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创业已成为我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创业实践更具探索性、创新性和试错性,需要采取契合而有效的决策逻辑予以实施。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为创业决策研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石[1]。传统因果逻辑往往将规划和目标视作创业者追求创业机会采用的重要决策方式,强调理性分析和预测。因果逻辑是指基于目标已经存在、受目标驱动、经过深思熟虑,并运用理论与技术进行理性分析的决策逻辑[2]。然而,创业者在决策实践中通常面临企业、市场、行业等在此前不存在的情况,如2021年财富榜世界500强企业在20年前有一大半并不存在(Nambisan,2017),如今如火如荼的数字技术、电子商务等之前也不存在市场(Servantie &Rispal, 2018),这些情况使传统因果逻辑失去效力。Sarasvathy(2001)通过让多名创业者回答将一个想法转化为一个成功企业决策的问题,发现并提出契合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逻辑——效果推理,并指出其在新产品研发、新企业创立、新市场开拓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效果推理的提出对创业领域在理论上诠释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决策问题具有突出贡献,并被认为是创业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推动力[3]。
效果推理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3]。国外相关研究从界定效果推理的构念内涵、揭示新企业创立的决策过程,深入到探索效果推理与其它构念间的关系,并从个体层面延伸到组织层面再到环境层面揭示效果推理的影响因素。国内有关效果推理的研究重点介绍其理论溯源和现状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其前因后效进行实证研究和案例剖析。相较于国外相关研究,国内研究不仅数量少且存在一定滞后性。此外,国内外效果推理相关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诸多议题需要梳理和分析[4]。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效果推理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分析,从而发展效果推理理论。
综上,本文基于效果推理相关研究,对其概念内涵、结构测量、前因后果等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进而明晰未来关键研究问题与方向,对于拓展效果推理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 效果推理概念界定与测量
1.1 效果推理内涵演进
效果推理(Effectuation,也译作效果逻辑、手段导向等,本文采用效果推理这一学者广泛使用的译法)由Sarasvathy[2]基于经济学的有限理性视角率先提出,并将其定义为创业者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思考、决策和行动的启发式逻辑。此后,这一概念受到众多管理学者关注,并基于多种视角扩展效果推理的内涵。有学者从战略管理视角出发,将效果推理视作企业的一种战略决策方式。如Wiltbank[4]认为效果推理是企业在不确定情形下制定发展战略的一种新颖方法;Reymen等(2015)研究发现,在风险投资过程中,效果推理是驱动企业家作出战略投资决策的一种灵活的动态模型;Chesbrough(2010)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对效果推理概念进行研究,认为效果推理是新企业构建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指导理论。也有学者从知识管理视角将效果推理视作一种缄默的隐性知识和一个学习过程(Jisr &Maamari, 2017)。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效果推理的研究队伍,这一概念得到持续丰富和发展。
虽然国内关于效果推理构念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繁衍范围较广,被引入包括创业管理在内的多个学术领域。国内学者主要基于Sarasvathy[2]的概念界定开展相关研究,如张玉利等(2009)率先将效果推理引入创业管理领域,并形成本土创业研究的理论框架。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心理学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人类有限的认知情境展开,如段锦云等(2010)将效果推理界定为人类在有限认知情境下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李雪灵等(2020)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存在心理认知局限的创业者难以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和方案,因而效果推理是更为有效的决策逻辑。管理学领域学者认为,效果推理理论是近年来创业管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进展,是解决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挑战的重要方向。因此,效果推理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如秦剑(2010)指出效果推理是创建新企业的独特决策过程,主要关注既有手段能够创造的多种可能效果;郭润萍等(2017)基于国外研究成果对效果推理进行综述性研究,认为效果推理是一种手段驱动的决策倾向,是创业者在不确定情境下从既有手段出发,利用小幅度试错探索潜在机会并寻求发展优势的决策逻辑;崔连广等(2017)指出效果推理逻辑更强调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控制。
综上,学界将效果推理这一经济学衍生概念置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情境进行解读和分析,推动了认识的深入和研究的细化,有效拓展了效果推理理论。虽然历经20余年的发展,效果推理理论仍处于发展阶段,有待完善,还存在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2 效果推理测量演进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相关概念结构的测量。Sarasvathy&Dew(2005)提出,效果推理包含关注可承担损失、创建伙伴关系以取得承诺、利用权变事件维持柔性、运用既有手段创造未来四大基本原则。此后,学者们普遍将效果推理视作一个形成型而非反映型的多维度构念。
围绕效果推理的测度,有4项开创性研究从不同方向进行了探索。Read等[5]提出,效果推理构念包含可利用手段、可承受损失、联盟和利用意外事件4个基本结构。该维度划分基本涵盖了效果推理的本质属性,但难以刻画创业者利用效果推理进行创业活动的动态变化过程。Chandler等[6]针对以上不足,对创业者采用效果推理开展创业实践的动态过程加以刻画,提出将效果推理划分为实验、可承受损失、柔性和先前承诺4个维度,并开发出13个题项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测量。一些学者对该量表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其是兼具高质量和高成熟度的测量工具(秦剑,2011)。此后,Brettel等[7]基于对400个研发项目的研究,开发出效果推理测量量表,包括手段导向、合作关系、可承担损失和接受意外4个维度,共23个题项。该维度划分能够较为全面反映效果推理的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否适用于创业情境仍有待验证。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Werhahn等[8]基于已有文献归纳并开发效果推理量表,将效果推理划分为手段、控制、伙伴关系、可承受损失、接受意外5个维度,共18个题项。该维度划分能较为全面地刻画效果推理的本质特征,但该量表仅基于文献归纳进行开发,且推出时间不长,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综上,学界关于效果推理结构测量的研究总体上沿着“Sarasvathy-Read-Chandler-Brettel-Werhahn”的演进脉络,将效果推理视作一个形成型构念,这一主张已逐渐被众多学者接受,为后续理论延伸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对效果推理维度的探索和量表开发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维度探索上,多数研究通过抽象或描述性分析对效果推理的构念维度进行简单划分,缺乏系统和规范的探索性研究过程。同时,关于效果推理结构维度的研究主要针对传统创业情境,而学者们已将效果推理繁衍至其它领域(如国际化创新与创业、市场营销、投资管理、服务创新等)进行研究,因而效果推理结构维度的划分可能无法体现其它研究情境特征。其次,对于效果推理结构的测量,缺乏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专门、规范的量表开发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考虑已有结构维度情境的适用性,同时思考相关测量量表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完善效果推理的概念维度及测量。
2 效果推理形成因素
哪些因素会引发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决策逻辑?这是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探讨的话题。效果推理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一种启发式思维逻辑[2]。该思维逻辑受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受到创业者个体特质的影响,也可能受到组织特征与能力驱动,还可能在特定环境下被激发。了解效果推理形成的根源有助于提高创业者主动实施效果推理逻辑的意愿,克服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实现创业成功[6]。纵观该领域研究,影响效果推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
2.1 个体层面
从个体层面看,影响效果推理的前因因素主要包括创业者个体特质、人力资本、创业激情与警觉性等。
(1)创业者个人特质(自我效能、毅力、内控性、职业动机、认知风格、情绪复杂性)。特质激活理论指出,在特定环境下,具备某种特质的个体可能倾向于表达特定思维逻辑与行为(Tett &Guterman, 2000)。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个人特质是激发其主动实施效果推理的重要因素[9]。相关学者深入探索了创业者个人具体特质对效果推理的影响。如Yuval等(2014)发现,具备高创业自我效能的创业者对其创业能力充满自信,更愿意将不确定性环境解读为机会,倾向于运用效果推理应对不确定性创业环境;Costa&Brettel[10]研究发现,毅力与内控性较弱的创业者更倾向于实施效果推理决策逻辑;Gabrielsson&Politis[11]发现,拥有短暂型或螺旋型职业动机的创业者往往倾向于在创业实践中实施效果推理逻辑;张浩等[12]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者认知风格对效果推理逻辑的实施有重要影响;Politis[13]基于元认知理论和情绪复杂理论发现,创业者的情绪复杂度越高,越有可能采用效果推理决策逻辑。
(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对个体进行教育和培训等投资而获取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积累(Chen &Xu, 2022)。程建青和罗瑾琏(2022)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创业者人力资本积累是驱动其实施效果推理逻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证实,先前创业经验对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逻辑具有重要影响[14]。如苏涛永和陶丰烨(2019)通过对比231家企业的创业者发现,拥有丰富先前创业经验的创业者更倾向于在创业实践中实施效果推理逻辑。另一方面,Alsos等(2016)指出,创业者的教育或经验等人力资本要素可以对其决策逻辑进行有效塑造。
(3)创业激情与创业警觉性。情感传染理论指出,拥有高创业激情的创业者在进行创业实践时可能展现出强烈的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可以为组织营造积极的创业氛围(朱秀梅,董钊,2021),使企业对创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更高,激励创业者积极尝试新想法,敢于进行迭代试错。因此,创业激情是促进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逻辑的重要因素。朱秀梅和董钊(2021)研究证实,高创业激情的创业者更可能在创业实践中实施效果推理。注意力配置理论认为,创业警觉是注意力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创业者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形成并保持最佳响应的能力,有助于创业者在不确定环境下利用手头手段响应市场变化(Xie等, 2021)。因此,创业警觉性也可能驱动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逻辑。胡洪浩和王重鸣(2013)研究发现,创业者警觉性能够有效提升其“边做边学”的效率和效果,有助于创业者利用手头资源在可承受损失范围内进行有效实验,促进效果推理的成功实施。
2.2 组织层面
从组织层面看,影响效果推理的前因因素主要涉及组织特质、组织创业文化与声誉资本、组织网络关系、组织创业能力及组织战略导向等。
(1)组织特征(工作自由度、时间可用性、管理者支持)。组织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影响创业者的决策逻辑。Costa&Brettel[10]研究指出,组织的工作自由度越大,时间可用性越高,则创业者越不倾向于实施效果推理逻辑;Sirén等(2019)研究认为,组织中的管理支持力度越大,则创业者越倾向于遵循效果推理逻辑开展创业实践。
(2)创业文化与声誉资本。创业文化可以营造一种开放性、共享性和创新性组织氛围,组织声誉资本象征着创业者对建立关系的重视,也表征企业的专业性与创造性。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创业文化与声誉资本可以塑造创业者的效果推理逻辑[15]。
(3)组织网络关系(创业网络、网络多元化)。网络关系对于企业获取所需资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Johansson &Mckelvie, 2012)。信息解读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有限的新创企业,倾向于通过建立网络关系有效弥补自身劣势(颉茂华等,2021)。Galkina &Chetty[16]研究认为,效果推理是组织网络关系向企业绩效转化的“桥梁”;刘宁等(2020)研究发现,网络孵化情境下具备多元化网络关系的孵化器能够为在孵企业提供异质性创业资源,为效果推理的实施奠定基础。
(4)创业能力与战略导向。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具备的创业能力可为创业者提供持续开展创业活动的原动力,为创业者的创业决策提供基石(Shin等, 2023)。相关研究表明,组织创业能力是创业者效果推理逻辑形成的直接前因变量[17]。组织的不同战略导向对创业者的决策和行动可能具有不同影响。Roach等(2016)研究发现,组织创新导向对效果推理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2.3 环境层面
影响效果推理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文化环境差异、环境多样性和制度不确定性等。Sarasvathy等(2019)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具有推动作用,市场环境失灵可以提高组织柔性和对意外事件进行积极转换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开展国际化经营,由此产生了国际化创业这一独特现象,并成功引起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国家间文化环境差异,创业者通过实施效果推理对国际创业企业经营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张秀娥,乐媛,2021)。此外,Deng等[18]研究指出,环境多样性可以激发创业者主动实施效果推理逻辑,为企业克服不确定性挑战提供思路;Garrido等(2021)通过对国家间的制度进行比较发现,制度不确定性也会对效果推理产生重要影响。
3 效果推理作用机制
关于效果推理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比较零散,相关议题亟待梳理。因此,本文从效果推理研究的结果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展开阐述。
3.1 效果推理的结果变量
(1)企业绩效。虽然Sarasvathy(2001)明确指出,通过效果推理难以预测企业绩效,但学界仍对效果推理与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如Read等[5]通过元分析证明,效果推理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Wiltbank等[4]通过对天使投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实施效果推理的投资人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投资绩效;Brettel等[7]基于研发项目的数据发现,效果推理与研发项目的创新绩效正相关。总体来看,已有大多数研究均表明,效果推理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学者们围绕效果推理对新创企业绩效、新产品开发绩效、国际创业绩效、数字化转型绩效等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探索。如彭学兵等(2020)认为,遵循效果推理逻辑的创业者倾向于权变地看待意外,关注行动与环境的结合,更能抓住不确定性事件背后的机会,避免资源浪费,从而有效促进新创企业绩效提高;杨建君等(2021)基于新产品研发情境发现,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效果逻辑通过研发资源池储备、不断迭代试错、与合作伙伴建立先前承诺等方式快速寻求问题解决方案,促进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张秀娥和乐媛(2021)研究发现,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于国际创业本身存在风险管控和合规经营等困难,因而国际创业企业更需要通过实施效果推理,在实践中学习,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创业绩效。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边界日渐模糊,有学者提出效果推理有助于企业与其它主体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借鉴并学习其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验,从而有效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进程[19]。
(2)企业策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将效果推理理论引入战略管理、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认为效果推理不仅可以影响企业绩效,还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创业退出、营销、资源整合、知识整合、企业创新等策略选择。如Harms &Schiele(2012)分析效果推理对企业国际市场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发现采用效果推理逻辑的国际化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以低资源承诺和高灵活性为特征的出口模式。创业者决策逻辑不仅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策略,也影响其创业退出策略。研究发现,实施效果推理的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首次公开募股和清算策略退出企业[20]。随着效果推理相关研究的不断延伸,学者还发现,效果推理对企业营销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效果推理逻辑还会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策略选择。如Guo等[3]研究发现,实施效果推理逻辑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开拓型资源整合策略,而采取因果推理逻辑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稳健型资源整合策略。效果推理不仅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策略,还可能对企业创新策略产生重要影响(Guo,2019)。此外,有学者指出,效果推理能够积极影响企业的突发性知识整合策略,而对机会性知识整合策略不会产生任何作用[21]。但该研究并未对此结果进行具体解释。
(3)商业模式。已有研究发现,效果推理逻辑会对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产生影响。如Reymen等(2017)指出,实施效果推理的企业可以给细分市场的客户带来可行性较高的价值主张。在国际创业情境下,企业不仅面临复杂的创业环境,自身还可能存在合法性劣势。因此,创业者采取效果推理逻辑进行决策,更有利于国际创业企业克服“局外人缺陷”,从而使其契合国外市场特点进行商业模式开发[22]。此外,张敬伟等[23]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效果推理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乐等(2021)研究表明,效果推理是创业者过度自信特质向商业模式创新转化的纽带。
3.2 效果推理的中介变量
现有效果推理相关研究通过引入企业战略、能力、资源、机会和知识管理等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企业相关绩效的作用机制。
(1)战略方面(创业导向、技术导向)。已有研究基于战略管理理论探索创业导向、技术导向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通过实施效果推理,可以塑造高水平的创业导向,进而提高企业绩效[24];对于能源企业来说,通过灵活性等有效原则,可以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建立先前承诺,使其有效发挥技术导向作用,从而最大限度获取技术回报和减少潜在损失,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Blauth &Mauer, 2013)。
(2)资源方面(资源拼凑、资源捆绑、资源整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除组织战略导向外,资源拼凑、整合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一些学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资源拼凑、资源捆绑和资源整合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探索。如徐国长等(2022)认为在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过程中,效果推理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利用资源拼凑对资源进行重组,促进服务创新;Guo等[3]发现,遵循效果推理逻辑的新型互联网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开创性的资源捆绑行为,从而帮助企业创造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绩效增长;杨建君等(2021)研究指出,在高度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下,新企业的创立也是一种资源整合过程,效果推理的实施需要创业者获取和整合一定创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价值并提升企业绩效。
(3)机会方面(机会开发、机会塑造)。Timmons(1999)的创业理论指出,对于创业主体而言,创业实践的成功不仅在于获取资源,更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实施效果推理有助于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有效开发、塑造和识别,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如林琳等[25]研究发现,实施效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将整个创业过程视为创业机会集合,从而以机会开发的形式解决出现的困境,促进创业绩效提升;Guo等[21]研究表明,效果推理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多样化信息,提高其战略多样性,促进企业对机会的塑造,从而提升绩效。
(4)知识管理方面(知识搜寻、知识整合)。知识管理理论指出,知识是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基础元素[21]。如林琳等[25]研究发现,实施效果推理的科技型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外部知识搜寻不断丰富自身知识和资源集合,该集合是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杠杆。但关于内部知识搜寻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间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该研究并未给出解释。张秀娥和乐媛(2021)研究指出,知识整合对企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战略性知识整合在效果推理与高科技新创企业机会识别之间具有枢纽作用。
3.3 效果推理的调节变量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效果推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有学者发现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之间不仅存在中介机制,还可能存在调节机制。经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主要从环境层面(不确定性、竞争强度)和组织层面(融资约束、企业规模、企业创新性、损失/收益感知、资源整合能力)对其调节机制进行分析。
(1)环境层面(不确定性、竞争强度)。Sarasvathy(2001)指出,在不确定性创业情境下,想要精准测量环境对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十分困难,而效果推理强调的控制可能更有效。这一观点虽提出较早,但由于没有数据导致无法证明。直到效果推理量表被开发出来后,才逐渐有学者对该观点进行实证检验。相关研究指出,环境不确定性(环境敌对性和动态性)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遗憾的是,该假设经数据检验后并不完全成立[2]。此后,Blauth &Mauer(2013)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柔性、实验、可承受损失、先前承诺)与问题解决速度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创业者积极创建联盟关系与利用意外事件,有助于加快问题解决速度,而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下,创建联盟关系与利用意外事件反而会减缓问题解决速度。此外,还有学者发现,在竞争强度较高的环境下,效果推理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25]。
(2)组织层面(企业创新性、融资约束、企业规模、收益/损失感知)。Brettel等[7]通过开发效果推理量表,对企业创新性在效果推理与项目开发绩效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探索,发现企业创新性越强,效果推理对项目开发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De Tienne[20]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效果推理与创业绩效间起增强型调节作用。因此,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为提高企业效率,降低因资金缺位产生的机会成本,决策者应采取效果推理逻辑进行决策。有学者发现,企业规模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发挥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效果推理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小[18]。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企业对收益或损失的感知在效果推理与收益实现间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处于高收益或低损失状态下,更能发挥效果推理的积极效应,也更可能提高销售收益[15]。
本文通过梳理、归纳效果推理相关研究,构建包含效果推理形成因素及作用机制的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效果推理的形成因素及作用机制
Fig.1 Formation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effectuation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效果推理的概念内涵、结构测量、形成因素及作用机制等进行了系统性归纳和梳理。虽然已有文献对效果推理研究有了一定丰富和拓展,但为了推动效果推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认为未来有必要对效果推理的概念内涵、量表开发、形成因素、作用机制及研究方法等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见图2)。
图2 效果推理研究展望
Fig.2 Research prospects of effectuation
4.1 深化概念内涵及量表开发
(1)深化效果推理的概念。现有研究将效果推理这一经济学衍生概念置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和分析,推动了对效果推理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细化。由于每个视角对效果推理解读的侧重点不同,孤立分析效果推理的每个结构导致不能全面和有效地理解效果推理的概念。未来研究需超越将效果推理这一形成型构念简单类别化的倾向,如基于研究情境的独特性,构建一个更加整合的概念内涵来解释效果推理,进而拓展对这一形成型构念的认识。
(2)加强效果推理量表开发。首先,现有效果推理量表大多基于创业者自评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他评的形式进行量表开发,或者将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以提高量表开发的可靠性,还可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专家意见汇总等方式进行量表开发。其次,现有量表大多针对创业者个体,如Chandler等[6]、Brettel等[7]基于创业者个体层面开发效果推理量表,而面向创业团队、创业组织的效果推理测量工具有待开发。再次,现有量表开发研究不仅较为匮乏,且存在分歧,给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带来不便。例如,现有实证研究大多采用Chandler等[6]开发的创业领域量表,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效果推理的实证研究不仅聚焦于创业领域,还延伸至创新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化战略、投资管理等领域。因此,未来研究亟需开发具有领域针对性的量表。最后,已有效果推理量表大多忽略了情境因素,Khanal等(2021)认为将效果推理与所处情境割裂是不科学的。例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创业情境已经发生巨大改变,针对传统创业情境开发的量表可能并不能有效平移至数字创业情境。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针对不同情境开发契合的量表,这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效果推理的内涵和外延。
4.2 挖掘效果推理形成因素
(1)从多层面拓展效果推理的形成机制。以往关于效果推理形成机制的研究大多聚焦传统创业、国际化创业等情境,而数字创业、家族创业、混合创业、学术创业、社会创业、绿色创业等情境未得到充分关注,这些情境普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目标模糊、市场竞争激烈等创业共性,同样可以激发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逻辑。同时,这些情境也有其独特性,可能会发现一些影响效果推理的独特因素。例如,数字创业情境下,企业的数字化业务环境和拥有的数字资源等可能驱动决策者实施效果推理逻辑;家族创业情境下,家族成员间的人际关系与代际冲突有可能成为家族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决策的决定因素。这些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深入探索。
(2)从研究情境角度丰富效果推理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创业者个体、组织和环境层面识别效果推理的影响因素,但大多从单一层面展开研究,而效果推理作为一种启发式逻辑,不仅与创业者个体层面因素有关,还可能与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企业特征及能力等因素有关。因此,效果推理可能同时受到创业者个体、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未来应从多层面整合效果推理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4.3 拓展效果推理作用机制
(1)融合心理学、系统工程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理论,拓展效果推理作用机制的研究空间。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知识管理、创业机会、资源基础、动态能力、战略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学理论对效果推理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未来可以将效果推理与一些跨学科理论进行有效结合,解决一些重要实践问题。例如,将心理学领域影响深远的调节焦点理论与效果推理进行融合,更细致地对创业者实施效果推理产生的丰富内心活动和影响进行剖析;将系统工程学领域的近可分解理论与效果推理进行有效结合,揭示效果推理对产品研发成功或失败的启示。
(2)积极关注效果推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效果推理对相关绩效产生的积极效果,而忽略了效果推理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虽然有研究发现,效果推理与企业的销售增长具有负向关系,但并未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证(Mckelvie等, 2013)。本文认为效果推理可能存在一些消极效应,有待未来研究深入探索:①效果推理中的可承受损失维度可能会使创业者在投入资源时犹豫不决、过分谨慎,陷入模仿创新的循环,难以进行探索式创新,从而失去一些有价值的机会;②实施效果推理的创业者基于既有手段,遵循“摸着石头过河”原则,缺乏计划、目标的规划和指导,可能使企业陷入低效率工作的“漩涡”;③效果推理虽然可以促进创业者高效开展创业活动,但可能会因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创业成员失去目标而引发情绪耗竭,从而造成一定消极影响。探索效果推理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深入、全面、系统理解效果推理理论。
(3)关于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的边界条件,大多数研究聚焦环境层面与组织层面,对创业者个体层面调节机制的探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从个体层面探究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机制,以丰富其边界条件。例如,性别角色一致性理论指出,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更谨慎,风险容忍度较低,而男性创业者通常具备大胆、勇于冒险和敢于不断尝试等特质(程建青等,2021)。因此,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创业环境下,男性创业者更有可能助推效果推理向企业相关绩效的有效转化。创业者个人的创业经验、创业激情、创业韧性、认知风格等特质,是否也在效果推理与企业绩效间发挥“催化剂”作用?这些均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
4.4 丰富效果推理研究层次与研究方法
(1)丰富效果推理的研究层次。已有研究大多从个体、组织、环境层面论述效果推理的前因和后果。然而,在经典创业过程模型中,创业团队、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是创业成功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Timmons, 1999)。创业团队作为创业的首要要素,需要深入参与到创业决策过程中。在创业团队中,团队规模、创业团队成员异质性、团队成员互动与合作等可能影响决策者对拥有的手段、可承受损失、意外事件和合作伙伴的认知。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团队层面揭示效果推理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效果推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信息系统管理等多元研究方法。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单案例研究等方法揭示效果推理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并不能有效反映效果推理的动态演化过程和多层次影响机理。随着效果推理研究情境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亟需采用多样化研究方法揭示其内在规律。因此,不仅需要采用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方法,还需要运用实验研究、数据挖掘、系统仿真等方法刻画效果推理的形成过程与传导机理,解释其背后的理论机制。此外,对于效果推理的作用机制,未来可以尝试使用多案例分析、跨层次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CA)、仿真分析等方法进行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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