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我国后发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先发国家技术封锁、企业自身技术积累匮乏的双重约束。以中国盾构机行业领军企业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进行研究,发现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其发挥主导作用、调动互补创新主体与之协同,从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第一,在企业家精神引领与创新制度保障下,后发企业充分投入人才与资金等基础性创新要素、补齐技术积累匮乏的短板,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起点。第二,后发企业在“政府引领—企业承接”的互动过程中,将外部支持转化为调动互补创新主体与之协同的动力,基于探索式、搜寻式创新要素拼凑模式与互补创新主体协同,逐步跨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鸿沟。第三,探索式与搜寻式拼凑递进衔接、循环演进,系统创造了经济、科技与产业价值,形成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闭环。本研究将技术积累与政企互动整合纳入分析框架,深化后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机制研究,为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提供了参考。

专精特新企业凭借细分领域的长期专注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抵御外来风险。然而,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形成组织韧性以抵御风险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视角,选取三家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探索常规情境下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资源基础及构建模式。研究发现:第一,专精特新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需要结构资源、社会资源、认知资源与生态位资源四类资源;第二,注意力基础观是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关键,企业通过注意力焦点与注意力配置的组合,将资源转化为组织韧性;第三,专精特新企业构建组织韧性模式主要有迭代适应型、技术防御型、战略敏捷型三种。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为资源受限的专精特新企业选择差异化组织韧性构建模式提供了借鉴。

科技领军企业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的关键主体,现有研究对其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探讨不足。基于国家、技术、市场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以中国移动集团移动通信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为案例,深入探究科技领军企业主导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的动态过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呈现出新型举国体制特征,科技领军企业在“从有到优”的技术升级与市场应用纵深阶段发挥核心作用。第二,在国家逻辑的战略牵引下,科技领军企业协同技术逻辑(技术升级突破、应用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测试、产业生态建设、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与市场逻辑(市场需求牵引、市场应用推广、掌握市场话语权),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升级迭代与市场替代。第三,在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呈现出从国家逻辑主导,到国家与技术逻辑协同,再到国家、技术、市场逻辑三重协同的动态演化与相互强化特征。本研究构建了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关键核心技术替代式创新理论模型,深化并拓展了替代式创新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研究,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提供了实践启示。

随着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不断完善,开放数据生态系统逐渐形成。该系统的生成逻辑、创新价值及其转化机制等有待厘清。基于社会生态模型,采用理论推演方法剖析公共数据开放的演进脉络与生态转型;从构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3个方面解析开放数据生态系统的生成逻辑,在阐释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创新价值的基础上,构建主体—要素框架,揭示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创新价值的转化机制。提出以主体协同为核心、以要素联动为支撑、以主体协同—要素联动为动能的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创新价值实现路径,旨在推动形成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有效释放创新价值的开放数据生态系统,促进数据资源从简单开放走向深度创新与应用。

数字平台互补者围绕有限资源的竞争已呈现“内卷化”趋势,深刻影响其创新与绩效结果,关系着个体生存及平台可持续发展。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以中国区iOS应用商店 APP为研究样本,将资源竞争分为平台资源竞争和用户资源竞争,探究二者如何通过迭代敏捷性与迭代新颖性影响互补者绩效,并分析互补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平台资源和用户资源的竞争越激烈,对互补者绩效的抑制程度越大。②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竞争通过挤压创新资源并减少用户反馈,降低互补者的迭代敏捷性与迭代新颖性,进而降低其绩效。③互补者经验是资源竞争影响绩效的关键权变条件,其中,产品经验多样化加剧了平台和用户资源竞争对绩效的负向影响,生态经验丰富度削弱了用户资源竞争对绩效的负向影响。④资源竞争加剧对高声誉组互补者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揭示不同维度资源竞争影响互补者绩效的内在机制,为平台治理与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实践启示。

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冲突频发的形势下,学界对经济韧性日益关注,但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内在机制尤其是通过创新资源错配所产生的中介路径还有待深入揭示。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外源驱动,基于2007-2022年我国107个资源型城市与177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以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两类城市提高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均能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资源型城市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并且产业协同集聚对于更新期内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②异质性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有效提升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但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抑制作用;③机制检验发现,改善创新资源错配是产业协同集聚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基本路径,资源型城市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影响受产业结构水平负向调节,其对于非资源型城市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战略驱动下,创新联合体作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其知识异质性既是合作创新的核心动能,也可能引发主体间的认知鸿沟与行为失焦,衍生出“双重脱钩”(目标层脱钩与运行层脱钩)的治理困境。基于和谐管理理论中的协同力场与促协力场,构建包含知识异质性、知识整合与合作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并引入社会信任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双重脱钩治理中的作用。对311家创新联合体开展问卷调研并检验假设,研究发现:创新联合体的知识异质性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呈倒 U 型关系,适度异质性通过知识整合实现合作创新绩效最大化;社会信任水平通过促进价值认同缓解目标层脱钩,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运行层脱钩,两者正向调节知识异质性与知识整合及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深化了创新联合体知识异质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双重脱钩”问题的治理路径,为构建基于知识势差管理的伙伴选择机制与化解双重脱钩问题治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双元创业即兴是新创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机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整合机会建构与机会发现视角,以机缘巧合为机制变量,探究双元创业即兴(探索式创业即兴和利用式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创业机会迭代的影响机制,并考察容错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99家新创企业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探索式创业即兴和利用式创业即兴均能显著推动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迭代;②机缘巧合在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机会迭代之间发挥中介作用;③容错动态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机缘巧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揭示了双元创业即兴通过塑造机缘巧合能力驱动机会迭代的微观机制,拓展了创业机会理论研究;为新创企业通过构建双元创业即兴行为、培育机缘转化能力、营造容错文化氛围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耐心资本在创新型企业培育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是驱动企业研发绩效提升的关键动能。基于2012—2024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创新型企业数据,从机会窗口与动态能力双元视角,剖析耐心资本对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耐心资本能显著提升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②耐心资本通过两种不同的作用路径对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产生“双刃剑”效应,即通过拓宽机会窗口(政策机会窗口、市场机会窗口)“赋能”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提升;通过削弱动态能力“负能”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提升。③耐心资本对创新型企业研发绩效的促进效应在成长期、衰退期、非国有以及高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研究为创新型企业合理壮大耐心资本、高效提升研发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学界围绕 AI技术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关于 AI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仍有待探索,且缺乏整合 AI技术应用引致的威胁与机遇效应研究。本研究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探讨 AI技术应用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通过两阶段收集,共采集379份有效样本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AI技术应用通过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知识隐藏行为;②AI技术应用通过职业成长机会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知识隐藏行为;③团队绩效动机氛围越强,AI技术应用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间接促进效应越强;④团队精熟动机氛围越强,AI技术应用通过职业成长机会感知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间接抑制效应越强。研究揭示了 AI技术应用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边界条件,为组织理解员工对技术变革的差异化反应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在创业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创业者坚持创业成为创业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身份动机理论,构建认知灵活性对创业坚持的差异性影响模型。通过对287份创业者分时段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创业身份中心性显著调节认知灵活性与创业目标承诺的关系,即当创业身份中心性较高时,认知灵活性对创业目标承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当创业身份中心性较低时,认知灵活性对创业目标承诺具有抑制作用。②创业目标承诺对创业坚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③创业目标承诺能够中介创业身份中心性、认知灵活性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关系,即当创业身份中心性水平高时,认知灵活性通过积极影响创业目标承诺,进而提升创业坚持;而当创业身份中心性水平低时,认知灵活性通过消极影响创业目标承诺,进而抑制创业坚持。研究揭示了认知灵活性对创业坚持的差异性影响,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认知灵活性效应研究,也为实践中如何激活创业者认知灵活性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管理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组织旨在提升效率,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使用越多,越疲惫”的现象,导致工作绩效下降。为破解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绩效这一“黑箱”,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构建人工智能应用影响工作绩效的双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任务自动化、认知负荷和工作倦怠的连续中介作用,并分析感知工作复杂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分析26家企业350份的三阶段追踪数据,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会受到感知工作复杂性的影响,当员工感知工作复杂性低时,人工智能应用会通过提升任务自动化水平,缓解工作倦怠,从而促进工作绩效;当员工感知工作复杂性高时,人工智能应用会通过增加认知负荷,加剧工作倦怠,从而降低工作绩效。研究揭示了技术效应在不同任务情境下的“功能反转”,拓展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内涵,为组织在智能化转型中精准匹配技术与任务、实现增效与减负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决策依据。

非共识性构想和高不确定性探索是产生颠覆性创新的源头,但以同行评审和共识性打分为核心的传统资助决策机制不利于非共识项目识别。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构建嵌入中国科研资助体系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资助决策机制。首先,提出“闸门—分流—校准”三阶段动态模型;其次,系统比较非共识项目资助决策的6种国际典型模式,厘清非共识项目资助决策模式匹配规则和框架,即不确定性类型、学科范式稳定性、任务导向类型和项目规模周期;最后,设计中国科研资助体系下非共识项目资助决策机制。其中,闸门阶段在评审分歧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实名推荐实现责任化的质量识别和项目池构建,分流阶段基于现有资助体系和决策模式匹配规则选择适宜的资助轨道,校准阶段则通过绩效评估、信誉积分和规则调整形成制度修正闭环。本研究构建全过程动态链条非共识项目资助决策框架,提出可试点、可评估、可迭代的制度设计思路,为优化科研资助制度、支持前沿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技术应用为企业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的创新结果。若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现有业务难以融合,则可能干扰甚至阻碍企业绿色创新。因此,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有效应用数字技术,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现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其动态作用机制及适配的组织情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适应结构化理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应用、资源编排能力、组织警觉性和绿色创新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30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资源编排能力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资源编排能力在数字技术应用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是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动态机制;组织警觉性能够调节资源编排能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为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动态过程提供组织适配环境。本研究从动态视角拓展了数字技术应用与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为企业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管理启示。

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内部频繁且强烈的竞合互动深刻影响价值共创。构建“关系属性—能力属性—交易属性”理论框架,探讨竞合强度、竞合结构、利用式创新能力、探索式创新能力、项目复杂性与环境不确定性对价值共创的作用。基于172个国际基础设施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发现:①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竞合策略需权衡多方面复杂因素才能实现价值共创;②识别出四条高价值共创与四条低价值共创路径,并凝练出先锋型、深耕型、保守型三类典型模式,分别强调纵向竞合与母公司资源利用、横向竞合下资源整合与市场开发,以及低复杂性项目中的内部竞合协同;③集体主义文化通过强化协同规范与关系嵌入促进资源整合,而个人主义文化更依赖结构分工与能力匹配以提升配置效率。同时,不确定性规避呈现分化效应,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强调规则化协同与风险控制,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则更依赖灵活结构与动态适应。本研究揭示了价值共创的多路径机理,拓展竞合理论跨文化研究视角,为国际工程管理者在跨文化情境下通过创新驱动提升项目价值共创绩效提供参考。

AI技术赋能改变了员工工作方式与创新行为,员工与 AI互动致使工作场所变得复杂,探究 AI技术使用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状态尤为必要。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以三阶段匹配的320份员工问卷为样本,探讨 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表明,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既有抑制作用也有促进作用,但总体上抑制员工创新惰性;AI技术使用促使员工进行挑战性评价时,主要通过激发问题解决沉思抑制员工创新惰性;AI技术使用促使员工进行威胁性评价时,主要通过情绪反刍促进员工创新惰性。对于不同的 AI类型和 AI岗位而言,上述路径的两面性还存在“分化效应”。此外,较高的成长需求强度会增强 AI技术使用对员工产生挑战性评价的积极影响,促进问题解决沉思,进而抑制员工创新惰性。研究厘清了 AI技术使用对员工创新惰性的差异化影响及内在机理,为深刻理解 AI技术复杂多元的影响机制以及实施差异化 AI管理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围绕创业生态系统能否在持续时间尺度上稳定孕育高质量创业产出的争议,从动态视角重新审视创业生态系统与生产性创业之间的作用结构。基于2016—2024年全球2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将生产性创业划分为生产性创业发生率与生产性创业持续性两个结果维度,构建创业生态系统质量与生产性创业的动态联立分析框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刻画二者间的时序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发现,创业生态系统与生产性创业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双向动态关联,且该作用在短期内集中释放;相较之下,创业生态系统与生产性创业持续性未形成稳定的动态关联。进一步动态分析表明,创业生态系统对生产性创业进入的激活效应具有明显即时性,而生产性创业活动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反哺则呈现显著滞后特征。上述结果揭示了创业生态系统与生产性创业之间在不同结果维度上的非对称互动结构:创业生态系统在促进创业进入方面更为有效,但其将高成长成果吸纳并沉淀为长期稳定产出的系统能力相对有限。本研究为理解创业生态系统“稳定输入—波动输出”的现象提供机制解释,为面向高质量创业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管理者有限理性约束下,即使绿色研发投入强度相当的企业,其ESG 表现也可能明显分化。将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GTS)引入企业ESG 研究,分析重心从技术存量评价转向技术结构评价,系统考察企业绿色技术路径选择与行业之间的适配程度对其ESG 表现的影响。基于2009—2024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际专利分类(IPC)体系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向量,采用余弦相似度测度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并构建“绿色—智慧—韧性—品质”(GIRQ)四维机制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对企业ESG 表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二者虽呈U 型关系,但因样本主要分布于曲线右侧上升区间,总体表现为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越高,ESG 表现越好。②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通过夯实绿色知识基础、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非线性提升企业竞争力四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ESG 表现,验证了GIRQ 框架的整合解释力。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足迹相似度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效应在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及高环境敏感性行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构建的GIRQ 四维机制框架,将ESG 表现的影响因素分析从要素剖析扩展至机制整合,为解释企业ESG 表现差异提供工具,结论为企业平衡创新方向的趋同与分异、优化绿色技术战略提供参考。

算法公平性指标的选择不仅仅是参数设定,更是多元价值在代码层面的映射,同时也是企业在合规成本、商业效率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权衡。以公平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理论研究证成各类公平性指标在数学层面不可兼容,促使算法开发者作出排他性选择。然而,现行法律在规制这一选择行为时面临规制重心宽泛及规制标准偏离的问题:前者表现为法律规制滞后于技术流程,仅聚焦可观测的歧视性结果,而忽视前端选择行为这一风险源头;后者体现为法律的个体因果归责范式与算法的群体统计关联逻辑之间的冲突,引致算法审计流于形式与公平清洗现象。鉴于此,法律规制亟需实现范式转换,从聚焦结果转向过程问责,构建以程序尽职义务为基础、以全生命周期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框架,通过明确多元评估主体、优化分级机制的实质审查规则,使公平性指标选择行为成为法律可审查、管理可追溯的规范对象。

随着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人工智能算法共谋等新型垄断风险日益凸显。传统的事后监管模式因认定标准模糊与救济滞后,难以有效防范此类风险跨领域传导引发的系统性挑战。鉴于此,亟需引入预防性治理理念,同时,批判性借鉴域外监管经验,明确我国预防性治理的实践要求。制度建构层面,经营者需针对不同类型垄断风险细化内部合规要求;执法机构则应健全动态风险监测与合规引导机制,运用梯次监管工具匹配差异化治理需求,并通过推动内部合规与外部监管的有效衔接,完善协同治理体系。预防性治理有助于弥补传统反垄断监管的不足,推动风险治理模式从“事后被动回应”转向“事前主动预防”,对于因应人工智能体快速普及所带来的垄断治理挑战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即兴行为已成为创新人员应对高不确定性、资源约束等复杂挑战的重要能力。然而,人工智能(AI)应用如何激发员工即兴行为的微观机制与边界条件仍有待深入探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与信号理论,构建AI应用(AI adoption)通过感知职业成长机会和AI辅助资源拼凑作用于创新人员即兴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并探讨领导AI符号化的调节效应。基于306份企业创新员工—领导配对的三阶段问卷调查,结果发现:AI应用通过员工感知职业成长机会和AI辅助资源拼凑正向影响即兴行为。此外,领导AI符号化既增强AI应用对感知职业成长机会的影响,也调节AI应用与感知职业成长机会、AI辅助资源拼凑影响即兴行为的间接效应。研究拓展了AI应用在即兴行为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为团队领导引导员工实现人机协同创新提供策略。

技术并购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对并购后主并方企业关键研发者创造力动态演变的分析,尚缺乏系统的评价框架。现有研究聚焦被并购方人才整合,忽视了主并方核心人力资本动态演化。鉴于此,本研究从“网络变动—个体特征—并购情境”多层级交互视角出发,构建技术并购后主并方企业关键研发者创造力评价指标体系。以1997—202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31家主并方企业中的219名关键研发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指标进行降维筛选,并构建PCA-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研究发现:①该模型能够有效捕捉并购前后关键研发者创造力的动态演化轨迹,预测精度高、泛化能力强;②与静态指标体系及传统算法相比,在稳健性与敏感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研究突破静态、单维评价范式局限,不仅为并购情境下核心研发人才的动态监测与精准激励提供了科学工具,也为提升技术并购后的知识整合效率与创新绩效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探究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4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供需精准匹配是重要机制。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与数据法治建设健全均有利于强化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小规模、民营、市场地位弱以及低市场化地区企业中,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质量提升,特别是在政策保障、数据质量和平台建设等细分维度上的提高,均能显著强化企业供应链韧性。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背景下“有为政府”赋能“有效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转型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复杂系统观和“战略三角”理论,利用复杂中介模型和151家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制度—产业—企业”三维因素交互作用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转型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单个要素并不是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性质在实现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均发挥作用,重污染企业高绿色技术创新存在3种驱动路径,即产业主导—企业响应型、产业—企业双轮驱动型和产业企业双驱动下的制度响应型;②复杂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对于间接效应,产生高和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6条组态路径均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于直接效应,高组态中产业—企业双轮驱动型可直接促进绿色转型,而非高组态均直接抑制绿色转型。研究结论为政府优化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科学数据跨境流通治理已成为数字时代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核心议题。首先,基于对科学数据的概念界定以及与个人信息、商业秘密、重要数据等概念的边界廓清,提出科学数据在跨境流通中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异构性、可复用性与可验证性,以及公益性与战略价值并存的特征;其次,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开放科学理念以及全球治理规则,分析科学数据跨境流通面临的困境;最后,从应然层面提出构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科学数据跨境流通体系需内外治理兼备。外部治理以数据跨境合作圈层下的制度性实施为基础,以软法和非政府渠道为补充;内部治理以法律概念澄清为前提,辅以科学数据分类分级规则的完善、出境安全评估机制的优化以及负面—豁免双清单管理的实施,从而为科研活动提供稳定、清晰的法规环境。

数字经济时代,生态嵌入已成为平台依赖型创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机制。然而,面对动态多变的用户需求,此类企业往往因双重身份困境引发创新障碍,使其新产品开发面临独特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平台生态突破这一障碍亟待深入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创业机会理论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了“生态嵌入—机会迭代—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框架,以平台依赖型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生态嵌入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机会迭代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学习和创业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生态嵌入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呈显著倒U 型影响;②生态嵌入与机会迭代之间呈倒U 型关系,机会迭代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创业学习显著调节生态嵌入与机会迭代间的关系,但创业网络对生态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深化了对平台依赖情境下生态嵌入与机会迭代独特特性及其微观机制的理解,为企业突破双重身份困境、优化嵌入策略、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开放共享、多样化合作等促进价值共创,但此过程中易引发张力调和问题,而简单的线性治理方式难以有效解决张力问题以实现高水平价值共创。基于悖论视角,结合“战略共识—主体交互—资源利用”的价值共创过程内涵,采用fsQCA 方法,探究治理机制与张力的组态效应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高水平价值共创是不同张力与治理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是构成高水平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②实现高水平价值共创存在4种组态路径,分别为竞争合作张力情景下的激励—关系联合治理型、开放封闭与共享保护双重张力情景下的契约—关系联合治理型、开放封闭张力情景下的激励—关系联合治理型以及共享保护张力情景下的契约治理型,其中,关系机制是不同张力情景下治理路径的共有条件变量,在张力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③导致非高水平价值共创存在3种组态路径,主要表现为治理机制与张力不匹配或治理机制直接缺失。不同张力情景下不存在统一的治理模式,可依据主导张力特征动态配置治理机制组合以推进价值共创,并从制度建设、政策激励与基础设施供给三个层面建立协同治理的支撑体系。研究揭示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张力治理的多路径实现逻辑,为企业实现高水平价值共创提供了有益启示。

采用2014-2023年中国2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创新韧性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作用、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鸿沟、政府数字关注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创新韧性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服务型城市和大中型城市中,数字创新韧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在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生产型城市和小型城市中,数字创新韧性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显著。创业活跃度在数字创新韧性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创新韧性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而政府数字关注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城市层面数字创新韧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为激发数字创新活力、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迅猛发展其监管存在科林格里奇困境。时间维度上,呈现技术快速迭代与法律规范滞后的时序悖论;知识维度上,面临监管者与研发者信息鸿沟;权力维度上,存在权责配置失衡与治理工具协同不足的结构性难题。探析低空经济发展面临低空飞行复杂性、技术快速迭代、监管理念更新迟滞、复杂国际环境等多重压力。通过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比分析,以及对欧盟、美国、日本典型治理范式的经验总结,提出“理念遵循—政策引导—法律规范”三位一体协同治理路径:理念遵循层面,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实践导向;政策引领层面,借助强化财政支持、完善管理体制、推动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建设,积极推动服务升级与赋能跃迁;法律监管层面,采取“解释与立法”双轨并进策略,灵活调适既有法律规范以解当下之困,以前瞻性立法谋长远之局,着力破解低空数据分类分级与跨境传输等难题。本研究为破解低空经济治理困境提供了三维理论分析框架,为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安全良性互动提供了参考。

平台互补者的知识贡献是维持创新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学术界尚未系统研究平台互补者知识贡献的驱动机制。以国内典型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互补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平台互惠机制对互补者知识贡献的作用模型,并收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平台互惠机制将平台互补者的知识贡献从单向付出转变为投资行为,促进平台互补者的知识贡献;平台互惠机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信任构建工具,有利于提升平台的工具性价值、社交价值及情感价值;感知价值是平台互补者贡献知识的动机基础并影响其知识贡献行为;感知价值在平台互惠机制与知识贡献之间起中介作用;平台创新环境对互惠机制与感知价值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创新平台互补者知识贡献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探索平台多元主体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为开放式创新平台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