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组态路径分析

县域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基础又是难点。县域发展面临资源有限、基础薄弱、动力不足等现实约束,而创新创业能激活要素价值、提高资源利用率、创造新动能,是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县域很难依靠单一要素或条件提高双创水平,需要有效统筹人、物、市场等环境要素,因此技术要素与组织、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和组合效应。目前各县域重视创新创业,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和资源投入,但存在跟风式、同质化现象,许多县域双创绩效并不理想[1]。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复制大中城市经验,不同县域双创组态路径亦有差异。国内外学者分别针对创业[2-6]、创新[7-8]生态系统内涵和要素展开深入研究,探索创新或创业生态系统构成和成长性[9],以及创新或创业生态系统对城市[10]、省域[11]经济的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少有将创新与创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更缺少县域层面的系统考察。那么县域双创生态要素的协同关系和组态作用机制是什么?县域双创生态要素存在哪些有效组合?哪些要素发挥核心作用?在县域发展不平衡、试错成本高的背景下,如何指导县域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驱动路径?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鉴于此,本文借助TOE理论框架,探讨县域创新创业要素、主体间协同关系以及对县域发展的影响逻辑,并以湖北省53个县市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展开县域经济发展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组态分析,揭示双创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与必要核心因素,分析组态路径的等效影响及适用情景,为不同县域创新创业政策制定和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1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回顾

1.1.1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内涵

Moore最早将生态系统引入管理领域并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认为创新主体是“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Moore的研究启发学者们对创业与创新生态系统展开广泛研究。对于创业生态系统内涵,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环境观[2-4],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要素主体形成的动态社区或外部创业环境;二是系统观[5-6],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及其所处外部创业环境共同组成的。两种观点都强调创业生态系统具有要素、互动和结果导向特征,即提供创业资源的要素主体与创业主体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动态、交互、平衡的良性循环[2,5]。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大多数学者持有“主体—环境”认知,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定时空范围内不同主体、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共同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生态系统内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并被高效获取和利用,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化[7-8]。鉴于创新与创业紧密关联,有学者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认为创新创业群体内部以及主体与所处环境之间具有高度依赖性、生态性,通过对创新创业资源的动态积累、有机整合和协同作用,促进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成长和演化[9]。

1.1.2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影响创新创业质量的各类要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2],创新为创业提供成果支撑,创业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两者生态要素具有高度一致性、时间延续性以及空间连接性,因此可以在一个系统框架下对两个生态系统进行融合分析。Cohen[2]的研究表明,教育、政策、金融和专业服务等要素的协同集聚,会激励创业活动并促进生态系统持续运行,进而创造更大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Isenberg[3]认为,生态系统可让创业主体便利地获得人力、资金、专业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同时宽容失败,进而构建以市场、政策、资金、人才、文化以及专业资源为主的要素体系;张辉和马宗国[12]从企业升级、产业发展、平台构建、人才、金融和政策支持等层面阐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过程,其中,创新和创业生态要素基本相同;陈强等[10]强调人力、金融、政策、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是构成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边伟军等[9]指出,初始阶段人才、资金、技术和制度是最匮乏的双创资源,需要以双创整体目标为导向,发挥专业服务和政策的协调、引导作用,统筹双创要素并强化要素协同。由上可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对双创活动与经济、社会、科技环境关系状态的动态描述,系统要素体现出社会、物质和文化属性,现有研究成果的侧重点不同,但就人力、资金、政策、服务要素已达成一致。

1.1.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与县域经济发展

学者们更多地从提高创新创业质量角度,探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或其要素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企业创建、生存和成长提供资源与条件保障[13],良好的双创生态环境能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机会和拓展市场空间,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11]。蔡莉等[6]认为,系统要素变化与组合会对创业质量产生影响,而要素情境既可能支持也可能限制区域生态系统双创活动[14],因此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结果取决于生态要素组合。与单个系统相比,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是强调创新赋能创业、创业引导创新的融合关系,二是突出应用导向,即创新成果可有效转化与应用、创业能够“落地”并获得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强主体协同、主体与环境协调,进而统筹双创资源,驱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普遍面临地理位置劣势、创新创业要素不足等现实困境,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当下县情与政策特征(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创新创业能够直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因此融合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更为合理和高效。构建完备的要素体系存在一定困难,且双创的试错和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可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组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双创和县域经济发展(郝政等,2022)。

现有研究多是单独分析创新或创业生态系统,有关生态系统要素构成的理论成果比较丰富,但涉及多元化要素组合和组态路径的复杂系统研究较欠缺,实证研究也多从城市或省域尺度揭示生态系统对经济的影响。本文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县域层面,基于TOE理论建构县域双创生态系统,既全面考虑资源要素关联性,又深入探讨相关主体间互动关系,是对创新与创业生态系统的融合研究,同时,探索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组态作用机制,从要素构成的静态分析延伸到要素组态的动态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1.2 分析框架

TOE理论认为,组织创新会受到技术(T)、组织(O)和环境(E)三类因素影响。本文借鉴TOE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环境方面提炼出6个子维度,进而构建双创生态系统要素协同耦合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组态效应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1)技术因素。技术条件表现为技术创新以及创新融合推动创业的水平和能力,是双创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源头基础,技术供给质量影响其采纳、应用转化。人才是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是创新创业的第一资源,县域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形成和输出更多创新成果,提升双创活跃度,优化创新创业机会布局[15]。双创平台集聚了大量创新创业人才,能够针对县域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展有组织的技术创新、孵化有潜力的创业项目,是县域最具优势的创新创业实施主体和成果来源,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驱动作用[16,17]。据此,本文将技术因素分解为人力资源和双创平台两个维度。

(2)组织因素。从创新管理视角,双创活动驱动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从技术创新到成果孵化,再到市场化产业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组织支持。县域通常面临资源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双创缺少机会和经验等问题,政策支持成为高效率、持续性双创生态系统驱动的重要组织条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双创方向更符合县域发展;在双创过程中协调各方主体、统筹资源,进而降低双创风险和成本,促进区域经济增长[18]。县域双创平台主要由政府主导建设,其目的是集中力量开展技术创新和孵化培育创业项目,同时具有落实战略、统筹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因此,具有技术与组织双重属性。据此,本文将组织因素划分为政策支持与双创平台建设两个子维度。

(3)环境因素。人力、资金、市场和基础设施是县域开展双创活动的基础性资源,其资源类型与规模取决于要素主体构成和外部环境。其中,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研发者、创业者,还包括为成果转化及应用提供服务的人力支持。人力资源存量是开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及推广的重要条件。对于创新创业而言,还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双创活动提供更大需求空间和实现机会。县域市场需求不足、规模较小是制约双创活动的原因之一。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激发双创行为。因此,应推动城乡市场融合、激活县域经济活力、扩大县域市场规模[19]。Spigel[20]指出,解决创新创业所需资金问题,有助于提升创新创业主体风险承受能力、激发创新创业行为。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品之一,有助于信息交互、要素资源流通,进而带动创新创业,是促进双创主体稳扎根、双创活动持续的重要因素[21]。据此,本文将人力资源、市场规模、金融资源和基础设施作为组织要素。

县域双创系统强调创新与创业、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关系,由政府(政策)、双创主体以及人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其中,技术因素是催生双创成果的源头核心,组织因素是有序推动双创活动和保障成果转化的关键,环境因素是县域双创的资源要素基础。因此,县域双创系统的组态路径应由技术(人力/双创平台)+组织(政策/双创平台)+环境(双创资源)构成。对于县域而言,如何在一定资源条件下有效地组织资源和激励主体非常重要。同时,双创平台、市场机制对政府作用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在县域双创生态系统的组态路径中,某些要素可能并非必要,县域双创生态系统需要结合需求适时调整要素构成、协调主体关系、优化组态路径,进而促进高水平县域经济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QCA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是一种针对复杂因果关系的组态分析方法,其认为单一且独立的条件并不能充分解释某特定结果的发生,而由多种因素相互联系和依赖构成的条件组态能够系统考察事件发生成因(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本文采用fsQCA的主要原因是:①fsQCA方法基于组态思维,以案例为导向,采用整体性、系统性分析思路,探索哪些条件是必要的且哪些条件组合能引起预期性结果发生,县域经济发展是诸多要素组合产生的结果,采用该方法有利于发掘双创生态系统要素组合间的非线性关系;②fsQCA方法具有非对称性特点,不仅可探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组态,而且有助于挖掘抑制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而深化研究结论;③本文旨在研究双创生态系统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有效路径,fsQCA方法基于布尔逻辑探寻组合路径,能够挖掘出不同条件组合构成的多条等效路径,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现实参考。

2.2 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样本为湖北省63个县以及县级市(不包含市辖区),由于仙桃市、巴东县、随县等部分县市的某些前因变量数据不可获得,最后选取53个案例样本,满足QCA方法对案例个数的要求。样本选择依据:一是样本包含5个国家创新型县(市)、21个省级创新型县(市)以及18个人均GDP不足4万元的县(市),县域案例层次和类型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县域多元化、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景;二是样本选择覆盖湖北省拥有下辖县和县级市的全部11个市州,样本县域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政策体系等条件变量异质性较强,具备“多因一果”分析特点;三是中西部地区百强县数量的全国占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更有开展双创生态系统驱动经济发展组态路径研究的价值。此外,湖北省县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示范作用,也易于进行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相较于前因条件,结果发生通常具有滞后性,本研究中将结果变量数据滞后2年,即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所使用的数据为2021年数据,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要素数据为2019年数据。其中,政策文本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信息服务网,以及湖北省各地级市、县及县级市政府门户网站。其它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网站、湖北省科技厅网站、湖北省统计局网站、《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公报以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2.3 测量与校准

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由于湖北省县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差距较大,故选择人均GDP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度量指标,即各县市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常住人口数。其中,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政策支持:借鉴韩永辉等(2017)的研究,采用地区创新创业政策文本数衡量政策支持,因地级市和县及县级市政策存在层级差异,参考彭纪生等(2008)的政策文本量化方法,将地级市政策赋值为2,县和县级市政策赋值为1。

人力资源:县域创新创业人才基础属于营商环境范畴(郝政等,2022),但由于县域缺少创新创业人才统计数据,且县域双创以基础性人力资源为支撑,因此借鉴2019年出版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和杜运周等(2020)对于人力资源的衡量方法,同时,考虑到县域数据可得性,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40%)、普通中学在校人数(30%)、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数(30%)的加权计算方式衡量。

双创平台:双创平台是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要载体,是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服务与资源的平台。参考李海超和苏彩凤(2018)构建的双创平台指标,采用各县市拥有的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衡量双创平台,数据来源于2015-2019年科技部以及湖北省科技厅公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名单。

金融支持: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县域金融资源充足性和服务能力直接影响创新创业成功率。本文使用县和县级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常住人口进行测量。

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体现了县域双创应用空间和需求程度,是激发双创活力和决定双创绩效的关键环境变量。本文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当年常住人口数。

基础设施:参考郑瑞坤和汪纯(2021)的做法,采用熵值法对基础设施水平进行测度,选取公路密度、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每万人固定电话数3个指标,其中,公路密度为各县公路里程除以常住人口数。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赋值见表1。

在fsQCA方法中,将6个创新创业生态要素(前因条件)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作为一个集合,各样本县域(案例)在集合中拥有相应的隶属得分。本文运用直接校准法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即对条件进行0～1之间任意数值的校准(Ragin,2009),依据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3个定性锚点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其中,完全隶属点表示案例完全隶属于目标集合的值,交叉点表示案例既不属于目标集合又不属于非目标集合的值,完全不隶属点表示案例完全不隶属于目标集合的值。参考已有研究(郝政等,2022),将6个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校准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设定为案例样本数据的75%分位数、50%分位数与25%分位数。变量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当要素在每个结果中都出现时,该要素就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性条件。通常采用一致性水平检验必要性条件。本文将必要条件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9(Fiss,2011),分别对高水平和非高水平县域经济发展结果下的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所有条件变量一致性都小于0.9,说明双创生态系统中单个要素无法独立驱动县域经济发展,其驱动机制是多重因素的并发作用,因此对条件变量展开组态分析具备合理性。

3.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3.2.1 县域高经济发展水平充分性分析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是QCA方法的关键所在。如果将条件和结果看成不同集合,那么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就是通过研究由多个前因变量构成的组态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子集的过程。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一般通过构建真值表完成,而构建真值表需要确定案例频数、一致性门槛值和PRI一致性分数。案例频数阈值应该设置为至少保留观察案例总数的75%,由于本文案例数为53,属于QCA分析中的中等样本,故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Ragin,2009)。此外,将PRI的临界值设定为0.7,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张明,2019)。确定以上3个分析标准后,对满足设定的真值表进行标准分析,并利用软件输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当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时,则确定其为核心条件;若仅出现在中间解时,则为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县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其中,双创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共有6条。

研究发现,存在多条驱动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验证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协同作用的多样性。通过横向对比多条组态路径发现,人力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每条组态中,说明人力资源是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市场规模作为核心条件在6种组态中出现4次,表明其是支撑双创活动和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组态S1a、组态S1b和组态S1c构成二阶等价组态,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即人力资源、金融支持和市场规模,但3个组态的边缘条件有所不同。其中,组态S1a为缺失政策支持,组态S1b为拥有双创平台,组态S1c为拥有基础设施。组态S2a和组态S2b同样构成二阶等价组态,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即人力资源和双创平台同时存在,而政策支持缺失,两个组态的边缘条件也有所不同。其中,组态S2a的边缘条件为拥有金融支持但缺少基础设施,组态S2b为拥有市场规模但缺少基础设施。组态S3的核心条件为拥有人力资源、市场规模以及缺少双创平台,边缘条件为拥有政策支持但缺少金融支持及基础设施。

通过总结6种组态的核心条件及作用逻辑,归纳出3条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驱动路径。

(1)“智力—资金—市场”双创资源主导驱动型。由组态S1a、S1b和S1c发现,人力、金融和市场等双创资源存在显著的共生互促关系,三者协同集聚,能够克服政策支持不足的条件限制,促进高质量创新创业,进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组态S1a显示市场的积极作用并对双创政策有一定替代或补充作用,即在双创政策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县域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和拉动,在人力资源与金融支持下实现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组态S1b和S1c表明,当人力与金融支持充足、市场规模较大时,边缘条件双创平台与基础设施具有等效作用,而政策支持并不必要,换而言之,双创平台或基础设施可发挥一定的政策职能。智力—资金—市场驱动机制下的组态共有12个案例,占全部高水平组态样本量的2/3,这类创新创业生态县域均为县级市,如潜江市、宜都市、赤壁市、枣阳市等,还包括全部的国家创新型县(市),其它县市多靠近国家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承接与市场对接能力强,市场规模大且富有活力,对人才和金融资源吸引力强。这些区域强调产业发展带动人才和资金流入,重视人才及金融体系配套建设。如潜江市积极对接武汉,依托纺织服装、小龙虾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设立产业基金以及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快速扩大市场规模,吸引人才和劳动力回流。枣阳市大力实施“帝乡英才雁归计划”“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技能人才振兴工程”等人才引育工程,通过打造电子商务产业园、成立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建立银保互动金融示范区,积极帮助民营小微企业融资,进而在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等方面形成双创生态整体优势。

(2)“智力—平台”双创能力主导驱动型。组态S2a、S2b以双创平台与人力资源为核心前因条件,辅以金融支持或市场规模为边缘条件,促进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此驱动机制凸显出县域人力资源和双创平台具有较强的耦合与协同效应,表明在政策缺失、基础设施不足情况下集中力量建设双创平台和集聚人力资源也是重要途径。同时,侧面反映出双创平台与政策支持之间存在共栖互补关系,这是因为双创平台也能够高效提供信息等专业化服务,从而替代一些政府职能。相比之下,过度、有偏差的政府干预会产生副作用。S2a和S2b两种组态也显示出金融支持与市场规模间存在等效关系,金融支持有助于创新成果产出和创业项目孵化,市场规模扩大有助于创新创业顺利推进,说明对于双创成果突破与快速转化,两者具有相似功能。此类双创的典型样本包括钟祥市、天门市、大冶市,均为县级市,2019年3个地区的省级双创平台数分别是3家、5家、5家,高于湖北省大部分县域。此外,3个县市较早建立了人才创新创业“超市”,提升了招才引智效率,激发了双创活力。大冶市在2018年成功入围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通过深入实施“十大创新平台”行动,发挥科技创新平台的聚才留人作用,截至2021年底大冶全市人才总量达7.2万余人,在常住人口中占比约9%,其中,“三高”人才7 000余人,市级联系服务高层次专家人才810人。

(3)“智力—市场”双创政策助力驱动型。由组态S3发现,以人力资源、市场规模为核心条件,辅以政策支持构筑的生态体系,即使在双创平台缺失、金融支持与基础设施不足等现实情况下,仍可以有效驱动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该组态路径进一步解释了人才与市场间存在共生互利的紧密关系,同时,需要一定的政策配套以支持和推动人力资源有效对接与服务县域市场,如协同强化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对接双创融资需求,落实人才和双创主体的专项招引政策,弱化县域硬环境不完善对引人留人的不利影响。该组态路径的典型样本为松滋市、汉川市、公安县和云梦县,后两者是高组态中仅有的两个县。这些地区多以农业和传统工业为主,经济基础、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都比较薄弱,缺乏建设双创平台的优势资源,主要依靠政策扶持支持双创、引导产业发展,通过拓展市场规模和实施多层次人才工程等途径,促进创新创业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松滋入选全国第三批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市、全省返乡创业示范县,政府提供就业创业指导,组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农产品经纪人”等专项创业培训计划,推行“政策性贷款+商业性贷款”金融模式。同时,依托长江港口物流优势和临港工业园,大力激发市场潜力和产业动能,支持电子商务、健康养老、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松滋市劳动力充裕度综合评分一直位于湖北省和全国县域前20%。汉川与武汉相邻,依托纺织服装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努力承接武汉产业转移,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市场规模、人才吸引力不断提升,同时,政策支持通过“项目牵引”“校企合作”“搭建载体”等多种方式引进高水平人才。

3.2.2 县域非高经济发展水平充分性分析

本文检验了产生县域非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组态(如表 5所示),共有22个县域呈现为非高经济发展水平,占全部样本县域数的55%,其中,仅有1个县级市。产生非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组态有8个,以核心条件为依据,共识别出4条县域非高经济发展水平驱动路径:一是金融—市场抑制型,该路径下共有10个县,在非高组态样本中占比最大。组态NS1结果显示,如果缺乏金融支持与市场规模两个核心条件且人力资源不充足,即使有基础设施支持,也很难提升创新创业水平,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侧面说明同时缺失金融的有力保障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会制约县域双创效果,如一些县域陷入过度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误区,不能有效激发县域发展动能。二是智力—基础设施抑制型路径。根据组态NS2a和NS2b的结果,如果缺乏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以及双创平台支持,即使金融支持力度再大,也无法有效发挥资本作用,也不会强力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这显示出县域双创生态系统虽然存在部分必要条件形成的组态路径,但总体上应该是一种均衡、协同的要素组成结构,突出了双创要素系统的生态性,即短期内虽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政策引导获取金融资源,但难以真正推动县域双创。三是金融—平台抑制型路径,组态NS3结果表明,如果缺乏金融支持和双创平台支撑,即使基础设施较完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会高,表明县域双创生态系统驱动经济高发展水平需要直接的双创载体或主体以及核心资源。四是市场抑制型路径,案例样本数为7个。组态NSa—NS4d的结果表明,如果缺乏市场规模这一核心条件,即使有政策支持,配以人力资源、双创平台、金融和基础设施等其它辅助条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会高,反映出目前县域政策趋同的现象,说明政策必须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和落地抓手。此外,政策可以发挥引导作用但无法完全替代市场的作用。

3.3 稳健性检验

借鉴张明等(2019)的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将PRI一致性由0.7调高至0.75,得到的解更具解释力。由表 6可见,尽管检验结果缺失S3组态,但其它5种组态的各项数据均与检验前一致,检验组态解明显可作为原组态解的子集,根据Ragin(2009)对于检验结论的相关研究,可认为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相对于城市或者单独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成果(杜运周等,2020;郝政等,2022),县域双创生态系统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更复杂,组态路径更具多样性、差异化。其中,人力资源是县域双创系统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仍需依托双创平台或金融、市场的协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其双创活动及驱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相比之下,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县域则更需要市场支撑和政策辅助。过半数样本县域处于非高组态,表明多数县域的创新创业未能有效驱动经济发展,需要选择合适路径以调整双创要素组合,提升双创水平,也进一步证明本文研究的重要性。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6个双创生态要素均不单独构成驱动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一要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有限,但是人力资源发挥核心与普适作用。战炤磊[22]的研究表明,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多种要素协同作用,且不同县情下各要素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存在差异。本文证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多样性,验证了构建双创生态系统、探索适配的双创生态要素组态路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丰富了生态系统要素耦合共生理论研究成果。

(2)识别出产生县域高经济发展水平的3条驱动路径,分别是:以人力资源、金融支持和市场规模为核心条件的双创资源主导路径、依托创新创业平台和人力资源支撑的双创能力主导路径,以及双创政策助力下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协同的驱动路径,共包含6种组态。其中,“智力—资金—市场”双创资源主导驱动路径是最稳定和有效的,但适合经济实力较强、区位优势较大的县市。人力、金融、市场等资源融合共促,能够弱化双创驱动对政策的依赖,这对于政策资源欠缺的大部分县域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县域双创平台对政策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可充分利用双创人才和平台基础,实现双创能力快速提升并建立细分优势,促进县域经济高水平发展,但需处理好政府与双创主体间的共生关系,不宜出现过多的政策干预;对于双创资源匮乏的县域而言,可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集聚人力资源并扩大市场规模,实现驱动效应。高组态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源在县域双创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主体地位和核心作用[23],同时,政策并未产生预想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策主要在双创初期和发展水平不高县域发挥重要作用,且现阶段很多县域政策存在资源错配、盲从和过度干预等问题[24]。

(3)产生非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双创生态系统驱动路径有4条,即金融—市场、智力—基础设施、金融—平台、市场,以及过度依赖政策、基础设施、金融投入3类常见的县域双创驱动陷阱。研究还发现,非高组态都存在非高市场规模,而所有高组态几乎都包含高市场规模,证实县域双创生态系统驱动经济发展中市场规模十分重要,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难以引导与对接双创行为以及双创成果转化,即使施行大力度的双创政策也难以驱动县域经济发展,NS4中的4种组态更是证明一些忽视客观现状和市场规律而依靠政策强推的县域会陷入困境。史利江等[25]在研究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时也认为,市场规模扩大可明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本文结论也证明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正确性——国内大循环要求激活下沉市场、扩大县域消费规模,这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4.2 政策启示

(1)立足县情坚持资源要素统筹利用,选择适配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素组态路径。县级政府不能依靠单一要素或单一优势,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等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组态路径;政策既要有所侧重、做强优势,又要立足全局,避免核心条件要素存在“短板”;可以学习借鉴优秀县市经验但不能盲目追从、生搬硬套。基础好、规模大或靠近中心城市的县域,可统筹协调人力、金融和市场资源,采用双创资源主导型驱动,同时,推进政策的协同配合,如出台专项政策吸引要素,对接产业,做大市场,鼓励以双创平台或产业园区为载体开展创新创业,加大对创新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以项目为抓手促进人、资金和市场的深度融合。支持资源不够充裕但有一定双创基础的县级市或毗邻中心城市的县域,实施人才与平台双轮驱动,结合产业与市场需求,参与国家、省级重大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开展小切口创新和垂直细分创业,选择合适的细分赛道专注提升双创能力,盘活现有双创资源,吸引人才和共建平台,进而形成双创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优势。对于生态要素不足的县域,可集中政策优先集聚人力资源和扩大市场规模,引导创新创业精准服务市场需求,将人力资源更多地投向应用型创新和订单式创业。

(2)强调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培育多层次人才“引”“育”“留”“用”“储”全链条人才生态。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劳动力不足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县级政府应面向创新创业、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建立完善的吸引、留住、培育、使用和储备人才的政策体系。对创新创业项目进行分级分类,面对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和关键项目,采取先少数先局部原则,制定待遇优厚、资助力度大的人才引留政策;对于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实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鼓励高层次人才组建团队,发挥以人引人、以人育人效应;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大人才”理念,强化人才跨区域共享共用,推进候鸟人才、周末人才、银发人才等人才工程,以“大人才”牵头重点双创项目,建立一个项目带出一个团队、培养一批人才的管理机制。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大力倡导多类型主体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进县域产教融合,牵头组织创业学习、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

(3)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协调配合的作用。遵循和发挥市场规模在双创生态系统驱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加大对县域传统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挖掘现有市场潜力,同时,积极对接中心城市发展的区域协同需求,加快产业承接和项目落地,拓展新市场,形成以产业带动市场、以市场引导双创的良性生态。政府应大力支持县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积极向内外部市场推介和应用,形成有效益、可持续的创新创业发展生态。重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共生互补关系,明确政策与市场的生态位。其中,政府应加大“放管服”改革,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度干预创新创业活动,通过重点优化政策制度和提升政务效能,为县域双创提供优质服务和要素支撑。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以湖北省53个县市为样本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普适性与可推广性,未来可收集更多县域数据,开展大样本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其次,由于县域层面数据和研究成果有限,本文在开展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组态研究中只获得了静态数据,未考虑各变量随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随着动态QCA方法的不断完善,未来研究可搜集更多年份数据,对实现县域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创新创业要素组态进行更深入的动态分析,探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各条件变化轨迹及其组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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