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体制下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与对策
邵辉,徐冬根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in Law Enforcement Process of Chines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Military-Civilian Dual Structure
Shao Hui,Xu Donggen
(Koguan School of Law,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摘要 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强军与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军民融合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涉及多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与利益重塑，需要在法治轨道上通过法律规范与法律运行两个维度整合各类主体力量、配置各类要素资源。目前，军民融合法治实施受制于“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的现实约束，在法律规范层面处于制度供给不完备状态，在法律运行层次面临主体实践不协调困境。二元体制下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宜从静态规范层面和动态运行层面综合调整军民融合行为。一方面，通过适时制定和颁布具有统一效力的军民融合发展法，清理、废止和修订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规范层面建立健全统一完备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小组分工负责”的军民融合法治实施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合法律执行机制，形成诉调对接、诉仲结合的军民融合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暨法律适用机制，在法律运行层面建立协调高效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实施体系。
关键词 ：
军民融合 ,
二元体制 ,
法治实施 ,
法律规范 ,
法律运行
收稿日期: 2021-08-15
修回日期: 2021-11-1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FX021）
作者简介 : 邵辉（1991—），男，安徽阜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学、国际法学；徐冬根（1961—），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国际金融法。
[1] 王伟海，姜鲁鸣. 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若干关键环节[J]. 中国军事科学, 2016,29(5): 65-74.[2] 张成岗. 全球化时代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基于军民知识融合视角的历史梳理与未来展望[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30(17): 10-20.[3] RICHARD A BITZINGER. China's shift from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o military-civil fusion[J]. Asia Policy, 2021, 28(1): 5-24.[4] 丛文胜，李敏. 论强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宪法基础[J]. 法学杂志, 2017,38(5):1-9. [5] 孟斌斌，戚刚，曾立. 中国军民融合度测算：理论与实证[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1(1): 128-135.[6] 黄朝峰，鞠晓生，纪建强，等. 军民融合何以能富国强军——军民融合、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J]. 经济研究, 2017,52(8): 187-201.[7] 谢宜泽，胡鞍钢. 新型举国体制：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38(4): 18-26.[8] 蔡建峰，张芳. 参军民企技术转移影响因素及内部机理研究[J]. 科研管理, 2021,42(2): 30-39.[9] 林高松. 构建军民融合法规体系的战略思考[J]. 法学杂志, 2017,38(5):10-18. [10] 吕彬. 西方国家军民融合发展道路研究[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40.[1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EB/OL]. [2021.10.08].http://www.gov.cn/xinwen/2018-10/15/content_5330964.htm.[12] 游光荣，闫宏，赵旭. 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 2017,33(1): 150-156.[13] 吕薇. 从体制机制入手构建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N]. 中国经济时报, 2016-12-15(005).[14] 杨静文，黄西川.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军民融合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37(20): 125-134.[15] 左凤荣. 苏联在军民融合问题上的教训[J]. 探索与争鸣, 2020,36(8): 133-141.[16] 余冬平，毛晨. 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4(3): 96-104.[17] 朱启超，王姝. 军民融合的日本范式——日本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策略、经验与启示[J]. 日本学刊, 2020,36(3): 101-127.[18] 孙雷霆，李春发. 军民融合时代特征、制约问题与治理路径[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37(8): 134-143[19] 胡鞍钢，王洪川，谢宜泽. 强国强军的战略逻辑[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2(5）:141-150.[20] 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 economy[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1-202.[21] 张于喆，周振. 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军民融合培育新动能的机理、现状与建议[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35(4): 9-16.[22] 丛文胜. 军事立法的合宪性审查[J]. 地方立法研究, 2018,40(5):45-53. [23] 黄朝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45.[24] 王路昊，胡凌嘉. 美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政策变迁：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9,21(1): 30-36.[25] 方炜，校利敏，杨步，等.民参军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9,37(4): 664-678.[26] 阎波，张炜. 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实施逻辑与路径选择[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6(6): 73-80.[27] 杜人淮，申月.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37(23):115-123. [28] 曹霞，杨笑君，张路蓬. 技术融合壁垒视角下我国军民技术融合模式及演化分析[J]. 管理评论,2021,33(3): 96-106.[29] 齐瑞福，陈春花. 美国科技创新政策新动向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新机遇[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41(3):16-25.[30] 涂改革，张鑫磊，汪海粟. 基于二次创新理论的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差异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38(11):106-115. [31] 张纪海，周雪亮，樊伟. 集成动员理论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设计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37(13):120-126. [32] 汤文仙. 探索建立军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J]. 国防科技工业, 2015,24(1): 46-48.
[1]
许可,何丽敏,刘海波. 生产者视角下军民融合技术成果转化关键问题研究——基于知识网络案例分析
[2]
李娜,陈波. 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度的影响——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3]
方炜,冯启良. 中国共产党推进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4]
李翔龙,王庆金,王焕良,石仁波. 军民融合社会关系网络对军民融合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5]
涂改革,张鑫磊,汪海粟. 基于二次创新理论的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差异研究
[6]
孔昭君,张宇萌.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7]
杨晓昕,陈波,张涵.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8]
孙雷霆,李春发. 军民融合时代特征、制约问题与治理路径
[9]
杜人淮,申月.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
[10]
谢言,段君,韩晨,丁珮琪. 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来自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11]
杨静文,黄西川.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军民融合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分析
[12]
苏子逢,张笑.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13]
王欣亮,兰宇杰,刘飞. 协同环境、军民融合与创新要素空间配置
[14]
田庆锋,张添,张硕,苗朵朵.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要素融合机制研究
[15]
何海燕,曹华伟. 我国高校军民融合科研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rdered 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