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study collects the latest data, conduct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share industr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2, and obtains 23 676 sample observations.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i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is study, but releva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relatively rare; thus, the study takes the frequency of keywords related to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s an alternative indicator of corporate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It uses the OLS multiple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ial regu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can promot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in enterprises. Moreover, the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breakthrough and increment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econdly, for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han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especially in encouraging breakthrou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its impact on increment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irdly, in industries with relatively loose regula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platform ecosystem embedding has a more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encouraging breakthrou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a higher R&D level.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utilize the platform ecosystem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enhanc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o promote cooperation, enhance the learning ability to cope with uncertaint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latform ecosystem embedding. In terms of industrial regul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olicy system that combin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industry policies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accept marketization and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us move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puts forward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with less strict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create a more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market competitio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uses signal transmission theory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u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related to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driving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win-win outcome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 the era of platform economy.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enterprises,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emphasis on both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function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embedd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irdl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s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measure signal transmission quality and industry regulation level to measure signal transmission quantity. Lastly, to fill the research void of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the platform ecology on embedd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signal transmiss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wo-dimens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由此凸显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1-2]。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3年发布了《我国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在平台规则指导下,嵌入企业可以利用平台声誉机制,构建有效的产品质量和诚信行为信号传递机制[3-4],进而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5],以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短板。但现有相关研究尚未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此,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以期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
平台生态嵌入度是企业出于与利益相关者共享资源、推动自身市场化的目的,嵌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嵌入)的深度[6]。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平台生态嵌入运行机制,以及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首先,关于平台生态嵌入运行机制,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战略调整、资源错配缓解、资源共享实现以及跨界合作强化4个方向展开:第一,关注企业战略调整的相关研究指出,通过嵌入平台生态,企业可以解决传统制造业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7-9]。第二,关注资源错配缓解的相关研究指出(杜勇等,2022),企业嵌入平台生态可以缓解资源错配问题[10]。第三,关注资源共享实现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嵌入平台生态可以吸引优质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资源共享[11]。第四,关注跨界合作强化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嵌入平台生态可以延展创新链(刘云等,2023)。然而,上述研究忽视了平台生态嵌入度的信号传递机制,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高质量信号传递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挖掘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其次,平台生态嵌入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12]、技术创新柔性(赵慧娟等,2022)的影响,以及平台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等方面[13]。第一,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表明,提高平台生态嵌入度能够扩大企业资源获取范围,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14]。第二,平台生态嵌入度对技术创新柔性影响的研究认为,提升平台生态嵌入度是企业重新编排资源的方式[15]。第三,平台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研究主要关注平台生态对企业整体竞争力的影响。然而,上述研究尚未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相比于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大、创新动力不足的特点[16]。平台生态嵌入度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企业缓解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扫除障碍[17]。此外,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此外,信号传递受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管制水平的制约,通过改变嵌入企业信号传递质量与数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代表企业信号传递质量,通过提升商业信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反,行业管制水平能够限制企业信号传递数量,通过弱化企业绿色研发动机抑制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管制水平能否强化或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一问题有待回答。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首次基于信号传递视角,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第二,不仅强调平台生态嵌入度的信号传递机制,而且关注嵌入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间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业管制水平纳入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研究框架,探索性地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衡量信号传递质量(深度),采用行业管制水平衡量信号传递数量(广度);第四,首次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突破式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揭示信号传递对不同维度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行业管制程度在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调节效应。
信号传递理论旨在描述为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信号发送方向信号接收方传递信号的过程。该理论由4个要素组成,即发送方、信号、信号环境和接收方(余艳等,2023)。发送方是指拥有外界无法获得信息的个体,本研究中体现为嵌入平台生态的企业。信号传递是个体行为,这种行为包括向相关者传递信息和采取行动影响相关者预期,本研究中体现为企业嵌入平台生态这一行为[18]。信号环境会影响接收方对信号的解读,衡量标准为信号传递质量与信号传递数量。其中,信号传递质量代表发送方内部信息质量,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衡量(王芳,2023),信号传递数量代表发送方披露内部信息数量,受发送方所处行业管制水平的制约(安强身和张笑,2020)。接收方是指信号接收者,本研究中体现为平台生态中与嵌入企业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
信号传递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经济研究领域,探讨平台生态如何将信息披露作为积极信号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重点考察发送方、信号和接收方间的关系。然而,鲜有文献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将嵌入平台生态中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安强身和张笑,2020)。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考察由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管制水平衡量的信号环境机制,以期拓展信号理论研究。
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常来说,平台会设计一个专有模块,披露嵌入企业经营信息,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其交易的评价和综合评分信息。企业提高平台生态嵌入度,引致其信息披露程度提高,从而提高企业传递的信号质量、数量。
首先,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代表企业传递出“重视并考虑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积极信号。利益相关者拥有企业需要的资源(焦然等,2021),当企业表明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实际上表明了企业维护承诺、分配资源给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上述信号能够强化具有环保导向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为企业带来更多资源,从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其次,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代表企业传递出“企业寻求获取外部知识”的积极信号,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平台生态嵌入度,企业能够获得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尹建华和双琦,2023)。同时,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能够助力企业间合作。具体来说,企业间可以频繁、深入地开展在线互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
最后,平台生态嵌入度展示的高信号质量有助于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平台生态嵌入度的信号质量依托客观交易数据和经过平台审查的利益相关者评价,具有较高的可验证性。具有环保导向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实现透明化信息交流,从而降低搜寻成本。平台生态嵌入度可以强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力度,缓解委托—代理矛盾,进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代表企业信号传递质量,能够提升信号传递深度,其通过提升商业信用和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偏好作用于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关系。一方面,平台生态嵌入度对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响应信号取决于企业信用。此外,高企业社会责任象征着企业具有较高的商业信用(章君瑶等,2022)。因此,平台生态嵌入度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代表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会表现出强烈的绿色技术创新偏好[19]。原因在于,社会责任能够促使企业审视其环境影响[20]。因此,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当社会责任水平较低时,企业通过满足平台内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获得资源支持的空间较小,开展绿色创新的动机不足;当社会责任水平较高时,企业通过平台生态嵌入度获得利益相关者资源支持的概率增大,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机增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责任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行业管制可以限制企业信号传递数量,代表信号传递广度。平台生态嵌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可能受市场行业管制水平的制约。行业管制通过减少企业研发投入、弱化产学研合作和规避市场战略这3个方面抑制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首先,行业管制情境下,企业研发行为受到抑制,其研发投入动机减弱[21],企业通过提高平台嵌入度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降低,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其次,行业管制意味着企业所在市场存在进入壁垒,企业具有垄断优势,其产学研合作积极性降低,会减少对环保导向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响应,因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最后,尽管绿色技术创新风险高和投资周期长,但仍被视为创造市场机会的战略活动(于芝麦,2021)。行业管制情境下,企业迫于压力会规避市场战略,降低相关战略有效性,因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因此,相比于较低的行业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管制水平较高会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行业管制水平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构建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考虑到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部门(李毅等,2020),以及平台生态应用受到重视是在2010年之后(张泽南等,2023),本文采用2010—2022年工业行业中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排除金融行业样本、ST、ST*及PT样本后,得到23 676个观测值。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绿色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控制潜在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
2.2.1 核心解释变量
平台生态嵌入度。现有相关研究中[22-23],部分学者尝试测度区域层面的平台生态嵌入度,但无法有效展现企业层面的差异。当前,企业战略选择对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引人注目的策略是“平台生态嵌入度”,企业年报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战略指导。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年报中涉及“平台生态嵌入度”的词汇出现在业务分析模块中的频率衡量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与平台生态嵌入度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视作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的替代指标。由此,本文构建平台生态嵌入度的步骤如下:
(1)基于学术文献与政策文件构建词典。为增强词典的应用性,借鉴平台生态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潘巧红等,2023;袁淳等,2021),本文筛选得到2010—2022年28份平台经济关键政策文件,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等,从中提取出关键词,确保词典既具有学术深度又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此外,本文采用Python筛选出82个与平台生态嵌入相关且频数不少于5的相关词汇,以此构建术语词典,如表1所示。
表1 平台生态嵌入度词典
Table 1 Dictionary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分类词典平台基础设施和技术边缘控制、边缘能力、边缘、操作系统平台、大数据平台、开源社区、数字信息系统、云边、云端、云平台、云计算、云存储、应用程序、IoT、PLM、ERP、SAP、Oracle、PTC平台服务交易平台、应用引擎、应用软件、运维平台、区块链、数据建模、数字化管理、模型服务、平台、平台用户、平台组织、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平台体系、平台系统、智能制造、智能模块、智能中控、智能家居、SaaS、BaaS、PaaS、IaaS、AR平台应用场景APP、边云协同、创新平台、电商平台、共享制造、工业云、供应链、供应链协同、互联网平台、价值网络、流媒体、数字模型、数字空间、数字孪生、数字场所、数字社交、社交媒体、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生态链、生态系统、生态网络、生态空间、网络化协同、网络协同、物联网、协议解析、线上交易中介
(2)本文对年报中的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统计82个核心词汇在年报MD&A中出现的频率,即对加总词频与MD&A的总词频数进行比例化处理。
2.2.2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参考赵灿等(2022)、徐佳和崔静波(2020)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占比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衡量指标(gto)。为确保基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探究两类绿色技术创新,即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分别采用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占比(gin)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占比(gut)表示。此外,由于绿色外观设计专利包含的创新成分较少,故本文不考虑绿色外观专利占比。
2.2.3 控制变量
借鉴王馨和王营(2021)、齐绍洲等(2018)的研究成果,本文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labor)、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水平(lnassets)托宾Q值(lntobinq)、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资本密集度(cap_inten);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lnpgdp)、环境规制力度(er)。此外,本文控制了个体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具体定义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定义
Table 2 Definition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因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o绿色总专利/1+总专利细分角度下的因变量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gin绿色发明专利/1+总发明专利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gut绿色实用新型专利/1+总实用新型专利自变量平台生态嵌入度platformMD&A平台生态嵌入关键词的词频数量/M&A总词频数量×100调节变量企业社会责任esg社会责任评分 行业管制水平indu存在行业管制为1,否则为0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labor企业员工数量取对数 资产收益率roa税前利润/总资产 资产水平lnassets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 托宾Q值lntobinq企业托宾Q值取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总股本 资本密集度cap_inten企业总资产/营业收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人均GDPlnpgdp城市层面人均GDP取对数 环境规制力度er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环保词频比率取对数
基于以上假设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gtoit=β0+β1platformit+α1controlit+δt+ϑi+εit
(1)
ginit=β0+β1platformit+β2esgit+β3platformit×esgit+α1controlit+δt+ϑi+εit
(2)
gutit=β0+β1platformit+β2induit+β3platformit×induit+α1controlit+δt+ϑi+εit
(3)
本文利用式(1)检验平台生态嵌入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利用式(2)和(3)检验调节机制。系数β1为平台生态嵌入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若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能够促进上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则β1显著大于0。此外,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ϑ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3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3可知,平台生态嵌入度的标准差为0.20,表明各样本企业在平台生态嵌入度上呈现显著差异。绿色技术创新的均值为0.05,表明相较于专利申请总体数量,样本工业企业绿色专利申请较少(徐佳和崔静波,2020)。此外,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显著高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说明相较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样本企业更重视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对深度研发也更加关注。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VariablesObsMeanSdMinMedianMaxgto23 6760.050.1210.000.000.64gin23 6760.050.1290.000.000.67gut23 6760.040.1040.000.000.55platform23 5200.170.2010.000.111.10esg17 3954.223.647-7.043.9615.00indu23 6760.380.4840.000.001.00lnlabor23 6707.791.1745.157.7211.02roa23 6760.050.064-0.190.040.23lnassets23 65617.401.24415.1117.2221.22lntobinq23 3520.740.549-0.170.662.35top123 67634.6414.7488.9232.5574.57cap_inten23 6762.181.5470.441.7710.33lnpgdp22 2926.590.5155.206.677.38er23 079-4.860.303-5.75-4.83-4.20
表4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解释变量为平台生态嵌入度。列(1)考虑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纳入企业与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列(3)引入时间与企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市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列(1)中platform的估计系数为0.017,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列(2)中platform的估计系数为0.018。列(3)中platform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15。整体来看,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表4 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检验结果
Table 4 Impa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degree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1)(2)(3)independent variableplatform0.017**0.018**0.015***(2.23)(2.35)(2.90)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13***0.003(-5.22)(1.03)roa-0.000-0.002(-0.02)(-0.13)lnassets0.019***-0.000(6.90)(-0.01)lntobinq-0.008***-0.004(-2.76)(-1.34)top1-0.000-0.000(-0.80)(-0.10)cap_inten0.0000.001(0.21)(0.67)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0.000-0.005(0.04)(-0.68)er0.006*0.005(1.69)(1.51)firmYEScityYESYESyearYESYESYESobs23 51121 51321 008r20.0620.0760.540r2_a0.0500.0650.46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模型采用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同
本文尝试控制3种固定效应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列(3)显示,当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1%时,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提升0.015。与样本期间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均值0.05相比,这一增量转化为30%的提升。上述结果表明,平台生态嵌入度在经济学意义上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企业通过提升平台生态嵌入度向利益相关传递重视其需求的信号。这些利益相关方(如企业合作伙伴、消费者、政府机构和公益组织等)均表现出绿色产品需求。因此,企业被激励开展更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支持研究假设H1。
本文对双维度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1)和列(3)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4)在控制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检验platform对gin、gut的影响,相关系数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平台生态嵌入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双维度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原因如下:相较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难度更大,企业嵌入平台生态后,利益相关者诉求迫使企业加快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评估,企业间合作产生学习效应,由此提高了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评估的可行性,因而更易激励企业开展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谢斌等,2021)。
表5 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检验结果(区分专利类型)
Table 5 Impact of platform ecological embedding degree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distinguishing patent types
变量(1)(2)Gin(3)(4)Gutindependent variableplatform0.029***0.018***0.016***0.009**(3.45)(3.14)(2.64)(1.98)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11***0.002-0.006***0.005**(-4.57)(0.86)(-2.64)(2.00)roa0.0050.006-0.0080.010(0.23)(0.31)(-0.46)(0.62)lnassets0.020***-0.0000.013***-0.003(7.12)(-0.11)(5.40)(-1.06)lntobinq-0.007**-0.002-0.003-0.004*(-2.05)(-0.65)(-1.21)(-1.75)top1-0.0000.000-0.000-0.000(-0.51)(1.29)(-1.29)(-1.33)cap_inten-0.0010.0000.0010.001(-0.48)(0.33)(0.92)(1.29)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0.0040.003-0.001-0.008(0.40)(0.40)(-0.13)(-1.39)er0.0030.0020.008***0.007***(0.68)(0.58)(2.71)(2.70)firmYESYEScityYESYESyearYESYESYESYESobs21 51321 00821 51321 008r20.0750.5110.0610.488r2_a0.0640.4260.0500.399
3.3.1 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H2,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平台嵌入企业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绿色诉求,进而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为此,本文采用和讯网的社会责任评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程度越高,待验证模型如式(2)所示。
表6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latform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platform与gto的交互项系数为0.002,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支持研究假设H2。但platform与gut的交互项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高社会责任背景下,随着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企业推动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机不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平台生态嵌入度越高,企业受平台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越大,随着社会责任增加,企业会越来越关注利益相关方的绿色需求。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从这个意义看,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提升企业与上下游用户企业的利益一致性。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与平台其它嵌入企业共同创造价值互惠空间,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未明显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是因为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自身声誉,天然具有开展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机。
表6 企业社会责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变量GtoGinGutesg*platform0.002**0.002**0.001(2.30)(2.57)(1.61)platform0.0060.0090.005(0.79)(1.14)(0.74)esg-0.001-0.001-0.000(-1.61)(-1.57)(-1.63)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040.0040.005**(1.29)(1.43)(2.02)roa0.0080.0240.018(0.42)(1.13)(0.94)lnassets-0.000-0.001-0.002(-0.10)(-0.22)(-0.68)lntobinq-0.003-0.001-0.004(-1.08)(-0.29)(-1.54)top1-0.0000.000-0.000(-0.54)(0.76)(-1.40)cap_inten0.0010.0010.001(0.65)(0.62)(1.00)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0.0010.007-0.004(0.11)(0.83)(-0.64)er0.006*0.0040.006**(1.80)(0.98)(2.09)firmYESYESYESyearYESYESYESobs16 07216 07216 072r20.0120.0100.011r2_a0.0100.0090.009
3.3.2 行业管制程度的调节效应
参考已有文献[24],本文将如下行业定义为管制性行业:C16、C25、C26、C27、C30、C31、C32、C33、C37、C42、D44、D45、D46,将indu赋值为1,表示管制程度较高;其它行业将indu赋值为0,表示管制程度较低,待验证模型为式(3)。
表7列(1)显示,交互项platform*indu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当行业管制程度较低且竞争程度较高时,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假设H3得到支持。由此表明,当行业管制程度较高时,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平台嵌入企业深度推进平台生态嵌入以及与利益相关方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意愿较弱,因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表7 行业管制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ustry regulation level
变量GtoGinGutindu*platform-0.038**-0.045**-0.021*(-2.19)(-2.42)(-1.83)platform0.025***0.036***0.016**(3.04)(3.82)(2.44)indu0.0070.002-0.006(1.42)(0.48)(-1.64)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13***-0.012***-0.007***(-4.85)(-4.58)(-3.01)roa0.0000.007-0.005(0.02)(0.33)(-0.30)lnassets0.019***0.020***0.014***(6.51)(7.05)(5.62)lntobinq-0.008***-0.007**-0.003(-2.72)(-2.05)(-1.27)top1-0.000-0.000-0.000(-0.80)(-0.51)(-1.29)cap_inten0.000-0.0010.001(0.25)(-0.53)(0.73)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0.0000.003-0.001(0.00)(0.37)(-0.13)er0.006*0.0030.008***(1.72)(0.71)(2.72)cityYESYESYESyearYESYESYESobs21 52021 52021 520r20.0770.0760.063r2_a0.0650.0640.051
本文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考虑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本文进一步引入行业—年份与城市—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与地区层面的外生冲击对模型的潜在影响。表8列(1)显示,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本文结论受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影响较小。
表8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GtoFirstSecondplatform0.013 1**0.022***(2.28)(2.87)gap_cubic1.631***(35.81)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506.949***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1.6e+06[16.38]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010.010**0.003(-0.15)(2.24)(1.14)roa-0.0130.050**-0.003(-0.70)(2.39)(-0.17)lnassets0.0020.004-0.000(0.58)(0.76)(-0.038)lntobinq-0.001-0.004-0.004(-0.35)(-0.99)(-1.49)top10.000-0.000-0.000(0.60)(-0.13)(-0.12)cap_inten0.001-0.003**0.001(0.67)(-2.58)(0.82)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14.733-0.011-0.005(-0.00)(-1.35)(-0.87)er29.7760.0010.005*(0.001)(0.16)(1.66)firmYESYESYESyearYESYESYESindustry-yearYEScity-yearYESobs20 12021 00821 008r2_a0.4690.511center_r20.011
(2)借鉴Lewbel[25]的研究思路,本文将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与根据二位数行业和省份分类的平台生态嵌入度均值差额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gap_cubic)。表8列(2)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平台生态嵌入度的影响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工具变量与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显著正相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8列(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测试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值超过了Stock-Yogo的临界值(16.38),意味着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本文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综上,本文工具变量具有稳健性,能够有效应对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1)剔除未申请专利的上市企业。表9列(1)显示,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前文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luts
变量(1)(2)(3)(4)platform0.013**0.019**(2.24)(2.50)platform20.022**0.031***(2.36)(3.01)Firm-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labor-0.003-0.011***0.0030.003(-0.60)(-4.36)(1.05)(0.88)roa-0.024-0.001-0.0020.006(-0.98)(-0.04)(-0.12)(0.32)lnassets0.0060.018***0.000-0.000(1.20)(6.96)(0.03)(-0.08)lntobinq-0.000-0.008***-0.004-0.002(-0.10)(-2.76)(-1.31)(-0.62)top1-0.000-0.000-0.0000.000(-0.83)(-1.09)(-0.12)(1.26)cap_inten0.004**0.0000.0010.000(2.22)(0.08)(0.62)(0.26)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lnpgdp-0.0030.010**-0.0050.003(-0.32)(2.50)(-0.67)(0.41)er0.0050.008**0.0050.002(1.23)(2.21)(1.52)(0.59)city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YESobs15 39621 52021 00821 008r2_a0.5160.4600.426
(2)采用不同的回归策略。考虑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0点存在左截断现象,本文选择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9列(2)显示,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替换。本文通过改变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度量方式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考虑到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的核心特征是构建或参与平台生态系统,本文进一步提取两个能够直接代表平台生态嵌入特征的关键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作为新词库,基于文本挖掘进行测度,以此衡量平台生态嵌入度(platform2)。表9列(3)显示,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在替换解释变量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替换被解释变量,表9列(4)显示,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仍为正。
本文基于大样本文本挖掘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运用信号传递理论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企业社会责任、行业管制水平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首先,平台生态嵌入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挥显著提质增量效应。其次,平台生态嵌入度之所以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原因如下:一是嵌入企业传递出“重视并考虑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积极信号;二是嵌入企业传递出“寻求获取外部知识”的积极信号;三是平台生态嵌入度所代表的高质量信号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四是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质效应大于增量效应。
(2)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分析,社会责任能够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首先,不同于过往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探讨,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信号传递深度的衡量指标,以体现信号传递深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其次,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偏好并提升其商业信誉。最后,过往研究认为,信号传递能够促进企业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而本文认为高企业社会责任情境下,平台生态嵌入度对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在于,企业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自身声誉,天然具有开展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
(3)从行业管制水平视角分析,在管制较为宽松的行业中,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首先,不同于现有研究基于市场集中度视角对行业管制水平进行探讨,本文将高行业管制水平作为低信号传递广度的衡量指标,以体现低信号传递广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其次,高行业管制水平会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高行业管制水平下,企业研发投入受到抑制,产学研合作减少,企业倾向于规避市场战略。最后,现有研究尚未探讨信号传递广度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本文认为低行业管制水平能够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低行业管制水平下,企业能够加快信息交流,提升信号交流频率,加强产学研合作,从而促进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
(1)本文首次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往研究忽视了平台生态嵌入的信号传递机制,同时相关成果大多为案例研究,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实证分析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丰富了平台生态嵌入相关研究,为平台经济时代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提供参考。
(2)本文基于嵌入企业视角,首次尝试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既强调平台生态嵌入的信号传递功能,又关注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考察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新方法。
(3)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管制水平同时纳入研究框架,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衡量信号传递质量(深度),采用行业管制水平衡量信号传递数量(广度),旨在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正向影响过程中的双维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
(4)本文首次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突破式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现有研究未充分探讨平台生态中多元利益相关者对嵌入企业的影响(嵌入企业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链接程度可能影响企业技术颠覆方式,技术颠覆方式为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与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文探讨信号传递对双维度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为双维度绿色技术创新在信息不对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1)在企业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平台生态嵌入赋能实体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本文发现,平台生态嵌入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与预期相符。平台生态嵌入能够赋能实体经济,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我国企业应利用平台生态提高自身决策精度,提升与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透明度,增强学习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提高平台生态嵌入度。鉴于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的信号传递特点,嵌入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需求,听取利益相关者建议,加快绿色技术创新。
(2)在企业社会责任层面,强化社会责任对平台生态嵌入的赋能作用。本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增加有助于企业加强与平台内部利益相关方互利合作,从而促进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嵌入企业应提升与利益相关方互惠合作意识,为自身积累社会情感财富,利用嵌入平台生态的契机,主动适应并引领高平台生态嵌入度情境下的战略决策创新,将利益相关方治理体系深度嵌入于数字平台战略中,打造互惠合作和价值互动的平台空间,提高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效率,尝试开展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此外,企业需要积极适应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高度重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建议,重构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的企业运营管理动态机制。
(3)在行业管制层面,应加强有利于平台生态嵌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供给。本文发现,当行业管制水平较高时,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平台生态嵌入度提升会抑制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倾向。某些状况下,企业甚至可以在未深度融入平台生态的情况下获得生产必需的经济资源。一方面,构建面向高平台生态嵌入度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行业政策体系,鼓励企业接受市场化和数字平台的考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放松行业管制,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进一步增强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从而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氛围。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上市企业中的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论普适性有限,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第二,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梳理平台生态嵌入相关研究理论脉络,未来可采用案例和数理分析方法考察相关主题;第三,采用创新词库爬虫技术对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进行度量,未来可以考虑采用其它度量方式,基于更多视角准确描述企业平台生态嵌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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