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构建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响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显著；绿色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进步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程度较小。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遵循自我一致性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引入创业目标清晰度和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和积极创业震荡），揭示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拼凑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297名创业者回溯式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既能直接促进创业拼凑，又能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促进作用；积极创业震荡能够削弱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拼凑的驱动效应，并且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实现；消极创业震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部分解释了“面对同样的资源短缺情境，为何有些创业者积极开展创业拼凑，但有些创业者却无所事事”和“积极创业者在何种情境下会开展更多创业拼凑”等问题。

跨界搜寻作为企业突破思维定式、激励创新的关键力量，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认知柔性作为推动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跨界搜寻促进管理创新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跨界搜寻视角出发，对认知柔性与管理创新影响机理进行探讨，并收集287份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科技驱动型与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对探索式和利用式管理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认知柔性在跨界搜寻与管理创新间具有中介效应；吸收能力正向调节跨界搜寻与认知柔性的关系。

把握战略激进度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以往研究未关注战略激进度对企业技术距离的影响。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检验企业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变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分析型战略有助于技术距离缩小，但进攻型和防御型战略不利于缩小技术距离。在管理者变更频率较高的企业中，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U型关系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U型关系在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中表现更显著。相比于职业经理人，由控股股东继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以及在较少继任者两职兼任的情景下，管理者变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

制造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合理的技术来源选择，而选择技术来源必须考虑行业实际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技术创新。鉴于此，采用2003—2019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按照技术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技术来源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在高技术行业中的作用更突出；对于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实质性创新，自主研发仅在非高技术产业样本中存在创新激励作用，在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技术引进则发挥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的影响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会抑制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而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会促进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且其作用效果在低技术行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为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针对性选择技术来源、优化技术创新策略提供现实依据。

数字经济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尤其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41家三线军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企业产权属性、企业规模和创立年限等因素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前中后全产业转型路径中，企业规模是核心条件，企业产权性质为中央企业、良好创新环境以及高技术发展程度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字化平台转型路径中，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小规模非中央企业若处于良好创新环境中则会选择数字化平台转型；在产品服务转型路径中，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存在可替代性，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三线军工企业倾向于选择产品服务类转型路径。结论可为我国三线军工企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创业孵化是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孵化器资源整合通过帕累托改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孵化投资通过收入效应提高规模效率，技术服务通过替代效应提高技术效率，进而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逐步回归法及sobel模型检验创业孵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孵化器数量、人员投入、风险投资及技术服务对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创业孵化通过创新产业化路径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①以平台化、网络化路径扩大孵化器体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②优化创业孵化资金“入、转、退”制度，提升规模效率；③建设“孵化器4.0”模式众创空间，提升技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