰富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相关文献，也可为政府制定数字化转型政策提供参考。

为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对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具有赋能效应，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显著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创新环境在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人工智能有助于优化创新环境，聚集人才并吸引投资，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越密集的地区，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越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对于3种不同创新类型，人工智能均表现出显著促进效应，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低到高的特点。非线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整体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协同演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本质，是推动创新持续发展的系统力量。现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基本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对其背后的协同演化机制挖掘不足。通过检索国内外高质量期刊文献，梳理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创新生态系统及其协同演化内涵和特征、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与演化过程，以及多主体协同演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研究框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方法、路径和关键情境。研究结果可为揭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提供多学科交叉理论基础，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持续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以我国沪深A股2016—2022年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基于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构建数字化转型和竞争战略指标，实证检验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显著影响主要集中于成长期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形成差异化战略，并通过差异化战略这一中介变量增强企业价值创造；②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在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逐渐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数字化转型与价值创造关系的“黑箱”，并为全面、客观评价数字化转型效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数字化驱动新一轮创新提速的同时，正在重塑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在刻画中国区域创新格局演化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纳入数字化调节机制的区域创新收敛模型，利用2013—2021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重塑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数字化建设程度存在明显差异；②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呈收敛趋势，数字化提升有助于加速区域创新格局收敛进程，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中国南北方地区创新水平增长存在俱乐部收敛，南方地区内部创新收敛进程快于北方地区，而数字化对北方地区创新收敛进程的影响效果更明显；④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字化水平达到0.154的门槛值时，其对区域创新收敛进程才具有显著加速效应。科学研判数字化对中国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可为促进数字红利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颠覆性技术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升大国博弈实力的关键因素，培育和发展颠覆性技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建设美丽中国是时代的责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大势所趋。从学术论文、专利以及基于GoogleTrends数据的社会媒体数据出发，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颠覆性技术度量方法。以增长率指标、创新性指标和社会影响力指标测度“双碳”领域颠覆性技术，综合考虑技术对科学界、技术界以及社会经济界三方面的影响；在识别过程中，采用改进后的CDTM模型解决多源数据公共主题提取问题；通过客观赋权计算颠覆性指数得分，度量主题的颠覆性。实证分析识别出4项“双碳”领域颠覆性技术，分别是生物炭吸附技术、有机生物炭基肥料制备技术、生物质裂解生物炭技术和生物质热解生物炭技术。4项技术均与国际认可的CCUS技术相关，中国和美国在“双碳”领域研究中占据优势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以及管理层的异质性结构是否影响该结果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TopManagementTeam，简称TMT）的异质性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环境和社会绩效，对公司治理绩效呈现倒U型影响；②TMT异质性有助于降低数字化对公司治理绩效的边际影响，使U型曲线变平缓，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③异质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数字化转型在不同所有权（国企、民营）和不同行业（重污染行业、非重污染行业）中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企业主体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过程与结果。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现有研究对创新系统复杂性与主体交互性的考虑不足，未基于系统观构建理论框架。利用CiteSpace对国内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从微观企业层面（技术进步、组织变革、绩效影响）、中观产业层面（同群效应、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宏观国家层面（政策支持、文化营造、社会风险）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呈现从微观企业层面向中观产业层面与宏观国家层面拓展的趋势。同时，上述3个层面的研究主题相互关联，构成立体式数字化转型研究体系。最后，从创新系统层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并提出中国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议题，展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脉络，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认知，推动该领域研究深入发展。

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智慧城市创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试验区设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集聚人才资源、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激励企业创新；第三，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位企业中更显著，且相比于渐进式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试验区设立对毗邻城市企业创新有正向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企业创新有负向虹吸效应。

中国企业面临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从信号传递视角出发，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而且可以促进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社会责任会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对企业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不显著，行业管制则会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大科学装置具备重大科学意义、国家意义和社会意义，学界对大科学装置的关注与日俱增。基于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OS）和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对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筛选和编码，并展开系统分析和内容分析，对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进行系统全面梳理，把握整体研究脉络的同时，挖掘其研究特点。已有研究达成若干共识：大科学装置通过适应环境变化实现长期生存，对大科学装置的评估需要采用多维度、多手段的框架体系，大科学装置具有显著的科学效应和经济社会影响，但资源开放共享仍有不足。进一步对研究特征、演进逻辑和理论联系进行探讨发现，政府、高校与企业等主体间关系，对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效率水平评估以及如何选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与运营模式从而提升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政府角色及边界是大科学装置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管理模式与治理结构、产出评价和资源共享乃至各种影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均由其决定。

耦合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内在动力。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协调视角，选取2017—2022年制造业时序数据，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和多元回归等方法，探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已逐渐从初级协调进入中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摩擦强化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突发疫情冲击阻碍制造业耦合发展过程。研究结果有利于丰富制造业耦合发展量化测度和前因研究，为制造业耦合发展与创新治理提供依据。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为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良好条件。从机制层面讨论数字经济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机理，采用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分别测度乡村振兴质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质量具有明显提升作用；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的重要中介变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的效果最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将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提升乡村振兴质量的重要抓手，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科技成果向乡村转移转化，加速数字科技与乡村产业、乡村治理的融合，加强数字科技在乡村的多场景多领域应用，不断提升乡村振兴质量。

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关乎我国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地位，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具有重要作用。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Tobit回归方程，测算智能制造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涨幅较小，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高研发高转化和低研发低转化类智能制造企业数量最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创新效率优势明显，个体和行业差异均较大；科技水平、资产规模、创新基础环境、股权集中度对两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支持、人才结构、市场结构对技术研发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经济转化效率存在负向影响。最后，从制定合理有效的政府支持政策、完善科技投入管理制度、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合理调整创新人才结构4个方面提出提高我国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考虑到技术创新过程中潜藏技术锁定风险，基于多元数字化视角，探究政府环境管制是否有效遏制了技术锁定效应。结果发现：政府环境管制总体上遏制技术锁定效应，并且该影响遵循“有力遏制—遏制效果衰减”这一非线性变化轨迹；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境管制对技术锁定的影响在不同区域、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制度创新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素养与数字化装备的非线性解锁效应成立，但数字化应用可能受技术扩散的时滞影响而失效。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兴数字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巨大创新潜能和机会。新生代员工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创新悖论”，导致自发性越轨创新行为的发生。根据自我调节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32份调查问卷，构建一个被调节的多中介模型，探讨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分别在认知和情绪路径上对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间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有效发挥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的作用、适当引导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促进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人力资源的辨识与思考。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08—2021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对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年来ChatGPT、Sora等以认知大模型为主的AI技术的加速迭代，将人类带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成为引领未来的新兴战略性技术。这些新质技术成果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社会秩序的诸多方面，如社会就业、网络安全、法律伦理等带来较大冲击。在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专利性及其权属等问题亟待廓清。在大多数国家的既有法律中未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规定，实践中极易引起相关权属、侵权纠纷，因此需要对现行专利权制度作出调整。从知识产权视角直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冲击，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专利性，认为无论是从AI生成内容的专利权客体属性，还是专利技术方案、专利“三性”等角度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均具有可专利性。至于其专利权归属问题，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AI研发者、所有者、使用者等多方利益主体，除各方事先或事后有约定外，应根据其实质性贡献认定发明人，并对AI生成内容专利申请的披露制度进行合理调适。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建设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提升创新驱动力、实现数字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共生视域结合技术进化理论，分析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内涵与进化机制，进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共生度、共生进化动量和障碍因子诊断分析模型等探究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及障碍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②共生进化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马太效应”，总体进化动量非均衡性波动减小，区域不均衡是造成总体进化动量不均衡的主要来源，进化动量轨迹由初、中级水平转向中高、高级水平；③区域共生基质是制约共生进化的主要障碍因子，其数字技术发展平均障碍度为37.47%，是影响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需要法规体系的协调支持。现行法规体系缺乏顶层设计统筹，一方面提倡赋能，一方面仍存在制约赋权的关键障碍；知识产权法、科技法、资产管理法等规定纷杂交错且多头冲突，对成果依法赋权与权能利用造成不利影响；职务成果混合所有制、非资产化管理等权属赋能改革存在合法性困难。各地方改革探索从1.0版向2.0版深化发展，试图解决供应端、管理端、服务端、应用端的全要素赋能难题。结合试点改革经验，分析当前法规适应现实发展、政策需要的不足；分析科技成果的内涵类型、法律权能、权利取得与资产管理制度，面向科技成果创造到转化运用全周期，探究科技成果客体权属、主体所需权能与其不协调问题，剖析制约创新与转化的因素根由、对策机理、权能匹配方案。指出上游供应端、中游管理服务端、下游应用端的改革重点；提出构建多主体收益兼容的期权激励、处置与收益分管的相容举措，提升重要环节主体能动性；建议夯实职务科技成果的法律权利基础，明确权属改革依据；针对不敢转、无能转、没动力转和创新质量不足、市场条件不对接等现实障碍，提出增强基础研究权益激励、培育高质量创新、引导科技成果弹性定价、优化国有无形资产管理方式、强化权责利益匹配协同等制度对策，探索构建统一的职务科技成果法规，保障职务科技成果权能发挥长周期作用。

数字化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既是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保障。以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搭建以“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创新”为链条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多阶段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显著赋能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数字鸿沟”效应；绿色创业导向和绿色创新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数字化—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创新—绿色转型”的链式中介作用；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协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受“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数字化通过绿色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绩效，兼具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对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创新文化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研发操纵概率，这一行为是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以及化解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实施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无内部控制缺陷、未收到年报问询函以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结论不仅可以丰富企业创新文化与研发操纵关系研究，而且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研发操纵监管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高校是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实施有组织科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面向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促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高校有组织科研在体制机制、保障条件、成果评价、行政与学术权力协调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亟待关注难点何解、堵点何疏。通过案例分析，围绕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从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平台建设、项目统筹、经费投入、成果转化、人员管理等方面提出解决高校有组织科研难点堵点的对策建议，为促进高校深入实施有组织科研、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参考和指导。

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数智化推动制造企业重构竞争优势，数智化能力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然而，部分制造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陷入“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两难困境，数智化能力建设缺乏方向指引，亟待对数智化能力的内涵和构面进行深入研究。在文献分析和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动态资源基础观，归纳并提取企业数智化能力构成维度，包括生产智造能力、数智化运营能力和数智连接能力，开发各维度测量量表，利用SPSS和Amos软件对29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开发的数智化能力测量量表信效度较高。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数智化能力这一概念构成的理解，为数智化能力水平测度提供有效的量化分析工具。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