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技术整合能力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09—2019年232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全面FGLS）探讨技术整合能力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呈倒U型关系，绿色专利质量在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中心性正向调节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并未对技术整合能力与绿色专利质量的倒U型关系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调整技术整合能力提升绿色专利质量，进而实现持续性创新目标提供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较高的实践价值。

“双碳”目标为我国城市加快绿色创新提供了战略导向，后发城市如何抓住机遇、推动能源技术升级、实现绿色创新追赶，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采用专利前向引用网络中城市度数占比变化刻画城市绿色创新追赶速度，并基于我国277个地级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引入知识要素网络与城市合作网络视角，分析城市在两类网络中的节点属性与位置特征是否会影响其在能源效率领域的创新追赶速度。研究发现：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要素多样性、度数中心性、介数中心性以及在合作网络中的内部度数中心性都对城市绿色创新追赶有着促进作用，而合作网络外部度数中心性则并未对创新追赶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知识要素多样性与网络中心性在促进绿色创新追赶上具有协同互补效应，要素多样性对追赶速度的影响会随着网络中心性提升而不断增大，该影响效应对知识网络中心性与合作网络中心性同样存在。

在阐释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为产业升级赋能的基础上，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及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自“十三五”规划以来该积极作用表现显著；在经济增长目标调节下，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即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更有利，过高的经济增长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红利；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现阶段东部地区需采取比中、西部地区更宽松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中低产业升级区相比高产业升级区应实施更严格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各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绿色组织认同的传导作用和数字化威胁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38份问卷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4个维度与绿色创新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威胁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组织认同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数字化威胁调节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9种前因构型。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已成为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要求。基于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理，同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总体上均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其中，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次，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城镇化则存在遮掩效应。此外，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回弹效应”，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大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089家上市公司共5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信息透明度作为一种信息与治理机制，对于缓解绿色创新投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分析信息透明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保关注对上述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主要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提高内部绿色创新意愿，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绿色创新因素中的信息机制，为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的多维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①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②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③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④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规制的目标，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然而，学界针对“波特假说”是否有效仍存在争议。为规避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政策，采用合成控制法对福建、江西和贵州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绿色专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福建、江西和贵州的绿色技术创新，但三省的驱动机制不同，福建主要通过科技资金效应驱动，江西主要通过基础研究效应和环境基建效应驱动，贵州主要依靠科技人才效应驱动；驱动机制不同也导致三省在创新产出的专利类型以及政策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的合理性，可为不同省域选择合适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绿色初创企业作为国家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受到绿色发展外部性和新创弱势的双重限制，生成极为困难。从技术结构升级视角出发，探究相关与不相关环境技术多样化对绿色初创企业生成的作用机制，以期推动绿色初创企业生成。结果发现：①相关与不相关环境技术多样化均能显著促进绿色初创企业生成，前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②绿色专利申请会挤出绿色初创企业生成，其在相关与不相关环境技术多样化和绿色初创企业生成关系间发挥的中介效应为遮掩效应；③绿色专利申请负向调节相关环境技术多样化对绿色初创企业生成的正向作用，但正向调节不相关环境技术多样化对绿色初创企业的正向作用。结论不仅可为环境技术创新与绿色创业融合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明适宜的环境技术创新方向。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①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②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③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将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作为运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共识。基于企业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主线，提出以客户参与为驱动，以双元绿色创新应对差异化定制需求，并提升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进一步，结合企业绿色新产品研发中普遍融入的产品智能化策略，识别出转型阶段必须面对的中间层知识（产品适应各种场景的新知识）难点，由此分析智能化情境下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对163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对开发式绿色创新和探索式绿色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开发式绿色创新和探索式绿色创新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产品智能化对客户参与与双元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企业在智能化情境下开展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活动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创新源于一定的文化情景，根植于文化情景的价值取向对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关于我国根深蒂固的中庸价值理念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结论。基于个体视角探讨中庸价值取向对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剖析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和组织绿色创新支持感知的调节效应，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346份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庸价值取向对个体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在中庸价值取向与个体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组织绿色创新支持感知正向调节中庸价值取向对知识共享、绿色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基于异质环境分权理论，采用2009—2020年我国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动态GMM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和环保立法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探讨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因素的中介效应，最后分析财政分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环保人事分权、环保立法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而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前我国大部分省域的3种环境分权均未跨过拐点，环保人事分权、立法（或资金）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处于促进（或抑制）阶段；②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是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传导路径，其中，绿色研发人员投入、绿色研发经费投入、绿色技术产出与绿色经济产出均呈现出显著的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③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对环保立法分权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能耗双控”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与早期聚焦于单位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存在明显不同，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到新发展理念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基于制度理论框架，利用2017—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双控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能耗双控制度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能耗总量目标控制的作用更加显著，能耗强度目标控制的作用不太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和环境类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能耗总量目标控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较低、企业财务柔性较高时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