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力量，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通过构建适用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术融入—组织管理变革”双元融合机制模型，论证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是数字技术融入和管理变革之间交互融合并形成涟漪效应以推动企业战略转型的过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包括场景创新力、变革领导力和资源整合力；对于不同国有企业而言，受三大驱动力合力的影响，其数字化转型实践模式存在差异，具体包括数字技术驱动型模式、战略领导带动型模式和数字能力培育型模式，对应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分别为技术带动型转型路径、场景深化型转型路径和资源赋能型转型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遵循“理论基础—逻辑体系—现实问题—实践策略”的研究思路，综合探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路径选择。通过对数字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为发展赋能的数字技术展开论述，阐释数字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从优化发展过程、颠覆发展方式、获取发展先机等维度验证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从现实维度出发，分析数字技术助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创新任务艰巨、产业转型受阻、数字布局失衡、异化问题放大、各类风险交织等困难挑战，并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等角度入手，提出新阶段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策略措施。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②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③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④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视角分析平台数据赋能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采用239份来自全国部分地区制造企业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平台数据赋能的3个子维度中，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和平台分析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分别中介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通过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促进作用，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分析能力分别通过吸收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