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集团建立有较为完备的内部研发资源体系,子公司却常在内部资源可得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外部合作方,呈现“舍近求远”倾向。本文以航天科工、中国中铁、中国电科的6家子公司为样本,通过内外部合作项目的成对对照,揭示子公司研发合作边界外移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内部合作维系取决于技术匹配度、资源不可替代性、市场窗口压力、任务强制性及关系信任等因素,边界外移具有条件性;当内部合作支撑不足时,制度约束、网络位势与绩效压力激活风险—成本、资源—自主与关系—信任三重感知,经权衡排序形成风险规避、效率优先、身份建构主导逻辑,分别导向风险转移型、能力获取型、符号主导型外部合作模式;边界外移的深层动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网络位势劣势与绩效压力传导三重困境的叠加,三者相互强化促使内部合作吸引力持续弱化,外部合作结果又经反馈机制强化外移倾向,形成路径依赖。本文为理解国企集团内部协同失灵提供过程性解释,为优化内部创新资源配置与协同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加快数实融合发展既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引入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城市群视角,利用2010—2023年城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数实融合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发展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基于TOE框架数实融合形成三维协同传导路径,赋能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在技术维度,通过释放数字创新红利产生赋能效应;在组织维度,通过激发市场创业活力发挥促进效应;在环境维度,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支撑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实融合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因创新资源环境、区位条件与空间组织结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即在数字领军企业密集的城市群、中西部内陆潜力区城市群及多中心结构城市群,该提升作用更明显。拓展分析表明,数实融合对城市群内“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韧性均产生提升作用,未加剧内部数字鸿沟。研究结论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数实融合发展策略、差异化培育城市经济韧性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复杂性,需超越碎片化的思维定式,立足于整体性视角重塑转化认知。构建“实践—理论—治理”分析框架,运用 BERTopic模型和余弦相似度算法,对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多源异构数据进行主题识别与跨域关联分析。研究发现:①主题识别方面,实践维度识别出12个实践堵点,集中反映了内生动力不足、供需衔接不畅、支撑保障薄弱三大问题;理论维度识别出15个理论热点,聚焦历史脉络梳理、现实问题回应、制度设计支撑、高质量发展引领四大方向;治理维度识别出14个治理焦点,涵盖战略方向引领、要素资源保障、落地运行规范、风险合规约束四大模块。②主题关联方面,提炼出组织协同型、要素支撑型、权益激励型、场景承接型、工具枢纽型五类跨域共识,揭示出治理盲区型、政策悬浮型两类跨域脱嵌现象。共识与脱嵌呈现出共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演化格局。未来应着力消解治理盲区的响应时滞,切实弥合政策悬浮的实践断层,进而推动科技势能向产业动能的高效跃迁。

如何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制度环境差异,释放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效能,因地制宜提升绿色生产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基于2015—2024年我国30个省域数据,在阐释绿色生产力内涵与测度逻辑的基础上,采用动态 QCA 方法考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驱动高水平绿色生产力的组态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新主体、资源与环境因素中的单一条件均不构成驱动高水平绿色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绿色生产力提升呈现“多重并发”特征;②识别出4条等效路径,归纳为主体—资源—环境多重驱动型、数字创新主体主导下的资金—市场双元联动型和资金—市场—创新基础设施多元联动型3类;③各组态一致性较高,但呈现“前期高位—中期波动—后期下降”趋势,且省域路径适配性存在差异;④沿海地区更依赖主体、资源与环境协同,内陆则更突出技术创新和人才投入。研究揭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赋能绿色生产力的动态组态机制,为区域差异化培育绿色生产力提供了参考。

研发投资是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新三板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政策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研发创新的重大举措,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对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以2016—2024年新三板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对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显著促进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行业内新增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数量与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质量显著促进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机制检验发现,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通过提高同行新三板公司外源融资能力、加剧行业竞争程度、改善行业信息环境,促进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异质性检验发现,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对低技术密集程度、非国有、高风险承担能力、高市场势力的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揭示了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对同行新三板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为新三板公司转板上市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实证证据,对完善中小企业培育体系提供参考启示。

智能经济中用户的数据行为构成算法训练的基础,但平台获取了几乎全部收益而用户回报趋近于零,由此形成数据要素的分配悖论。从数字劳动与算法权力的双重视角切入,分析智能经济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三要素(数据、算力、算法)有机融合与人机共生三大特殊性如何放大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强渗透性与边际报酬递增效应,使价值创造隐匿于不可见的算法模型中。数字劳动视角下用户的无酬劳动构成数据价值之源,算法权力视角下算法“黑箱”造成价值隐匿与议价权失衡,两种视角的整合表明分配悖论的本质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归属的系统性分离。据此提出算法透明、知情分配权与数据贡献者公共信托基金三条矫正路径,分别回应算法“黑箱”三大特殊性所加剧的分配正义困境,以期为智能经济中数据要素分配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智化浪潮下,传统制造业集群正经历深刻变革,其动态化的多元需求远超单一数字平台能力边界,依托多平台耦合摆脱集群转型困境成为传统制造业集群价值跃迁的重要路径。以互补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柯桥现代纺织产业集群案例,剖析数字平台耦合驱动产业集群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创新环节跃迁的机理。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与数据互通实现动态耦合,而平台耦合效能发挥依赖集群动态能力从技术适应、资源整合到赛道突破的阶梯式提升。②集群价值跃迁遵循“困境识别→平台耦合演进→能力阶梯式提升”的演化逻辑。规模扩张阶段,依托基础平台建设培育技术适应能力,实现效率驱动型价值跃迁;生态重构阶段,依靠多平台功能互补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实现创新效能跃迁;价值创新阶段,依托平台结构耦合培育赛道突破能力,实现产业系统重构跃迁。③制度适配为数字平台耦合与集群动态能力提升提供保障,形成“技术—能力—制度”协同机制,支撑集群价值持续跃迁。本研究丰富了跨平台耦合及其驱动集群价值跃迁的机制研究,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实践启示。

推动具身智能赋能情绪经济,既是顺应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路径,也是释放情绪消费潜力、促进服务消费升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具身智能通过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物理实体深度融合,重构情绪经济中的算力、算法、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拓展产品延伸服务、整体性解决方案和功能性服务等新服务模式,并催生“情绪+休闲”“情绪+文旅”“情绪+社交”等新兴业态,进而推动情绪价值生产、服务供给和产业形态深刻变革。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身智能赋能情绪经济面临新质生产要素转化不畅、新服务模式运行受阻、新兴业态发展秩序失范等多重梗阻。可从制定情绪识别技术应用指南、提高人机协同服务能力、强化情绪数据治理、健全分级监管与责任分配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情绪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主体的数字平台生态快速演进,已成为促进平台成长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支撑,但数字平台生态影响平台企业创新效能的要素构成与作用路径尚未得到系统阐明。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结合 TOE框架,将数字平台生态解构为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形成的跨层级生态系统,划分为平台企业内部能力、生态协同关系和外部支撑条件3个层级,并构建复杂中介模型。通过fsQCA 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从平台与生态协同演化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平台生态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及平台企业创新效能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生态中不同要素耦合形成“工业基础支撑型”“多元要素驱动型”“数智工业联动型”3条促进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水平发展的路径,并通过差异化方式作用于平台企业创新效能。其中,工业基础支撑型路径通过提升平台发展水平增强创新效能;多元要素驱动型路径能直接促进创新,也可通过推动平台发展间接提升创新效能;数智工业联动型路径主要改善平台发展水平,对创新效能的影响作用有限。本研究深化了对数字平台生态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互动机制的理解,为提升企业创新效能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实践启示。

智能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化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基于2012—2024年我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智能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智能经济能够显著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智能经济主要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创新创业活力双重逻辑机制赋能城市经济韧性;知识产权保护正向调节智能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智能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大城市、东部地区及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提出应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产业协同集聚、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以期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初创企业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企业风险投资(CVC)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工具,不仅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多维度资源支持,也能为知识流动创造条件,而技术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知识流动效率与合作成效。利用专利文本构建被投企业与 CVC母公司之间的技术距离指标,系统考察技术距离对被投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技术距离与被投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倒 U 型关系;突破式创新达到倒 U 型曲线拐点的最优技术距离最大,创新质量次之,创新数量最小。②母公司机会主义倾向会使倒 U 型曲线更加陡峭并推动拐点左移;而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具有维度差异———其在平滑创新数量倒 U 型曲线并驱动拐点左移的同时,会强化突破式创新曲线的陡峭程度并促使拐点右移,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仅体现为拐点左移。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 CVC投资情境下技术距离与初创企业创新绩效理论研究,也为提升 CVC投资效率、激发初创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据“三权分置”在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中被赋予承接数据要素确权、流通与安全治理的制度功能,但相关论述高度依赖政策话语以及抽象的理论叙事,难以回应实践中登记、冲突处理、数据市场等场景需求。从政策话语向法律术语的转译与落地执行难题出发,在梳理关于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与数据产品经营权理论谱系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市场实践,揭示“三权分置”正由“权利类型宣示”转向“具体市场规则”。基于此,应明确“三权分置”的基础属性定位,即在权利性质上宜被定位为以强制性规范为基准、以合同自治为补充的权利集合,在权利客体上宜统一表述为“数据”,在制度起点上应将其锚定国内统一数据市场与国际数据市场双循环。围绕上述属性定位提出“三权分置”相关规则的细化框架: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中以登记体系、权利效力规则以及冲突处理为核心构建可信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中以合同与权利集合、跨境提供合同架构与合规标准互认为核心构建可对话的权利。由此,可为“三权分置”从政策概念走向可验证、可裁决、可扩展的制度方案提供可操作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正处于制度深化的关键阶段,规制体系面临“管得住”与“放得开”的双重压力,“鼓励创新”的规范内涵与实现路径有待体系化建构。通过梳理政策引领、法律筑基与地方探索的多层级规范图谱发现,当前数据要素规制存在产权制度落地困难、流通规则供给不足、监管技术存在代差、容错机制激励功能不足等问题,客观上制约了创新效能的充分释放。针对此,以法经济学交易成本与外部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立足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权利配置逻辑厘清解释论基础,构建“顶层导向—具体指引—实践落地”的三层适用体系,进而推动规制模式从传统管制型转向敏捷治理型,为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发展与创新赋能提供制度参考。

创新生态系统所蕴含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为揭示与评估系统资源体系,基于创新生态系统与资源编排理论,从关系、环境、生态位与系统状态四个维度,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资源的识别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2—2024年我国生物医药制造业等五大制造业的60家代表性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综合运用 CRITIC法、改进灰色关联 TOPSIS法及障碍度模型,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资源水平展开动态评价与障碍诊断。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资源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结构不均衡。环境资源与系统状态资源是主要推动力,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且呈现出区域非均衡特征与行业系统差异;关系资源与生态位资源则因企业转化能力不足与竞争加剧而成为普遍短板。不同行业的资源水平、发展趋势与结构重心存在显著异质性。部分行业内部资源差距逐年扩大,呈现出龙头企业“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障碍因子分析表明,供应链关系不稳定、企业间合作不足的关系型障碍与区域创新环境薄弱、宏观经济波动的环境型障碍是当前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优化关系网络与增强环境适应力是企业将生态系统资源转化为创新竞争力的关键。研究结论为解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资源基础提供整合性的四维分析框架,也为企业优化创新生态嵌入策略与政府完善创新治理提供启示。

中国式企业创新作为经济运行场域中响应国家使命任务、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范式,其理论边界与内在机理尚待系统阐释。基于价值逻辑视角,对中国式企业创新进行概念界定,通过与中国企业创新、西方企业创新的对比,明确其在制度情境、使命任务、发展模式与企业文化4个维度的理论边界。构建“使命识别—使命传递—使命成效”分析框架,分别探析使命识别的内生与外生驱动因素、使命传递的映射与响应机制,以及使命成效从工具性价值到目的性价值的跃迁逻辑。提出中国式企业创新实现路径,以制度化锚定与系统化响应驱动使命识别,以组织认同与行动转化推进使命传递,以工具性积累与目的性拓展达成使命成效。

世界数据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数字经济由粗放增长转向规范治理,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已成为大国博弈与区域经贸规则重构的核心议题。当前,全球已演化出以美国市场导向、欧盟隐私保护及中国数据安全为代表的三大典型规制范式,而以日本、东盟为代表的可信数据自由流动模式则展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折中色彩。通过对欧盟标准合同、白名单制度以及东盟多元互认机制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现行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在保障底线安全的同时,仍面临合规成本偏高、国际互操作性不足及促进流转机制虚置等结构性困境。因此,基于促进流转与法益平衡的二元理论框架,引入公法比例原则与风险规制理论,我国需构建硬法兜底、软法促流的促进与平衡范式。具体路径包括:宏观层面,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的成立输出适度标准,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可信数据流动圈;机制层面,探索从单一安全评估向分类分级+动态白名单的梯次豁免制度转型;工具层面,提升标准合同的模块化契合度,并深化与国际认证体系的实质性互认。通过制度精细化重构,旨在实现国家安全法益与数据要素全球化红利的动态平衡。

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对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守稳国家经济安全底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4年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揭示内生技术锁定与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内生技术锁定显著抑制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机制分析表明,内生技术锁定会滋生创新惰性、引发技术演化失灵并加剧供应链中断风险,从而抑制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果在高技术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中更明显,而“链主”企业的内生技术锁定对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威胁更大。企业动态能力分析表明,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技术锁定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负面效应。本文丰富了产业链自主可控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为企业突破技术路径依赖,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参考借鉴。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数实技术融合成为破解企业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2012-2024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实技术融合能够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第二,数实技术融合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降低盈利波动性、增强供应链韧性、缓解供应链中断风险四条路径,实现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赋能传导;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低市场地位企业、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以及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第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强化数实技术融合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助推效果。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实技术融合与企业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内涵,为企业转型升级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部署。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人才资源—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开放宜居环境”国家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全球94个国家为研究样本,从组态视角探究人才资源、知识创新主体、技术创新主体、金融资源支持、政府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环境、宜居生活环境七项前因条件影响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效能的协同路径。研究发现:一是组态分析识别出两条高效能路径,“人才资源—知识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开放宜居环境”协同模式、“人才资源—技术创新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开放宜居环境”协同模式,其中人才资源、对外开放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构成两条高效能组态共同的核心条件。二是必要性分析表明,不存在引致高效能的必要条件,而技术创新主体缺失构成非高效能的准必要条件,是创新效能不足国家最普遍的缺位条件。三是非高效能组态包含五条路径,可归纳为以人才资源与技术创新主体双缺失为核心的创新基础要素薄弱模式,以及金融资源充裕但技术创新主体与宜居环境缺失的资源投入与创新主体错配模式。本研究从国家层面构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参考启示。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标准互联互通作为重要的制度性接口,正在重塑研发要素跨境流动的整体格局。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新闻文本构建标准互联互通指标,结合2011-2022年58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标准互联互通对研发要素跨境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标准互联互通能够显著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但其作用在流入与流出方向上存在明显差异,多维邻近性对这一作用具有差异化调节效应。其中,地理距离主要削弱合作国研发要素向中国流入;文化距离与知识距离的抑制效应则同时覆盖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标准互联互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要素流入存在合作国经济规模的门槛效应。当合作国经济规模低于门槛值时,标准互联互通对研发要素流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当经济规模超过门槛值后,该影响转为显著为正,整体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特征。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对新质生产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2011—2023年中国216个城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数据交易平台成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深化产学研合作、降低研发成本发挥机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信息基础设施更完善、数据制度环境更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金融科技水平先进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揭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平台算法治理已成为影响用户持续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平台算法治理通过何种机制和路径影响用户持续参与,有待深入探究。整合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与回归分析方法,对60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识别出4种组态模式:①公正责任型,奠定分配公平与人际公平基础;②透明问责型,提升信息公平与互动响应性;③稳定约束型,保障程序公平的一致性与可纠正性;④外部导向型,巩固整体公平预期。驱动公平感知的治理措施同时激活了用户信任感与系统依赖,并产生双重促进作用;治理模式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外部双重约束(算法监管感知与社会舆论压力)下更为突出。本研究拓展了SOR理论在平台治理中的解释力,并深化了 TOE框架的多维协同应用;为通过制度规范与社会监督协同机制,推动平台治理公平性与用户黏性双提升提供了管理启示。

算力是数智时代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也是关系国家技术创新与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与传统产业不同,算力产业具有高投入、生态锁定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特征,其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并面临一定的垄断风险。从风险形成样态看,算力资源垄断是一种基于技术生态和超大规模资本的新型垄断,主要表现为资本锁定诱发的竞争失序,技术锁定形成的排他性壁垒,以及生态锁定带来的马太效应。在现有反垄断框架下,算力垄断的有效规制既受制于静态市场分析的识别困境,也面临算力产业政策失衡引发的竞争隐忧。算力资源的反垄断治理需要在厘清风险样态的基础上,秉持包容审慎思路,调适垄断识别标准,对突出风险进行合理规制,以增强反垄断的灵活性与及时性。同时,处理好算力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构建算力反垄断的多元共治与公私合作范式,推动形成包容、有效、务实的算力治理秩序。

开放经济背景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助力本土企业技术赶超,对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在搜集全球专利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法构建历年全球创新网络,基于2009—2023年中国 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客户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其供应商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够显著促进其供应商实现技术赶超。机制分析表明,知识溢出效应、信息可得性提升效应及供应链稳定性提升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高动态能力企业、供应链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企业及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揭示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企业“以点带链”促进更多本土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作用机制,为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更有效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全场景渗透日益凸显内生价值偏离风险,构建适配价值对齐目标的精准化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立法与监管实践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以风险分级规制为分析视域,系统厘清风险分级、价值对齐与法律—技术双维规制的内在耦合逻辑,深度剖析我国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深层制度根源。研究表明,风险分级与价值对齐具有天然的逻辑耦合性,以比例原则为基础构建的分级治理模式,是破解价值对齐治理中“一刀切”结构性困境、实现精准化管控的关键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适配价值对齐目标的双维度四级风险分级体系,在统一的价值对齐原则下形成“风险等级—规制强度—合规义务”三维匹配机制;确立法律规制与技术规制双向互构的双轨治理模式,并通过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机制应对场景化价值适配失效等复杂问题;同时,完善风险等级动态调整与创新场景灵活豁免机制,以实现风险防控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平衡,最终形成统一原则引领、双维规则协同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精准治理体系。

构建绿色生态系统、推动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基于企业信贷使用视角,利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了短债长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短债长用显著抑制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短债长用通过削弱企业 ESG 表现、加剧融资约束和降低人力资本结构水平抑制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行业竞争程度则会强化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③短债长用对非国有、非重污染以及大规模城市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重污染及一般规模城市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弱,而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绿色金融政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了参考。

系统级 AI智能体嵌入操作系统后,能够在用户授权下读取界面信息、调用应用功能并执行跨应用任务。与传统应用程序或一般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相比,其数据处理不再限于单一应用或单次交互,而是贯穿数据采集、流转与执行的全链条,并由此产生过度采集、隐性流转、越权调用和失控等风险。传统以单次收集与静态控制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已难以有效规制由系统级权限、端云协同与工具调用叠加所形成的连续性风险。对此,应以数据生命周期为线索,分别从采集、流转和执行阶段识别风险类型。在规则层面,以场景化责任认定、相称性最小必要原则和分层告知机制重塑合规框架。在技术层面,依托可见性、可控性与可验证性设计落实规则边界。在实施层面,通过激励相容与实施保障机制推动安全投入成本内生化,从而在技术效率增益与数据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对于资源有限、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如何有效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其生产效率提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组态视角,以477家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生产效率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①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小型制造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多元化路径;②存在4条产生高生产效率的组态,可归纳为平台资源深化型、平台生态普惠型和市场压力倒逼型三类;③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中小型制造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过程中,平台主体、平台用户及平台环境之间形成动态耦合机制。

金融体制改革如何赋能企业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以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推行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联合授信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联合授信制度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与创新产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联合授信制度通过强化银行间信息共享缓解融资约束,利用协同治理强化外部监督,并凭借信誉背书效应激发多方参与的创新协同效应,从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联合授信制度对制造业企业及处于较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联合授信驱动的创新行为最终显著提升企业基本每股收益,实现企业价值的实质性增值。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创新既是国家战略部署的“智高点”,也是产业变革与全球治理的“制高点”。以2007—2024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政策(以下简称“认定政策”)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及其外部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认定政策显著促进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持续能力增强,呈现出“量质齐升”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认定政策主要通过提升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科技人才集聚两条路径,赋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溢出效应检验发现,行业溢出主要表现为创新质量提升,供应链溢出主要由技术供应端向客户应用端传导,而地理邻近未产生显著空间溢出。进一步研究发现,认定政策对人工智能创新的促进效果在人工智能投入基础较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政策、优化人工智能创新支持体系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