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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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人们对权力嵌入不同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入，对权力场域主体进行解析成为学术人窥清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力统摄与规约的典型特性。对权力场域内在学理性的挖掘、批驳与重构，使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笼罩在种种神秘“面具”下，经过不同领域的博弈过程，其背后的显现特征得以揭示，促就权力理论应用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思想构建、行为导向中，同时也诱使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目的、内容、范式等学术内涵探索向其场域转向。
权力场域不仅仅代表着其外在规训的制度对个体生活、思想、意识、行为等存在场域形塑与群体之间的联结惯习，而且也对国家管理机构、社会团体、单位组织等活动构件具有协调、沟通、规约等利用价值。尽管不同个体或组织系统之间存在着权力博弈之争，但无论各主体之间是否源自“本我”意图，无论其斗争方式呈现何种多样形态构件，其权力场域规则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视域下的“暴力符号”(Symbolic violence)一般无处不在。素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也因此难以置身权力场域之外，成为配置或潜在瓜分学术资源的一种竞技场所[2]，统摄与规约着大学学术评价。
从高等教育组织形态看，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以科层组织形态存在。在招生简章、人才引进、管理规章、活动实施等高校行动中，都能从学校权力机构设置中见晓。校长、副校长、组织机构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等权力管理呈现出一种等级或级别划分的管理模式。当此类金字塔型等级符号僭越大学学术评价场域，会使得学术评价场域呈现如权力等级划分的样态(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学术评价场域等级样态
在此情境下，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为了提高匹配式考量效率，将学术期刊(A类、B类、C类……；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一区、二区、三区……)、教师申请项目(国家级、省部级、校(市)级)、教师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奖项(国家级、省部级、校(市)级)等“三六九等”的等级符号裹挟入大学学术评价场域之下，建构出学术人必须遵守的“暴力符号”系统。无独有偶，在高校研究生毕业条件审核中，申请人除被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外，还需要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导师第一、申请人第二，按第一作者算)在规定等级的“期刊符号”上发表若干篇文章，否则不能按期毕业(一般情况下学校会扣留学位证，只颁发毕业证)。如果按每年3万名文科博士毕业生计算(非精确统计)，每人要求刊发1或2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才准予毕业，每年就会产生3～6万篇刊文量。而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共收录期刊568种，其全年刊文量大约为7万篇。再加之课题结项、教师职称评定、科研考核等要求，使得发文与期刊载文供需严重失衡。在“以刊评文”大行其道的学术场域中，期刊为了确保论文选题、研究方法、视角和逻辑等符合其办刊标准，对那些标新立异、学术结论具有争鸣的研究以及研究者的单位、身份(本科生、研究生)持有一定怀疑态度，甚至出现抵触情绪，致使一些具有创新内涵、学术价值高的文章“蒙尘”。
此外，相同学科的不同文章刊发在不同期刊上，其研究内容、目的、价值、范式等可能不会存在相似之处，但其权力场域却将原本不存在等级关系的期刊浸淫出等级换算关系，如一篇A类期刊论文等于3篇B类期刊论文，一篇B类期刊论文等于两篇C类期刊论文，等等。学术期刊的等价交换让学术评价场域熏诱在一种追逐学术GDP的膨胀形式之下，学术人可以以量化标准为“敲门砖”，罔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规律，规制出一套等级选项[3]。这样一来，期刊论文、学科评选、项目经费、成果评价等在权力场域规制的不同等级选项中置换出学位获得、人才引进、项目申请、科研奖励、职称评定等权利资本。
更为怪诞的是，学术资本带来的不同权力怪圈，演化成学术人对人才项目等级(校(市)级、省部级、国家级)的理想追求。以学术“帽子”为例，自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全国以江河湖泊、山川地域、峻岭峰峦、学校名称、学校特征、基金会、知名人物等名称符号冠以“黄河学者”“钱江学者”“泰山学者”“杏林学者”“晨辉学者”“大禹学者”等“巧立名目”的学术头衔达640种。有学者曾对此调侃，长江湘江闽江，江江冠名；黄河辽河海河，河河有份；黄山天山阴山，群山并立；泰山嵩山华山，五岳齐飞；有攀登、有扬帆、有飞天，计划层出不穷；有三秦、有燕赵、有楚天，尽显中国特色[4]。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这些所谓的“帽子”学者不同程度地与其它人才项目存在交叉重叠问题，如1930名“杰青”中有530多人获得“长江学者”称号，而获得“长江学者”青年项目的433人中，又有247人获得“优青”和“万人计划”项目，重叠资助高达55.8%。相同的科研项目，可以通过“换包装”，在学术项目、人才“帽子”中获得更大资本[5]。当这些头衔“帽子”赋予的权力充斥到高等教育组织与科研机构设置的科研资源、学术职位、基金项目、薪酬待遇等环节时，就会使得许多学术人打着学术旗号，趋向于更高的权势与名利之争，学术的真实场域演变成各种名利战场，严重与学术研究提倡的严谨求真、独立自由、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本真精神背道而驰。
诚然，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需要依据相应学科评价标准，以规范学术评价程序，从而构建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由谁构建、怎样构建学术评价体系却成为权力部门的权利。上一级别的权力等级可以对学校组织、管理机构乃至学者个人进行各方面通约，以此作为其在学术场域中能否获得最惠优先权——项目申请、基金评审、资源福利、学术头衔等相匹配的符号筹码。在此境遇下，评价审视的多元主体、因素及其影响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高等教育学术评价场域并不能完全彰显出高等教育组织内的自由、自律、自治特性，而是通过权力等级划分，权制出一整套能够通行于高等教育学术场域的评价符号，如期刊与论文等级、专利期限、项目层次、职称高低等评价资本。就学术研究态度和研究旨趣而言，高等教育组织、科研机构对权力的崇尚之风已经浸淫到学术研究领域，学术评价制度成为权力场域资本的“改造工厂”，个体研究也会依据权力场域规制加以装扮，并深陷唯论文等级、唯项目等级等千篇一律的等级惯习当中，致使其失去原研究的内在特色、人格特性及远大的精神追求。
鉴于此，权力场域中对高等教育组织的规约成为必须纠偏其学术评价异象的前提。学界更需要从学术理论机理上揭示权力场域对学术评价的问题导视及其背后隐匿着的理论法则。这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组织与规章制度指定的合法性依据之一，而且也是学术权力场域能够得以合理性、正当性存在的必备条件[6]。
权力等级化制度裹挟至人类生活各方面，权力场域成为群体组织背后看不见的操纵盘。大学学术评价受其权力符号规约影响，显现出学术领域另一种评价机理。
由于权力场域普遍存在，其与学术评价之间的勾连是以等值形态扩充至高等教育中的，通过外部评价制度获得对评价主体的承认。这一质性概念对政治学中的权力与高等教育的学术活动之间进行通约，赋予学术研究活动相应权力法则。事实上，等值的概念是指资金在与时间的作用下可以规约成价值等效。尽管事物的等值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数额下，其价值等效是迥异的，但也会存在与之相等值的商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等值意指反映和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即利用货币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体现人类无差别的劳动过程[7]。学术研究需要进行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必要投入，才能产出相应科研成果。然而，权力却能依据其符号，不需要无差别劳动生产就可获得相应的一般等价物，以此置换学术规制下的其它资本。如2020年7月，武汉大学原基础医学学院院长李红良就卷入“女儿喝茶抗癌获奖”的争议中，被质疑利用自身职务权力为女儿谋取私利，一时间被推向风口浪尖[8]；2020年11月，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被学生用123页举报信实名举报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其中就有利用导师职权大量侵占学生劳动成果，为其女直博做嫁衣，由于严重有悖科研诚信，因而被学校解除劳动合同[9]。
如果职权可以兑换其它资本，那么学术评价就可以以此逻辑权构出另一种让学术人遵守的等值兑换资本体系。该体系规制的学术评价制度将论文、专利、期刊、著作、奖项等符号资本构建出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以量化考核制度对教师进行分类和评估，兑换出其步入权力场域的“入场券”。一方面，该“入场券”是学术评价的主要呈现形式，亦是评价客体得以自我认同、自我激励的凭证。另一方面，其与学术之间具有相互通约的等值功效，论文、课题、获奖等一切学术成果的资本符号都可以与等级权力进行兑换。尤其是那些权威的论文、专利、项目、专著、奖项、研究报告等物化符号的兑换远远超越于主体存在的客观性和特殊性。质言之，只要论文在高等级期刊刊发、著作获国家级奖项、研究报告得到权力组织认可，就可以等值兑换成相应的符号资本。如果这些符号资本能够兑换出相应的人才“帽子”，就可以在更复杂的学术场域环境中获得更多学术资源。无论是“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人才项目，还是省、市(校级)、县级以湖泊、大山等标志性地域特征命名的人才“帽子”，都可以等值兑换出相应资本符号。如“帽子”与奖励之间的等值兑换(课时费、讲座费、交流费等费用要比无“帽子”符号高)、“帽子”与人才引进的等值兑换(“帽子”级别高，人才引进费、科研启动费等就高)、“帽子”与期刊的等值兑换(“帽子”级别越高，在高级别期刊发表论文越容易)等，都成为学术场域非常规惯习。
诚如刘明[10]所言：“由于社会发育不良，今天我们的学术制度仍然是官本位制，学术机构的行政权力往往压制学术权力，职称、期刊、课题、会议、奖励……大多往行政靠级。官场的所有弊端在学界……因为拥有学术资源分配的权力，就可以用来交换成果，有了乌纱帽的保护就可以获得更多头衔符号。”以学术“入场券”作为获得权力的通行证，学术和权力置换已成为高校学术评价的生存法则，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可以用权力场域惯习替代，人的内在精神、思维活动、行为实践等活动都可以以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规约，人的本质存在也可由权力属性钳制，让其归顺于场域之下。其可以不顾学术研究内容、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学科发展等特点，只要有兑换价值，就可与之等效出抽象资本。等级符号数量越多，拿到学术权力的资本就越多。权力对学术的浸淫使双方之间的等级兑换可超越时间、地域空间限制，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赋予通约特性，成为游行于学术场域中的中介物。无论多么高级的学术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评价都可以用权力“入场券”的图式功能对不同等级化符号(期刊、著作、奖项、职称等)进行顺应与同化，使之像货币一样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性。
面对这样的“符号暴力”，任何人都很难规避或者隐匿权力对其进行宰制的命运，只会长期处于这样的研究惯习中，在盲目迷思权力的话语中无法自拔。
组织管理中的科层组织将权力作为其管理稳定性、快捷性的唯一标准，不仅从形式上将权力化约为各种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制度，以规约各种无秩序的学术活动，而且还会将学术评价标准与权力的内在运行机制相耦合，形成客观存在的捆绑物，促使学术人在项目申请、绩效考核、职称评审等评价活动中拿到等值兑换资本，并以此为诱惑，激发其学术创作热情。当然，为了使权规的资本尽量客观、公平、公正，减少主观性因素，权利场域往往以等级量化的评价权重，使项目资金、物质奖励、学衔授予等资源配置向论文等级高、学术奖项多、专著数量多的组织部门或个人倾斜，使其获得相应资本，引导其按照评价模式进行再生产。同时，为了更好地整合科学研究资源，统筹项目规划，彰显权力在学术评价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权力场域也会以更加显现的形式，对科研条件较差、人才资源较少等资源匮乏的单位组织发挥宏观调整手段。但学术场域的统摄力依旧以权力符号为依据进行兑换，使之勾画出资本捆绑式的交易图式。论文、项目和研究报告的选题、研究内容、过程与范式等规格只需要与权威保持一致，就可能拥有更多学术资本。例如，每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权威期刊都会依据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列举一系列选题。有些学术人为了在众多申请者或论文中脱颖而出，自甘放弃原先深耕多年的研究领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转向与项目、期刊等选题要求相契合的研究方向，其根本意图就是为了获得更多学术资本。
事实上，学术人的研究理念追求应该建立在自由、自主、自治、自律的充分条件下，开展科研、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职能工作。学术评价应根植于这些职能基础之上，但这一基础却转向权力规制清单，并以此支配大学学术活动。宽泛的、复杂的、创新的、具有活力与争鸣的学术活动反而走向学术研究边缘，悬置于真实评价之外，成为学术创作的非主流领域，而如果要将其快速转化成热门，必须对权力评价指标权重加以改造，才能被组织认同，从而获得学术场域的权利。这种看似抽象规约的场域符号，会使学术人像吸食罂粟一样越来越注重以权力规制的评价标准化约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个人研究生态中，由此获得短暂的兴奋与快感。尤其是那些殚精竭虑想获得高层次论文、高级别项目、高规格奖励等资本符号的个体，会陷入对权力身份的期待与遐想之中，不断刺激自我为得到相应权益而努力。尽管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和教师个体会面临权利主体移位，但权力给予的各种资本会使其忘记物化之痛。即便需要为获得一些权力场域资本付出代价(研究领域重置、人格扭曲、心情失落等)，其依旧按照场域捆绑下的规制符号，趋之若鹜地重塑着相关研究成果。
如果从高等教育组织运行到大学学术活动实施、过程评价等都渗透着权力场域的规制，无不在资本符号诱惑或代理下寻求生存空间，那么，学术人利用权力场域中的研究惯习畅游其中，获得学术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但吊诡的是，这些权规下的学术评价制度能与组织机构、团体个人需求相勾连，以刺激或平衡其各种行为活动[11]。只要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在同类别研究竞标中得到上级权力组织机构认可，其代表的机构或个人就能在场域作用之下获得“加冕之王”的权能。很快地，学校各项制度、学术资源、“帽子”头衔、话语权力等都会发生变革，甚至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可以开前所未有之先范，为之开通绿色通道，使其在学术劳动力系统中游刃有余。如H大学规定，对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杰青”)，除财政部和科技部等部门会拨付几百万不等的资金，用以完善高等教育科研资源、学术创新、团队组建、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外，学校一次性奖励个人150万元，年薪增加到原先的5～6倍，学校还会再批准300万元的科研经费并制定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本来，科技计划项目设置初衷是以人民幸福、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国家服务性功能为旨归，为了鼓励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步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2]。然而，“杰青”项目本身没有被赋予学术研究等级符号，更没有权值出项目申请者的等级身份，但许多高校却能够利用权力场域的评价机制权构出以人才资本符号替代其研究过程及结果，而这种独特符号给予的资本，成为学术人不断追求的人生理想。
从事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依赖于等级符号场域的刺激，利用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称符号身份赋予的学术资源，辗转于学术场域中，完成规制的教学科研任务，以此重构学术人的生存逻辑和生活法则，维护学术内在标准体制[13]。然而，现有外在权力机构完全超越教师对学术精神世界的追求，权力效用成为其赢得学术资源、获得学术地位、崇尚规则权威的框架图式。因为只有一切依照权力场域的法则符号，才能得到学术资本。因此，其更加热衷于从权力图式中找规律：高级别论文选题、研究范式、结构框架、语言风格等存在什么样的特性；专利和项目的申请需要哪些程序，哪些权力机构可以批准；除论文、专著要求外，人才项目还可以通过哪些权威组织、人士“开后门”，等等。在此情景下，许多高校教师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束之高阁，隐匿日常课堂教育教学、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才培养等质性方面的要求，全身心投入到发多少篇高级别论文，出多少本高级别专著，申请多少国家级项目，获得多少高级别奖项……当这些高级别论文被刊发、专著出版、国家级项目或奖项榜上有名时，教师或研究人员的成功心情与“范进中举式”的喜悦有过之而不及。这不仅意味着多年的努力有了回报，而且寓意着将会以此为跳板获取更多资源符号(论文、职称、资源、权位等)。这种单向度的学术评价活动超越了学术规律，将冷冰冰、干巴巴的清单符号作为学术研究的权重标签，牵引在学术研究的惯习指标中。权制评价指标(论文、专著、专利、研究报告或项目等)可以衡量学术水平，成为评价体系的主角，具有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至于研究价值和意义怎样，完全隐匿其外。随着权力场域对学术精神的层层钳制，使学术研究处于一定权力攫取和利益捆绑之中[14]，学术人的职业规划、学术精神、行为方式通约成单向度的学术形态，逐渐失去学术内在质的规定性和价值逻辑性。
当权力场域的等值兑换、资本激励嵌套到学术场域中，成为其流通、中介、交换的惯习时，学术评价性质就染指成无法研判真假的存在物。尽管其基本呈现样态会以学术论文级别、项目等级、获奖层次等资本符号进行通约，并以此作为获取学术关系的阶梯，重构组织机构或个人的经济关系、政治角色、身份类别、物质分配、选聘资格等学术资本，形成学术评价秘而不宣的潜在法则，但也会使学术论文刊发、项目申请、著作出版等符号的存在游离于学术研究初衷(思想共鸣、知识更新、社会进步、政治构建、科技发明、经济发展……)，逐渐迷离于大学的价值与使命，以致很难觉察到学术场域的真实性与虚假性。
一般而言，除学术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等客观性存在外，学术场域的真实性源于学术研究的自然、本真状态，是没有被权欲、经济、利益、资源、功利等符号浸淫过的纯洁特性，是高等教育组织、学术团体或个人源于兴趣爱好，探索事物规律本质、内在精神等纯粹研究旨趣为依归的学术追求。学术场域的虚假性掺杂着学术研究的非真实性，其中篡改、剽窃、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学术场域非真实性即虚假性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另外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场域符号裹挟或诱导形成的学术功利化符号，即虚假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当学术的真实性与虚假性缠结于学术场域中，权力场域资本粉墨登场，以权力等级符号作为评价指标涉猎其中，充当裁判员角色，建构出一套论文级别、项目等级、奖项层次等多寡的资本符号评价体系，也就上演了学术真假扑朔迷离的难题。二者相互交叉、相互利用，构成学术场域评价乱象的充要条件。也即，真实性的学术可以是虚拟的，虚拟的可能是真实的。法国著名哲学家让·波德里亚[15]利用超真实性对后工业社会存在的样态进行阐析，认为事物呈现的现象并非如个体眼中所遇见的一样，真实性问题会掺杂着另一种形式而表现出一种非真实性类别。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或教师个人不断追求高级别论文、项目等符号，作为装点门面的行径，至于是否出自于真实性的学术路径则不得而知。
权力场域以自身存在的主观标准，勾刻出学术评价场域的符号指标，其体系下的论文评审、项目评审、著作评审等符号是以维护权力等级制作为规约学术研究的形态，通过等级制符号将主观性化约到一系列评审环节，权规出学术场域中学术评价的权重类型、资源分配等功用，建构出高级别论文、国家级项目、人才头衔等等级代表符号。这使得学术人对等级符号展示的标准可谓爱恨交加，一方面钟情于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范式给予的新鲜感，深谙于学术探索之中，寻求学术场域中的真实性存在，对学问、学术、真理、真知、真实充满敬畏之心；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学术场域的资本认同，对学术评价内容、机制、程序等方面缺陷嗤之以鼻。面对权力场域存在的惯习之势，许多原先探究真实场域的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或个人频繁更换研究领域，紧锣密鼓地寻求学术虚假性场域的资源，趋向于非真实评价，以换取重新步入权力场域之中，获得新的符号资本，兑换出相应的资源平台[16]。这样的学术评价场域隐匿了一种超真实性的学术表现形态，呈现的等级化符号指标会膨化出一种枝繁叶茂的学术GDP(高级别论文、著作、奖项、人才等符号)，但其内在学术场域中虚化的、不真实的成分(抄袭、剽窃、做假等学术道德、诚信、规范问题)却被隐匿，无法及时有效判别出学术是否具有崇尚科学的精神、是否具有家国情怀以及是否具有前沿知识研究能力等真实性学术水平，只能依靠前者呈现的物化学术等级符号加以研判。例如，天津医科大学汤华教授先后承担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15项重大项目，发表国内外学术权威期刊论文近200篇，获得天津市10余项科技成果奖，集多达16种中外期刊审稿人和编委于一身，这么多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其开展的学术研究应都是高水准研究，但其却在2021年1月被学界暴露存在严重学术不端问题[17]。
由此，当学术评价指标完全由权力代替，评价符号由原先的组织机构、人才资源自我评估嬗变为论文刊发期刊等级、著作出版级别、项目主持等级等判别，会让那些真假难辨的学术更加扑朔迷离。如果继续用权制下实体化等级指标丈量学术，依靠等级化的外化资本符号判断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或教师的真实评价水平，忽视学术本身内在复杂性、长期性、客观性等特点以及学术研究主体思想、行为、道德、精神等问题，那将使假的学术形态成为悬在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或教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胁迫学术研究步入一种自我欺骗的迷途之中。
权力场域不断扩充，使大学学术评价呈现出异化的发展取向。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或个人将权力场域资本作为获取学术权益的跷板，以等级制度符号规约学术评价管理机制，使原本学术评价诊断、导向、调节等功能失去效用，阉割了学术评价的本真价值和内在逻辑。为此，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改进人才评价制度；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提出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同时出台一系列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的方案。这为引导构建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氛围，规避权力场域对学术评价的钳制，注重学术评价结构性管理机制实施，提高学术人内在自律性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权力场域资本通过对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和个人学术的通约，将其同化到权力等级制的资本符号之中，特别是权力与学术之间的等值兑换，使原本学术研究与权力等级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客观逻辑关系，却以论文等级、项目级别等符号权重进行规制，权制出一套可视化的资源分配标准。这使得许多学者为了追求权力立场设计的符号，往往以量化考核的优势获得相应符号资本，其中不乏很多空有“帽子”之名，但无实力之要的学者。虽大量专著、高级别论文、发明专利等资本集于一身，但其学术理论价值低、创新性不足，擅长投机倒把、见风使舵，对基础性、挑战性、长期性、创新性研究置若罔闻，注重短小平快的研究领域，渐使学界浮躁风气猖獗、学术品位下降，助长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精神萎靡、学术泡沫化生成。
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和教师个体从事的是精神再生产活动，其根本特性应该是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学术惯习的创造性，应拥有学术研究更多话语权，具有学术评价的主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18]。学术评价的初衷是为高等教育组织、大学学术及教师个体更好地从事创造性研究服务，为其知识生产活动提供智力、人力、物力等资源支撑，促使学术人自主、自由进行学术研究，而非利用权力场域的等级符号对其学术进行规约，干涉学术知识创作过程。让学术研究“戴着镣铐跳舞”，只会使学术场域的本真精神依归渐行渐远。因此，良好的学术生态构建需要刹住学术研究的不良风气，扭转学术评价向权力场域寻租的现象，避免将权力寻租作为获取学术资源的主要手段。权力场域符号不能作为学术研究资源获取的阶梯，更不能将等级权力符号裹挟至学术评价体系中。大学学术评价的惯习要按照学术场域内在逻辑及其质的特殊性，塑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学术评价理念，尊重高等教育组织、大学学术机构和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与自治，回归学术研究本真状态，返璞真理、真知、真实、真切的研究工作，探索科学世界的规律，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研究氛围，让那些真正的学术人能够自主、自由地发挥学术研究的创造性。
一般而言，权力场域视域下的规制以效率和绩效方法提高其机制运行效率，注重实体性技术要素，实施科层化管理模式，强调效率第一、质量第二的核心原则。当这种权规的管理模式被浸淫到学术场域，以等级考核评价机制要求学术人在规定时间权限内达到所要求科研考核的等级量，就容易忽视学术成果质量。有研究表明，虽然近些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十三五”期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9位上升到14位，但成果质量与规模效益却不成正比，2016—2018年我国论文数量位列世界第一，2019年论文自然指数为35 566.11，是美国的2/3，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6%，美国为50%[19]。科研市场化应用率低使得我国“卡脖子”“牵鼻子”核心科技创新问题依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要实现原始创新能力“从0到1”的突破还需不断努力。
为此，在科研评价方面要淡化权力实体性技术要素对高等教育组织、大学学术评价内在思维逻辑的牵制力，将高校大学学术评价旨归于结构式科研管理方式。首先，强化学术生产分类管理和学术生产动态化管理，遵循学术生产规律[20]，破除学术场域符号等级化。不同学科、科研人员类型和学校应依据学术资源、学术背景、人才类型等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学术评价管理机制，使高等教育组织、研究机构和教师个体能够根据自我感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摆脱权力场域对学术资源的桎梏，以达到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的研究旨趣。其次，构建学术共同体制度，也即同行评议制度。相比于权力规制下量化科研评价场域的等级符号资本而言，学术共同体虽然也会受人情干涉、权力符号统摄等因素影响，但作为一种“最不坏”的科学评价机制，可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及行政人员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21]。同时，还应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克服疲于应对的浮躁作风，真正提高学术成果内在评价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最后，在量化评价基础上推行代表性作品制度。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应在激励学术创造过程中，将量化与代表性作品相结合，这样有利于纠偏学术人对学术场域不科学评价机制的认识，逐步消匿权力等级符号资本对学术研究的桎梏。大学学术评价不应将论文等级、项目级别等符号多少作为固化学术资源、职称评定、科研考评的条件，而是将学术研究成果内容是否具有基础性、创新性、挑战性等作为研判学术价值的标准，以此激发学术人的创新激情。
学术人内在自律性是推动大学学术评价本真旨归的核心力量。倘若学术人的内在自律性修养不够，恐会将其自身学术权力异化为利益资本的化身，模糊其自身角色定位，罔顾学术研究的纯洁性、科学性和严肃性，触碰学术研究底线。如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徐中民于2013年在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发表《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大篇幅吹捧式阐述导师程国栋院士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时隔7年，这篇论文于2020年1月被再次挖出，被学界称为“马屁文”[22]。2020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因涉嫌贪污课题经费3 756万元，被撤销院士称号，判处有期徒刑10年，因此断送学术前程，不禁让学界唏嘘一片[23]。此类事件都与学术人面对权力和利益诱惑，其内在自律性修养不足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而言，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人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学术研究层次：①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职业，这种类型多为刚步入学术生涯的学术新人，往往为了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学术资源而努力；②将学术作为一种事业，常见于申请项目、刊发论文、评定职称等学术活动中；③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来追求，一生孜孜不倦，深入有价值、挑战性、创造性的研究领域，严格要求自己，恪守学术道德。这3种层次的学术研究与美国社会心里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Need-hierarchy theory)比较类似，都是由外化的满足转向内在精神价值需要为终极目标。科学研究要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不仅要构建合理、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制度，而且更要对学术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自律性提出要求。首先，学术人应该培养正确的科学态度，崇尚科学精神，提高自我内在学术素养；其次，必须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科学世界敬畏的精神，努力锻造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敢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亮剑；再次，能够坚持心无旁骛地坐“冷板凳”，摒除外界权力诱惑，反对学术上的“大跃进”，克服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的浮夸作风，坚持以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座右铭，坚决杜绝投机钻营、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不道德行为，塑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惯习[24]。
学术评价是对大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基于研究成果内容与价值的深入评价，而非以权力场域的等级符号评定。高等教育组织、科研机构或教师个体学术素养如何，绝对不是看其权力场域统摄之下拥有多少学术符号，生产出多少论文著作，拥有多少头衔……而是要看学术人是否真正沉淀于创新性研究中，是否对真理、真知、真实心存敬畏，以及是否在攻破难题时具有“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和信念。任何时候，大学学术场域都不应沦为权力等级符号的寻租地，如果一个国家，连学者都失去了学术内在品格与风骨，居心于各种名利场的符号资本，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失去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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