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有效提升绿色竞争力成为重要议题。基于最优区分理论,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在“导向—行为—结果”的经典逻辑链路下探究制造企业提升绿色竞争力的过程机制。选取3家典型制造企业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案例设计与分析,研究发现:①绿色战略导向通过绿色创新的差异化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影响绿色竞争力,其中,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差异化机制具有更显著的积极传导作用;②合规性绿色创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提升绿色竞争力过程中发挥交替作用,呈现最优区分理论战略平衡思想的“间断平衡”模式;③企业绿色创新在合法化、融合、差异化3个阶段间实现动态跃迁。本研究为揭示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从动态维度深化绿色创新研究。

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驱动数智创新的核心动力,正深刻改变着技术创新范式。基于范式理论、知识生产理论与知识进化理论,构建了 AI大模型驱动技术创新范式重构的理论框架,涵盖“驱动机制—组织模式—创新模式—过程机制”4个方面。研究发现:①AI大模型以“通用+垂直”双轮驱动技术创新范式重构,具有“广度覆盖—深度渗透”的互补优势;②在组织模式层面,AI大模型驱动创新主体向“人机场”协同演进、组织结构从固定形态转向流体型组织、决策方式向“经验+数据”人机协同转型;③在创新模式层面,形成“自主—合作—协同—生态”四阶层递进架构;④在过程机制层面,实现从新兴技术洞察、技术研究开发到技术成果转化的全流程智能化赋能。研究结论丰富了数智时代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为企业依托 AI大模型实现创新范式转型、技术跃迁与价值共创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在“双碳”目标下,通过市场化机制破解碳锁定具有重要意义。聚焦以市场为导向的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从碳锁定入手,构建“源头控制—末端治理”分析框架,探究两种政策工具对碳锁定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23年我国30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均能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碳锁定水平;第二,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通过能源机制(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技术机制(缓解技术路径依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机制(推动产业转型、促进产业高级化)三种机制协同破解碳锁定;第三,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破解碳锁定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视角为破解碳锁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经验证据,为完善我国“双碳”目标政策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员工越轨创新作为突破组织惯例束缚的重要创新形式,已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越轨创新兼具创新性与违规性,探究员工何以在缺乏组织正式授权的情境下仍坚持创新,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所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究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平台型领导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第二,心理授权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第三,心理授权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四,主动型人格正向调节心理授权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以及平台型领导通过心理授权影响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研究从内在动机视角揭示平台型领导促进员工越轨创新的内在机制,丰富了平台型领导影响越轨创新的理论解释,为企业借助平台型领导激发员工创新动力、有效管理越轨创新提供参考。

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双化协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因素,对多维度因素协同驱动双化协同的复杂机制探讨不足。基于 TOE框架与组态视角,以331家中国制造企业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维度下六大前因条件对制造企业双化协同的多元驱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实现高水平双化协同并非依赖单一条件,而是多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识别出5条差异化等效驱动路径,即“技术—环境”驱动型、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驱动型、“技术—组织”驱动型与“组织—环境”驱动型,以及两条非高水平双化协同路径———“技术—组织”缺失型与“组织—环境”缺失型,进一步揭示内外条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与互补关系。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交叉领域的组态理论应用,为企业制定差异化转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数字产业集群在提升城市创新活力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选取2006—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数字产业动态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适度的数字产业动态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创新,而过度集聚则可能抑制城市创新,此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知识配置能力对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城市知识配置能力越强,倒 U 型关系越陡峭,且拐点相应左移。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心城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中,数字产业动态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倒 U 型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关系的认知,并为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变化。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具备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影响因子包括生态保护、环境修复、资源利用和数字科技应用等,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异;驱动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分为先升后降、先降后升、持续下降三类,在空间维度上各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中,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高等教育为核心驱动因素,技术流通为驱动不足的共性因素。最后,提出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提速;突破关键影响因素制约,平衡绿色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分类优化驱动因子效能,靶向破解空间驱动短板;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等建议。

以智能制造政策为引领驱动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制造业企业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知识编排理论,使用2010—2024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合成双重差分和熵权—复合系统协同模型等方法,研究智能制造政策对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智能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机制检验发现:智能制造政策通过推动数字知识深化重构和拓展重构,显著促进双化协同发展。调节检验发现,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增强智能制造政策对双化协同发展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直接影响、作用机制和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有属性异质性。本研究为制造业企业把握智能制造政策红利、重构数字知识体系、参与产学研合作、推进双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开源创新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其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利用2009-2025年 GitHub平台398万条开源项目数据,系统分析用户需求与开发者供给对开源项目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用户需求和开发者供给均显著提升开源项目创新绩效,其中,用户需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技术复杂度显著削弱上述正向作用,揭示“开放悖论”在开源创新中的调节机制;第三,许可证规制在促进开发者创新的同时,对用户参与行为产生抑制效应。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项目进行分析,发现用户需求对前沿技术的引导作用更显著,体现了开源创新中市场导向和场景驱动的重要性。研究揭示了参与主体、知识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推动开源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基石。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指数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②数字经济能够引导科技创新投入配置于制造业产业链脆弱环节,增强产业链韧性;③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单门槛效应,当人均GDP跨越阈值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效应跃升;④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赋能效果最强,而东北地区因转型成本较高与人才外流等因素,其赋能效应不明显。据此,提出构建“基础设施-创新转型-区域协同”三维政策框架,为统筹产业链安全与发展提供参考。

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是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引擎。利用2010—2024年中国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能够显著拓展制造业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主要通过知识基础拓展、资源配置优化及数实技术融合等机制实现;且该效应在技术通用程度较高、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较低及政府数字关注度较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②数字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及网络资源禀赋进一步强化上述赋能效应。数字创新网络不仅会拓宽实体技术探索广度,实现提质增效,更能显著提升企业在新涉足技术领域的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本研究构建了“数字—实体”跨域赋能框架,为破解制造业“卡脖子”难题、打造创新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启示。

算力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石,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否以及如何驱动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亟待关注。以国家超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3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讨算力基建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算力基建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影响在小规模企业、数字经济行业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算力基建可通过信息赋能效应、劳动赋能效应和协同赋能效应促进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算力基建具有绿色低碳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研究揭示了算力基建影响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为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企业数智化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科学考察我国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演进规律与障碍因子,是因地制宜推进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2011—202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发展环境优质化、政策支持强效化、服务水平高效化、风控能力系统化、创新效益规模化维度,构建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综合评价法、Kernel密度估计法、马尔科夫链以及障碍度模型,探析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特征以及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我国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逐年提升,且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和东北地区稍逊、西部较缓的发展格局;②全国及四大地区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不均衡程度逐年上升,并且全国和西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③低、较低、较高、高类型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间的流动性较弱,并且不同类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较高水平地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影响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第一障碍因子,四大地区、各省份主要障碍因子的排序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论拓展了科技金融研究边界,揭示了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演进规律与发展阻碍,为全面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具备通用目的技术特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能够与制造企业经营生产深度融合,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 BERT 智能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衡量指标,系统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提升了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组织内部人力资本升级与组织外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资源基础观,从宏观战略层面、中观运营层面、微观要素层面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配置效率、内部管理效率以及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成为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转化的共性引擎,相较于西部地区,其对我国中东部地区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与传统数字技术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非劳动密集型、非资产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的影响更为突出。此外,区域高创新能力将放大技术转化乘数效应,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技术填补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影响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为制造企业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经营生产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实践参考。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选取2010—2023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检验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相较于发明型绿色创新,对实用新型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先进制造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感知主要通过增强高管环保意识、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绿色投资三条路径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其中,融资约束的传导作用最强,而绿色投资和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依次递减,且高管环保意识、融资约束、绿色投资之间形成链式中介效应。此外,制度环境因素中的政府研发补贴与媒体监督均在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为制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响应机制设计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企业是促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而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经营发展密切相关,探究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烙印理论和权威理论,利用1972家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分析企业智能化转型程度的中介作用,同时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探究股权集中度与独立董事占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智能化转型程度在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间起正向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与独立董事占比在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研发背景高管权力更能促进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研究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理论边界,对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思想“自反性”的结果,即人类创造工具又用其制造的工具检测自己。不可否认,AIGC检测在捍卫学术正义、恪守技术伦理和遵循共识契约中均展现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实践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又再次陷入新一轮“自反”循环中,即检测机制试图判断文本是否由 GenAI创作,而这一判断标准恰恰建立在 GenAI已通过学习人类文本表达方式而具备的拟人化能力上,从而凸显以“类人内容”归认“本真来源”的本体悖论、采用“黑箱工具”检测“黑箱生成”的工具悖论,以及以“反向规训”遮蔽“主体地位”的关系悖论。如果“自反”长期处于持续循环状态,可能放大甚至加剧学者与 GenAI之间、学者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冲突”。为此,需通过推动从表征到本源的实践逻辑转向、完善从结果到过程的算法管控机制,以及重塑从问责到共责的协同治理架构,实现 AIGC检测“自反性”的超越。

面对重大工程复杂情境对项目团队成员即兴创新行为的现实要求,如何破解创新想法产生与实施之间的内在悖论、促进二者动态协同,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双元理论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以12个重大工程项目团队的39名成员为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双元领导驱动重大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创新想法产生和创新想法实施的协同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在创新想法产生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认知(情感)—网络传导路径协同提升创新想法的新颖性和有用性;在创新想法实施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认知(情感)—网络传导路径协同提升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在即兴创新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角色认知路径实现创新想法产生和创新想法实施的协同。本研究揭示了双元领导如何实现创新想法产生与实施协同的内在机理,对于破解重大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即兴创新的内在协同困境具有积极意义。

平台生态嵌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资源约束与能力限制,进而提升组织韧性的关键途径。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 A 股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生态嵌入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融资约束、雇佣规模扩张在平台生态嵌入与组织韧性间既发挥独立中介作用,又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生态嵌入,战略嵌入与平台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处于高不确定性行业环境中的企业嵌入平台生态系统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革背景下,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中国企业统筹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并实现双元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跨国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及利用性创新均呈倒 U 型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在其中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且二者构成链式中介路径,即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通过依次提升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促进双元创新。此外,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均构成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及利用性创新倒 U 型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本研究为企业有效建立与培育自身吸收能力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管理启示。

研究型大学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也是培育高价值专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动力。本研究从多维度构建了包含校企合作、审查时长、技术功效等在内的多项特征指标初选体系,采用遗传算法与粗糙集理论进行特征约简,并运用遗传算法反向传播(GeneticAlgorithm-BackPropagation,GA-BP)神经网络模型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结合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该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与稳健性。进一步,对识别出的高价值专利进行多维分析,归纳出研究型大学高价值专利呈现技术影响力上限高、审查效率优、产业外溢强等特征;非研究型大学的高价值专利则更依赖细化的权利要求与丰富的功效表达。研究结论为高校精准识别高价值专利、优化专利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有助于推动高校专利体系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与价值”转型。

科研事业单位国有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科学技术进步法赋权与国资管制的权责失衡困境,本质上是“创新效率优先”与“风险控制本位”的立法逻辑兼容不足。由于国有科技成果财产属性错位与权责基础不对称,由此衍生出赋权与规制的规范冲突、运行转化的机制梗阻及转化生态的体系失灵三重矛盾。现有地方改革试点虽尝试通过规则调整、产权激励等工具破解困境,但仍未摆脱“前端放权、后端管制”的制度困局。因此,亟需重构以“例外资产”为基点的法治实践进路,在立法层面明确国有科技成果“时效性特许国有资产”的法律属性,在执法层面建立“负面清单+法定豁免+事后备案”的豁免机制,在司法层面构建“勤勉尽责”的抗辩标准,在配套制度层面完善产权登记、收益分配与退出机制。通过差异化规制逻辑,化解国资管制与创新规律之间的矛盾,实现赋权与规制的价值自洽,为国有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可预期的法治保障。

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已成为企业适应竞争范式变迁,实现价值共创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对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进行分析,忽略了共演视角下多因素对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强化效应,其具体演化路径有待深入讨论。以海尔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结构与资源共演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结构与资源共演是实现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机制,企业通过组织结构变革重构资源行动逻辑,资源行动广度和深度升级驱动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两者共演推动平台生态系统沿着“内部平台奠基—外部平台拓展—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路径演化。②组织结构变革是企业面对情境变化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企业通过扁平化、网络化和生态化组织结构变革,逐渐消融组织边界,最终演化为无边界组织。③组织结构变革重构资源行动逻辑,推动资源行动从原本聚焦企业个体层面的资源管理转变为一种跨平台、跨行业的多主体参与行为。④随着平台生态系统演化,相应的价值创造活动也更加复杂,实现从产品价值到体验价值,再到场景价值的持续升维。研究结论为企业从共演视角推进平台生态系统构建与演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创业者行业经验是初创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重要前因,但不同类型行业经验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价值主张确立与价值网络搭建,现有研究仍缺乏清晰的过程解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从行业经验内外与宽深两个维度,将创业者划分为行业深耕者、行业纵横者、跨界领跑者和跨界探路者四类,归纳出“行业经验结构—印迹/众迹机制—决策逻辑—商业模式构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创业者行业经验的内外与宽深交互,会影响其认知烙印与能力烙印的强度,进而差异化影响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匹配与资源整合;在此基础上,创业者会表现出以既有经验调用为主的印迹机制,或在既有印迹不足时,通过持续环境互动生成机会可行性判断与资源匹配理解的众迹机制,在感知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下,进一步影响其在价值主张确立与价值网络搭建阶段对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的选择。本研究将行业经验对商业模式构建的作用从静态前因拓展为主客观交互的动态过程解释,同时引入众迹的互动建构视角,与印迹的经验调用机制形成互补,为商业模式构建决策的异质性提供相对全面的烙印解释机制,对创业者商业模式构建、投资机构评估及政府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AI技术赋能改变了员工工作方式与创新行为,员工与 AI互动致使工作场所变得复杂,探究 AI技术使用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状态尤为必要。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以三阶段匹配的320份员工问卷为样本,探讨 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表明,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既有抑制作用也有促进作用,但总体上抑制员工创新惰性;AI技术使用促使员工进行挑战性评价时,主要通过激发问题解决沉思抑制员工创新惰性;AI技术使用促使员工进行威胁性评价时,主要通过情绪反刍促进员工创新惰性。对于不同的 AI类型和 AI岗位而言,上述路径的两面性还存在“分化效应”。此外,较高的成长需求强度会增强 AI技术使用对员工产生挑战性评价的积极影响,促进问题解决沉思,进而抑制员工创新惰性。研究厘清了 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的差异化影响及内在机理,为深刻理解 AI技术复杂多元的影响机制以及实施差异化 AI管理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技术应用为企业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的创新结果。若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现有业务难以融合,则可能干扰甚至阻碍企业绿色创新。因此,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有效应用数字技术,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现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其动态作用机制及适配的组织情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适应结构化理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应用、资源编排能力、组织警觉性和绿色创新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30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资源编排能力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资源编排能力在数字技术应用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是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动态机制;组织警觉性能够调节资源编排能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为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动态过程提供组织适配环境。本研究从动态视角拓展了数字技术应用与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为企业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管理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组织旨在提升效率,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使用越多,越疲惫”的现象,导致工作绩效下降。为破解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绩效这一“黑箱”,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构建人工智能应用影响工作绩效的双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任务自动化、认知负荷和工作倦怠的连续中介作用,并分析感知工作复杂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分析26家企业350份的三阶段追踪数据,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会受到感知工作复杂性的影响,当员工感知工作复杂性低时,人工智能应用会通过提升任务自动化水平,缓解工作倦怠,从而促进工作绩效;当员工感知工作复杂性高时,人工智能应用会通过增加认知负荷,加剧工作倦怠,从而降低工作绩效。研究揭示了技术效应在不同任务情境下的“功能反转”,拓展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内涵,为组织在智能化转型中精准匹配技术与任务、实现增效与减负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创业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创业者坚持创业成为创业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身份动机理论,构建认知灵活性对创业坚持的差异性影响模型。通过对287份创业者分时段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创业身份中心性显著调节认知灵活性与创业目标承诺的关系,即当创业身份中心性较高时,认知灵活性对创业目标承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当创业身份中心性较低时,认知灵活性对创业目标承诺具有抑制作用。②创业目标承诺对创业坚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③创业目标承诺能够中介创业身份中心性、认知灵活性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关系,即当创业身份中心性水平高时,认知灵活性通过积极影响创业目标承诺,进而提升创业坚持;而当创业身份中心性水平低时,认知灵活性通过消极影响创业目标承诺,进而抑制创业坚持。研究揭示了认知灵活性对创业坚持的差异性影响,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认知灵活性效应研究,也为实践中如何激活创业者认知灵活性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管理启示。

专精特新企业凭借细分领域的长期专注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抵御外来风险。然而,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形成组织韧性以抵御风险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视角,选取三家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探索常规情境下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资源基础及构建模式。研究发现:第一,专精特新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需要结构资源、社会资源、认知资源与生态位资源四类资源;第二,注意力基础观是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关键,企业通过注意力焦点与注意力配置的组合,将资源转化为组织韧性;第三,专精特新企业构建组织韧性模式主要有迭代适应型、技术防御型、战略敏捷型三种。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为资源受限的专精特新企业选择差异化组织韧性构建模式提供了借鉴。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迅猛发展其监管存在科林格里奇困境。时间维度上,呈现技术快速迭代与法律规范滞后的时序悖论;知识维度上,面临监管者与研发者信息鸿沟;权力维度上,存在权责配置失衡与治理工具协同不足的结构性难题。探析低空经济发展面临低空飞行复杂性、技术快速迭代、监管理念更新迟滞、复杂国际环境等多重压力。通过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比分析,以及对欧盟、美国、日本典型治理范式的经验总结,提出“理念遵循—政策引导—法律规范”三位一体协同治理路径:理念遵循层面,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实践导向;政策引领层面,借助强化财政支持、完善管理体制、推动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建设,积极推动服务升级与赋能跃迁;法律监管层面,采取“解释与立法”双轨并进策略,灵活调适既有法律规范以解当下之困,以前瞻性立法谋长远之局,着力破解低空数据分类分级与跨境传输等难题。本研究为破解低空经济治理困境提供了三维理论分析框架,为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安全良性互动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