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底线心智是指领导过度关注与经济利润有关的绩效指标,而忽略其他竞争性优先事项的思维模式。既有研究大多关注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破坏性越轨行为的影响,较少从建设性越轨角度探讨其影响效果。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探讨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对404名员工问卷调研分析发现:(1)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越轨创新具有积极的直接影响;(2)领导底线心智能够激发员工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促进越轨创新,也能够引发心理契约违背抑制越轨创新;(3)观点采择正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间的关系,但负向调节与心理契约违背间的关系,同时也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心理契约违背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

以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与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金融与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非重污染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以2012—2023年中国A股43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量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从抵抗力、恢复力与转变力3个方面选择相应指标衡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机制检验发现,优化供应链匹配、降低产业链单点依赖、融通价值链创新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高科技行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非高科技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更显著。

数字技术与知识管理融合成为企业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以2010—2023年上市公司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将企业知识基础划分为知识宽度与知识深度,应用动态能力理论,考察数字技术对企业知识基础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企业知识基础同时具有扩面效应与拓深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提升企业协调整合能力与变革重构能力影响知识基础;学习吸收能力是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知识基础扩面效应的重要机制,而在拓深效应上机制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高校邻近性、公共数据开放情况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对知识基础的扩面效应与拓深效应具有显著差异。研究拓展了微观层面数字技术研究范畴,为推进制造企业实现数实深度融合提供了学理支持和参考。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在位企业如何实现突破性创新成为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认知—行动”研究框架,从组织惰性克服视角构建包含管理者认知、企业资源和能力3个层次、6个因素的突破性创新实现机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 QCA)对66家样本企业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单个影响因素均不构成在位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可以通过“资源—能力”双核驱动、“数字战略—员工激活”内生驱动、“战略—资源”协同驱动以及“关系资源—员工激活”双向驱动4种方式实现突破性创新;管理者认知与企业资源行动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依靠管理者战略认知引导创新方向,通过资源积累和能力重构弥补认知上的不足。研究为数字化情境下组织惰性克服和创新管理提供了新视角,为在位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面对市场环境动态性和危机加剧,如何通过差异化危机应对策略激发员工创新,成为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议题。以两阶段匹配的769份问卷为样本,基于JD-R模型,结合人格特质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探究危机经历对员工双元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员工危机经历与员工双元创新呈倒U型关系,危机经历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员工双元创新;伴随危机经历水平提高,员工工作旺盛力先升后降,促使员工内外部知识搜寻交替,推动员工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交替;当危机经历水平过高时,员工工作旺盛力下降,导致员工内外部知识搜寻和双元创新水平均下降。此外,高成长需求强度会强化中低水平危机经历对员工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同时弱化高危机经历对员工双元创新的消极作用。

基于资源编排视角,通过海尔服务化转型的纵向案例,揭示服务型制造企业借助资源编排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及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市场环境变动引起服务化战略下制造企业资源编排行动的动态调整,其编排重心存在“深度—广度—生态系统”的序列效应,表现为内外技术资源建构、价值网络资源捆绑与生态系统资源撬动过程;关键资源和能力的有效配置成为制造企业业务流程创新与价值机制变革的基础;资源编排行动在不同层面的延伸拓展推动了商业模式业态创新,逐步实现“技术模式创新—网络互动模式创新—共享开放模式创新”的演化升级。研究延展服务型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理论视角,为其服务化转型实践提供路径参考。

绿色技术是推动绿色创新的关键,技术多样性在实现知识流动与激励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基于发明过程阶段的技术多样性分析框架,将其细分为知识搜索多样性和知识输出多样性,采用fs QCA方法,系统评估两种技术多样性与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环境规制政策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多样性是实现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条件,知识输出多样性在促进溢出效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2)技术多样性与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环境规制政策协同作用,形成3种驱动路径:政策与能力协同—输出型、政策组合主导—输出型、政策组合主导—共存型;(3)揭示“多样性缺失型”制约路径,技术多样性的同时缺失显著抑制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本研究为解构技术多样性驱动绿色创新的组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绿色技术扩散理论,为差异化环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启示。

探究迭代创新的催发和辐射作用对于组织推进迭代策略、突破市场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扎根理论,以腾讯微信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迭代创新前因后效模型,凝练出用户导向、技术支撑、高管认知和业绩反馈4个前因,以及更替企业角色、构建创新范式、助力技术追赶和创造顾客价值4个后效。研究发现:(1)用户导向—技术支撑、高管认知—业绩反馈的故事线构成迭代创新的前因影响路径;(2)组织通过迭代创新活动,实现以技术赶超与构建创新模板为支撑,更替企业角色与创造顾客价值相互促进的后效作用模型。研究结论丰富了案例研究迭代创新研究的情景和动态性,为消除迭代创新主题研究的阶段性视域偏差提供新视角。

网络是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道,企业嵌入在多种类型网络之中。其中,共同股东网络和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基于企业社会资本与嵌入性理论,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出发,利用2011—2023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338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企业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在股东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嵌入(网络中心度、结构洞)对技术创新呈倒U型影响,适度嵌入通过信息共享和监督促进创新,但过度嵌入导致信息冗余、路径依赖,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2)连锁董事网络结构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3)双重网络间存在替代效应,双重网络结构嵌入负向影响技术创新产出。两类网络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企业难以高效整合异质性信息与协调创新活动,从而抑制创新产出。研究揭示双重网络对于技术创新的差异化、非线性作用机制,丰富了嵌入性理论,也为企业优化网络嵌入策略以平衡创新收益与网络成本提供启示。

基于2007—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探究企业研发投入跳跃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跳跃的企业数量总体增加,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跳跃水平相对较高;企业研发投入跳跃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企业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年龄呈U型关系;大规模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研发投入跳跃水平;营业收入增长越高的企业研发投入跳跃水平越大;市场中近1/3研发投入跳跃贡献集中在不超过2%的企业中。(2)企业研发投入跳跃核密度图呈现高波单峰逐渐向低波拖尾的动态演变趋势。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跳跃一致性较强,中部地区企业较早呈现离散趋势,但西部地区离散趋势较强,东北地区企业存在离散性趋势与低水平聚集共存现象。(3)企业研发投入跳跃水平存在空间聚集格局和正向经济依赖性,但呈现不稳定性和周期性波动情况。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动态调整理论框架,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以及企业调整研发战略提供了参考启示。

迭代创新是数字平台适应高度竞争和不确定性环境并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已有数字平台迭代创新研究未充分整合多元驱动因素,且集中于变量对结果的线性相关,未解释各变量交互对结果的复杂影响。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社会—技术”联动效应研究框架,以国内15个数字平台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平台高迭代创新是技术与社会范畴多个前因条件相互补充和协同作用的结果,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数字平台高迭代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驱动数字平台迭代创新的4种构型:数字化支撑—开放共创型、数字化引导—数据能力推进型、数字化模块化兼备—数据助力开放型、模块化主导—数据助力开放型。第三,通过横向对比各组态路径可知,不同前因条件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为数字平台迭代创新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补充,为数字平台驱动高效迭代创新提供组合性对策。

女性创业蓬勃发展,相较而言,创新型创业比例偏低。已有研究多从单一层面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为更全面地揭示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深层次原因,以2020—2023年GEM数据库中125个国家和地区女性创业为案例,采用fs QCA方法,运用组态思维整合个体感知和制度环境两个层面6个关键要素,探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多要素组合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个体感知与制度环境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女性选择高与非高创新性机会的必要条件;(2)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路径有3种类型,包括“个体—环境”双高匹配型、“机会—失败恐惧”支配型和“能力—机会—认知”协同型。其中,个体感知是驱动女性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关键条件;(3)女性创业者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路径有2种类型,包括认知主导型和规范主导型;(4)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驱动机制存在因果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揭示影响女性创业者识别创新性机会的多元路径,可为提升创新型创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发,并为优化创新型创业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从风险投资角度切入,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变量,量化评估风险投资的垂直溢出效应。以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系统探究产业链上下游风险投资活动强度对企业产生的垂直溢出效应,以及交易成本在该作用路径中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通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供需耦合与价值传导,驱动生产要素在产业关联企业间实现更优配置,显著提升关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形成风险投资的垂直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垂直溢出效应通过重构产业链交易关系,显著削弱上下游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构成垂直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路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促进数实经济深度融合,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策略。在此进程中,数据资产披露成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切入点。立足微观视角,选取2011—2023年中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据资产披露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据资产披露显著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资产披露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和减少“创新迎合”提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3)进一步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业竞争和分析师关注能够增强数据资产披露对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果。研究结论可丰富数据资产微观领域影响效应研究,并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参考。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如何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基于“波特假说”,以2006—2023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探究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实施有助于激励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经平行趋势、安慰剂、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转型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是否位于环保重点城市以及企业所有制差异均会产生差异化政策效果。研究从资源利用视角,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引导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为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专精特新企业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体。基于创新搜寻理论视角,选取机床制造领域一家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深度解构其如何通过创新搜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发现:(1)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识别与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突破,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2)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持续搜寻掌握外部技术与市场信息后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通过“搜寻—学习—验证”过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专精特新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理论,为企业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时代,多元化数字技术与平台为创业企业资源获取、整合与使用以及构建核心价值网络提供了全新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丰富场景,也为创业企业构建和维持优势生态位提供了新思路。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通过测度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作用显著。此外,创业企业创立时间越久,规模越大,负债压力越小,越有利于生态位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经济经由技术创新与缓解信息不对称为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激活和赋能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战略、构建核心价值网络,进而实现生态位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为创业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使其掌握潜在资源的关键信息,重构自身核心能力,进而突破原有生态位水平。第三,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和地区创业企业生态位的作用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创业企业成长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涉及知识、技术、产业等子系统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联,其关键挑战在于如何使创新资源有效耦合于技术研发需求。首先,界定关键核心技术内涵。其次,以“基础知识创新—技术原理突破—技术产业化”为核心逻辑,从多层耦合网络视角描述关键核心技术“知识—技术—产业”耦合创新系统,解构系统内部结构和系统网络特征。在明确关键核心技术内涵和系统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多层耦合创新网络分析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该方法融合复杂网络拓扑特征测度、高阶等变模型和多Page Rank中心性算法。最后,探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技术—产业”耦合创新系统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变特征和临界条件,提出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非家族股东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所有权涉入和控制权涉入均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企业管理职业化进程推进以及资源整合效率提高是其中介机制。分样本研究发现,对宗族文化较弱、外部环境监管较强、企业控制偏好较弱以及处于成熟期家族企业,非家族股东涉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持股比例处于20%～40%之间时,对家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丰富了股东治理与企业创新研究视角,为家族企业合理引入非家族股东、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

针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如何自生运动的问题,从“内涵—结构—特征—演化”整合维度出发,基于自生系统理论探索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内生运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单位体)耦合形成的自生系统复合式单位体,融合界面是其构成元素,在系统产出性运动的过程中自发形成位相空间边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律性、个体性、自我化界和相互渗透等自生系统典型特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要经历要素—复合体关系主导的集聚、要素单位体与复合式单位体交互融合两个演化过程,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阐释、存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基于2013—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智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引入和应用数智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该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智技术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知识边界拓展,进而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提供智力资本,知识边界拓展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未吸收冗余资源能够强化知识边界拓展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过多的已吸收冗余资源会弱化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在市场竞争强度较高的环境中,未吸收冗余资源的正向调节效应和已吸收冗余资源的负向调节效应均得以强化。研究结论为企业结合市场竞争环境匹配冗余资源管理策略和服务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推动新兴场域涌现,加速技术交叉与多领域整合,催生大量颠覆性创新。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与组织惯例理论,构建跨界整合-柔性惯例复制-颠覆性创新分析框架,引入数字化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基于128个新兴场域企业样本,通过层次回归发现:(1)新兴场域企业跨界整合通过资源识别获取与配置利用两个方面正向影响颠覆性创新;(2)柔性惯例复制在跨界整合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3)数字化能力正向调节跨界整合与柔性惯例复制间关系。研究从惯例变革视角揭示了数字化时代企业跨界整合驱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为新兴场域企业优化战略布局、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利用2015-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引入中介变量敏捷响应度、ESG信息披露和调节变量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度,实证研究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化转型何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敏捷响应度、ESG信息披露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均发挥中介作用;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度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ESG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资金冗余度较高时,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度在敏捷响应度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强化敏捷响应度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采纳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基于案例企业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识别制造企业数字技术采纳影响因素,构建制造企业数字技术采纳综合影响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探讨多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制造企业数字技术采纳是多个前因条件复杂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要素均不构成导致高水平数字技术采纳的必要条件;(2)高水平数字技术采纳共有3种驱动模式,即“技术牵引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重驱动型”“技术-环境-组织协同驱动型”,其中,第一种模式包含2条组态路径,后两种模式各包含1条组态路径;(3)技术条件是引致企业数字技术采纳的重要驱动因素,且技术先进性的影响强于技术有用性,组织和环境层面因素均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作用。

“链长制”的实施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带来了全新机遇,如何切实发挥其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作用,加速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值得深入探究。采用LDA主题模型与内容分析法识别链长制驱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政策工具,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视角出发,构建政策机理模型,并基于组态视角,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链长制驱动制造业双链深度融合的政策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链长制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驱动机制为“链长制—多重政策工具(‘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资源最优化配置—政策目标达成—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过程;(2)企业培育、产业链招商、政府工作、财税金融、协同创新5个政策工具均不构成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链长制多项政策工具共同影响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3)链长制多重政策工具的有效联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驱动路径有3条:统筹兼顾型、应势而动型、相辅相成型。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挥链长制的政策效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供决策咨询参考。

协同推进降碳及效益增长,助力企业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双赢,对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3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为样本,探讨技术专家型高管对企业降碳增效协同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专家型高管能提高企业碳减排与财务绩效的耦合协调度,具有降碳协同增效的积极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专家型高管对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治理水平高、高管团队稳定、管理层短视主义弱的内部情境,市场竞争激烈、环境规制强、财税支持水平高的外部环境中更显著。

高技术产业作为科技创新主阵地,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技术外溢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知识溢出能否突破“小院高墙”壁垒、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创新,成为高技术产业摆脱“低端锁定”面临的重要问题。探究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对创新链韧性的影响,构建创新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2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高技术产业样本数据,采用熵权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链韧性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链韧性具有正向影响,主体协同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从搭建多元化知识资源共享平台、强化主体协同机制和差异化配置创新资源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科技人才聚集带来智力资本,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高科技企业专利数据,实证检验科技人才聚集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人才聚集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科技人才聚集通过拓展企业知识基础宽度、知识基础深度,加快知识重构,推动企业进行顺轨式创新与跃轨式创新,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资源利用能力在科技人才聚集拓展企业知识基础深度和知识基础宽度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科技人才聚集促进知识重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基础研究人员、应用研究人员和试验发展人员聚集均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人智交互引发新的知识交互问题,推动知识生态系统变革,因此探究元宇宙人智交互情景下的知识交互过程以及知识生态系统重构的过程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元宇宙场景下知识孪生系统媒介与知识生态系统理论耦合,聚焦虚实融合空间内知识生态系统主体及其构成要素,深入探究知识生态系统重构的内在逻辑,建构知识孪生系统媒介下知识生态系统重构模型并阐述其运行机制,剖析知识孪生系统交互媒介应用于元宇宙知识生态系统重构的现实可行性及价值。研究发现,知识孪生系统交互媒介下的元宇宙知识生态系统重构聚焦于交互层面、记忆场景层面与价值联结层面,交互语义重构与虚拟知识重构推动人智交互的知识边界形成与语义文化生态价值流转;数字记忆重构和交互场景重构延展了价值记忆链路与知识价值生态的交互场域;知识价值重构和价值链路重构助推知识生态价值增值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