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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ransaction costs, venture capital ha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venture capital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London and the developed cities in southeastern England.In the United States, venture capital activiti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large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San Francisco and Boston.In China, venture capital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ree central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region's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but also affec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In this context,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in the past 20 yea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resources.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It aims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1)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2)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3)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ities in the venture capital network.By answering the above questions will help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under the new era.
We used the data of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transaction in China from the Thomson one database which provides venture capital transaction data occurred in mainland of China (VC firms and companys are both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In addition, we also us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network density and network centrality to analyze the overall structu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 venture capital network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jor city nodes in the network.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20 years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has experienced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incubation, rapid development, steady adjustment and rational regulation; High-tech fields such as the Internet, new energy, computer software and services are focused by venture capital;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has obvious urban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venture capital resources of the invested cities are more concentrated compared with venture capital acceptance cities; The links between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transactions between Chinese cities are not tight, and the venture capital network presents an obvious "central-peripheral" structure;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typical capital-intensive venture capital cities, while Hangzhou, Guangzhou and Wuhan are typical technology-intensive venture capital cities.
Wha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is that this paper inevitably has some limitations: for example,it excludes non-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events, in other words,it onl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network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this may b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venture capital development.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terpretive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out further empirical testing.All of these need to be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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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被认为是与科技创新最匹配的一种资本形态[1]，作为一种新股权融资方式，它不仅能够满足新创企业的大量资金需求[2]，而且能为新创企业提供技术、管理、指导和认证等非资本增值服务[3-5]，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对风险投资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创业投资”的概念。随后，中国首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成立，标志着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开始起步。相比较而言，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因此，厘清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历史演变与空间布局状况，对实现风险投资稳步发展和风险资本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最活跃的微观创新主体，是推动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新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大量人财物及政府政策资源的投入，尤其是涉及颠覆性强、破坏性高的核心技术创新，资本助推必不可少。然而，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种轻资产型企业，公司资产多属于专业知识、专利技术、人才资源和公司品牌等无形资产，缺少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同时技术创新活动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依赖银行贷款等传统债权融资渠道受阻。在这一背景下，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股权融资模式，在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能够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进入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更多资金，是助推被投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6-7]。此外，风险投资除为被投企业提供急需资金外，还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大量发展建议、行业经验、技术人才和社会资源等非资本增值服务[8]，给被投企业带来新治理结构和大量网络资源，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绩效产生正向激励作用[9]。
空间集聚是风险投资活动的重要特征。已有研究表明，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10]。如英国风险资本高度集中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发达城市[11-12]，美国风险投资活动多集聚在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大城市[13]，中国风险投资活动则集聚于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10，14]。风险投资空间集聚不仅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还影响其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近20年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演化与空间布局状况进行梳理，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及空间集聚特征，重点厘清以下3个问题：①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历史演变；②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行业分布；③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城市空间布局及各城市在风险投资网络中的角色定位。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厘清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特征，为新形势下国家扶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参考。
近年来，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和推广使得越来越多学者关注风险投资领域中的关系网络问题[15-17]。社会嵌入理论认为，单个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刻影响其行为[18]。从这一角度，就风险投资行为而言，风险投资机构所处网络位置对其投资策略选择[19]和投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20]。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城市面临的外来竞争和冲击日趋剧烈，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城市间的频繁交流与互动使得城市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其所处的网络位置。城市交流网络构建依赖各式各样的联系媒介，这种联系媒介以“流”形式存在于城市之间，如人流、物流、信息流、交通流和资金技术流等。风险投资作为联系城市之间的一种“流”体形式，其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同样深刻影响着城市定位和发展[10，14，21]。
关于风险投资城市地理分布特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风险投资具有地理亲近效应和大城市偏好，其往往集聚于少数发达城市。Zhang[14]的研究表明，特殊的制度背景、地理邻近性和风险投资网络促使中国风险投资活动集聚于北京、深圳和上海，进而形成国内三大风险投资中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风险投资活动地理邻近偏好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交易风险，但跨区域风险投资仍占所有风险投资活动绝大多数比重[13，22]。董静等[19]在研究地理距离与风险投资策略选择时指出，随着风险投资产业集聚的形成，区域内竞争变得异常激烈，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跨区域投资将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有学者对风险投资活动跨区域网络特征进行了研究[10，14]。
当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资本跨国流动使得全球经济成为一种“流动空间”，流动空间的支配性功能和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而网络构成社会的新形态[23]。流动空间背景下形成的网络化逻辑深刻影响着城市在区域内的空间关系整合，传统区位论与地理邻近效应面临挑战[24]，低等级、小规模城市可能在流动空间网络中获得新发展机会[10]。基于此，本文基于国内跨区域城市风险投资活动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流动空间理论模型，探讨“资本流”形式下的城市网络关系，挖掘城市风险投资网络演化规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对于理解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国内城市风险投资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及空间集聚特征。基于Thomson one数据库中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以风险投资交易双方公司均位于中国内地的每一笔风险投资交易事件为基础，分析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历史演变及空间布局特征，交易事件数据在地级市层面汇总(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纳入地级市考量)。Thomson One作为开展国内外资本市场研究的权威数据库，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机构的一系列投资交易行为，每条记录包含投资时间、投资对象、投资地点和投资领域等信息。为保证数据准确，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风险投资交易地点缺失样本；②将位于县(区)、乡镇等下级行政区域内实施的风险投资交易数据记录在各地级市；③在考察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网络特征时，为揭示城市风险投资交易网络动态演变规律，基于数据完整性和可对比性，将网络边界确定为仅包含研究期间内存在风险投资交易行为的204个地级市，因此，单一城市风险投资交易事件不列入网络特征分析考察范围；④由于绝大部分风险投资都发生在高新技术领域，故本研究剔除非高新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事件，但为保证样本无偏，保留全领域样本待查。
本文从拓扑结构出发，以地级市为节点构建城市风险投资交易网络，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系统，而社会网络分析法则是研究社会复杂系统的有效工具，能够有效测度网络的各种结构特征。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择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节点出/入度等指标，分析1996-2018年城市风险投资网络整体结构演化特征及各主要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表现。
(1)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指一个关系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的比值，用以反映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25]。在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网络密度越大，说明城市间风险投资交易联系越紧密，风险资本流动越均衡。本文计算有向网络中的网络密度，其与无向网络密度计算公式存在细微差别，具体公式为：
(1)
其中，l为网络中的实际关系数，n为网络中的节点数。
(2)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性是指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变量，用以反映节点在网络中与其它节点间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量[25]。在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高网络中心性意味着该城市在风险投资网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网络中心性主要包括3种形式：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本文根据城市风险投资网络特点和研究需要，仅选取点度中心性加以分析，而点度中心性又包括绝对中心度和相对中心度。绝对中心度是指与该点直接相连的其它点的个数，在有向网络中包括点入度和点出度。绝对中心度计算公式为：
(2)
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活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由民间自发实践推动，后得益于政府政策扶持并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取得较大进步。进入21世纪以后，受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尽管国内风险投资事业遭受一定阻碍，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总体上呈现繁荣发展态势。具体而言，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大体分为4个阶段：孕育起步阶段(1996-2003年)、快速发展阶段(2004-2008年)、稳步调整阶段(2009-2012年)、理性规范阶段(2013-2018年)。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国内风险投资在体量规模和行业分布方面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见图1)。在孕育起步阶段，国内相关制度改革刚刚起步，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风险投资交易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因而这一时期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事件增长并不明显。在快速发展阶段，中小企业板市场的创立和政策环境的改善为国内风险资本提供了退出渠道，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极大刺激了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在稳步调整阶段，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创业板建立、资本市场IPO重启和系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为国内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得这一时期国内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在调整中缓慢扩张，城市间风险投资交易数量稳步增长。在理性规范阶段，受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量触底后开始回升，新股发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新三板等多项制度改革的推进为风险投资发展扫清了制度性障碍，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环境更加公平完善，尤其是IPO的重新开闸和注册制的推出，多层次资本退出市场不断完善，进一步重燃了投资者热情，国内风投行业发展进入更加理性和规范阶段。此外，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不断缩小的技术差距，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他国的核心技术依赖是迈入科技强国行列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成为国家反复强调的时代命题。由此，高新技术领域吸引了大量风险资本，城市间交易事件高速增长。
风险投资行业的显著特征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风险资本更倾向于投入到风险大但收益高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国内风险投资行业的兴起主要是为满足高新技术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大步改革时期，为实现经济追赶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高科技发展计划(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并由政府出资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国内风险资本纷纷投入到高新技术领域(见图2)。
图1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事件
Fig.1 Transaction events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具体而言，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领域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互联网是风险投资热点领域，风险投资交易量占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总量的2/5以上。中国互联网自1994年诞生，历经从门户到搜索、从搜索到社交化网络、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3次主要转变。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发展与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兴起近乎同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介入门户网站(网易、搜狐、新浪)及互联网公司(腾讯、阿里巴巴)的迅速发展，不仅成就了互联网企业本身，同样为中国迈入国际互联网大家庭奠定了坚实基础。2015年，国家首次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强调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为风险资本流入提供了巨大空间。第二，计算机软件与服务及计算机硬件风险投资交易量约占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1/3，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与服务占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比重达1/5，远高于计算机硬件投资。相比较而言，计算机硬件发展历史较为久远，制造技术相对成熟，而软件开发是人类智力的高度发挥，软件产品运行要求精确无误差，技术要求高且发展前景广阔，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定程序开发。因此，计算机软件及其服务业是风险投资关注的重点领域。第三，新能源技术成为新兴投资热点领域。近年来，人类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给自身生存所带来的恐慌与挑战，日益严峻的能源资源供需矛盾，以及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对温室气体排放所作出的限制，为新能源技术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因此，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超常规发展，各国新能源投资与产能急剧扩张。中国新能源技术发展及其广阔的市场前景成为近年来风险资本热捧的对象。
此外，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以及以半导体为主的新材料技术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与生命科学发展前景宽广，这些高新技术领域也是风险资本重点投资领域。
图2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行业分布
Fig.2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①投出城市集聚明显，接受城市比较分散；②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联系不紧密，城市资本流完整格局尚未显现；③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④北上深为资本密集型风投城市，杭州、广州、成都、武汉为技术密集型风投城市。
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见图3)。根据1996-2018年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可知，中国风险投资公司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创新资源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见图3a)，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高度发达城市。而在中西部地区，风险资本资源更多集中于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如南昌、长沙、成都等地。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城市较早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行业的影响，起步早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早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资源主要向沿海城市倾斜，且活跃的城市经济体对人才具有天然的吸附能力，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东部沿海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较好发展机遇和更多发展资源，从而培育起更为发达的风险投资行业。
就投入地而言，风险资本资源分布相对分散(见图3b)，但大量风险资本同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相较于风险资本投出地，接收到风险资本的城市分布更加广泛，尤其是中部地区，这与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各地政府纷纷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出台各类扶持政策吸引风险资本投入；而西部地区不管是作为投出地还是投入地，风险资本均较少且仅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会城市。尽管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城市间时空间距离缩短，但这进一步反映地理空间距离在风险投资者投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仍不容忽视。
图3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为反映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投出城市与接受城市间的联系状况，基于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风险投资网络。网络密度揭示网络成员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密度越大，表明网络成员间联系越紧密。网络密度用网络中的“实际关系数”与“理论上最大关系数”的比值衡量[25]。
网络密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整体网络结构变化特征。本文对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城市网络密度进行测算，结果见图4。由图4可知：①整体来看，历年风险投资网络密度值较小，即使2010年网络密度值最大也仅为0.006，表明地级市之间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联系并不紧密，城市资本流完整格局尚未形成；②由1996-2018年网络密度折线图可以看出，网络密度值在2010年以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以后出现急剧下降，而2013年以后又迎来缓步上升。这其中可能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伴随着2004年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为国内中小企业上市提供了可能，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发展，使得风险投资交易增加，风险投资网络密度上升；2010年以后风险投资网络密度下降，至2013年下降至最低值，可能是因为受政府换届和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6-27]，由于政府换届会带来较大的政策波动，因此企业往往会选择较少或暂停投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风险投资交易网络密度值变化。此外，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案件数量进一步佐证了该解释。2013年以后，风险投资网络密度值上升，风险投资交易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表明政策稳定后风险投资企业对未来发展具有良好预期。
图4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密度
Fig.4 Network density of China's high-tech urban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注：图中密度值是根据1996-2018年每年的二值网络矩阵计算得出
根据中国城市间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研究期间划分为1996-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2年和2013-2018年4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演化特征，利用Ucinet-6中的NetDraw程序对四阶段网络特征拓扑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为使网络图清晰可辨并凸显网络结构的前后差异，风险投资交易联系较少的城市节点不予显示，结果如图5所示。从中可见，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演化过程中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
(1)有风险投资交易的城市节点逐渐增多，风险投资交易网络趋于复杂。各阶段风险投资网络结构图分别由41、102、171和105个城市节点构成，其密度值分别为0.001，0.005，0.012和0.009。尽管第四阶段网络结构图中城市节点数量有所减少，但就前3个阶段而言，网络节点日益增多，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网络结构趋于复杂。早期，由于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投资交易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及部分发达省会城市，其它地级市较少参与到风险投资交易网络中。随着国内宏观政策环境变化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浪潮，中国风险投资迎来新发展机遇，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风险投资交易网络。
(2)北京、上海、深圳在各阶段均居于网络核心地位，武汉、长沙、成都、济南等省会城市在各阶段均处于次核心地位，处于“中心-外围”结构的中心位置。尽管有风险投资交易的城市节点逐渐增多，网络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城市节点并未发生改变。从各阶段网络结构图可以看出，北京、深圳和上海3个特大城市一直是风险投资交易的核心，即风险投资资源流入与流出的主要地区。武汉、长沙、成都、济南等省会城市以及潍坊、苏州、珠海等沿海城市在各阶段风险投资网络中居于次核心地位，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流入地。
(3)风险资本资源趋于集中化，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投向发达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各省会及沿海发达城市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和行政等级，早期得益于更多国家政策的扶持取得飞速发展，但也带来资源集中化等问题。图5中连线粗细表示彼此间风险投资交易数量，大部分风险资本资源在发达城市间相互流动，说明发达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更加活跃，但也凸显出城市资源分配差异。2013-2018年，风险投资交易网络由105个城市节点构成，但2013-2018年国内风险投资交易数量显著增加却并未带来城市节点增多，这更加凸显出风险资本资源向少数城市集聚，而大部分城市则位于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心-外围”结构边缘位置。
图5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演化
Fig.5 The Network evolution of urban venture capital in China's high-tech sectors from 1996 to 2018
注：图中箭头表示风险投资流动方向，连线粗细表示风险投资交易数量
进一步，本文对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事件总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深圳3地是风险资本净投出城市。Pan 等[22]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风险资本之所以聚集在北京、上海、深圳，是因为它们不仅拥有先进的行业经验及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所处的战略位置，而且分别是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所在地，这一地理位置邻近优势给风险资本交易提供了更多可利用的政治关系资源。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北京、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风险资本，成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城市。此外，在风险投资交易事件总量前10位城市中，杭州、苏州、广州、南京、天津、成都和武汉是典型的风险资本接收城市，从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和行政等级看，这些城市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枢纽地区且均为省会城市，是中国最活跃的城市经济体，拥有大量人财物和政策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城市，成为众多风险投资者热衷投资的重点地域。
为清晰反映各主要城市在风险投资网络中的地位，本文对1996-2018年4个阶段风险投资网络进行个体中心性分析，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表中仅展示按出度值排名前15的城市，4个阶段网络规模一致，因而具有可比性。
在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如果点出度大于点入度，则表明该城市属于风险资本流出地，反之则为流入地。从表2中出度值与入度值可知，北京、上海和深圳3个城市均远高于其它城市，表明在各阶段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三地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且三地均为风险资本的主要流出地。进一步，在出度值排名前15位的城市中，主要是省会城市(如济南、广州、杭州和南京等)和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如苏州、宁波和珠海等)，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分析结果。此外，出度值排名前15位的城市在各阶段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反映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具有一定的自稳定性特征。
本文基于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交易数据，对我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等指标对我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空间布局和网络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就发展历程而言，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2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孕育起步、快速发展、稳步调整和理性规范4个阶段，尽管遭受了多次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冲击，但在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引导下，逐步走上理性规范发展道路，成为国家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另外，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主要聚焦于互联网、计算机软件与服务、计算机硬件、新能源技术等领域。近年来，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半导体为主的新材料技术日益成为风险投资关注的热门领域。
表1 1996-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主要投入/投出城市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put in/out of China's high-tech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城市投出投入净事件分类北京5 2574 353904净投出资本密集型上海3 1082 367741净投出深圳2 1661 273893净投出杭州566902-336净投入技术密集型苏州245251-6净投入广州156476-320净投入南京150230-80净投入天津114134-20净投入成都64265-201净投入武汉59170-111净投入
(2)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来说，无论是投出城市还是接受城市，风险资本都聚集在北上广深等特大中心城市及东南沿海发达城市，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并不受风险资本的青睐；历年风险投资网络密度总体较低，城市间风险资本流动联系不紧密；另外，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网络呈“中心-外围”结构特征，北京、上海和深圳是风险资本集聚中心。
(3)就风险投资网络结构整体演化趋势看，风险投资交易总量上升未必使得城市间风险投资交易联系加强。在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的4个阶段，稳步调整阶段城市间风投交易联系最紧密；理性规范阶段风投交易数量明显增加，但网络密度不高。这一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是具有地理邻近效应还是跨区域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内外政策、制度及全球宏观环境波动的影响。
基于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发展历程、空间布局和网络分析，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引导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资本在高新技术领域合理配置。20多年来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虽然实现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突出表现为资本过度热衷于投资互联网、计算机软件与服务等领域。尽管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是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同时也要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应防止投资过热导致互联网泡沫。
表2 1996-2018年4阶段城市风险投资网络中心性分析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network centrality of the four-stage urban venture capital from 1996 to 2018
1996-2003年城市出度入度2004-2008年城市出度入度2009-2012年城市出度入度2013-2018年城市出度入度北京141北京599深圳10710北京6433上海103深圳554北京10019上海4829深圳105上海524上海8514深圳4420济南50南京114杭州257杭州2121广州21杭州103南京197苏州215杭州21苏州94长沙195广州1615南京22长沙53天津186天津156天津20广州44广州148南京1310长沙22济南42苏州1111厦门128哈尔滨10南昌32成都98西安99南昌10宁波34佛山64宁波88苏州13天津23武汉66武汉710乌鲁木齐10常州15宁波55重庆75珠海12成都15泉州56成都614鞍山01哈尔滨12无锡57青岛67
注：表中列示的是各阶段出度值排名前15位的城市
(2)协调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资本区域均衡发展，为风险资本向中西部欠发达城市流动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存在突出的空间集聚特征，风险投资城市网络“中心-外围”结构明显，城市节点间的风险投资交易联系不紧密，大量风险资本资源在发达城市流动不利于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资源在空间分布中的不均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风险资本流入欠发达城市，为风险资本提供良好的进入/退出制度保障。欠发达城市可考虑创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风险资本注入。此外，也要进一步扩大北京、上海和深圳等资本密集型城市资金辐射范围，形成以强带弱的资本流动格局，促进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限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非高新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事件，仅分析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空间布局和网络演化特征，与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总体特征存在一定差异；②仅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等基本指标和网络可视化对中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网络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网络演化特征形成原因也仅是诠释性说明，未来可采用QAP方法，从“关系”与“关系”的角度深入分析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网络结构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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