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驱动新一轮创新提速的同时，正在重塑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在刻画中国区域创新格局演化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纳入数字化调节机制的区域创新收敛模型，利用2013—2021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重塑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数字化建设程度存在明显差异；②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呈收敛趋势，数字化提升有助于加速区域创新格局收敛进程，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中国南北方地区创新水平增长存在俱乐部收敛，南方地区内部创新收敛进程快于北方地区，而数字化对北方地区创新收敛进程的影响效果更明显；④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字化水平达到0.154的门槛值时，其对区域创新收敛进程才具有显著加速效应。科学研判数字化对中国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可为促进数字红利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近年来经济环境越发复杂，组织为了生存、发展和创造竞争优势，必须不断促进创新，管理学界也越发重视员工创新系列问题。受工作特征模型启发，从自我提升视角探讨核心自我评价与和谐型激情在工作技能多样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分两阶段收集395份上下级配对问卷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技能多样性正向影响员工核心自我评价、和谐型激情与创新行为；核心自我评价与和谐型激情均在工作技能多样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工作技能多样性通过核心自我评价与和谐型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遵循“理论基础—逻辑体系—现实问题—实践策略”的研究思路，综合探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路径选择。通过对数字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为发展赋能的数字技术展开论述，阐释数字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从优化发展过程、颠覆发展方式、获取发展先机等维度验证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从现实维度出发，分析数字技术助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创新任务艰巨、产业转型受阻、数字布局失衡、异化问题放大、各类风险交织等困难挑战，并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等角度入手，提出新阶段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策略措施。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②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③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④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合作创新资源配置是决定企业合作创新能否达到探索式创新或利用式创新预期目标的关键。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和智力资本，关键研发者（明星发明家）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基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多维接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合作创新产出关系的作用机制。由此，基于2004—2019年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高新技术企业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专利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多维邻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合作企业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对于创新管理者根据合作创新主体的多维邻近性特征与调节机制优化企业外部合作关系结构、合理配置人力和知识资源，从而提高合作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①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②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③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④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异质环境分权理论，采用2009—2020年我国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动态GMM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和环保立法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探讨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因素的中介效应，最后分析财政分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环保人事分权、环保立法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而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前我国大部分省域的3种环境分权均未跨过拐点，环保人事分权、立法（或资金）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处于促进（或抑制）阶段；②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是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传导路径，其中，绿色研发人员投入、绿色研发经费投入、绿色技术产出与绿色经济产出均呈现出显著的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③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环保人事分权、环保资金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对环保立法分权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