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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母子公司组成的一种跨国界网络组织，跨国公司需要将各国子公司积累的信息、技能和知识转移回总部，以从“借力”中提高创新能力。诸如，联想通过全球分支机构及时搜集、整合、回流世界先进的科技信息和知识，为总部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可见，随着地位提升和角色转变，东道国子公司在跨国公司中担任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东道国子公司由原来生产或销售机构发展成为重视知识创造的综合经济实体，在东道国获取、利用和整合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移回母公司，成为知识创新者[1-2]，甚至成为知识贡献者。因此，研究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刘明霞[3]认为，在跨国公司知识转移领域，继第一波传统正向知识转移、第二波水平知识转移后，逆向知识转移成为第三波研究热点；Oh & John[4]指出，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学者[5-6]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探讨。
一般而言，知识具有情境嵌入性特征[7]。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时会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分别体现出“母国性”和“属地性”特征。相应地，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必然对知识跨国界转移产生影响，需要理论界给予更多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从理论[8-10]和实证[11-14]角度出发，探讨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正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吴晓云和陈怀超[15]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双向和单向知识转移的相关命题；易加斌和张曦[16]提出，制度距离会对国际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产生影响。可见，现有从制度距离视角探究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是理论探讨。陈怀超等[7]指出，知识转移是一个系统、动态的非线性演化过程，适合采用系统动力学进行分析。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也具备这一特征，而现有文献缺乏采用这一方法从制度距离视角展开的分析。此外，一些学者[17-19]指出，制度距离不仅包括大小，还包括方向。在制度距离中纳入方向维度，称之为“制度落差”，并将其分为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20-21]。依据Hernandez & Nieto[17]的观点，在制度顺差下，跨国公司遵循合法性逻辑；在制度逆差下，跨国公司遵循效率逻辑。而现有研究未能从不同制度落差出发，探究两种逻辑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视角从正向知识转移转向逆向知识转移，探讨制度落差会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产生怎样的作用？当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分别遵从合法性和效率逻辑时，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是否存在差异？采用系统动力学能否揭示制度落差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在将制度落差分为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的基础上，从东道国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当地经验性知识出发，分别依据合法性和效率逻辑，构建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因果关系模型和系统流图，并依据所设计方程进行仿真和灵敏度分析。研究结论可为知识转移领域研究作出理论贡献，同时，可以为跨国公司在制度落差下促进逆向知识转移进而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借鉴。
自Kostova[22]首先提出制度距离概念以来，制度距离在国际商务中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23-24]。一般来说，制度距离具有层次性。一些学者分别从宏观国家层面[19]、中观区域层面[25]、微观企业间[26]和企业内层面[27]探究了制度距离的相关问题。就得到较多关注的国家层面制度距离而言，分析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时往往得出不一致结论，形成“制度距离悖论”(Institutional Distance Paradox)，而考察不同方向制度距离的差异化影响有利于解决这一悖论[17]。在制度距离中纳入方向维度，一些学者称之为“负向(制度)距离”和“正向(制度)距离”[17-19]。国内相关文献将具有方向性的制度距离称之为“制度落差”[20-21]。其中，若东道国综合制度质量低于母国综合制度质量，称之为制度顺差；相反则称之为制度逆差[20-21，28]。就制度落差下的合法性和效率这两种制度逻辑而言，合法性对子公司生存极为重要，而效率对于子公司发展则更加重要。
在制度顺差情形下，随着制度落差的扩大，东道国子公司对当地制度环境了解较少，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环境，会更加关注在当地获取合法性，以争取运营从而遵循合法性逻辑。李康宏等[21]认为，企业在正式制度水平较低国家进行投资时，相对于母子公司内部一致性问题，企业更加关注获取外部合法性。可见，尽管在制度顺差下存在合法性和效率两种逻辑的考虑，相对于效率逻辑，子公司更加关注生存问题，更加注重合法性逻辑。而且，东道国子公司不仅需要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认可和接受，以获取外部合法性；还需要得到内部利益相关者认可和接受，即得到总部认可，获取内部合法性，因为内部合法性是外部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子公司得不到跨国公司总部支持，其很难在东道国获取外部合法性，在东道国的生存将更加困难。可见，在跨国公司内部，依据社会学制度理论的观点，在制度压力下，出于制度理性，子公司作为制度遵从者，会优先考虑获取内部合法性，即管制、规范和认知3种合法性。
而在制度逆差情形下，随着制度落差的扩大，由于规则不断完善，环境不确定性程度降低，子公司更容易适应当地环境，在东道国更容易获取合法性，从而优先考虑效率逻辑。正如李康宏等[21]所言，在进入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东道国时，跨国公司更容易获得自身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信息，且更容易遵循这些制度安排以获取外部合法性。而此时，跨国公司会将重心由关注外部合法性转变为母子公司间的核心竞争力转移及信息沟通等[21，29]。相应地，获取内部合法性也不再是主要目标。可见，当较容易获取合法性时，制度逆差下的子公司更加关注发展问题，效率逻辑成为优先选择。在经济压力下，跨国公司出于经济理性，会优先考虑效率，其不仅追求当地运营效率，也同样追求内部效率，即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开展业务的效率。可见，在跨国公司内部，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为获取更高效率，子公司并不以遵从制度获取合法性为导向，而是作为经济遵从者，采用多种措施提升母子公司业务效率。就母子公司而言，双方需要不断沟通，也需要协调彼此行动。因此，组织效率往往由协调和沟通效率决定。
由此，从跨国公司内部合法性和效率逻辑出发，本文厘清了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对跨国公司差异化的影响，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制度落差影响跨国公司的两种逻辑
类型理论基础理论逻辑理论视角构成维度影响力行为方式子公司角色子公司类型子公司目标制度顺差社会学视角制度理论组织合法性逻辑制度理性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制度压力被动行为制度遵从者合法性导向型子公司生存制度逆差交易成本理论组织效率逻辑经济理性协调效率、沟通效率经济压力主动行为经济遵从者效率导向型子公司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制度落差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也同样遵循合法性和效率逻辑，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在制度顺差下，子公司需要采取一定策略，以获取内部管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进而促进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当地经验性知识。而进入制度逆差市场后，跨国公司更加关注母子公司间的知识交流问题[21]。此时，子公司通过协调和沟通方式，提升母子公司内部效率，以此促进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知识。
一般而言，国家特有的知识具有隐性特征。李京勋和鱼文英[30]指出，这种知识必须经过直接的实践经验积累。一些学者[30-31]认为，本地经验性知识包括本地制度知识和商务知识。其中，本地制度知识是指有关本地政府、文化、规范和价值等的经验性知识；本地商务知识是指有关本地主要顾客、供给者和市场等的经验性知识[30]。这种本地经验性知识只有通过东道国子公司在当地实践才能获取，而其向母公司逆向转移的也主要是这种经验性知识。
图1 理论框架
依据陈怀超等[7]的观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是一种包含反馈信息的知识传播行为，具有非平衡的有序耗散结构，知识流存在母子公司之间，系统具有明确的边界，系统动态性可预期并有规律。因此，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满足基本建模条件，可采用系统动力学进行分析。
在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东道国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主要是在当地获取的经验性知识。一般来说，一方面，子公司知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失效，其知识存量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子公司知识也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创新，其知识存量随之提高。可见，知识失效量和创新量共同影响子公司知识存量。同样，知识失效和创新也共同影响母公司知识存量。此外，逆向知识转移也会增加母公司知识存量。知识依据一定比例发生失效，子公司知识失效量受到知识存量和失效率的共同影响。同样，母公司知识失效量也受到知识存量和失效率的共同影响。此外，知识会依据一定比例发生创新，母公司和子公司知识创新量均受到知识创新率与存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知识量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知识势差、转移阈值和母公司吸收能力。子公司与母公司知识存量不同造成的知识势差会对逆向知识转移产生影响。转移阈值是一个限定条件，满足该条件时，逆向知识转移就会产生。母公司吸收能力越强，其获取的知识就越容易得到认可、接收和利用，更有利于逆向知识转移。此外，在制度顺差下，知识转移量受到组织合法性的影响，在制度逆差下，知识转移量受到组织效率的影响。而组织合法性由3个维度构成，即管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且这3个维度合法性又受到制度顺差的影响。组织效率由协调和沟通效率构成，而这两个维度效率又受到制度逆差的影响。
由此，本文分别构建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的因果关系模型，具体如图2和图3所示，涉及的反馈回路有6个。子公母和母公司都有的回路：知识存量↑→知识创新量↑→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知识失效量↑→知识存量↓。仅母公司有的回路：知识存量↑→转移阈值↑→知识转移量↑→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知识势差↓→知识转移量↓→知识存量↓。
图2 制度顺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因果关系模型
图3 制度逆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因果关系模型
模型假设包括：①在跨国公司内部，仅考虑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不考虑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行正向知识转移及子公司间的水平知识转移；②子公司在东道国主要积累有关商务和制度方面的经验性知识，向母公司转移的也是这种知识；③子公司拥有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多于母公司，二者存在知识势差，满足转移阈值条件时，子公司会向母公司转移这种知识；④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在单一仿真周期内保持不变。
本文绘制了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的系统流图，如图4和图5所示。其中，状态变量包括母子公司知识存量；辅助变量分别为7个和6个，除3个共有变量(转移阈值、母公司吸收能力和知识势差)外，制度顺差下还包括组织合法性及其3个维度，制度逆差下还包括组织效率及其2个维度；流率变量均为5个，即知识转移量及子公司、母公司知识失效量和创新量；常量均为5个，即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及子公司、母公司知识失效率和创新率。
本文在考虑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特点和母公司东道国经验性知识少于子公司的基础上，一方面借鉴一些学者[7，27，32-33]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与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沟通，对相关变量方程进行设计和说明，具体如表2所示。
图4 制度顺差下的系统流图
图5 制度逆差下的系统流图
表2 方程设计与说明
方程设计制度顺差制度逆差说明子公司知识存量=INTEG(子公司知识创新量-子公司知识失效量,40)依据杨钢和薛惠锋[32]及叶娇等[33]的观点,子公司和母公司知识存量初始值分别设为40和10,并采用积分函数表示母公司知识存量=INTEG(知识转移量+母公司知识创新量-母公司知识失效量,10)子公司知识创新量=子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创新率相对而言,母公司对所拥有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熟悉程度偏低,对经验性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也较弱。依据范建红等[27]的观点,子公司和母公司东道国经验性知识创新率分别设为0.3和0.15母公司知识创新量=母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创新率子公司知识失效量=STEP(子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失效率,4)依据陈怀超等[7]的观点,子公司和母公司知识失效率均设为0.1,并采用阶跃函数表示母公司知识失效量=STEP(母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失效率,4)母公司吸收能力=WITH LOOKUP(Time,([(0,0)-(24,1)],(0,0.4),(24,0.9)))借鉴杨钢和薛惠锋[32]的研究成果,母公司吸收能力按最初0.4和最终0.9的线性函数进行处理,并采用表函数表示知识势差=子公司知识存量-母公司知识存量表示双方拥有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存量的差距转移阈值=IF THEN ELSE(母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存量<0.9,母公司知识存量/子公司知识存量,0.9)借鉴陈怀超等[7]的研究成果,转移阈值上限设为0.9,并采用选择函数表示
续表2 方程设计与说明
方程设计制度顺差制度逆差说明知识转移量=DELAY1I(IF THEN ELSE(转移阈值<0.9,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势差×组织合法性,0),2,0)知识转移量=DELAY1I(IF THEN ELSE(转移阈值<0.9,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势差×组织效率,0),2,0)借鉴杨钢和薛惠锋[32]及叶娇等[33]的研究成果,知识转移量初始值设为0,延迟时间设为2个月,使用一阶延迟函数反映母公司对所转移知识进行过滤和消化的过程组织合法性=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组织效率=协调效率×沟通效率组织合法性由3个维度构成,组织效率由两个维度构成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1-制度顺差协调效率=沟通效率=0.9×制度逆差管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与制度顺差负相关,协调和沟通效率与制度逆差正相关;依据范建红等[27]的观点,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初始值设为0.15
为判断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Vensim PLE软件分别对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分析，设定仿真时间为24个月，重要变量趋势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①从知识存量看，在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随着时间推移，作为逆向知识转移参与方的母子公司知识存量均呈上升态势，且增速逐渐加快。而且，子公司拥有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较多，且创新水平更高。因此，子公司知识增速更快；②从知识创新量和失效量看，在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随着母子公司知识存量的增加，双方知识创新量和失效量均呈现上升态势，且增速逐渐加快；③从知识势差看，子公司拥有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多于母公司，且子公司对经验性知识更加熟悉，更容易创新，其知识存量增速更快。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在制度顺差还是制度逆差下，二者知识势差逐渐拉大；④从知识转移量看，在转移初期，转移双方需要进行磨合。经过一段时间后，知识能够得到接收方认可，更容易进行转移。因此，无论是在制度顺差还是在制度逆差下，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东道国经验性知识也呈扩大趋势，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由此可见，本文分别依据合法性和效率两种逻辑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现实情形，表明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合理、有效。
图6 仿真结果
注：①左列为制度顺差下的仿真结果，右列为制度逆差下的仿真结果；②知识存量、创新量和失效量中高、低刻度分别表示子公司和母公司的量
采用系统动力学分析知识转移问题时，可从过程视角的知识转移量和效果视角的接收方知识存量展开分析[7]。现实中，国家间的制度环境会发生改变，相应地，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数值也会发生改变。因此，保持系统其它参数不变，本文逐步提高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的数值，将其依次取为0.15、0.25、0.35、0.45、0.55、0.65、0.75和0.85，分析知识转移量和母公司知识存量变化情况，结果分别如图7和图8所示。
图7 制度顺差灵敏度分析结果
由图7可知，随着制度顺差逐渐增大，知识转移量和母公司知识存量呈逐渐下降趋势。在制度顺差情形下，作为合法性导向型分支机构，子公司更加关注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以在当地获取生存空间。因此，子公司行为和规范需要与当地环境相匹配，以获取利益相关者认可。由于组织运营具有情境嵌入性，子公司这些行为和规范逐渐呈现“属地性”烙印，形成自身的独特环境，与母公司内部环境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子公司难以获得母公司认可，难以获取内部管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必然影响当地经验性知识在母公司的认可和内部化，由此使得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在东道国获取的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存在一定困难。吴晓云和陈怀超[15]研究发现，制度距离产生的内部合法性问题导致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协调和控制变得困难，使得无论是正向知识转移还是逆向知识转移都存在一定困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知识量下降得更快。同时，母公司经验性知识存量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可见，制度顺差阻碍了合法性导向型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而且这种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
图8 制度逆差灵敏度分析结果
由图8可知，随着制度逆差的逐渐增大，知识转移量和母公司知识存量呈逐渐增加趋势。在制度逆差情形下，作为效率导向型分支机构，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合法性不再是关注重点，其会更加追求效率。而此时，子公司在制度质量高的东道国环境中会形成有效规则、规范和惯例，进而影响跨国公司内部效率。在制度逆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遵循内部效率逻辑，东道国子公司通过与母公司进行有效协调和沟通，强调在当地获取的顾客、供给者和市场等商务知识以及政府、文化和规范等制度知识的价值，有助于母公司接受东道国的经验性知识，促进逆向知识转移量增加。在综合制度质量高的东道国，李康宏等[29]认为，由于外部制度更加透明，子公司更容易获得所需知识。此情形下，子公司在东道国成功的关键是母子公司间的有效协调,其涉及母子公司间信息沟通与内部知识转移等[29]，双方会更加关注内部效率，进而有助于子公司将当地经验性知识转移到母公司。而且，逆向知识转移量随着时间推移增加更快。同时，母公司经验性知识存量也相应增加。可见，制度逆差有利于效率导向型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且这种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
(1)制度落差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遵循合法性和效率两种逻辑。制度顺差下东道国子公司属于“合法性导向型子公司”，在制度顺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中遵循合法性逻辑；制度逆差下东道国子公司属于“效率导向型子公司”，在制度逆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中遵循效率逻辑。
(2)制度落差影响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本文构建的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现实情形，且是合理有效的，表明制度落差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
(3)在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中，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分别起着阻碍和促进作用。随着制度顺差的扩大，东道国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知识量逐渐降低，母公司知识存量也逐渐降低，表明制度顺差是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阻碍因素；随着制度逆差的扩大，东道国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知识量逐渐增加，母公司知识存量也逐渐增加，表明制度逆差是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促进因素。
(1)在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应关注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东道国子公司在向母公司转移当地商务和制度方面的经验性知识时，管理者需关注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化的影响。同时，要区别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以在不同情境下采取恰当策略，促进逆向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
(2)在制度顺差下，应降低合法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的不利影响。为避免制度顺差造成东道国子公司难以获取内部合法性问题，跨国公司可采取同构策略予以规避，遵从母公司规则、规范和惯例等，融入到跨国公司内部文化氛围中，得到母公司更多认可，提升内部管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促进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知识。
(3)在制度逆差下，应提升效率对逆向知识转移的有利影响。具体而言，在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中，要加强彼此沟通和协调，创造有利的氛围，避免逆向知识转移中存在的误解和冲突，提升子公司向母公司的知识转移效率。此外，跨国公司还应采取多种策略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进一步提升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知识的效率。
首先，本文仅落脚于跨国公司内部逆向知识转移，未来可探究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对跨国公司内部正向知识转移和水平知识转移的影响以及三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其次，本文分别从合法性和效率两种逻辑展开分析。实际上，还存在合法性和效率同时具备的情形，即在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下既要关注合法性，又要关注效率。因此，未来可考察合法性和效率双重约束下的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问题；最后，本文聚焦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展开探究，相关结论有待通过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进行验证。
[1] RABBIOSI L.Subsidiary roles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1, 17(2):97-113.
[2] GUPTA A K, GOVINDARAJAN V.Knowledge flow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trol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3(4):768-792.
[3] 刘明霞.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述评[J].管理学报, 2012, 9(3):356-363.
[4] OH K-S, ANCHOR J.Factors affecting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subsidiaries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focusing on the transference of local market information[J].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7, 34(4):329-342.
[5] NAIR S R,DEMIRBAG M,MELLAHI K,et al.Do parent units benefit from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29(3):428-444.
[6] 崔连广, 冯永春, 苏萌萌.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J].管理学报, 2019, 16(1):142-149.
[7] 陈怀超, 蒋念.范建红.转移情境影响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分析[J].管理评论, 2017, 29(12):62-71.
[8] LI S, SCULLION H.Bridging the distance:managing cross-border knowledge holders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23(1):71-92.
[9] WILLIAMS C.Client-vendor knowledge transfer in is offshore outsourcing: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Indian software engineers [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1, 21(4):335-356.
[10] 周和荣, 张鹏程, 张金隆.组织内非正式隐性知识转移机理研究[J].科研管理, 2008, 29(5):70-77.
[11] JENSEN R, SZULANSKI G.Stickiness and the adap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in cross-border knowledge transfer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6):508-523.
[12] MALIK T H.Nation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cross-border university-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J].Research Policy, 2013, 42(3):776-787.
[13] HO M H W, WANG F.Unpack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rning paradoxes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contextual differences matter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 24(2):287-297.
[14] 陈怀超, 范建红, 牛冲槐.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研究——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J].科学学研究, 2014, 32(4):593-603.
[15] 吴晓云, 陈怀超.基于制度距离的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1(9):17-23.
[16] 易加斌, 张曦.国际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35(7):12-22+34.
[17] HERNANDEZ V, NIETO M J.The effect of the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s [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5, 50(1):122-132.
[18] HERNANDEZ V, NIETO M J,BOELLIS A.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location:family versus nonfamily firms [J].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8, 8(1):22-45.
[19] 杨亚平, 高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选址——制度距离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 2017(4):41-52.
[20] 张红娟, 周常宝, 孙为政, 等.制度落差、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J].管理学报, 2015, 12(7):969-975.
[21] 李康宏, 林润辉, 宋泾溧, 等.制度落差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研究[J].运筹与管理, 2017, 26(12):189-199.
[22] KOSTOVA T.Success of the 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D].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
[23] HE X, BROUTHERS K D, FILATOTCHEV I.Market orient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the moderation of channe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18, 35(2):258-279.
[24] 潘镇, 殷华方, 鲁明泓.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生存分析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08 (7):103-115.
[25] 宋渊洋.制度距离、制度相对发展水平与服务企业国内跨地区经营战略——来自中国证券业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 2015, 18(3):60-70.
[26] 张新民.社会网络、组织协同与价值创造——基于组织间制度距离的视角[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2, 32(5):7-14.
[27] 范建红, 陈怀超, 蒋念.制度差异对集团企业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与仿真[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10):140-147.
[28] 林润辉, 宋泾溧, 李康宏, 等.多元化战略下制度距离与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研究[J].预测, 2015, 34(4):1-7.
[29] 李康宏, 林润辉, 李娅, 等.管制制度落差对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 2016(9):78-84.
[30] 李京勋, 鱼文英.海外子公司内外部网络的知识获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1):153-158.
[31] HILMERSSON M, JANSSON H.Reducing uncertainty in the emerging market entry process: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uncertaint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2, 20(4):96-110.
[32] 杨钢, 薛惠锋.高校团队内知识转移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6):87-92.
[33] 叶娇，原毅军，张荣佳.文化差异视角的跨国技术联盟知识转移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与仿真[J].科学学研究，2012，30(4)：557-56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