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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上的猪”理论曾经盛行一时，许多新创企业因站在“风口上”而获得了超常规成长，从侧面印证了抓住创业机会对新创企业的重要意义，创业领域研究者也对这一现象表现出了关注与热情[1]。然而，为什么只有少数创业者可以找到机会风口？这些少数创业者是如何找到这些“风口”的？尽管以往文献已探讨创业者如何识别并开发机会，但这种现象仍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2-3]，且学者们对创业者如何识别机会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近年来，创业者发现“风口”的影响要素研究获得了广泛关注，涵盖从个体到组织再到产业情境多个层面，大部分文献是从个体特征要素展开的，如个体效能[4-5]、个体警觉[6-7]及个体机会导向[8]等，但上述要素特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如何却鲜有文献进行深入探讨。苏晓华等[9]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内隐变量，在创业机会识别及绩效影响方面更多地是起一种内隐式间接作用，创业自我效能感依赖于个体认知而作用于创业结果，与警觉、导向等个体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探索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
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研究发现，个体心理效能方面的要素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指示与预测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续行为。在创业实践领域，自我效能与创业活动相结合产生了创业自我效能的概念，后者是指创业者不断追求创业活动方面的成就，并坚信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完成创业任务[10-11]。同属认知理论解释范畴的创业警觉性被视为解释创业活动的重要前置变量，Kirzner[12]认为，它是“对到目前为止被忽视的机会的一种感受和新态度”，机会只有被创业者感知到才存在，个体如果关闭其警觉性系统，就不能发现任何获利机会，这是一种主观主义观点。此外，部分学者根据现有研究提出了以自我效能感为基础的创造性、乐观主义同创业警觉性密切相关的理论命题，但缺乏实证支持。创业导向被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影响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一种是将信息融合到已经存在的战略目标和战术计划中，另一种是对潜在先动优势及其带来利润的提前感知。那么，这种具有先动性的提前感知同“坚信成功扮演不同角色”的创业自我效能有哪些方面的关联，相互作用过程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创业研究者们试图对创业者、创业机会、组织模式、创业环境之间的交叉点进行协同研究[13]，本研究将创业自我效能感设定为创业警觉性和创业导向影响机会识别的“通道”，基于个体认知与创业机会交叉点的探索，进一步丰富以机会为核心的创业领域研究文献。此外，相对于机会影响，学者们侧重于企业绩效分析，在企业绩效与成长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14]，然而上述研究大都是基于单方向、单通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有效管理并执行特定行动的信念，能否解释和预测企业绩效变化，后续研究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鉴于此，本研究目标如下：①探讨创业导向的预测作用及其机理，即分析其对创业企业的核心领域——机会与绩效的影响方向；②探讨创业警觉性的预测作用及其机理；③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在上述预测与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综上，本文理论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
图1 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模型
创业导向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表示一种心理认同态度，现有创业导向研究主要基于两种视角[15-16]：①从成熟企业视角出发，将创业导向视为一种企业层面的认知与态度，并将其与企业战略、决策等联系在一起；②基于新创企业与创业情境，认为创业导向更多地是一种个体层面的认知与态度，代表创业者自身对于创新、风险及行动的结构导向。无论是基于成熟企业还是新创企业，上述两种研究视角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创业导向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要素。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创业导向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首先，概念提出及理论框架初步构建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以Lumpkin &Dess[16]为代表，其系统性地将其概念框架进行了梳理。其次，对这一概念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与验证阶段，主要选取企业成长、绩效方面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例如，Gürbüz & Aykol[17]及朱秀梅[18]发现，创业导向与企业战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备创业导向的企业更能在战略上与企业相互配合，并作出创业方面的战略决策，继而影响企业发展绩效；焦豪等[19]以组织绩效为核心，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Wiklund&Shepherd[20]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其有别于大型企业的独特作用机制；李雪灵等[21]则采取经典维度划分方式，更为详细地对创业导向进行了剖析。再次，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创业导向作用机理阶段，即通过选取作用过程变量、情境变量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实证分析研究框架。在这一深化拓展阶段，学者们认为，创业导向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绩效等结果，还可以对创业领域的核心机会产生影响。例如，Li[22]提出，创业导向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影响创业机会，一种是将信息融合到已经存在的战略目标和战术计划中，另一种是对潜在先动优势及其所带来利润的感知。此外，在创业情境下，企业发展及机会发现过程是与创业者个体息息相关的，具备创业导向的企业能够获取竞争优势与良好的财务绩效，不断获得较高的市场利润，提升组织绩效水平，能够在动荡的环境中分析并抓住机会。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创业导向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
H1b：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经济学家Kirzner[12]最早发现创业者具备一种特殊能力，使其可以与非创业者进行有效区分，并将这种特殊能力定义为创业警觉性，其概念更多地蕴含着一种特质与能力的意义。随后，Kirzner发现，创业警觉性不仅是一种特质与能力，还与创业者个体构念及认知相关，并在其概念中添加了态度与认知成分。后续研究者根据这一探索，基于不同研究情境与对象，不断丰富其内涵。Kaish&Gilad[23]认为，把握创业警觉性的关键在于获取足够多的创业信息，它并不是一种天生能力与特质，更多地是一种创业者行为动机，即具备足够条件的创业者就可以获得这种能力。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Li[24]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对传统三维度进行细化，提出了有别于Kirzner的四维度警觉性概念体系。
除分析警觉性概念体系外，其作用机理探索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方向，由于警觉性主要是指发现机会的能力，因而探索其与机会之间关系成为热点话题。Kirzner[12]认为，警觉性程度高有助于创业者把握机会，在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期，能够把握住机会既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也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Baron[25]从思维模式角度分析了具备警觉性创业者的不同，即其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周围信息流，对周围信息变化更加敏感，从而能够先于他人发现机会。一般来说，具有高警觉性的创业者对环境变化更加敏感，在这种敏感性思维的作用下，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取得超乎寻常的绩效[6]。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
H2b：创业警觉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最早被定义为个人在工作中所体现出的信念水平，代表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下的一种工作能力。在创业研究领域，创业者发挥着比传统领导者个体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其个体水平与能力在创业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创业自我效能感应运而生。Gist & Mitchell[26]、Bandura[27]认为，创业过程充满挫折，需要创业者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而创业信念无疑是最重要心理素质，创业自我效能感代表了创业者克服各种创业困难实现创业成功的坚定信念与态度。随后，Chen[11]对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概念在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典型创业者特质。
现有学者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活动也具有重要预测作用。例如，Forbes[28]将创业自我效能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验证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强关联性，创业者无论是在信息搜索获取还是在后续学习分析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这种信心与热情推动着创业事业发展。除探索其作用机理外，其前置因素研究也得到了关注，研究发现，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很多，可以被划分为以下类型：①个人过去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②他人行为及其成败的经验示范效应；③他人评价及劝说；④个人情绪状态。Ardichvili等[29]提出了以自我效能感为基础的创造性和乐观主义同创业警觉性密切相关的理论命题；Jin等[30]分析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图及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基本上呈现正相关关系。创业警觉性以信息流为基础，其核心是信息及其搜集行为[12]，以警觉性为基础的信息搜集行为有助于提升个体自信与创业“底气”。由于创业者成败经历会影响创业者对待风险、创新和挑战的观感，即对创业导向产生一定影响，Wood&Bandura[31]认为，理论上存在着创业导向进一步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可能性。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c：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d：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对象为创业者，数据来源于山东、浙江、广东、河北、湖北、北京和上海7个省市，数据收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创业教育和培训会议中发放问卷，二是通过联系众创空间及查阅新创企业目录，直接与创业者联系。本文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创业环境、创业者背景及所有与研究相关的核心构念问题。为便于填答，还设计了电子版问卷，通过微信、QQ等方式直接推送给创业者，共回收完整问卷202份，有效回收率为67%。在问卷基本情况方面，男性创业者(61%)多于女性创业者(39%)，中青年创业者群体是创业主力军(40岁以下77%)，高学历者进行创业居于主流(57%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数据基本信息符合双创的基本规律。
为了使研究具备良好的信效度，在具体问题测量过程中，本文采用已被国内外学者们广泛认可并运用的量表，同时基于中国创业情境并参照科学的翻译-回译方式进行了部分语义及语法方面的修改，使得创业者能够理解每个问题的核心含义，具体如下：
(1)创业导向：采用Lumpkin&Dess[16]的3个题项量表测量，包括对自身创业活动创新性、风险承担及先动性评价，由创业者根据创业过程感受进行填答，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3，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度。
(2)创业警觉性：采用Li [24]的8个题项量表测量，主要包括对于创业周边信息、资源、机会等的敏感程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7。
(3)自我效能感 ：采用Ozgen[32]的5个题项量表测量，主要包括对事业的信心程度、对自身资源的认知程度及信念等，由创业者根据创业过程感受进行填答，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5。
(4)创业机会识别：采用Ozgen[32]&Andrew[33]的6个题项量表测量，主要包括对有价值信息的解读、筛选等，由创业者根据创业过程感受进行填答，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79。
(5)企业绩效：借鉴采用Lane等[34]的7个题项量表，从多个角度测度企业绩效成长，既包含财务方面的绩效，也包括员工满意等非财务方面的绩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2。
(6)控制变量：创业者年龄、所在公司创立年限、规模和销售增长率。本研究参照创业领域的通行做法，选取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部分变量进行控制以排除干扰。其中，创业者年龄采用其实际填答年龄数值进行度量；所在企业创立年限采用截至问卷发放前一年的企业实际存续时间进行度量；企业规模采用实际员工数量进行度量；企业销售增长率采用近一年的销售额进行计算度量。
为了有效分析回收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首先借助软件对核心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创业导向与创业机会识别(r=0.46，p<0.01)及企业绩效(r=0.54，p<0.01)正向相关；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r=0.33，p<0.01)及企业绩效(r=0.58，p<0.01)正向相关。同时，创业导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r=0.66，p<0.01)及创业警觉性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r=0.64，p<0.01)正向相关。此外，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机会识别(r=0.49，p<0.01)及企业绩效(r=0.60，p<0.01)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区别效度代表各个变量之间能够具有显著差异性，为进一步验证数据质量，本研究采用平均提取方差(AVE)的平方根判断区别效度，根据以往研究，如果每个变量的AVE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就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表1对角线数据即表示AVE的开方值，由此可见，所有变量的AVE开方值均大于变量相关系数，符合预定标准，表明本研究各变量数据能够被合理且有效地区分，为进一步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1 各主要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1234567891.创业者年龄N/A2.企业年龄0.43**N/A3.log(企业规模)0.20**0.38**N/A4.企业的销售增长率0.150.090.50**N/A5.创业导向0.090.030.29**0.35**0.7926.创业警觉性0.130.130.32**0.31**0.66**0.6807.创业自我效能感 0.17*0.19*0.26**0.36**0.66**0.64**0.7328.创业机会识别-0.040.060.34**0.27**0.46**0.33**0.49**0.6589. 企业绩效0.17*0.22*0.43**0.44**0.54**0.58**0.60**0.40**0.783平均值33.988.562.0252.375.085.154.813.084.75标准差8.407.470.7870.051.151.011.101.091.19
数据来源：N=202；** p<0.01，* p<0.05，下同；对角线上为AVE的开方值；N/A表示不适合分析
(1)主效应。H1认为，创业导向对创业机会识别和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本研究首先构建基准模型，即M1、M4、M11与M14，随后在M4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创业导向，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创业导向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M5, β=0.456, p<0.01)。参照这一方法，在M14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创业导向，从表3可以看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也具有正向影响(M15, β=0.436, p<0.01)。因此，H1得到了数据支持。
H2提出，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和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M4的基础上，加入创业警觉性并分析回归结果，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M6, β=0.306, p<0.01)。参照这一方法，在M14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创业警觉性，从表3可以看出，创业警觉性对企业绩效也具有正向影响(M16, β=0.538, p<0.01)。因此，H2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2 回归分析结果(以创业机会识别为因变量)
变量自我效能感 M1M2M3创业机会识别M4M5M6M7M8M9控制变量创业者年龄0.010-0.053-0.0540.012-0.030-0.0170.008-0.0120.010企业年龄0.1010.1650.094-0.075-0.031-0.078-0.125-0.088-0.126企业规模0.028-0.043-0.0090.2280.1790.2100.2140.1940.215销售增长率0.3380.1170.1470.2190.0700.1300.0520.0290.054自变量创业导向0.674**0.456**0.224*创业警觉性0.652**0.306**-0.028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 0.494**0.344**0.513**R20.140.530.520.120.300.200.330.350.33ΔR20.140.390.380.120.180.080.210.060.13F5.68**31.09**29.47**4.68**11.66**6.98**13.57**12.47**11.25**ΔF5.68**114.34**107.35**4.68**35.06**14.39**43.46**11.91**26.26**
表3 回归分析结果(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
变量自我效能感M11M12M13企业绩效M14M15M16M17M18M19控制变量创业者年龄0.010-0.053-0.0540.030-0.011-0.0230.0250.010-0.008企业年龄0.1010.1650.0940.1220.1640.1170.0710.0980.092企业规模0.028-0.043-0.0090.1160.0700.0850.1020.0870.088销售增长率0.3380.1170.1470.3880.2450.2310.2150.1980.191自变量创业导向0.674**0.436**0.167创业警觉性0.652**0.538**0.362**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 0.511**0.400**0.270**R20.140.530.520.230.390.480.450.470.52ΔR20.140.390.380.230.160.260.230.080.04F5.68**31.09**29.47**10.26**17.74**25.81**22.91**19.98**24.60**ΔF5.68**114.34**107.35**10.26**37.06**68.25**57.05**19.43**10.10**
(2)中介效应。根据本文研究模型(见图1)，共提出了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核心的4个中介效应假设，对其采取逐步回归、逐步分析方式进行检验，各个模型均在4个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首先，如表2所示，在基准模型M1基础上，创业导向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2, β=0.674, p<0.01)，创业警觉性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3, β=0.652, p<0.01)。同时，在基准模型M4基础上，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7, β=0.494, p<0.01)。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创业导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显著降低, 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机会识别依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8, β=0.344, p<0.01；M9, β=0.513, p<0.01)。因此，H3a、H3c通过检验，即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如表3所示，在基准模型M11基础上，创业导向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12, β=0.674, p<0.01)，创业警觉性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13, β=0.652, p<0.01)。同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17, β=0.511, p<0.01)。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创业导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机会识别依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18, β=0.400, p<0.01)；创业警觉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M19, β=0.362, p<0.01)，但较剔除创业自我效能感后的β值明显降低(M16, β=0.538, p<0.01)。同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绩效作用仍显著(M19, β=0.270, p<0.01)。因此，H3b、H3d通过检验，即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采取Baron&Kenny[35]提出的检验方法虽可行，但没有说明中介效用的显著性，因而本研究进一步采用Sobel分析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通过Sobel公式进行计算可知，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Sobel系数得到了验证(Z=3.29, p<0.01，H3a)；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Sobel系数也得到了验证(Z=4.06, p<0.01，H3b)；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Sobel系数得到了验证(Z=4.58, p<0.01，H3c)；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警觉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Sobel系数得到了验证(Z=3.02, p<0.01，H3d)。因此，H3得到了进一步数据支持。
本研究基于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理论，构建创业导向、警觉性、自我效能感及机会识别、绩效之间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内7个创业活跃省市的202份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综合得出以下结论：
(1)创业自我效能感在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居于桥接地位，其影响因素包括创业导向与警觉性，结果因素包括创业机会识别与绩效。
(2)在高度不确定情境下的创业活动中，创业者需要具备强烈的信念，在该创业信念的支撑下，创业者会对周边信息、知识、资源更加敏感，能够比非创业者更早发现周边创业机会，从而帮助新创企业不断获取竞争优势，促使其不断发展。
(3)与Raych&Frese[36]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创业家并非天生具备上述能力，只有具备创业导向与机会敏感性，并将上述要素与自身信念相结合的创业者，才能最终成为创业家。
认知理论强调自我因素是创业型企业的关键要素[32]，创业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创业行为评估的关键认知变量[37]。现有学者虽然对该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但已有成果局限于对这一概念本身及其单一方向的探索，例如单纯从创业者角度分析对其企业的直接作用效果[38]，这些简单探索虽然深化了对核心构念的理解，但对于如何有效发挥其作用机理却知之甚少，导致新创企业和创业者无法合理运用这一构念，阻碍了理论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本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创业过程中的重要过程变量，不仅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效果，而且受诸多因素影响，但现有研究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置因素却缺乏探讨，从而导致创业自我效能研究框架缺乏完整性。本研究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构建了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并进行了深入探索。
(1)本研究基于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证实了创业导向、创业警觉性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桥接作用，是联通创业感知、能力相关要素与创业结果表现相关要素的核心。这一研究结果是对以往研究的拓展——以往文献注重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新创企业创业机会或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机制，但是这种正向机制不够系统与完整，没有探讨其作用机制前因变量。本研究基于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理论，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间变量进行验证，发现了其桥接作用机理，是对以往研究的重要补充。
(2)创业导向可以引导企业发现更多机会，提高企业绩效，原因在于其提升了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对目标导向行为进行预测。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业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并发现了如何合理提升这种创业信念，即需要将该信念与创业导向相结合，换言之，只有将创业者信念与意识、能力相结合，才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效能，从而丰富了导向和效能交叉领域研究。
(3)在以机会为核心的创业活动中，如何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并开发机会，如何站在“风口”起飞决定着创业活动成败及创业企业成长，现有研究虽提出了各种机会认知、机会能力，但没有将其整合到同一框架内进行综合分析。本研究针对这一不足，将创业机会作为最终结果，并引入系列变量进行整合探索分析。结果显示，为最终识别并合理开发机会，需要创业导向、警觉与效能共同发挥作用，即创业机会需要从认知与意识出发，不断通过整合、分析周边信息资源，从丰富的信息流资源中发现机会，并通过创业自我效能的不断提升，增强机会识别信念，最终发现“风口”并实现“风口”上的起飞。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实践意义，当前中国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活动发展，其中企业居于主导地位，企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双创活动能否有效开展。由于企业普遍存在“新创弱性”，能否运用好创业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与资源，从而发现好的创业机会是其所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一方面可以在创业导向、创业警觉性的支持下保持高度的敏感，另一方面可以较快整合资源，从而发现更多创业机会，提升企业绩效。反之，自我效能感低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在众多创业机会面前无所适从，错过新创小微企业发展浪潮。因此，研究创业型企业中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小微企业、创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本研究基于国内7个省市创业者调查数据，对双创背景下企业成长发展及机会识别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受条件制约，在研究框架构建及具体验证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工具问题，由于中外创业情境差异性，基于西方情境的测量工具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发展实际，未来可运用深度访谈、案例研究等方式进一步对现有测量工具进行完善，从而使研究结果具备更强的针对性。
(2)本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创业导向与创业警觉性对于创业机会识别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但并未探讨上述两个视角的交互效应。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不是孤立存在的，本文由于受研究广度限制，放弃检验二视角之间的交互，为未来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3)本文所涉及的部分核心构念具有多维度特征，例如创业导向可以被划分为三维度，但在本研究中并未细化，而是将上述构念看作整体，可能导致对核心构念关键要素把握不足，例如创业导向多维度是否会削弱或是增强现有作用机制？对此，后续研究可以进行有益探索。
(4)本研并未将影响创业活动的情境要素(如外部制度环境要素等)放入模型中统一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模型不严谨，无法排除外部情境要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因此，后续研究可考虑将上述要素纳入模型，以考察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5)创业是一个连续性过程，企业也在不断成长，未来可考虑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进行纵向探索，分析随着时间推移，各创业核心构念影响机理的变化情况，在更广的范围内验证本研究结论。
未来可以在上述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更好地指导新创小微企业发展，为创业型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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