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study first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Because the perceived market turbulence contains information from factors such a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supply chain, consumers, and policies, it takes market turbul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Enterprises tend to conduct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o obtain these new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d innovat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ccordingly to obtain a first mover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Second,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it emphasizes both the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rational perspective. As a strategy, the main research topic is how to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hrough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break the outdated routine rigidity, and enhance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hird, we explain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between perceived market turbulence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which will help clarify how organizational slack plays a buffering role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Considering the need for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to balance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r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plores how to establish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and make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system.
Through the self-reports from 120 executive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perceived market turbulence will indirectly affect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hrough three subdimensions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Perceived market turbule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Because if a company perceives market turbulence, especially changes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it needs to analyze possible market contexts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for product upgrades. While market turbulence implies the market moves of competitors, such as new product releases. Thus, the companies need to conduct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o obtain 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ompetitors’ new product positioning, pricing, and production industry chain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refore, its positive impact on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is evident. Then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There is no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practice. Organizational slack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market turbulence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in exp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are that they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market changes and carry out strateg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guide the tactical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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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2035年国家发展目标之一,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提高治理能力,进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效能。同样,企业体系与企业能力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企业能力需要标准化与惯例化的企业体系作为支撑,同时,企业体系也随着企业能力提升而逐步完善,进而有助于充分发挥效能。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整合模型,探究外部环境如何推动企业从战略上实施管理创新、完善组织体系,进而从战术上提升外部知识搜寻能力。
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外部知识搜寻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外部知识搜寻有助于企业获得新信息、新想法和新知识,提高竞争优势[1]。从外部角度而言,企业需要及时洞察发展趋势,市场环境变化会驱动外部知识搜寻行为,然而针对该方面的探讨甚少[2]。在组织研究中,市场动荡性通常是指某个行业或市场中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供给或竞争状况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波动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对组织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市场动荡性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规划企业行为。现有的外部知识搜寻研究主要将市场动荡性作为调节变量[3],将环境因素作为边界条件,忽略了外部环境是导致企业变革的重要前因,导致关于市场动荡性对外部知识搜寻的作用路径研究尚存在不足。
管理创新是指组织结构、流程与实践改变及更新,以消除组织中的惯例粘性。随着企业发展,滞后的管理范式会影响企业外部知识搜寻行为,导致生产率落后,最后失去竞争优势。管理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来自消费者或供应商的偏好变化与市场变革[4]。如果企业不能适应环境,不主动进行搜寻与学习,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环境因素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直接诱因[5]。同时,从资源视角来看,组织冗余作为未使用的资源,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一旦企业因外部环境变化实施管理创新并遭遇失败时,组织冗余有助于企业覆盖失败成本[6]。因此,探讨组织冗余在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有助于明晰组织冗余的缓冲作用。
虽然外部知识搜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缺少系统探讨诱发外部知识搜寻的组织前因研究。如企业行为上,关于外部知识搜寻惯例或制度如何定位[7]?组织架构是否能保证外部知识搜寻行为执行?外部知识搜寻流程中是否存在冗余成本?如何在市场型、科学型与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中进行选择?这些问题如果不从外部知识搜寻的组织前因入手,仍然无法得到解答。因此,探讨外部知识搜寻如何在组织中成为一种标准化、制度化行为,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针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行为,学界就其行为后果展开了诸多研究,但关于其前因未有较好的解释。因此,探究管理创新如何在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传导作用,有助于企业克服惯例粘性、适应环境,主动进行外部知识搜寻。
目前有研究探讨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的正向影响[8,9],如企业会通过知识搜寻,借鉴其它成功的管理模式提升自身绩效。这些研究与本文所提出的“管理创新影响外部知识搜寻”命题似乎形成对立。实则不然,本文认为这些研究将外部知识搜寻视为可操作手段,忽视了其组织层面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这与前文中提出的组织结构、流程、实践问题相呼应。本文认为外部知识搜寻是一种需要计划的企业行为,其依托组织体系促进活动标准化与制度化。从理性与制度的视角,这种企业行为需要整个组织为其结构创新、流程创新、实践创新提供有效性与合法性保障[7]。因此,本文将探讨的问题并不与前人研究相悖,而是进一步挖掘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关系。对于开展外部知识搜寻的创新型组织而言,管理创新将有助于构建组织体系,增强管理范式对外部知识搜寻的促进作用,提高两者的统一性与有效性。
本文待解决的问题有3个:一是从组织层面探讨外部知识搜寻前因。研究以市场动荡性为切入点,这是因为市场动荡性来源于供应链上下游、消费者、政策等方面,企业倾向于进行外部知识搜寻以获取相关信息,并对产品与服务进行相应创新,进而获得先动优势与竞争优势。二是探究管理创新的中介作用。从管理创新的理性与制度视角展开研究,既注重制度视角的合法性与制度化,也关注理性视角的有效性与标准化[10]。管理创新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如何从组织结构、流程与实践三方面为外部知识搜寻建立相应组织体系,打破滞后的惯例粘性,增强外部知识搜寻合法性与有效性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三是解释组织冗余在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调节机制,进而阐明组织冗余在组织变革中的缓冲作用。
管理创新是组织采用新管理理念、制度、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的过程,用以提高管理效率,消除惯例粘性[11]。
既有的管理创新前因研究主要聚焦于领导因素和组织因素两方面。其中,领导因素包括领导力[12]、高管认知[8]、高管创造力[13]、高管特征[14]。组织因素包括组织规模[15]、情境与搜索[11]、市场动态性(Clark, 2004)、技术创新[16]、动态能力[17]。此外,关于管理创新绩效的研究较少,大部分是针对组织绩效的研究[8],但组织绩效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得到普遍认同,原因在于:一方面,相比具体可测度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具有默示性、不易模仿性[11],难以识别与测量,而且无法直接提高生产率,因此管理创新绩效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管理创新作为一个构念,缺乏对其子维度的细致讨论,导致其认知存在一定模糊性,无法指导企业对具体组织层面的变革。此外,从理性视角[10],管理创新会引发企业行为等一系列后果,因此需要探讨管理创新对这些企业行为及后果的影响程度。近十年管理创新持续受到大量关注,但针对其效果的研究,特别是组织层面的应用效果研究未获得足够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作为一个新构念,大量研究还集中于其前因分析,二是因为管理创新研究大多是案例研究,例如精益生产、联合开发、“人单合一”、全质量生产等[18],并没有量化其对组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创新绩效研究大多侧重于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忽略了管理创新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外部知识搜寻。基于此,从量化角度进行管理创新效果研究有助于完善其理论贡献。
结合管理创新理论,Volberda等[19]完善了Birkinshaw等[11]提出的4种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为理性视角、制度视角、国际商务视角与理论构建视角。当前的管理创新研究主要基于理论视角与制度视角。理性视角基于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假设管理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引发某种有益的企业行为与结果。制度视角基于制度、网络和行为传播理论,解释了组织是因为社会和制度因素引入管理创新,而非技术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为了获取“合法性”。
组织需要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运用数据与信息分析可能会发生的情形,同时,搜索大量相关知识,减少不确定性[1,7]。首先,市场动荡性是伴随消费者需求变化、竞争格局变化、新技术和新市场出现而形成的,这些变化可能对组织业务和组织策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组织需要不断更新和扩充其知识库,以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挑战。其次,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得组织难以利用已有知识进行应对,从而可能失去竞争优势。为了弥补内部资源不足的问题,组织需要收集和整合外部数据和信息资源。外部数据和信息资源包括市场研究报告、行业分析、竞争情报、供应商和客户反馈等,这些资源可以帮助组织准确掌握市场变化和发展趋势。此外,组织还可以通过与其它组织合作,共享数据和信息,加快知识更新速度和提高效率。最后,市场动荡性带来的信息过载效应会影响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造成决策偏差[20]。为了减少这种决策偏差,组织需要开展外部知识搜寻活动,帮助决策者收集相关信息,提高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综上,面对市场动荡性,组织需要进行外部知识搜寻,从供应商、高校、咨询机构、战略联盟伙伴等机构获取相关知识,并与已有知识进行整合,以提高决策效率与科学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市场动荡性促进企业进行外部知识搜寻。
管理创新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消费者或供应商偏好变化与市场变革[4]。根据红皇后假说,如果组织不能适应环境、不主动进行知识搜寻与学习,就会被市场淘汰(Levinthal &March, 1993)。由于组织内存在惯例粘性,成熟企业往往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管理范式上,具体体现在发展理念、结构、流程和实践滞后。这是因为既有的知识组合形成巨大的组织惯性,拥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复杂性,这些深度嵌入企业组织的知识基础也会影响组织面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使组织陷入由惯例粘性、技术刚性与知识网络内聚性交织的路径依赖中[21]。面对市场动荡性,成熟企业认识到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并进行组织层面调整,以提高危机应对效力和效率。Huston﹠Sakkab (2006)通过保洁公司(P&G)的案例研究发现,当保洁公司感知到市场消费者偏好变化时,开始进行管理创新,并催生出全新的开放式研发模式“联合研发(connect and develop)”。如优化组织机构,任命副总裁直接负责项目预算、生产效率提升等职能;调整研发流程,强调内部研发力量与外部知识资源整合;改变实践方式,强调与高校、研究所和风投公司加强合作,不断拓展知识搜寻渠道,并定期报告。正是对市场动荡性的敏锐感知,促使企业进行管理创新,以解决问题、消除惯例粘性与路径依赖。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市场动荡性有助于促进企业管理创新(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
根据组织理论,组织冗余是指组织内未使用的部分资源[22],其可分为已吸收冗余与未吸收冗余(Singh, 1986)。已吸收冗余具有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无法轻易转化为其它资源;未吸收冗余具有较弱的资产专用性,易在组织间进行分配。此外,组织冗余为管理者提供了风险承载空间,面对环境动荡性时,管理者有动力进行创新(Nohria &Gulati, 1996)。组织冗余普遍存在于成熟企业,为企业进行管理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组织保障,有助于强化组织冗余在环境动荡性与企业战略变革间的正向关系[12]。一方面,拥有较多组织冗余的企业拥有更多试错空间。如组织冗余中的人才、资本、新想法、新方法等都有利于促进大范围的创新尝试。另一方面,组织冗余的资产专用性较弱(Singh, 1986),当企业实施的管理创新与其生产力不匹配时,组织冗余有助于企业调整流程与生产实践。此外,组织冗余也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环境压力感知,帮助管理者全面、理性地分析管理创新效果。综上,组织冗余具有缓冲作用,通过为企业构建安全、稳定、可试错的预期,强化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组织冗余会强化市场动荡性与企业管理创新(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之间的正向关系。
管理创新可以从组织结构、流程与实践三方面[23],促进企业开展外部知识搜寻。本文整合理性视角和制度视角,兼顾管理创新的有效性与合法性[10]。
组织结构创新涉及组织形态重塑。市场动荡性通过驱动企业调整组织结构,降低沟通成本,加强部门协调,进而促进外部知识搜寻[23]。外部知识搜寻需要投入资源,包括向中介机构、高校寻求咨询,或对市场客户、竞争对手进行问卷调查[24]。各部门独立搜寻外部知识,会增加搜寻成本。低沟通成本有助于加速企业内部信息流动,促进知识共享,通过整合已有知识,拓展外部知识搜寻深度,助力企业基于整体利益确定搜寻目的与方向。此外,通过协同,减少横向部门对外部知识的冗余搜索。例如建立矩阵式结构,从各部门调配人员,进行有益于组织的外部知识搜寻活动。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组织结构创新在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中介作用。
流程创新是指企业在运营中通过引入新元素或采用新方法构建和开展日常工作[25]。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流程创新更利于企业及时洞察市场变化,了解消费者偏好和行业政策变化。市场动荡性促使企业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提升企业外部知识搜寻效率。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模式重构了销售流程,通过创客生态圈促进员工与客户直接接触,拓展了外部知识搜寻渠道[18]。同时,流程创新通过将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模式,以获取更多新想法和新知识,从而提高创新潜力,赋能企业外部知识搜寻(Leiponen &Helfat, 2005)。宝洁(P&G)通过改变研发模式,从封闭式创新转变为联合开发(Connect and Develop),将内部研发能力与外部知识整合,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创新(Huston &Sakkab, 2006)。例如构建营销部门的外部知识搜寻流程,通过市场导向型知识搜寻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快地掌握、制定和执行营销策略[26]。此外,流程创新有助于更新研发流程,建立与外部机构的联合开发模式,加强与其它研发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互动,实现共创[27]。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b:流程创新在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中介作用。
过度依赖已有知识会阻碍新知识搜寻与学习,导致个体知识体系滞后,从而限制知识整合与应用。当市场环境变化时,旧实践惯性不利于企业适应外部环境,这是因为滞后的组织知识会制约企业绩效提高。实践创新旨在打破原有路径依赖,帮助组织成员调整行为方式,结合创新工作搜寻新思想和新知识[28]。例如,由于审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普华永道员工需要持续开展新工作实践,在新实践下接受在线学习、播客、游戏和课堂的结构化培训,旨在搜寻新职责所需知识,包括新规章制度、职责范围以及业务流程[29]。P&G在实行联合开发后,要求研发部员工承担新的搜寻职能,即向外部寻求解决方案,并要求50%的产品创新是与外部合作完成的(Huston &Sakkab, 2006)。海尔“人单合一”的新实践提高了员工自主性,将过去的“指令—行动”转变为“自主需求—行动”,促使员工自发地与海尔旗下的小微企业合作伙伴进行专业知识协同[18]。当员工被赋予新职能和新义务时,将自主搜寻外部知识,整合新旧知识,进行知识体系更新。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c:实践创新在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构建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由于无法获取关于市场动荡性、组织冗余、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的相关公开数据,所以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对企业高管进行问答与数据收集。企业高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研究样本企业均为成熟企业,具有一定的惯例粘性。关于企业管理创新的评判标准,借鉴余传鹏等[8]的经验,即企业成立时间超过5年,且在一年内进行管理创新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从组织结构、流程、实践三方面[23]探寻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的影响。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两轮问卷调查,由于疫情原因,均采用线上方式。第一轮问卷发放于2021年2月,通过电子邮件、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向企业高管发放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市场动荡性、企业年龄、高管团队平均教育背景、研发占比和高管团队规模。第二轮问卷发放于2021年5月,通过电子邮件、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向企业高管发放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组织冗余、管理创新和外部知识搜寻。调查区域涉及长三角、北京、福建、湖南。经过初步筛选,民营企业占61%,国有企业占17%,外资企业占5.5%,其它占16.5%。涉及行业中,电子信息技术类占26%、商业服务类占13.7%、体育、教育和卫生类占27.8%,其它占32.5%。在第一轮调查中,向424家企业高管发出调查问卷,回收320份,剔除成立时间少于5年、管理创新未满一年以及填答缺失和明显随机作答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78份,回收率为42%。第二轮向178家企业高管发出调查问卷,回收133份。剔除填答缺失和明显随机作答的问卷后,最终收到12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7.4%。由于样本涵盖不同年限、行业、性质的成熟企业,因此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为原始量表是用英语编制的,所以采用回译,以确保中英文版本的等效性。所有研究项目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评判,分别以1～5依次表示“强烈不同意”至“强烈同意”。此外,本文将研究时点与管理创新进行匹配,在相关题项设置中加入“近一年”的时间限制。
市场动荡性测量借鉴Jaworski&Kohli[30]的研究,采用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反映市场动荡性。外部环境变化涉及消费者偏好变化,如“近一年新消费者相比原消费者有不同的产品需求”。经验证性因子分析,保留所有4个题项(Cronbach's α=0.853)。
管理创新采用Vaccaro等[23]的研究成果,原始量表共有6个题项,包含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3个方面。其中,组织结构借鉴余传鹏等[8]的研究,如“最近一年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所有题项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ronbach's α= 0.905)。
外部知识搜寻采用Sofka&Grimpe[31]的研究,分为市场型搜索和科学型搜索。其中,科学型搜索主要反映企业向高校、科研机构、专业会议论坛和相关政府部门展开的外部知识搜寻,例如“我们经常与高校合作搜寻知识和信息”。市场型搜索主要反映企业向竞争对手、其它行业企业、供应商、咨询公司展开的外部知识搜寻。经验证性因子分析,8个题项全部保留(Cronbach's α= 0.893)。
组织冗余采用Tan&Peng[22]的研究,选取资产专用性较弱且易于分配的未吸收冗余,包括富余的人员、资本、支出以及未采纳的想法和机会(Nohria &Gulati, 1996)。经验证性因子分析,3个题项全部保留(Cronbach's α= 0.868)。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文控制公司成立年限、高管团队规模、R&D投资占比和高管团队平均教育水平等变量。由于企业规模与组织冗余具有较高相关性,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未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公司成立年限根据企业创立后的存续期测量。高管团队规模以高管人数测度,包括CEO、CFO、主席、董事长秘书等。高管团队平均教育水平测度以数字0～3代表,其中,0代表中学及以下,1代表本科,2代表硕士,3代表博士及以上。以R&D投资占比测度企业技术创新偏好程度,其中,0代表少于3%,1代表3%～5%,2代表5%～8%,3代表8%～10%,4代表10%及以上。
使用SPSS 25.0和Amo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表1给出了因子负荷、Cronbach's α、CR和AVE。表2给出了平均值、标准偏差、相关系数与AVE平方根(对角线)。
表1 因子载荷与信度
Table 1 Factor load and reliability
变量因子载荷Cronbach's αCRAVE变量因子载荷Cronbach's αCRAVEMI10.7900.8590.70.537KS10.8630.8930.8330.624MI20.670KS20.882MI30.7710.8010.6880.526KS30.713MI40.676KS40.738MI50.7930.7860.6740.512KS50.643MI60.628KS60.627ME10.7890.8530.8440.576KS80.629ME20.776SR10.7210.8680.8090.586ME30.747SR20.759ME40.722SR30.813
注:MI1、MI2代表组织结构管理创新,MI3、MI4代表流程管理创新,MI5、MI6代表实践管理创新;ME代表市场动荡性;KS代表外部知识搜寻;SR代表组织冗余;下同
表2 相关系数与AVE平方根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quare roots
变量123456781.MI0.752.KS0.703**0.793.ME0.516**0.447**0.7594.SR0.616**0.572**0.414**0.7665.Age-0.057-0.196*-0.118-0.01606.TMT size0.1390.0740.101-0.048*0.03307.R&D 0.1770.1750.198*0.201*-0.188*0.0608.Education-0.262**-0.267**-0.283**-0.28**0.1560.086-0.0740Mean3.7083.3753.7583.3815.514.233.12.05S.D0.8530.9350.7631.08219.1441.0981.4230.765
注:双尾检验;对角线为AVE平方根;***代表p<0.001; **代表p<0.01; * 代表p<0.05
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文使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方法偏差。未旋转的结果表明,第一因子解释的方差为38.758%,小于40%,表明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大部分变异,即共同方法偏差得到了较好控制。此外,KMO统计量值为0.819,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无显著差异,其中,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小于0.005,因此适合作因子分析。在聚合效度方面,计算了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如果AVE大于0.5,则表明潜变量解释了一半以上的观察变量方差,并且有必要确保所有因子负荷均大于0.5。关于判别效度,如果AVE的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则说明具有判别效度。采用Amos 24.0测量模型拟合度,结果显示,χ2/df=1.412,CFI=0.92,SRMR=0.062,RMSEA=0.068,表明各项拟合值达标。
本文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研究假设,结果如表3所示。由此可见,所有模型的VIF介于1.013～1.848之间,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1表明,市场动荡性对外部知识搜寻有正向影响(β=0.426,P<0.001),支持研究假设H1。此外,模型2—模型4表明,市场动荡性对组织结构管理创新(β=0.417,P<0.001)、流程管理创新(β=0.486,P<0.001)和实践管理创新(β=0.334,P<0.001)均有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H2。其中,流程管理创新系数最大,表明企业遭遇市场动荡时主要进行流程管理创新,然后是组织结构管理创新。为了检验组织冗余在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间的调节效应,对市场动荡性、管理创新的3个子维度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2—模型4表明,组织冗余强化了市场动荡性与组织结构管理创新(β=0.259,P<0.001)、流程管理创新(β=0.241,P<0.001)以及实践管理创新(β=0.169,P<0.01)间的正向关系,支持了假设H3。加入组织冗余后,其对市场动荡性与组织结构管理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流程管理创新次之。模型4表明,仅有组织结构管理创新(β=0.31,P<0.01)和流程管理创新(β=0.378,P<0.001)正向影响外部知识搜寻,验证了假设H4a、H4b,而实践管理创新(β=0.027,P>0.1)对外部知识搜寻无影响,故假设H4c未得到验证。
表3 实证结果
Table 3 Empirical test results
结果变量Model 1Model 2Model 3Model 4Model 5外部知识搜寻组织结构管理创新流程管理创新实践管理创新外部知识搜寻常数项3.489***3.409***3.233***3.187***1.001*企业成立年限-0.0070.0030.001-0.003-0.008*R&D投资占比0.086-0.002-0.0150.0310.014高管团队规模0.0810.0630.0760.146*-0.002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0.309-0.1-0.072-0.06-0.043市场动荡性0.426***0.417***0.486***0.334***0.083组织冗余0.273***0.411***0.301***市场动荡性*组织冗余0.259***0.241***0.169**管理创新(组织结构维度)0.31**管理创新(流程维度)0.378***管理创新(实践维度)0.027R20.2790.4310.5480.4760.638F-value8.819***12.098***19.433***14.526***24.409***VIF1.013≤1.848
注:***代表p<0.001; **代表p<0.01; * 代表p<0.05
通过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发现在组织冗余的调节下,直接效应系数不再显著,同时,组织结构管理创新(β=0.08,[0.0106,0.1634])和流程管理创新(β=0.091,[0.0217,0.1746])路径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实践管理创新(β=0.005,[-0.0308,0.047])路径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说明面对市场动荡性,组织为实施管理创新进行外部知识搜寻时,应着重考虑组织结构管理创新与流程管理创新两方面。从表4的系数值来看,企业更应该关注流程管理创新。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路径管理创新(组织结构维度)管理创新(流程维度)管理创新(实践维度)效应全效应0.171直接效应0.083[-0.080 6, 0.246 9]间接效应0.08[0.010 6,0.163 4] ▲0.091[0.021 7,0.174 6] ▲0.004 6[-0.030 8,0.047]
注:▲ 代表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N=120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当企业感知到市场动荡性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分析各种场景和可能性,专注于数据、信息和案例搜集,以识别和重组知识。同时,市场动荡性意味着竞争对手行为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一旦其它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企业需要获取产品定位、定价和产业链等各方面报告,这需要通过外部知识搜寻获得完整信息,以维持竞争优势。因此,市场动荡性对外部知识搜寻产生积极影响。
市场动荡性会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其战略,这些变化可能涉及竞争关系、消费者需求、政治、技术、创新或其它因素。随着市场动荡性增大,企业发现自己处于不稳定环境中,需要重新评估产品、服务、战略和运营方式,以适应市场变化。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繁荣,企业需要实施内部管理创新,改变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因此,市场动荡对管理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在组织边界条件冗余的情况下,组织拥有更大试错空间和更多资源,同时,降低管理者的压力感知,这为组织进行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和缓冲空间。因此,组织冗余强化了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创新有助于为外部知识搜寻构建制度化、标准化的组织体系[19]。因此,管理创新可以破除不适合组织的惯例粘性,重塑企业行为,利用外部知识搜寻优化与提升生产及服务策略。实证结果发现,面对市场动荡性,企业更重视组织结构和流程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加强组织协同,还可以降低搜寻成本。然而,实践创新对外部知识搜寻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外部知识搜寻职能与责任尚不明晰,员工还存在心理惯性,不愿打破既有知识框架。因此,企业需要加强新实践,通过引导与示范,细分职责,明确内容,从制度层面赋能自主行动,促进外部知识搜寻。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涵盖市场动荡性、管理创新、外部知识搜寻以及组织冗余的整合模型,以解答3个核心问题。首先,研究发现,市场动荡性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产生积极影响;其次,组织结构管理创新、流程管理创新在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动荡性直接驱动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创新,并且管理创新成为外部知识搜寻的根本动因。该关系表明,企业在战略层面的管理创新将积极促进外部知识搜寻行为。这是因为管理创新被视为一种战略举措,通过改善组织结构和流程两个方面,为外部知识搜寻构建与优化相应组织体系,打破陈旧的惯例粘性,从而提升外部知识搜寻合法性和有效性。最后,研究揭示了组织冗余在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在组织变革过程中,组织冗余充当缓冲器的角色,促使企业面对市场动荡性时更勇于进行管理创新。
第一,本研究整合理性视角与制度视角,将管理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其在企业行为标准化与制度化方面的作用[19],同时,拓展了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理论关系。现有研究认为外部知识搜寻有利于管理创新,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管理创新在组织结构、流程和实践三方面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行为产生的影响。从制度视角而言,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促使企业获得变革合法性,为其扩散和执行作好铺垫,减少组织惯性,消除惯例粘性,帮助企业重塑管理范式。从理性视角而言,管理创新为组织构建了外部知识搜寻体系,有利于企业丰富知识储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最终提高组织绩效。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考虑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促成合作,降低沟通成本。在流程方面,优化流程能够降低搜寻成本,加强与外部机构的价值共创。
第二,针对制度视角下的管理创新,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了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由于资产专用性较弱,组织冗余有助于降低压力感知,并为创新失败提供缓冲空间,赋予组织更多的试错机会。组织冗余作为边界条件,强化了市场动荡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拓展了资源基础观(RBV)在管理创新研究中的应用边界。
第三,大多数研究将环境变量作为调节变量[3],而本文将环境变量作为前因变量,探讨市场动荡性对组织带来的危机感,进而进行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行为机理的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组织结构管理创新、流程管理创新完全中介市场动荡性与外部知识搜寻关系,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动荡性是直接诱因,促使企业产生外部知识搜寻意愿。同时,市场动荡性引发管理创新,成为推动外部知识搜寻的根本动因。
第一,企业需要准确识别市场动荡性所包含信息,以判断是否存在削弱企业竞争优势的潜在风险。一旦感知到市场动荡性,企业需要迅速进行外部知识搜寻,以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更新企业知识库。该过程将打破原有知识制约,通过重新整合新旧知识,促进创新实现。这也意味着各职能部门需要定期向高层报告,以确保高层了解最新市场动态。如果现有知识和信息无法满足决策所需,高层管理人员应实施管理创新,利用组织资源进行外部知识搜寻。
第二,企业应重视组织结构和流程管理创新。组织结构管理创新有助于协调各部门利益冲突,促进部门间知识共享。流程管理创新有助于加强与外部机构合作,降低总体搜寻成本。组织变革往往需要经过高层管理人员的谋划设计与推动实施。这意味着高层管理人员在组织战略层面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外部知识搜寻方面。高管在战略层面需要重视管理创新带来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影响,识别其对外部知识搜寻的作用,明确搜寻目的、方向和方法。
第一,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虽然研究的拟合结果表明模型适应度较高,并且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是样本量较小仍然会对估计值的精确度产生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稳健性。
第二,研究旨在拓展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理论关系,但未验证管理创新与外部知识搜寻是否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研究问题。首先,知识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减值,相反,可能产生边际递增效应,为更大规模的管理创新提供更多机会。其次,管理创新本质上是持续的特定知识重组,能够不断促进组织内部管理模式更新,消除习惯性障碍,有利于外部知识搜寻。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与管理创新的制度化保障在外部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可能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需要进行长期、系统、深入的定性研究。这是因为通过定性研究可以发现更多维度的信息,而通过量化数据仅能获取经过映射的单一维度信息,这对于掌握真实关系可能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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