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但鲜有研究揭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协同机理。基于复杂系统管理理论，构建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机理系统框架，揭示产学研非线性互动协同创新规律，并以芯片光刻技术为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实证解析该框架。研究发现：①资源整合—主体交互—系统涌现是基于复杂系统管理视角提升产学研协同网络成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有效途径；②主导者—桥梁—辅助者权力分配规则能够有效促进多元主体在交互过程中通过嵌入性社会关系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价值增值；③模块化—松散耦合的网络结构能够消除主体间交互障碍、最大化结构红利，是产学研协同复杂网络在系统结构层面涌现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规律。最后，通过芯片光刻技术专利合作网络实证解析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机理，提出强化面向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诸多方面面临重大挑战，亟需面向战略管理需求加快完善评估工作机制。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国家实验室战略管理特点，论述评估在战略管理全流程中的职能作用；其次，比较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PG）等大型科研机构评估实践，从战略管理视角讨论存在的差距和短板；最后，结合现有管理问题和国外经验，提出推动我国国家实验室评估工作的政策建议。

基于领导—追随者网络一致性模型，分析联盟规模、结构和领导者位置等因素对“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成员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本土制造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而本土供应商为领导者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②委托代理网络情景下“一带一路”沿线主体领导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③产业链网络情景下靠近产业链中部的主体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④对于互联互通网络而言，无论哪个企业为领导者，合作意愿都相同；⑤抱团出海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最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联盟网络特征与联盟合作意愿间的关系，为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提供新分析框架，对于中国企业发挥“一带一路”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合作引导者作用和联盟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②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③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备受关注。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良性演化能够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系统内种群主体间关系的复杂多变和数据资源的频繁流动共同影响系统演化进程和路径选择。将Logistic模型与熵模型相结合，完整刻画、分析主体间竞合关系和系统资源流动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同企业种群和系统集成演化路径：数据生产型企业业务数据集聚—多渠道数据拓展—数据智能化应用演化路径、数据服务型企业数据云聚合—高质量数据融合—数据资产化演化路径、转型企业业务信息网络化—流程再造数字化—服务应用智能化演化路径以及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大数据云存储处理中心建立—数据融合扩展—数智化应用种群集成演化路径。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扎根理论，以6家企业为例，遵循“思维—行为—结果”逻辑，推演商业模式设计对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即商业模式设计—知识治理—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结果表明：商业模式设计体现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结构层次，与知识治理体现的显性和隐性维度，以及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体现的基础性、发展性和增值性间具有对应逻辑关系。最后，提出注重经济、环境和社会创新绩效协同发展，发挥知识治理桥梁作用等启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制造企业基于智能制造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效应，既能把握市场先机，也易于实现“创新逆袭”。智能制造如何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围绕这一问题，以海尔集团深度访谈质性数据为基础，采用扎根理论对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进行编码，结果发现，生产模式变革、组织结构演化、合作网络创新是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构建智能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理论模型，解析智能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实现与演化机理，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好地激发自身智能制造潜能，推动颠覆性创新提供参考。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改革举措，开辟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赋权之后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如何行使，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总结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共有在权源、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的特殊性，阐释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的规范行使要求，强调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目标的协调，进而揭示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的典型风险。研究发现：事前的风险防范需优化权属自治，引导科研人员和单位在赋权协议标准条款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充分与细致的协商；事中的风险防范需加强动态管理，建立沟通交流渠道以促进协同防范；事后的风险防范需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落实风险共担以回应权责利的统一。

鉴于专利诉讼数量显著增加，并超越单纯的法律案件性质，专利诉讼已成为企业动态竞争中的重要武器，进而成为企业专利战略管理的关键环节。从动态竞争角度看，专利诉讼的时间和地点选择对诉讼结果以及竞争的影响尤为关键。通过总结专利诉讼研究文献和动态竞争理论，从动态竞争视角构建专利诉讼时空选择机理、效应的理论框架模型，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也有助于企业把握专利诉讼的本质，在动态竞争中积累优势。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利用复制逻辑探讨了3个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能力构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知识能力包含知识识别、知识获取、知识利用和知识保护，4个要素在不同国际化阶段由于国际化目的、竞争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知识识别由模糊目标搜寻型、关键目标搜寻型转变为目标增强型；知识获取方式由拼凑式、主动式转变为牵引式；知识利用模式由过滤式、拓展式转变为协同式；知识保护则从无到有，由法律型保护转变为技术壁垒型保护。知识保护四要素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组合构成了国际化进程中的知识能力上升路径，具体为雏形构造、拓展上升与集成整合。

基于311家高新技术企业调研问卷，利用层次回归模型，研究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以及知识场活性、市场感知能力在二者关系中扮演的调节和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基深度和知识基宽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均产生促进作用，知识场活性增强了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市场感知能力在知识基础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厘清不同维度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机制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主动激发创新意愿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面对数字化情境，企业通过多元化开发与策略性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获得高绩效和竞争优势。大数据分析能力可用于解释企业如何依托数据发挥经济效应，也可为解释企业差异化绩效提供新证据。通过阐述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概念内涵与测量方法，分析其前置动因和作用机制，构建大数据分析能力整合分析模型，并提出未来潜在研究方向：从资源、能力和整合3种视角丰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概念内涵和测量工具；结合社会整合理论，挖掘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从组织支持和团队领导两方面探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形成机制；关注大数据分析能力发生的重要情境和边界条件。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丰富其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

环境政策通过改变企业绿色转型成本和收益，从供给侧推动和需求侧拉动企业绿色转型。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感知机会与威胁、学习创造新知识以及重构内外部资源，从而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构建“环境政策—外部压力—绿色转型环节—动态能力—内部选择”的理论框架，综合内、外部视角研究企业绿色转型机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涉及绿色产品开发、绿色材料投入、绿色生产工艺、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绿色营销等多个环节，政策提供的外部支持与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相互匹配，支撑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转型。基于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的案例分析表明，企业绿色转型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动态变化环境下，企业实施转型并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的动态能力。企业既需要把握外部环境政策变化带来的商机，又需要抓住转型重点环节，通过动态更新内部能力持续推进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转型。

基于中国证监会要求所有基金公司在指定网站使用XBRL格式披露基金信息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对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显著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是通过提高投资者信息处理效率和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不足和创新意愿较低企业的绿色表现。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水平，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兼顾绿色和智能，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场景下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基于数字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战略实施概念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5—2020年2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创新驱动机理，检验数字商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探究不同主体绿色关注的交互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供应商绿色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个性化定制水平正向调节消费者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网络化协同水平正向调节零售商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对供应商绿色关注和绿色创新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具有交互协同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平衡状态下，当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更好；非平衡状态下，二者孰高孰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无差异。结论可丰富绿色创新驱动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商业模式下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为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参考，从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现有研究认为信号传递有助于降低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非合法性折扣”风险，但就如何有效使用信号传递策略存在悖论。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以网络资源身份特征作为企业信号传递的主要表征，在区分一致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探索两者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协同效应。基于中国沪深上市高技术企业样本，发现在控制企业信号传递一致性和差异性特征的前提下，二者交互是影响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因素，并且该影响受到企业历史业绩的负向调节。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信号传递理论在技术创新扩散领域的应用，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为梳理科技成果转化具体环节，探索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引用知识基因理论，类比知识基因遗传和表达，提出知识基因视角下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四大基本要素：科技DNA、科技RNA、酶和科技性状，并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划分为识别、转录、翻译、组合、扩散5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以2016—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灰色关联度计算和障碍因子识别发现：①2016—2020年各指标与科技性状表达的关联程度和障碍强度较为稳定；②各指标与显性科技性状表达的关联程度更紧密，翻译阶段与显性科技性状表达关联度最高，转录要素酶与隐性科技性状表达关联度最高；③不同省份之间影响科技性状表达的主要因素具有显著差异；④组合活动和翻译活动开展情况是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因子。

高校创新驱动力是高校开展科研投入、知识创新、成果转化和创新协作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以及与高校科研体制、政府创新政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提升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对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为了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中国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充分发挥高校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采用2012—2021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高校创新数据，编制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创新驱动力指数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高校科技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更显著；区域高校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驱动作用，但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较弱。

以城市群扩容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其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如何？基于此，选取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精确地理断点回归方法考察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即处理组企业创新质量大约提升61.99%~93.36%，且在放松“伪随机性”假设、反事实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成立；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成立时间长、成长能力强、规模大的企业受到区域一体化的正向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降低企业成本和扩大企业需求是发挥区域一体化作用的主要路径。上述研究结论为推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与一般性投资相比，企业智能化投资往往面临更高风险。以我国省级机器人进口数量作为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代理变量，利用不确定性增长期权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显著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创新环境更优越（财政科技支出更高、专利申请授权数更多、发明型专利占比更高）、产业结构中汽车和计算机产出占比更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更低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替换主要变量、考虑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转换成本降低，增长期权价值提高，企业投资工业机器人的动机增强。因此，智能化投资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更有利于企业增加智能化投资。

为探讨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627个中国跨国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上述关系起积极调节作用。经过实证检验发现，相较于平衡维度，国际化双元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认知制度，规范制度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可为双元理论与制度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我国跨国企业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创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匹配全球上市公司Osiris数据库、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探究国外上游垄断对我国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外上游垄断显著抑制制造企业创新水平提高，尤其是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游垄断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不同来源地上游垄断对不同制造业行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相较于外资企业，国外上游垄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结论对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性和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苛敛型领导是近年来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受到众多学者广泛关注。借鉴社会认知理论，以组织创新绩效为切入点，探讨CEO苛敛型领导在组织层面的作用效果。通过问卷调研回收湖北省398份CEO—高管有效配对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与Bootstrapping法检验CEO苛敛型领导对组织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CEO苛敛型领导负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②组织学习在CEO苛敛型领导影响组织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③环境竞争性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其不仅有助于强化CEO苛敛型领导与组织学习的关系，也能够增强组织学习的负向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发挥领导效能、促进组织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随着创业环境日趋复杂化和动态化，政治技能作为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的主要个人特质，在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博弈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于中国文化背景，深入探讨创业者政治技能。通过与16位创业者的深度访谈和两次调研获取的样本数据，开发和验证创业者政治技能测量量表，并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包含政治环境敏锐、创业网络能力、人际关系影响、权力运用能力四维度结构的创业者政治技能概念模型，以及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测量量表。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视角分析平台数据赋能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采用239份来自全国部分地区制造企业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平台数据赋能的3个子维度中，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和平台分析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分别中介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通过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促进作用，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分析能力分别通过吸收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当前中国关键技术缺失问题亟须解决且风险投资发展迅速背景下，构建包含不同投资机构参与的企业创新决策理论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对于不同技术类型创新决策的影响，并引入专利权行政保护，分析其能否正向调节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然后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非关键技术创新，但对于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时，加强专利权行政保护能够提升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由此，提出优化风险投资管理、完善专利权保护和引导企业创新等建议。

当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数量较多、融资需求旺盛，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水平低，知识产权服务市场不完善使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存在较多障碍。风险分散是我国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面临的首要挑战，也是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关键环节。选取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典型案例，比较分析其风险分散机制设计方案。研究发现：4个典型案例采用五层风险分散机制设计，第一层筛选入池科技型中小企业及其知识产权；第二层对基础资产设置担保机制；第三层对优/次债券结构进行分层；第四层实现现金流超额覆盖；第五层引入差额支付承诺人。五层风险分散机制设计有助于提高证券化产品市场吸引力，弥补现有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分散机制设计的不足，助力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

基于新基建投入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标准差椭圆模型，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新基建投入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空间集聚水平与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新基建投入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指数逐年提升，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分布格局；②各省市新基建投入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渐增，但超过1/2的省市属于耦合失调型，尚未形成良好的耦合发展态势；③新基建投入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东部高值集聚区与西部低值集聚区；④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结合全国四大区域新基建投入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的区位分布及演变历程，因时因地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科学转移思路，将耗散结构理论中的Brusselator经典模型移植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析中，同时，结合共生理论，围绕共生单元、结构与模式、网络与环境等生态特征，构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要素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全局熵—突变级数”评价模型刻画系统耗散演化过程。基于对2013—2020年我国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及毗邻省份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耗散演化状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我国四大城市群及毗邻省份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同时满足小幅涨落、非线性耦合等耗散结构形成条件；②样本点耗散评价值呈正向演化，说明系统逐步向耗散结构演化，2015—2020年四大城市群及毗邻省份的创新环境（经济、市场、技术）显著优化，对区域创新活力及创新成果转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③样本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化持续向高区域创新投入—高水平区域创新环境方向发展。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从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完善协同体制机制、培育企业主体以及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对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2004—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匹配数据，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试点城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工具变量检验、逐年匹配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等主要路径助推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企业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高知识密集度、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位于沿海城市、高法治水平区域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