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时代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员工越轨创新作为突破组织惯例束缚的重要创新形式,已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越轨创新兼具创新性与违规性,探究员工何以在缺乏组织正式授权的情境下仍坚持创新,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所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究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平台型领导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第二,心理授权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第三,心理授权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四,主动型人格正向调节心理授权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以及平台型领导通过心理授权影响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研究从内在动机视角揭示平台型领导促进员工越轨创新的内在机制,丰富了平台型领导影响越轨创新的理论解释,为企业借助平台型领导激发员工创新动力、有效管理越轨创新提供参考。

在“双碳”目标下,通过市场化机制破解碳锁定具有重要意义。聚焦以市场为导向的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从碳锁定入手,构建“源头控制—末端治理”分析框架,探究两种政策工具对碳锁定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23年我国30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均能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碳锁定水平;第二,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通过能源机制(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技术机制(缓解技术路径依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机制(推动产业转型、促进产业高级化)三种机制协同破解碳锁定;第三,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破解碳锁定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视角为破解碳锁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经验证据,为完善我国“双碳”目标政策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既是激活智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基于2011—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30个省份智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试验区政策对智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智能经济发展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数字产业集聚和缓解创新要素错配三条路径推动智能经济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智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政策促进效应存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区域层面,西部地区因数字基础相对薄弱,政策边际提升空间大,促进效应强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市场环境层面,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此外,试验区政策还能够显著提升智能经济四个子维度的发展水平。研究为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试验区政策的赋能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双化协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因素,对多维度因素协同驱动双化协同的复杂机制探讨不足。基于 TOE框架与组态视角,以331家中国制造企业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维度下六大前因条件对制造企业双化协同的多元驱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实现高水平双化协同并非依赖单一条件,而是多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识别出5条差异化等效驱动路径,即“技术—环境”驱动型、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驱动型、“技术—组织”驱动型与“组织—环境”驱动型,以及两条非高水平双化协同路径———“技术—组织”缺失型与“组织—环境”缺失型,进一步揭示内外条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与互补关系。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交叉领域的组态理论应用,为企业制定差异化转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数字技术因其具有连接性、嵌入性和可编辑性等特征,更易于实现技术融合的倍增效应,其多元化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合作创新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采用2012—2023年中国 A 股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探究数字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并检验吸收能力与市场丰裕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多元化显著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二者关系,而市场丰裕度则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本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多元化赋能企业合作创新的独特机制,为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技术配置、提升合作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数字产业集群在提升城市创新活力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选取2006—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数字产业动态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适度的数字产业动态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创新,而过度集聚则可能抑制城市创新,此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知识配置能力对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城市知识配置能力越强,倒 U 型关系越陡峭,且拐点相应左移。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心城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中,数字产业动态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倒 U 型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数字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创新关系的认知,并为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变化。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具备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影响因子包括生态保护、环境修复、资源利用和数字科技应用等,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异;驱动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分为先升后降、先降后升、持续下降三类,在空间维度上各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中,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高等教育为核心驱动因素,技术流通为驱动不足的共性因素。最后,提出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提速;突破关键影响因素制约,平衡绿色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分类优化驱动因子效能,靶向破解空间驱动短板;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等建议。

企业 ESG 表现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也是重塑企业价值逻辑的关键。选取 2012—2023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从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扬清”)和抑制企业ESG“漂绿”(“激浊”)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企业 ESG 表现,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基于产权性质、行业属性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绿色认知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诚信文化部分中介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 ESG 责任履行的正相关关系,以及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 ESG“漂绿”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为促进企业 ESG实质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为企业高管认知影响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以智能制造政策为引领驱动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制造业企业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知识编排理论,使用2010—2024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合成双重差分和熵权—复合系统协同模型等方法,研究智能制造政策对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智能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机制检验发现:智能制造政策通过推动数字知识深化重构和拓展重构,显著促进双化协同发展。调节检验发现,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增强智能制造政策对双化协同发展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直接影响、作用机制和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有属性异质性。本研究为制造业企业把握智能制造政策红利、重构数字知识体系、参与产学研合作、推进双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算力技术创新日益成为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基于专利文本构建算力技术创新指标,结合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与人口栅格数据,实证考察算力技术创新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算力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而且可以促进城市边界区的相对发展水平;该效应在开放公共数据平台或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方面,产业间协同集聚与人力资本集聚红利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从空间关联的“扩散—回波”视角发现,算力创新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地理距离上的非线性差异。研究结果为优化算力技术创新布局、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供了参考。

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企业自媒体平台在知识共享与跨区域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微信公众号作为企业自媒体平台的典型代表,采用专利引用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企业开通微信公众号的知识溢出赋能效应及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开通微信公众号后,其专利被引用次数显著增加,呈现出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该效应在知识基础雄厚和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地区以及中心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从多维距离衰减视角看,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未显著抑制企业自媒体平台对知识溢出的赋能效应,行政分割则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表明,自媒体平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突破地理和文化壁垒,但难以克服行政边界对跨区域知识联系的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由于企业自媒体平台以非互动式信息传播为主,其知识溢出主要推动知识接收方依托原有技术基础开展开发性创新,对探索性创新的支持作用相对不足。本研究为厘清企业自媒体平台与知识扩散之间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推动知识资源跨区域流动与创新生态系统优化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开源创新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其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利用2009-2025年 GitHub平台398万条开源项目数据,系统分析用户需求与开发者供给对开源项目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用户需求和开发者供给均显著提升开源项目创新绩效,其中,用户需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技术复杂度显著削弱上述正向作用,揭示“开放悖论”在开源创新中的调节机制;第三,许可证规制在促进开发者创新的同时,对用户参与行为产生抑制效应。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项目进行分析,发现用户需求对前沿技术的引导作用更显著,体现了开源创新中市场导向和场景驱动的重要性。研究揭示了参与主体、知识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推动开源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智能化浪潮背景下,AI冲击意识作为员工认知与适应技术变革的核心要素,其如何驱动并转化为内部创业行为,已成为激发员工创新活力和推动组织数智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 AI冲击意识对员工创业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角色认同的中介作用以及工作多样性、工作自主性的调节效应。通过收集与分析417份问卷数据,研究发现:①AI冲击意识对员工内部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创新角色认同在 AI冲击意识与员工内部创业间发挥中介作用;③工作多样性正向调节 AI冲击意识与创新角色认同间的关系,并调节创新角色认同在 AI冲击意识与内部创业之间的中介效应;④工作自主性正向调节 AI冲击意识与创新角色认同间的关系,并调节创新角色认同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组织在数智化转型中通过正视 AI冲击意识的潜在正向价值、优化工作特征、激发员工内部创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管理启示。

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基石。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指数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②数字经济能够引导科技创新投入配置于制造业产业链脆弱环节,增强产业链韧性;③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单门槛效应,当人均GDP跨越阈值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效应跃升;④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赋能效果最强,而东北地区因转型成本较高与人才外流等因素,其赋能效应不明显。据此,提出构建“基础设施-创新转型-区域协同”三维政策框架,为统筹产业链安全与发展提供参考。

企业是促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而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经营发展密切相关,探究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烙印理论和权威理论,利用1972家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分析企业智能化转型程度的中介作用,同时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探究股权集中度与独立董事占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智能化转型程度在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间起正向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与独立董事占比在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研发背景高管权力更能促进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研究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理论边界,对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思想“自反性”的结果,即人类创造工具又用其制造的工具检测自己。不可否认,AIGC检测在捍卫学术正义、恪守技术伦理和遵循共识契约中均展现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实践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又再次陷入新一轮“自反”循环中,即检测机制试图判断文本是否由 GenAI创作,而这一判断标准恰恰建立在 GenAI已通过学习人类文本表达方式而具备的拟人化能力上,从而凸显以“类人内容”归认“本真来源”的本体悖论、采用“黑箱工具”检测“黑箱生成”的工具悖论,以及以“反向规训”遮蔽“主体地位”的关系悖论。如果“自反”长期处于持续循环状态,可能放大甚至加剧学者与 GenAI之间、学者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冲突”。为此,需通过推动从表征到本源的实践逻辑转向、完善从结果到过程的算法管控机制,以及重塑从问责到共责的协同治理架构,实现 AIGC检测“自反性”的超越。

研发联盟伙伴间的专利知识吸收既是合作创新的引擎,也是隐性竞争的载体。然而,广泛存在的研发联盟伙伴间知识吸收不对称对持续合作创新的影响尚不明晰。通过对中国车辆制造领域1999—2023年363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伙伴间专利知识吸收不对称水平与持续合作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专利知识吸收不对称能促进持续合作创新绩效提升,但过高的不对称则会因价值占用失衡而抑制持续合作创新绩效提升;②当地理距离扩大或合作规模增加时,该倒 U型关系趋于平稳。本研究通过厘清竞争性学习视角下组织间知识吸收的双重属性,揭示了研发联盟伙伴间专利知识吸收不对称对持续合作创新的作用机理与边界条件,为企业有效管理研发伙伴关系以实现持续合作创新提供了参考。

面对重大工程复杂情境对项目团队成员即兴创新行为的现实要求,如何破解创新想法产生与实施之间的内在悖论、促进二者动态协同,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双元理论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以12个重大工程项目团队的39名成员为访谈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双元领导驱动重大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创新想法产生和创新想法实施的协同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在创新想法产生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认知(情感)—网络传导路径协同提升创新想法的新颖性和有用性;在创新想法实施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认知(情感)—网络传导路径协同提升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在即兴创新过程中,双元领导通过角色认知路径实现创新想法产生和创新想法实施的协同。本研究揭示了双元领导如何实现创新想法产生与实施协同的内在机理,对于破解重大工程项目团队成员即兴创新的内在协同困境具有积极意义。

平台生态嵌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资源约束与能力限制,进而提升组织韧性的关键途径。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 A 股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生态嵌入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融资约束、雇佣规模扩张在平台生态嵌入与组织韧性间既发挥独立中介作用,又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生态嵌入,战略嵌入与平台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处于高不确定性行业环境中的企业嵌入平台生态系统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革背景下,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中国企业统筹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并实现双元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跨国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及利用性创新均呈倒 U 型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在其中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且二者构成链式中介路径,即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通过依次提升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促进双元创新。此外,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均构成并购双方技术资源互补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及利用性创新倒 U 型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本研究为企业有效建立与培育自身吸收能力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管理启示。

研究型大学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也是培育高价值专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动力。本研究从多维度构建了包含校企合作、审查时长、技术功效等在内的多项特征指标初选体系,采用遗传算法与粗糙集理论进行特征约简,并运用遗传算法反向传播(GeneticAlgorithm-BackPropagation,GA-BP)神经网络模型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结合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该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与稳健性。进一步,对识别出的高价值专利进行多维分析,归纳出研究型大学高价值专利呈现技术影响力上限高、审查效率优、产业外溢强等特征;非研究型大学的高价值专利则更依赖细化的权利要求与丰富的功效表达。研究结论为高校精准识别高价值专利、优化专利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有助于推动高校专利体系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与价值”转型。

科研事业单位国有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科学技术进步法赋权与国资管制的权责失衡困境,本质上是“创新效率优先”与“风险控制本位”的立法逻辑兼容不足。由于国有科技成果财产属性错位与权责基础不对称,由此衍生出赋权与规制的规范冲突、运行转化的机制梗阻及转化生态的体系失灵三重矛盾。现有地方改革试点虽尝试通过规则调整、产权激励等工具破解困境,但仍未摆脱“前端放权、后端管制”的制度困局。因此,亟需重构以“例外资产”为基点的法治实践进路,在立法层面明确国有科技成果“时效性特许国有资产”的法律属性,在执法层面建立“负面清单+法定豁免+事后备案”的豁免机制,在司法层面构建“勤勉尽责”的抗辩标准,在配套制度层面完善产权登记、收益分配与退出机制。通过差异化规制逻辑,化解国资管制与创新规律之间的矛盾,实现赋权与规制的价值自洽,为国有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可预期的法治保障。

供应链溢出效应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具有协同性、自生成性等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也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其效应对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基于“供应商—焦点企业—客户”理论框架,系统剖析焦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其上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进一步阐述倒逼效应和传导效应在其中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焦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且这一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渐进式创新上,而颠覆式创新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焦点企业通过促进人工智能投资、推动产学研合作、优化融资生态等方式,倒逼供应商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焦点企业通过促进人工智能投资、优化人员结构、提高信息化水平等途径,驱动客户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小规模、政府干预程度低的供应商,焦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从供应链关系视角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研究边界,并为焦点企业制定差异化的上下游合作策略提供了实践参考。

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已成为企业适应竞争范式变迁,实现价值共创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对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进行分析,忽略了共演视角下多因素对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强化效应,其具体演化路径有待深入讨论。以海尔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结构与资源共演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结构与资源共演是实现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机制,企业通过组织结构变革重构资源行动逻辑,资源行动广度和深度升级驱动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两者共演推动平台生态系统沿着“内部平台奠基—外部平台拓展—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路径演化。②组织结构变革是企业面对情境变化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企业通过扁平化、网络化和生态化组织结构变革,逐渐消融组织边界,最终演化为无边界组织。③组织结构变革重构资源行动逻辑,推动资源行动从原本聚焦企业个体层面的资源管理转变为一种跨平台、跨行业的多主体参与行为。④随着平台生态系统演化,相应的价值创造活动也更加复杂,实现从产品价值到体验价值,再到场景价值的持续升维。研究结论为企业从共演视角推进平台生态系统构建与演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以数据交易机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熵权法测度制造企业数绿协同转型水平,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与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制造企业数绿协同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显著促进制造企业数绿协同转型,并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作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政府主导型、非重污染、非高科技及非国有制造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企业研发强度高、行业竞争激烈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情境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推动制造企业数绿协同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创业者行业经验是初创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重要前因,但不同类型行业经验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价值主张确立与价值网络搭建,现有研究仍缺乏清晰的过程解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从行业经验内外与宽深两个维度,将创业者划分为行业深耕者、行业纵横者、跨界领跑者和跨界探路者四类,归纳出“行业经验结构—印迹/众迹机制—决策逻辑—商业模式构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创业者行业经验的内外与宽深交互,会影响其认知烙印与能力烙印的强度,进而差异化影响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匹配与资源整合;在此基础上,创业者会表现出以既有经验调用为主的印迹机制,或在既有印迹不足时,通过持续环境互动生成机会可行性判断与资源匹配理解的众迹机制,在感知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下,进一步影响其在价值主张确立与价值网络搭建阶段对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的选择。本研究将行业经验对商业模式构建的作用从静态前因拓展为主客观交互的动态过程解释,同时引入众迹的互动建构视角,与印迹的经验调用机制形成互补,为商业模式构建决策的异质性提供相对全面的烙印解释机制,对创业者商业模式构建、投资机构评估及政府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选取2010—2023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检验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相较于发明型绿色创新,对实用新型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先进制造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感知主要通过增强高管环保意识、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绿色投资三条路径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其中,融资约束的传导作用最强,而绿色投资和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依次递减,且高管环保意识、融资约束、绿色投资之间形成链式中介效应。此外,制度环境因素中的政府研发补贴与媒体监督均在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气候风险感知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为制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响应机制设计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具备通用目的技术特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能够与制造企业经营生产深度融合,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 BERT 智能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衡量指标,系统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提升了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组织内部人力资本升级与组织外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资源基础观,从宏观战略层面、中观运营层面、微观要素层面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配置效率、内部管理效率以及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成为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转化的共性引擎,相较于西部地区,其对我国中东部地区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与传统数字技术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非劳动密集型、非资产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的影响更为突出。此外,区域高创新能力将放大技术转化乘数效应,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技术填补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影响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为制造企业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经营生产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实践参考。

科学考察我国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演进规律与障碍因子,是因地制宜推进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2011—202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发展环境优质化、政策支持强效化、服务水平高效化、风控能力系统化、创新效益规模化维度,构建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综合评价法、Kernel密度估计法、马尔科夫链以及障碍度模型,探析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特征以及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我国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逐年提升,且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和东北地区稍逊、西部较缓的发展格局;②全国及四大地区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不均衡程度逐年上升,并且全国和西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③低、较低、较高、高类型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间的流动性较弱,并且不同类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较高水平地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影响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第一障碍因子,四大地区、各省份主要障碍因子的排序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论拓展了科技金融研究边界,揭示了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演进规律与发展阻碍,为全面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算力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石,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否以及如何驱动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亟待关注。以国家超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3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讨算力基建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算力基建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影响在小规模企业、数字经济行业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算力基建可通过信息赋能效应、劳动赋能效应和协同赋能效应促进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算力基建具有绿色低碳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研究揭示了算力基建影响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为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企业数智化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