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技术转移是指科学技术通过相关转移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1]。技术转移是科学技术实现价值增值的后续环节，是指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产品制造、工艺应用和服务提供等实际产出[2]。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要激活科技资源，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建设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至今，国家之间围绕技术转移展开的核心竞争力争端问题愈演愈烈[3]。从美国303调查报告到华为、大疆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被美国恶意禁止等事件，标志着高科技竞争进入焦灼状态。因此，只有构建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才会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研究型大学是技术供给的源头，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当前，国家积极出台并落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日益活跃。然而，我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仍存在诸多阻碍[4]。据《2019年中国高等学校R&D活动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我国高等院校在技术市场中作为卖方成交的技术合同额逐年下降，且总比重不超过全国的6%。相较于国家科技创新整体投入强度，中国大学技术转移转化产出增长率转低，说明我国大学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与缺陷，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资源投入与产出未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如何创建高效整合知识资源、迅速融合市场的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模式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首要任务。

当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通常围绕技术转移效率评价展开。从评价方法看，数据包络分析法(简称“DEA”)在技术转移效率评价研究中应用最广 [5-8]。从模型指标选取看，首先，大多数文献聚焦于R&D经费来源、R&D人员数量、学术论文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专利转让许可数、专利转让许可收入、新孵企业数、技术转移合同数量、技术转移合同额等微观指标[9-12]，且仅关注技术转移效率评价结果而忽略了理论分析，产出指标也比较关注财务绩效而忽略成长绩效，导致研究结果理论解释力不足。其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技术转移绩效对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但针对技术创新阶段如何有效提高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较少。与此同时，组织模块化研究情境嵌入性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对于技术转移绩效的测量需要结合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指标，另外也要考虑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1.1 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

(1)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财务绩效。组织模块化起源于企业管理情景下内部组织形态在产品模块化、生产模块化驱动下，联合行业组织分化等现象，使传统企业组织边界日渐模糊[13]。通过对系统中组织模块的分解与整合，可以实现对复杂系统任务的处理和操作[14]。随后，组织模块化概念被解构为分工性、独立性、响应性3个特征[15]。其中，分工性强调半自律模块按照系统功能分解成独立分工的自组织，这是实现组织模块化的前提。组织内子系统分工越强，说明组织模块化程度越高，组织模块化分工性特征表现为系统分权，系统通过对不同模块的价值属性和能力属性进行单独定义，明确对分解模块的要求，使分解后的组织模块工作具有可预测性和可管理性[16]。独立性强调每个模块都被赋予独立的内部流程、惯例和职权，是模块实现高度自治和协作的充分条件。组织模块化的独立性特征源于组织分工，但与科层制结构下的分工机制不同，模块化组织分工赋予独立组织模块充分的自治权，以柔性约束替代刚性约束[16]。响应性强调模块化系统集成技术规则和职能规则设计必须标准、明确，这是模块间对接信息、灵活组合、协同工作、重组分解的关键依据，是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

当前，部分优秀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已经显现出组织模块化特征，这些大学将内部组织划分为教育教学、科技创新、技术转移服务3个核心模块。组织模块化高度分工性遵循“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分工原则[17]，不仅能解决大学传统技术转移模式缺乏专业技术经理人、科研团队难以应对技术市场商业化等问题，而且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节约技术转移管理成本，直接影响技术转移财务绩效(张宏伟，2016)。近年来，大学均以技术转移办公室、科学研究院、技术转移控股公司等方式设立独立运营部门，负责技术孵化后的技术评估、技术营销、许可谈判、产业联络等服务功能，统筹大学内部资源，明确各模块间的功能目标，将日常教学任务、科研创新任务及成果转化服务安排给各自独立负责的模块。此类组织模块化有利于大学协同开展教学活动、科技创新及技术转移活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科研成果输出。研究型大学出台的各类技术转移工作办法及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等指示性文件，本质上就是让大学各模块间的工作对接有法可依、有章可寻，是大学组织模块响应性特征得以体现的有力保障[18]。高等院校各模块间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输出、资金回报等形式形成互通渠道，是保障模块响应性的有利条件。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分工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财务绩效；

H1b：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独立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财务绩效；

H1c：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响应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财务绩效。

H1：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正向影响技术转移财务绩效。

(2)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成长绩效。技术转移成长绩效主要强调技术转移项目开展过程的及时性、顺畅性和低成本性。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分工性有助于降低技术转移系统内部管理成本和管理复杂度，进一步促进技术转移成长绩效提升。组织模块拥有独立自主决策权，能够提高组织单元对环境的自适应能力(常旭华等，2018)。在研究型大学模块化技术转移体系下，各模块的独立决策权为去除技术转移工作程序繁冗创造有利条件，能够保证技术转移项目开展的及时性、低成本性及顺畅性，进而直接影响技术转移成长绩效。组织模块响应性是模块间对接信息、灵活组合、协同工作、重组分解的关键依据[19]。第一，响应性统一接口标准为模块间协同合作确定了统一实施规则，模块间相互协作的规范惯例有利于促进模块间协同关系的形成，为组织创新创造先决条件。第二，响应性特征显著模块具备高速重组分解能力，有利于组织整合多元性资源，提高组织应变能力。第三，响应性特征还能有效降低知识整合难度和信息搜索成本，提高组织协同效率，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分工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成长绩效；

H2b：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独立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成长绩效；

H2c：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响应性正向影响技术转移成长绩效。

H2：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正向影响技术转移成长绩效。

1.2 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理论指出，技术创新难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中消费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造成创新产品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创新越来越难，而组织模块化生产模式恰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20]。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大学创新技术被应用化、市场化直至商业化的过程。模块化创新模式将大学视为技术产品集成商，将技术市场需求方看作潜在消费者。在技术市场上，技术需求方各自的消费需求复杂而多样，为满足更多潜在需求，通过实施组织模块化解构技术转移复杂系统，是保障大学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组织模块化分工使得大学内部各模块具有明确的功能目标，各组织模块只需要按照各模块功能进行创新即可[21]。其中，组织模块独立性使得模块内部高度自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模块内部功能效率和资源整合能力，控制组织内部管理成本，为组织内部技术创新提供基本保障。组织模块响应性能够提高各模块间的协同效率，夯实知识流动基础，促进技术创新在各模块间迅速开展，进而提高组织技术创新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分工性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b：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c：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响应性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3：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技术创新为技术转移提供动力，技术转移为技术创新孕育创新胚胎。可见，技术转移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通道，技术创新是技术转移价值实现的结果(魏江等，1998)。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技术层面上的决定性因素，诸多学者认为其对各主体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汪涛等[22]认为高校技术创新溢出能力正向影响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对大学科技园孵化起关键影响作用；梁海山等[23]指出，随着技术创新能力体系的不断跃迁，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日益显著。曾婧婧等[24]、王晓红等(2021)持相似观点，他们均认为技术创新能力对高校技术转移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型大学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涵盖影响技术转移成功率的科研资产技术创新能力，也包括组织在技术转移工作中实现流程创新的能力。技术转移服务模块的功能性特征包含组织工作的流程功能[23]。技术的成功转化与产业化是一个复杂的链式流程，每个环节都需要复杂的工作程序，而技术创新能力是每个工作环节效率提升、去冗余化的具体表现。技术创新能力能够降低技术转移管理成本，提高技术转移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技术创新能力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4b：技术创新能力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4:技术创新能力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组织模块化有利于促进组织创新，提升组织绩效。技术创新能力是技术产生的根本条件，而技术生产则是技术转移的先决条件。因此，本文将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提出如下假设：

H5：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通过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机制对技术转移绩效产生间接正向影响。

1.3 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

在新经济发展时代，知识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作为关键的战略性资源，日渐成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25]。知识共享是组织内部及各组织间知识流动的重要手段，能使知识从个体层面流向群体层面。知识共享促进组织形成复杂、多向循环的知识回路[26]。由知识共享构成的知识回路嵌构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组织模块之间，促进大学内部多部门协作及与外部组织(企业、政府等)的有效沟通。组织模块分工化程度越高，模块间知识共享的交互作用越显著。知识共享能够促进大学科研团队构建科研合作、学习咨询等价值网络，整合各种创新资源(冯博等，2007)，在组织内部与外部形成自循环知识流动链条，对外部新知识进行吸收与整合，进而影响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27]。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知识共享在组织模块化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6b：知识共享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6c：知识共享在组织模块化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6：知识共享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本文借鉴已有学者关于组织模块化、知识共享、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绩效的成熟量表，通过征询专家意见，嵌入中国研究型大学管理情景，对各题项进行修正，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对变量进行测量，1～7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1)因变量：技术转移绩效，即研究型大学在技术转移工作中的完成效度。本文参考Lin等[28]、仲理峰等[29]和张莉[30]编制的量表，综合考量技术转移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维度。基于实证研究中的题项设计原理，成长绩效与财务绩效按照1∶1的比重设置。其中，成长绩效包括3个测量题项，财务绩效包括4个测量题项。

(2)自变量：组织模块化，设置组织模块分工性、独立性和响应性3个维度。嵌入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工作情景，本文从技术转移体系组织建设分工程度、独立程度和响应程度进行题项设计，收集组织模块化程度信息。

(3)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能力。结合当前已有的大学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和维度，本文从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科研成果产出、产学研合作3个层面进行测量。

(4)调节变量：知识共享。参照Lee(2001)的做法，结合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管理情景修正相关题项。通过对问卷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剔除解释力度不足的指标，最后整理出有效观测指标。

本文各变量维度及观测指标如表1所示。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一是参考中国教育部确认的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确保所选高校研究水平、科研能力突出；二是考虑到不同类型大学技术转移效果不同，故选择综合型研究型大学进行调研，即拥有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等2个以上大类学科博士点以及不低于10个该类别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大学，以确保有技术项目用于转移转化，最终筛选出符合上述要求的38所双一流研究型大学。本文将调研对象界定为深入了解本校技术转移工作的相关人员，如参与过技术转移项目的发明人团队成员(教授、博士、研究员及相关学生)，以及直接参与技术转移项目对接工作的行政人员(科技处、科学研究院、科技园、技术转移办公室等部门工作人员)。

为得到真实有效的数据信息，依托项目基金支持，委托研究型大学科技处等相关部门专家协助收集问卷，尽可能保证样本量充足。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后期主要采取电话、邮件等方式收集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4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5%，符合社会调查有效性特征。被调查者特征为：男性占53.22%，女性占46.78%；年龄41～50岁占30.94%；受教育程度博士生占80.47%；从职务性质分析看，科研人员占比最高(47.33%)，技术管理人员(科技处、科技园、科学研究院等直接工作人员)占29.83%，行政管理人员占9.39%，财务管理人员占3.49%，学生占7.36%，其他人员占2.57%；任职年限5～10年占29.04%，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2.3 变量信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a 系数、CITC两个关键指标进行验证，将相关题项数据导入显示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75>0.8，量表满足内部一致性检验要求。对各维度分别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合校正项总体相关性(CITC)和删除信度不佳的观测变量后，结果发现各题项CITC值均大于0.4，表明各题项信度结构良好，可进行下一步检验。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对相关变量进行修正以确保问卷题项设计的有效性，选择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构效度指标。结果发现，KMO值为0.894>0.7，巴特利球形检验卡方统计量为5 321.427，Sig值为0.000<0.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4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研究事物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及相关性强弱的一种统计方法，线性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性强弱及相关方向的一种方法，主要目的是研究变量关系的密切程度。本文中各变量相关性分析及判别效度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相应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绝对值，说明判别效度较好，即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分效度。

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

本研究参考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度指数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通过比较数据拟合值输出结果与参考值，判断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度。运用AMOS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修正后的研究模型路径如图2所示。模型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率(χ2/df)为1.381<3，绝对适配指数GFI、AGFI分别为0.941、0.922，均大于0.9；RMSEA指数为0.032，小于参考值；IFI、CFI均为0.986(高于0.9)，说明模型适配度达标；PNFI指数为0.553、PGFI指数为0.540，基本达到参考标准，说明模型适配度较高，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

3.2 假设检验

3.2.1 中介效应检验

3.2.1.1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AMOS软件分析得到结构方程模型图和路径系数，如图2和表4所示。结构模型用于检验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200、0.213，在1%水平下显著。组织模块化分工性、独立性、响应性3个变量指标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168、0.202和0.254，且3条路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分工性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140、0.180，在1%和5%水平下显著；独立性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212和0.203，在1%水平下显著；响应性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值为0.158，对成长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39，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组织模块化、技术创新能力两个变量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组织模块分工性程度越高、独立性越强、响应性越大，越能促进组织技术转移绩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越能促进技术转移绩效提升。这说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组织模块化—技术转移绩效、组织模块化—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转移绩效路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见，各路径系数均显著。

3.2.1.2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本研究借鉴Taylor等提出的Bootstrap检验法，对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不仅允许变量测量存在少许误差，而且还能减少信息损失。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用的基本原理是采用重复随机抽样法在原始数据(N=543)中抽取1 000个Bootstrap样本，再根据这些样本拟合模型，生成并保存1 000个中介效应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通过计算中介效应平均路径值估算95%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这些路径系数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整体路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P1路径分工性→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绩效。标准化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非0区间，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非0区间，说明部分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36，直接效应值为0.177，总效应值为0.213，中介效应比为0.036/0.213=0.169，即当分工性对成长绩效造成影响时，有16.9%的变异是由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能力所引致。进一步分析发现，P2路径独立性→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绩效、P5路径独立性→技术创新能力→财务绩效和P6路径响应性→技术创新能力→财务绩效3条路径同路径P1相似，均为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2)P3路径响应性→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绩效。标准化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17,0.112]，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13,0.288]，包含0，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即当响应性对成长绩效造成影响时，完全是由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能力所引致。P4路径分工性→技术创新能力→财务绩效数据结果类似，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即当分工性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时，完全是由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能力所引致。

综上可知，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假设H5成立。

3.3 知识共享调节效应检验

进一步，通过去中心化处理得到组织模块化×知识共享调节效应值。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分别构建组织模块化变量3个维度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从中可见：第一，在分工性检验中，模型1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检验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作用；模型2加入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能力两个变量；模型3引入分工性交乘项，检验知识共享对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共享与分工性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未起到显著调节作用(β=0.022，p>0.05)，假设H6a不成立。第二，在独立性检验中，模型6引入独立性交互项，发现知识共享与独立性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能力起显著正向影响作用(β=0.111，p<0.0)5。对知识共享均值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到高知识共享和低知识共享两组对比数据，如图3所示。从中可见，高知识共享群体独立性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大于低知识共享群体，且这种正向影响随着知识共享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即知识共享在独立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假设H6b成立。第三，在响应性调节模型中，知识共享对响应性和技术创新能力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121，p<0.05)，说明知识共享程度越深，响应性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强，如图4所示。高知识共享群体组织模块响应性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大于低知识共享群体，且这种正向影响随着知识共享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即知识共享在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假设H6c成立。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组织模块化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组织模块化对技术转移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独立性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最大，分工性次之，响应性最弱；组织模块化对技术转移财务绩效呈正向显著影响，其中独立性影响最大，响应性次之、分工性最弱。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组织模块化理论强调系统组织设计趋向于高模块化有助于解决复杂系统协同问题。相较于研究型大学在传统管理模式下的创新转移一体化模式，组织模块化理论为大学开展技术转移工作提供了更加专业化、分工性、独立运作并协同发展的机制设计理念。

(2)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技术转移绩效的基本驱动力。本文将技术创新能力引入理论模型，验证其作为中介变量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全部中介路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效果最好。技术创新能力是研究型大学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实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重要保障，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工作开展至关重要。

(3)知识共享是促进组织交流与合作、提高组织绩效的重要一环。研究发现：知识共享在分工性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路径中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在独立性和响应性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路径中则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知识共享通过促进知识交流，加强组织模块间的相互响应协同推动组织发展。

4.2 研究启示

目前，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实现科技强国梦的关键驱动力。研究型大学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保障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工作顺利开展，就是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直接渠道。本研究为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提供如下启示：

(1)具备技术市场转换意识。大学传统技术交易方式往往单一且比较被动，过去研究型大学在技术市场中常扮演着技术供给者角色，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业逐渐占据较大市场空间，企业科研能力日益凸显，如华为、阿里巴巴等知名集团均设有独立科研技术中心。在当今技术市场中，研究型大学的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管理团队和市场敏感度，使得大学技术转移工作遭遇瓶颈。为实现良好的技术成果转移绩效，研究型大学应积极加入技术市场交易活动，主动寻找技术需求方，通过技术市场需求构建自身在技术交易活动中的资源网络，巩固自身主导地位。

(2)构建专业且独立的技术转移系统。一项技术从专利到实现产业化继而面向社会、服务社会，需要经历重重考验。引入组织模块化理论，将技术转移系统分解为不同阶段(技术概念评估、法律风险评估、资产评估、企业对接和商业谈判等多阶段)子模块，以各阶段工作为主要目标推进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转移绩效是建立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工作模块化设计还处于萌芽阶段，组织模块化设计不仅体现为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科研管理研究院等工作部门，还应细化技术转移组织子模块，以职能清晰的模块间分工性、高效自主的模块间独立性及协调互通的模块内响应性为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大学技术转移体系。与此同时，组织内部分工性、独立性和响应性对科研人员提出更高要求，如高度分工性强调“专业人做专业事”。激发科研人员工作激情，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对科研人员而言既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体现，又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激励。

(3)培育更多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人才。人才是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驱动力，培养吸收专业人才，打造技术转移人才供应链是重中之重。技术转移服务人才不仅应具备良好的科研素质，而且要精通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法律、技术市场财务管理、技术市场营销等业务。围绕技术转移工作子模块，把“专业人做专业事”发挥到最大效用是实现技术转移绩效的关键。

(4)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是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技术创新是科技发展的不竭动力，研究型大学应为技术发明团队提供优质的科研平台和科技资源，同时配备专业技术转移服务团队。技术创新能力跨越组织管理与技术市场层面，在技术转移系统中组织模块化设计与技术转移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5)搭建技术转移知识共享平台。加强大学内部技术转移体系人员信息互通，为大学外部技术市场需求方提供信息检索、沟通联络服务，促进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间的知识共享。相应地，还应成立实质性产学研合作组织，如创新联盟、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促进创新主体能力互补。

(6)优化技术转移成长性绩效考核体系。在传统管理模式下，我国研究型大学较多关注财务指标而忽略技术转移成长绩效指标。技术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转移转化的各个环节极易被项目技术转移时间、成本等因素掣肘。因此，应从成长绩效、财务绩效等方面综合考量技术转移绩效，以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综上所述，技术转移工作是研究型大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更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建设全功能、多层面的技术转移体系是研究型大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以组织模块化视角构建大学技术转移系统是实现科研成果高效转化的有效途径，分工专业化、职能独立化和模块响应化是技术转移系统的创新特征。技术创新能力是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的桥梁，知识共享能够高效调节组织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结合模块化理论和技术转移理论，从理论与实践多角度，多层面检验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块化设计对技术转移绩效提升的作用效果和路径。受人力、物力的限制，仅构建知识共享作为前端调节变量，对于后端调节作用未进行深入分析。未来可用后端调节变量作为新研究起点，为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提供更多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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