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是世界各国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对已有重大科技项目研究的基础上，将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归结为我国重大国家科技计划，并对这些计划的不同定位进行了介绍。分析了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组织管理体系，进而比较了4种管理体系的区别和联系。

专利质量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确定专利质量评价指标和权重，并给出了专利质量评价指数。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对指标进行删减，利用OECD给出的生物技术专利IPC分类号，结合医药特征关键词对专利进行筛选，最终得到全国不同省（区、市）生物医药行业专利质量评价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所确定的专利质量指数是有效的，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专利质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台湾、香港和江苏。最后提出提高专利质量的对策建议。

基于国外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服务需求以及社会化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站式”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新模式。该模式以渠道建设服务为资源基础、信息共享服务为工作平台、活动交流服务为合作通道、专业咨询服务为主要内容。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观点要求企业的各部门和全体职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专业技术、组织管理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建立科学、严密的产品成本保证体系,控制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最经济地研制和生产用户满意的产品,并对产品寿命周期内发生的费用进行策划、预测、决策、计划、组织核算、分析和控制。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愈加激烈。如何节约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决定企业存亡的关键,也是目前我国企业界及企业领导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涉及数字化转型过程阶段和机制等内容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对近年来国际期刊中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进行回顾，归纳数字化转型定义及特征，从理论基础、适应主体和适应过程等方面构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该框架认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包括探索、构建和扩展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交互规则、设计控制和刺激反应多样性发挥中介作用，数据驱动运营、及时发布和快速转换3种权变机制能够加速企业扩展。最后，提出未来可从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内因等4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研究框架及未来研究方向可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地方政府是推动科技金融协调发展的引导者。对地方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进行分析，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以江苏省苏南和苏北地区为例对地方政府引导科技金融发展路径及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苏北地区金融市场欠发达，高新产业融资模式仍以内源式传统银行贷款模式为主；苏南地方政府对科技金融的引导力度和贡献程度显著高于苏北地区。最后，提出了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经济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全新经济形态，它引发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趋势，对政府经济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创新经济治理中，政府必须摈弃行政本位意识，树立服务主导理念，政府职能要由全面参与主导型向宏观管理服务型转型，同时要根据创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政府职能创新，以适应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生物芯片技术是21世纪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技术。基于全球7 894项专利，运用S成长曲线模型，实证研究了全球生物芯片产业技术发展阶段，通过对比各国发展阶段，为中国制定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美国在全球生物芯片技术主导设计方面具有先驱优势；日本与韩国的生物芯片技术发展最快；德国与法国生物芯片技术萌芽期较短，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与自主研发能力较强；中国生物芯片技术发展尚缓，成长期为2006-2022年，与其它主要技术拥有国存在一定差距。

转基因动物的可专利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可专利性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和伦理基础及转基因动物的利弊进行分析,得出转基因动物不适宜授予专利权,应该提高专利权授予的门槛,确保转基因动物健康发展。

大国战略博弈与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背景下，推动军民深度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意义重大。以《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军民深度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发现，军民深度协同有助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它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军民深度协同通过提升军地联合技术研发能力与军民两大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缓解军民协同企业创新资源压力等“三轮驱动”机制，助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进一步研究发现，军民深度协同可以助推军转民企业与民参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结论对推进军民一体化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影响我国未来的科技竞争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也对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有其内在的科学依据,需要从战略高度、全局高度进行统筹规划、统筹协调,并采取恰当的模式,要在实行政府主导,实现顶层融合;深化制度创新,实现体制融合;加快产业调整,实现产业整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技术结合上下功夫。

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系统应用中关于用户接受或拒绝信息技术研究的基础理论。对技术接受模型、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以及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的构成因素进行了综述,重点说明了各个模型构成因素间的假设关系。

大数据是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又一项重大技术变革，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还是政府都受到其影响。大数据下的决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大数据影响了企业的数据管理和知识管理。同时大数据下丰富的数据和知识使得决策参与者的决策能力大大提高，决策参与者角色发生了改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决策组织。大数据的出现也对企业管理决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分析基础上，系统阐述大数据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管理的重要部分，正经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革，出现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从技术与人力资源结合的历史视角分析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从技术、功能及综合视角梳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概念，界定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内涵，并结合数字技术特征提炼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五大特征，将I-P-O范式引入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构建研究框架，系统分析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和结果产出。最后，提出研究展望及管理建议。

设计驱动型创新是指基于产品特有的语言和意义，通过扩展和详细阐述产品的形式概念，更好地获得产品的交际和语义维度。它是创新研究的前沿话题，也是实践界创新改革的一个方向。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其内涵机理有待进一步厘清。在回顾设计驱动型创新内涵、前因后果等基础上，从企业、二元和网络3个层次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引入知识管理与企业家导向变量，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③相比于低水平企业家导向，高水平企业家导向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弱化知识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随着近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通信等日益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实现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托，各自出台了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述评，提出发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增长。最后讨论了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的商业化规律，阐述并构建了主导数字技术商业化的应用范式，对我国抢占未来全球数字经济制高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攻关期，双元创新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以2007—2018年香港交易所中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领导者调节焦点与企业双元创新指标，实证分析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领导者调节焦点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均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领导者促进焦点会削弱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③领导者防御焦点可以强化探索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但会弱化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可为提高领导效率，优化企业双元创新实施效果，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组织韧性反映组织在面对困难和挑战后的复原能力，是企业可持续成长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组织韧性研究逐渐关注，但对于组织韧性内涵、维度及测量方法仍缺乏共识。基于已有组织韧性理论，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对企业实践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组织韧性内涵及维度，并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利用二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开发的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能够很好地反映组织韧性内涵及维度，弥补已有组织韧性研究测量量表的缺失，为后续开展中国情境下组织韧性研究提供参考。

集群式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创新网络是集群式创新的内在特征，其治理机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回顾集群式创新、创新网络及其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创新的内涵、集群式创新网络的类型和结构，并基于信任、声誉、权力和制度等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创新网络的综合治理机制。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要超越传统的技术驱动，把握场景驱动的新范式、新机遇，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实现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跨越。结合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在回顾现有创新范式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场景驱动的创新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实践进路与典型案例，并展望未来研究和实践前沿。场景驱动的创新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特定场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等创新要素及情境要素整合共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渠道、新商业模式，乃至开辟新市场和新领域的过程。研究成果可为数字经济时代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快推进技术、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以场景驱动原始性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技术应用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在信息技术接受研究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模型,每一个模型都有不同的对接受的决定因素。重点阐述了3 个重要的接受模型——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并对它们的主要因素列表做比较分析。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国战略部署和学术研究的焦点，科学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水平是衡量经济绩效、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数字化转型评估方法相关研究的文献脉络和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首先，按照纵向和横向维度，提出基于企业成熟度和行业水平两类评估范式，具体分析每种范式的数理方法、经济价值、应用方向等；然后，针对主要评估方法的特点进行评述；最后，展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纳入评估体系的研究趋势，为今后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应用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三元交互决定论，基于365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构建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以组织自尊和建设性责任认知为中介变量，差错反感文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真实型领导风格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真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组织自尊、建设性责任认知分别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差错反感文化负向调节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组织自尊与员工越轨创新、建设性责任认知与员工越轨创新的关系。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应链管理),并称为现代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三大法宝,它既是一种管理理念,又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关系的新型管理系统和运作方法体系,还是一套管理软件。对CRM的应用和理论研究的现状、问题与不足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建立以客户理论、客户价值(让渡价值)理论、客户价值实现理论为基本内容的CRM理论框架体系。

在前人关于危机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危机管理五力模型,指出企业危机管理需要企业战略、危机管理小组、信息沟通、资源保障以及组织文化这5种力共同作用;同时对5种作用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

探讨了企业家导向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代表企业内部情境的企业年龄和代表企业外部环境特征的环境动态性对这两种影响的调节作用。基于172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有利于两种创新活动的进行，并且其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更大；企业年龄会加强企业家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作用，对企业家导向和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减弱了企业家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作用，加强了其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