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是实现国防科技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竞争力来源，但有关工作压力背景下主动性行为的形成机理仍缺乏实证探索。以双元工作压力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对国防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重点考察了工作繁荣与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以及职场精神力的调节效应。针对8家国防科技企业及科研院所的630名研发人员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分别对主动性行为起正向与负向作用；工作繁荣和情绪耗竭分别在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主动性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职场精神力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与工作繁荣的关系，负向调节阻碍性压力与情绪耗竭的关系；职场精神力不仅调节了挑战性压力通过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还调节了阻碍性压力通过情绪耗竭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

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探究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双元创新中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作用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但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是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在分组检验中，对非国有企业组起显著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组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带动企业绩效水平提升提供路径参考。

建立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两个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在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各项投入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增加海洋创新绩效和海洋经济潜力分指数，对海洋创新效率及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潜力予以考察。在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法测算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进而测算2004-2018年我国海洋创新与海洋经济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协调关系由中度失调衰退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协调程度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6年海洋创新滞后于海洋经济发展；2007-2018年海洋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海洋创新投入与提高海洋创新绩效、加快海洋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统筹海洋创新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

将中间人划分为内部联系中间人和外部联系中间人，基于2010-2018年华为公司与中兴通讯发明专利数据，研究发明者中间人角色对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利用Stata软件，对移动面板数据进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相关知识多样化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知识多样化与利用式创新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知识多样化具有中介效应；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具有正相关关系，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对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关系发挥中介作用。

从知识跨越产学研各组织边界不断循环流动过程看，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基于各创新主体知识行为协同程度分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3个递进演化阶段。在此理论基础上，将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研究体系，构建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假设模型，对235个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中，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而知识创造又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引入动态能力后发现，动态能力对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对知识优势形成并不具备显著影响，但动态能力通过作用于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行为而间接影响知识优势形成。研究结论揭示了动态能力是知识优势形成的源动力。

创新引领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制造业技术创新可以形成具有带动作用的新动能。基于1995－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制造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我国创新引领下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证发现两者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并存在长期均衡。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明确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

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相比有其特殊之处，且创新环境在不同创新阶段影响不同，然而既有文献对此关注较少。将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研发和市场转化两个阶段，运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各省份及经济区域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创新环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两阶段均处于较低水平，且都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技术研发阶段效率逐年递减，市场转化阶段效率逐年递增；区域产业规模对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但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非常显著，呈倒U型关系；区域研发资源和区域研发环境正向影响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区域经济资源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市场环境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大部分经济区域技术研发阶段创新效率，但没有促进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创新效率；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各经济区域的市场转化效率。

企业创新网络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创新活力的源泉，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式创新，可优化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两者是驱动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结合企业家精神和关系嵌入理论，采用探索性双案例研究方法，以贵州茅台和均胜电子为案例研究对象，按照“情境—过程—结果”逻辑，探析企业家精神与关系嵌入互动过程中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一般过程。研究发现：①不同阶段，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表现各异，企业家精神和关系嵌入的作用亦存在差异；②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遵循位点移动，整体呈“倒U”型；③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机制表现为市场导向为主的内部驱动路径和技术导向为主的外部驱动路径。

以北京市科技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各分项政策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财政补贴、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税收优惠、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信贷政策；政策资源配置在不同产权类型、注册资本、行业类型、员工规模、资质类型、成立年限和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均衡程度不同；政策激励偏重于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企业、区级高技术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扶持或市场需求较强行业，对创业危险期和成长转型期企业、市级高技术企业、风险较高行业激励性较弱。因此，建议政策优化时处理好以下关系：助强与扶弱、需求与供给、优先与平衡、创业与后劲、管制与放开、独立与协同。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