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模式创新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重要性-绩效图分析(IPMA)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分析方法对202份高新技术企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技术行动者、人类行动者和协调性行动者3个层面因素联合驱动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以及不同条件对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程度。研究发现,引致高水平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类型可分为技术-协调双核型、人机协同交互型、技术主导自驱型3种;实现高水平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前因条件主要集中在技术行动者层面,其中,AI+知识转化最为核心。研究结论明晰了知识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弥补了传统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局限,丰富了知识管理相关理论研究。

企业家精神是组织面对外部挑战和内部变革保持韧性的核心动力,对组织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企业家精神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以及数智化转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助于促进组织韧性提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家精神通过驱动数智化转型促进组织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同时在数字经济政策供给水平较高地区和城市创业活跃度较高地区也表现出显著正向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随着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家精神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为理解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及企业家精神效能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组织韧性提供参考。

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是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也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抓手。基于2012—2022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使用QAP回归分析法探析其形成机制,借助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密度呈上升态势,网络效率有所下降,小世界熵数逐年递增;(2)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板块内强、板块间弱”的块模型特征较为明显;(3)新劳动对象、新技术空间关联是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的主要成因,其它因素的影响作用不显著;(4)网络效应方面,空间关联整体结构特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与地区差异缩小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但个体结构特征的影响作用较小。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日益成为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基于2012—2023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价值专利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高价值专利通过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从资源配置层面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区域吸收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增强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研发密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东中部地区,高价值专利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价值专利的经济效应视角出发,强调其培育机制与转化路径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为完善高价值专利政策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供实证依据与现实参考。

开源社区是数字经济时代开放式创新的新范式,逐渐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开源项目发展是开源社区持续运营的基础,以许可证为核心的开源社区知识产权治理模式在许可证规则和其引发的许可证执行偏差方面对开源社区项目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立足于知识产权治理视角,基于治理客体,探究许可证规则特征对开源项目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许可证引发的执行偏差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对Git Hub平台中900个开源项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许可证复杂性、传染性和兼容性构成的许可证规则特征对开源项目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2)许可证执行偏差发挥显著中介效应;(3)项目主题类型对规则特征敏感性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软件开发类项目受规则结构影响更加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规则设计、推进许可证与项目合理匹配、规范不合规的许可证行为等管理启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开源知识产权治理中“制度—行为—绩效”逻辑的深度理解,拓展数字创新知识产权治理实证范式。

融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与多元主体动态交互,已成为企业解锁数字创新的关键“密钥”。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揭示生态参与者企业数字创新路径。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管理者认知—组织能力-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63份问卷进行分析,检验管理者认知灵活性、数字感知能力、数字资源协同能力、生态系统丰富度与生态系统创新性对生态参与者企业数字创新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任何单一核心条件均不构成产生高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但管理者认知灵活性作为核心条件发挥普适作用;不同前因条件耦合形成两条组态路径,构成“认知—机会驱动型”“认知—生态交互型”两类实现高企业数字创新的组态;识别出3条组态路径,构成“认知—能力缺失型”“认知缺失型”两类导致非高数字创新的组态。研究结论揭示生态参与者企业数字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与多元实现路径,为企业数字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基于战略选择与动态竞争理论,构建由CEO市场机会认知(主流市场机会认知与新兴市场机会认知)主导,发展式文化(内)与竞争压力(外)联合调节的制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模型。基于306份制造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相较于新兴市场机会认知,CEO主流市场机会认知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发展式文化与竞争压力联合强化两类CEO市场机会认知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向影响;在低竞争压力—低发展式文化、高竞争压力—低发展式文化、低竞争压力—高发展式文化情境下,CEO新兴市场机会认知与制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不显著,而CEO主流市场机会认知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研究表明,CEO主流、新兴市场机会认知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关键内因,发展式文化与竞争压力则作为外因,通过情境影响内因作用过程,内外因共同作用于制造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行为。

在传统技术相似度指标基础上,通过对不同地区大类技术领域赋权和地区创新规模赋权来构建创新“内卷式”竞争指标,基于2010—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考察技术多样化对创新“内卷式”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多样化有利于专利池扩充,从而扩大地区创新可能性边界,进而有效抑制创新“内卷式”竞争。(2)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多样化通过相关技术领域的马歇尔连续效应和不相关技术领域的熊彼特断裂效应两条途径作用于创新“内卷式”竞争。(3)采用技术互补作为工具变量后,区域间技术互补能够有效克服创新“内卷式”竞争。(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多样化对东中西部地区创新“内卷式”竞争的抑制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此外,技术多样化对非发明专利占比较高组样本创新“内卷式”竞争的抑制作用更强。“有为政府”对技术多样化抑制创新“内卷式”竞争作用效果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围绕如何促进地区发展技术多样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也是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基于2016—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年报董事长致辞的文本分析,考察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提高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水平提升。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发现,代理成本越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董事长学历水平较高、董事长年龄较轻的企业中,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丰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后果及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为企业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推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囤积行为作为数字时代工作情境中的典型现象,探讨数字囤积行为前因对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数字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既有研究多从社交媒体情境考虑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少有探究工作情境下数字囤积行为诱因。基于归因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方法(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86份企业员工样本进行组态分析,探讨工作情境下内因要素和外因要素如何协同影响员工数字囤积行为。研究发现:(1)单一前因条件并非构成高或非高数字囤积行为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单独构成数字囤积行为的充分条件;(2)存在4条路径促使员工高数字囤积行为:技术—内因驱动型、压力—内因驱动型、外因驱动型和内外因协同型;(3)存在3条路径导致员工非高数字囤积行为:动力匮乏型、价值缺失型和压力不足型。研究基于组态思维分析员工数字囤积行为的不同前因条件组合,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囤积行为前因条件联合效应的认知,拓展数字囤积行为研究视角,为企业管理者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和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基于产业成长理论,以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源异构匹配数据研究科学—技术耦合对新兴产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与路径,以及区域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首先,以科学文献和技术专利作为科学与技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构建时序科学—技术知识网络并基于网络肖像投影方法测算科学—技术耦合度;其次,利用面板模型检验科技耦合对新兴产业聚集度、活跃度和成长性的作用机制;最后,计算不同区域政府的产业政策强度,研究政府干预对科技耦合影响产业成长的调节作用,分析促进新兴产业成长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ICT产业科技耦合与成长特征随时间演化逐渐增强,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2)科技耦合度与ICT产业成长特征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3)政府干预对科技耦合与ICT产业成长间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揭示了ICT产业中科学知识探索与技术实践应用之间的互动内在机理与协同创新机制,对丰富产业成长理论及优化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在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的双重背景下,突破式创新成为企业跨越技术轨道锁定的关键路径。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数字领导力—资源编排—突破式创新”理论框架,通过对华东地区341家企业两阶段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领导力能够显著促进突破式创新;资源编排在数字领导力与突破式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战略灵活性正向调节数字领导力对资源编排的作用,高战略灵活性下,数字领导力对资源编排的正向作用会得到强化。研究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化情境下的应用,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以未来场景为牵引、推进新兴技术产业化,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扎根于场景驱动创新与知识组织理论,遵循从建构到解构的分析路径,将面向未来场景的新兴技术产业化建构逻辑化约为场景嵌入的靶向性逻辑、协同创新的静态运行逻辑和迭代跃迁的动态演化逻辑,并构建“场景驱动—技术创新—产业化应用”的研究框架。以华为在5G-Advance技术领域创建的开放式创新生态为依托,开展探索性案例研究,总结出以“场景挖掘与协同创新—场景嵌入与知识组织—场景适配与迭代跃迁”为逻辑主线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1)新兴技术产业化过程可划分未来场景挖掘、场景化知识组织、场景化应用适配3个关键阶段;(2)融合战略导向、商业需求、产业现状、技术基础的未来场景识别,为新兴技术产业化提供了“靶标”;(3)场景化知识组织是实现新兴技术产业化的中枢,场景化应用适配是“场景—技术—产业”迭代演进的催化剂。研究为企业构建未来场景感知系统、优化新兴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AI技术在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一批具颠覆性的“AI赋能型新技术”(AIENT)。然而,技术开发方和采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阻碍AIENT的市场推广。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AI+BD’材料工业仿真技术”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技术“开发方—采纳方”双向验证逻辑,对AIENT在新材料领域的应用进行单案例研究,考察技术开发方与技术采纳方对影响AIENT市场采纳因素的感知异同。研究发现:(1)技术开发方和采纳方在技术有用性方面的认知高度一致,但在易用性、组织间关系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认知差异;(2)通过对双方感知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建构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IDT-TAM-TOE框架,揭示不同因素对AIENT市场采纳的复杂影响,据此分别对技术开发方、技术采纳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等主体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对AIENT的市场采纳提供借鉴。

作为新型创新资源,数据要素价值日益凸显。基于2014-2023年1 23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据要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揭示其不同维度以及动态能力变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结果显示:数据要素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其不仅通过知识积累和动态能力两条独立的并行中介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而且通过动态能力的链式中介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其中,知识宽度在数据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发挥遮掩效应,知识深度在数据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发挥正向部分中介效应;组织敏捷性、组织柔性在数据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发挥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动态能力变化对不同维度知识积累存在差异性影响。此外,数据要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探究我国创新联合体建设水平影响因素,有助于识别驱动不同区域创新联合体高效运行的发展模式,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基于战略三角观理论框架,运用动态QCA方法,以2021-2024年370个创新联合体为样本,分析资源、产业与制度基础三者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单一因素无法构成引致创新联合体高水平建设的必要条件,但产业集群优势的作用随时间显著增强;(2)存在4条驱动高水平建设的组态路径,具体为制度协同与创新资源整合驱动型、产业转型导向型、科技人才牵引型和多维优势资源赋能型;(3)区域发展路径呈现非均衡特征,其中,东北、华北地区主要采用制度协同与创新资源整合驱动型、产业转型导向型路径,华东地区则主要采用多维优势资源赋能型路径。研究拓展了创新联合体研究理论视角,为不同区域与类型创新联合体培育提供参考。

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平台生态如何赋能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问题,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平台生态嵌入显著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量的增加。机制检验表明,平台生态嵌入通过弱化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与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而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民营企业、管理层短视、融资约束程度高以及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平台生态嵌入能够有效抑制异地投资对经营费用率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平台生态嵌入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赋能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优化资本跨区域配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实践启示。

绿色创新是新时代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探究绿色财政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成为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财政政策能否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实施绿色财政政策能够有效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绿色财政政策通过促进创新技术集聚与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公平竞争不仅对绿色财政政策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在创新技术集聚、创新人才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间接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证实,在非老工业基地与高行政等级城市、高数字水平与大工业规模城市、高财政自由度与强环境规制城市中,绿色财政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技术革新加剧的双重挑战下,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作为培育新动能的战略抓手,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议题。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2年中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协同创新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产业链韧性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创新集聚驱动、产业集聚增效、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市场升级4条路径推动产业链韧性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呈现显著异质性:在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以及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众创空间科技服务生态与其多维绩效存在紧密互动关系,促进孵化绩效、社会绩效、创新绩效相互依存、互为驱动、迭代强化且呈“螺旋上升”态势。基于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以5大城市群13个省级行政区众创空间为研究案例,运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探讨科技人才生态、科技金融生态、科技设施生态、科技服务生态和产业创新生态促进众创空间多维绩效提升的复杂协同路径。结果表明:(1)众创空间多维绩效的实现依赖于科技服务生态系统中多要素协同耦合;(2)众创空间各要素间协同耦合,在众创空间实现高孵化绩效、高社会绩效和高创新绩效中存在相同路径。“科技金融生态—科技人才生态—科技设施生态—产业创新生态”驱动型路径是众创空间多维绩效实现的关键路径;(3)单个要素不构成众创空间高孵化绩效、高社会绩效和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是众创空间实现高绩效的关键前因条件。研究揭示了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要素协同驱动众创空间多维绩效的耦合机制,可为优化众创空间生态布局,提升综合绩效提供参考。

基于2009—2023年中国2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城市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采用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市场化水平、减少政府干预、优化政商关系、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路径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第三,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创新成本,在公共数据开放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存量则通过知识转化与溢出效应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创新提升效应;第四,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应呈现区域异质性,对“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城市、大型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第五,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交互对其他城市产生正向影响;第六,在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本研究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角度,系统论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探讨了跨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冲击使工业化体系下的传统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以及在数字化转型中形成管理适应性的需求。因此,探究传统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形成管理适应性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分析数字化转型中企业管理适应性形成过程,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历经“探索尝试—顶层布局—业务互联—生态共建”4个阶段,整体呈现个体价值最大化、企业边界模糊化和变革全面化特征;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管理适应性包含思维认知适应性、战略决策适应性、过程管理适应性、成效反馈适应性四要素,要素内以“人—数—物”构成的“金三角”模式协同演化而成,要素间遵循“认知—反馈”双流循环演化逻辑。该演化过程表现出适应机制协同化、适应对象无边化、适应过程瞬态化和适应评价聚数化的特征。研究创新性地建构数字化转型中企业管理适应性的“金三角”形成模式与“认知—反馈”双流循环演化过程模型,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下企业管理适应性研究理论基础,深化了对企业管理适应性形成过程、模式特征以及与数字化转型过程协同演化关系的认识。

面对“卡脖子”技术封锁和创新中断的严峻挑战,提升企业创新韧性迫在眉睫。耐心资本具有与企业技术创新内在需求高度契合的典型特征,成为提升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驱动力。利用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耐心资本对企业创新韧性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且最优耐心资本占比为34.36%。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耐心资本通过创新合作性、创新双元性和创新持续性影响企业创新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管理者耐心程度、创新决策权集中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耐心资本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倒U型影响被进一步加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耐心资本内涵和效果的理解,并为优化企业创新实践、培育创新韧性提供参考。

以小米公司为纵向单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跨界创新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跨界创新,是管理者基于自身需求对内外部情境因素进行“感知—匹配—解释—行动”的注意力配置过程,主要包括“驱动因素识别—象征性价值活动—战略行动—实质性价值活动”4个步骤;基于对不同“风口”的感知,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发展过程经历了自我孵化、创业企业孵化和协同孵化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其商业模式经历了用户创新—经济型、创业赋能—经济&生态型和创新生态—生态&技术型的阶段性动态变化;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通过间断平衡机制完成跨界创新,是长期稳定(平衡)与短期快速变化(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管理者对新“风口”的感知是促使企业开启新一轮跨界创新的起点。研究揭示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跨界创新路径与机制,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责任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以2018—2023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责任通过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绩效有助于增强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更显著。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从企业数字责任出发,为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创新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创新溢出为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以2011—202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论显示,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我国东部地区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最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可正向调节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技术融合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合作研发被视为技术融合的关键驱动力,揭示融合背后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变对于全面理解融合过程至关重要。基于2005-2022年我国数字技术与风电技术融合的合作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网络、组织合作网络及技术-组织双层网络,揭示数字技术与风电技术融合的动态演化趋势及其组织合作关系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技术融合过程呈现阶段化演变特征,随着时间推移,融合速度显著加快,融合网络的小世界特征不断凸显,技术融合的核心领域经历从传统风力发动机技术向电力供电、配电及电能储存技术,再到电数字数据处理技术的演变。第二,组织合作网络无标度特征更加明显,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是组织合作网络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之间形成庞大的内部合作网络,对外开放度明显不足。第三,随着双层网络规模扩大,组织技术宽度逐步增大,以G06(计算、推算或计数)为核心的技术集群成为组织间技术合作热点。研究为我国数字技术与风电技术融合的战略布局和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

以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管理者短视为中介变量,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耐心资本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而与利用式创新呈现U型关系。(2)耐心资本投入初期,双元创新表现出“此消彼长”的非对称效应,即探索式创新水平提升而利用式创新水平下降;当投入超过临界值后,双元创新实现“协同共生”的发展态势,同步提升。(3)管理者短视在上述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管理者短视与探索式创新负相关,与利用式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短视可通过资源倾斜促进利用式创新,但过度短视将同时抑制双元创新。采用工具变量法与公司固定效应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同时通过Sasabuchi方法进一步验证非线性关系,结论仍然成立。

环境危机与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促使企业寻求变革。以人工智能带来的历史性变革为背景,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绿色”工厂、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面临严格环境规制的企业中该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机器人应用通过技术替代与互补效应实现人力资本升级,并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吸引绿色投资者关注,双重路径共同驱动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提升。本研究可为探析人工智能的绿色发展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路径。基于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2)机制检验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吸引创新人才集聚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区域协同、开放合作和承接产业转移改革试验区及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且推进企业底层数字技术应用。研究结论可以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