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协同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抓手，如何在平台情境下促进企业知识协同是亟需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从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基于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匹配视角，综合采用非线性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探讨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及其匹配程度对知识协同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关系治理对知识协同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合同治理与知识协同呈正U型关系；③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的一致性有利于知识协同；④强关系治理—强合同治理模式下的知识协同程度高于弱关系治理—弱合同治理模式下的知识协同；⑤相较于弱关系治理—强合同治理模式，强关系治理—弱合同治理模式下的知识协同程度更高；⑥平台战略共识正向调节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一致性对知识协同的影响。

知识管理模式创新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重要性—绩效图分析（IPMA）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分析方法对202份高新技术企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技术行动者、人类行动者和协调性行动者3个层面因素联合驱动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以及不同条件对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程度。研究发现，引致高水平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类型可分为技术—协调双核型、人机协同交互型、技术主导自驱型3种；实现高水平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前因条件主要集中在技术行动者层面，其中，AI+知识转化最为核心。研究结论明晰了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弥补了传统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局限，丰富了知识管理相关理论研究。

中国专利确权模式改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既有研究指出专利确权行政单轨制存在弊端，并提出4种典型的改革路径。以法经济学视角分析，学界提出的改革路径可能导致诉讼成本较改革前增加、审理效率降低，改革成本可能远超过改革后的预期收益。中国专利实践表明，当前采用的专利确权行政单轨制立足中国国情、契合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现阶段可在这一模式框架下，着重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实现其优化。具体优化路径包括：人民法院在受理专利侵权诉讼后宜主动发起专利无效优先审查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宜通过部门规章对专利无效审查期限进行规定，并在专利无效审查决定书中单独设置章节，对审理后维持有效的专利权利要求之解释进行详尽描述。

从政策过程视角出发，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互动机制及政策方案迭代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构建“W+N”双型政策试点方案迭代创新模型，并以广东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案例，分析政策资源与知识在央地间的流动方式及其对政策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政策目标明确且具体的情况下，中央层面提出改革方案，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在政策目标明确但具体举措尚不清晰时，则由地方政府自主设计改革方案并进行试验，两种路径的结合能提升政策试点有效性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创造性；②政策试点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试点政策方案迭代依次经历酝酿、试验、评估与推广4个阶段，各阶段在央地互动模式、资源流动与知识迭代方向上呈现出不同特点；③广东省案例表明，政策试点成效高度依赖试点责任部门的组织协同与监测评估能力，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试点执行力与政策创新能力的关键。研究揭示了政策试点在形成支持全面创新基础制度中的作用，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实体清单进行技术封锁，企图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以2013—202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供应链溢出视角考察中游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对链上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游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产生供应链溢出效应，不仅推动上游企业协同创新，也促进下游企业协同创新。经营风险、管理者过度自信是美国实体清单影响中国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在供应链距离较近、供应链稳定性较高、供应链集中度较低和市场地位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企业管理供应链风险提供经验证据与管理启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下，突破绿色技术创新瓶颈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观，考察风险投资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对2013—2023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风险投资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知识溢出效应、声誉认证功能和监督压力传导构成风险投资网络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三重路径；③在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这种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风险投资网络与可持续创新理论边界，为企业通过外部网络资源突破绿色技术创新瓶颈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推动新兴场域涌现，加速技术交叉与多领域整合，催生大量颠覆性创新。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与组织惯例理论，构建跨界整合—柔性惯例复制—颠覆性创新分析框架，引入数字化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基于128个新兴场域企业样本，通过层次回归发现：①新兴场域企业跨界整合通过资源识别获取与配置利用两个方面正向影响颠覆性创新；②柔性惯例复制在跨界整合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③数字化能力正向调节跨界整合与柔性惯例复制间关系。本研究从惯例变革视角揭示了数字化时代企业跨界整合驱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为新兴场域企业优化战略布局、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实融合的重要支撑。基于组态视角，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智赋能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9家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资源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数智赋能的关键要素；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智赋能呈现多元化路径和复杂机制，生态协同联动型、市场稳定协作型、资源决定驱动型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高水平数智赋能的主要模式，而生态松散失衡型、市场竞争疲软型则是导致工业互联网平台非高数智赋能的主要模式；特定组合下平台主体—平台客体—平台环境各要素间可通过互补结合与等效替代，实现高赋能效果。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日益成为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基于2012—2023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价值专利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高价值专利通过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从资源配置层面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区域吸收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增强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研发密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东中部地区，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价值专利的经济效应视角出发，强调其培育机制与转化路径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为完善高价值专利政策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供实证依据与现实参考。

既有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引入对成熟企业的影响后效，对创业企业数字化与持续成长关注不足。基于最优区分理论，系统探究数字化策略对创业企业持续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通过创业板、中小板筛选跨年度创业企业样本，研究发现：激进式数字化、渐进式数字化对创业企业短期盈利无显著影响，但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市场价值，说明数字化对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具有长期导向性；当创业企业面对较高市场动态性时，激进式数字化会对短期盈利产生负向影响，区域数字化程度越高，渐进式数字化对创业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激进式数字化、渐进式数字化对创业企业长期价值的正向影响部分通过强化其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实现。同时，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受到市场动态性和区域数字化程度的调节，高区域数字化程度、低市场动态性情境下，创新能力与创业企业长期价值的关系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动态性对创新能力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更显著；区域数字化程度对创新能力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在董事长兼任首席信息官时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理论研究，为创业企业相机抉择数字化策略，有效摆脱转型困境提供实践指导。

促进技术会聚，已成为撬动创新、引领经济增长的战略支点。基于技术会聚视角，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资源能力受限企业如何通过技术会聚实践实现突破创新，进而剖析技术会聚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技术会聚演化呈现三阶动态跃迁，各阶段异质性情境催生差异化会聚动因。受此驱动，企业采用“外生式整合—模块化合作—网络化共研”的会聚模式，呈现出“知识集聚—技术融合—产业联动”的阶段性会聚特征。由此，会聚能力实现“会聚知识管理能力—会聚技术集成能力—会聚产业网络能力”的阶梯式跃升，最终形成“单点吸收式—多维集成式—生态渗透式”的会聚趋势。研究进一步揭示，会聚模式的动态转化受技术情境约束、企业战略意图以及内生能力演进三维协同驱动，且存在边界条件。研究揭示了技术会聚的微观过程与演化逻辑，为企业在动态情境下实现创新突破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人工智能应用成为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采用ERNIE大语言模型构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指标，并结合“微笑曲线”理论探讨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升研发、生产、营销环节附加值牵引企业“微笑曲线”整体上移，从而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其作用方式包括提升创新质量、赋能柔性生产和定制化营销。基于TOE框架的情境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数据资产、高管理层激励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已超越“索洛悖论”，其生产率红利开始在微观层面显现。本研究从测度方法与作用机制层面拓展了人工智能微观研究，为突破企业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效推进突破性创新以破解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瓶颈，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命题。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为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提供了思维方法与实现路径。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2020—2023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和CART决策树算法挖掘不同类型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探索型/利用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动态能力、高管数字化背景、政府数字化关注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①以社会技术系统特征为识别条件，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滞缓型、先锋型和效率型3类，这3类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策略选择、社会子系统构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②不同类型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绩效，依赖独特的社会技术系统要素组合。具体而言：滞缓型企业在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支撑下，需积极部署探索型人工智能应用；先锋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基础良好的条件下，需着力加强利用型人工智能应用；效率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基础相对薄弱情况下，需借助政策资源弥补技术短板，协同推进探索型与利用型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有助于拓展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应用边界，可为政府部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为企业科学规划人工智能应用策略、优化突破性创新资源配置提供实践启示。

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网络，成为数字社会的底层架构和基础设施。学界对生成式AI数据风险从生命周期、权利理论、数据安全等视角进行分析，但多聚焦数据属性特征与数据风险形态表现，相较而言，忽视了治理本身的核心属性和过程机制。“作为理论的治理”强调治理目标的明确性、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治理依据的完备性以及治理手段的灵活性四个方面，而生成式AI数据风险治理困境可依此划分为目标含混、主体割裂、依据缺位、手段僵化四大方面。基于此，应通过风险分级的动态平衡、政企利益的协同耦合、短长期目标的时序衔接来实现目标校准；通过公权力机关的协同联动、政企共生的共治运作、国际规则的协作共建来实现主体协同；通过分层立法的法律保障、多元共治的标准建构、制度固化的伦理约束来实现依据完善；通过行政工具的精准革新、技术工具的制度激活、多元工具的联动互嵌来实现工具体系升级。通过各治理要素之间的深度耦合与有机融贯，最终推动生成式AI数据风险治理体系的持续创新和治理机制的质性跃迁。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外部“表里不一”的结构性失衡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揭示其对员工责任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对384份两阶段配对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表里不一”对员工责任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表里不一”显著负向影响员工责任式创新；②建设性责任知觉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③参与型领导不仅缓解企业社会责任“表里不一”对员工责任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还弱化了建设性责任知觉的中介效应。从组织责任实践与员工认知交互视角，揭示企业内外部责任失衡影响员工责任式创新的内在路径与情境机制，为企业通过平衡责任战略、培育责任认知、发挥领导效能以激发员工责任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管理启示。

中国科技人才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但部分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如何将人才规模优势切实转化为创新质量优势，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整合社会认知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宏观文化—中观组织—微观个体”交互机制，分析阻碍性工作压力等负向情境因素影响人才创新活力的边界条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581名科技人才问卷调研发现：①社会创新文化能直接促进人才创新活力提升，组织创新氛围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激发创新活力；②阻碍性工作压力会显著削弱社会创新氛围和组织创新氛围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正向效应，并弱化组织创新氛围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新活力的间接影响。研究揭示了外部环境驱动创新活力的心理路径及“阻碍性工作压力”等负向情境的“阈值效应”，可为协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