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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与传统时代截然不同。如安东尼·吉登斯[1]说，我们处于一个晚期现代性或者极盛现代性之中，它形成于后封建时期的欧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性、历史性的模式；现代性是以物力和大规模机械使用为基础的工业化世界。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入，不同学者对其中存在的风险作了多维面向分析，形成了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以玛丽·道格拉斯和迈克·汤姆森为代表的文化建构学派、以保罗·斯洛维克为代表的心理感知研究学派、以罗杰·卡斯珀森夫妇为代表的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等，即社会风险研究的制度、文化、心理、社会四大基础范式和学派。上述四大范式和学派对风险的定义与解释也因其关注点不同而相异。
本文认为，除以上四大风险范式以外，社会风险分析需要引入第五种范式，即风险研究的技术范式。以石器、蒸汽、电气、人工智能等技术命名人类发展阶段成为一种常用的、被普遍接受的划分法，可见技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可以说技术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但技术并非纯客观的、无利害关系的这一观点已经获得共识。1818年，雪莱夫人创作的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最早以科学为依据的技术风险思考[2]。经过数十年发展，技术弊端在我国已经显现，技术风险也是我国当前需要着力应对的风险之一。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着力应对的风险就有技术风险。因此，通过技术研究我国社会秩序问题与社会稳定风险就具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紧迫性。以此为起点开展研究，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有：①技术应该分为哪些类别？②不同技术的理论意蕴是什么？③指导我国技术发展的哲学观以及技术动态发展是什么样子的，在此基础上技术是如何产生社会稳定风险的？④技术风险如何治理？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技术分类有若干依据：一是基于领域与对象，技术可以划分为改造自然的自然技术，如工程生产；改造社会的社会技术，如管理、运筹；为改造世界而培养的思维技术，如数学、逻辑 [3],具体学科门类划分、高校院系设置均是依照上述分类法。二是基于时间与形态，其分类通常表述为新兴技术、新型技术、虚拟技术等，被替代的是传统技术，新技术表面上包含新认知、新知识，更深层次上是基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线索，即人类利用物质的能力和层次[4]。三是基于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下人类已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生产和组织方式也从人力向自动机器转变，即实现以制造业信息化为核心组织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技术[5]。四是基于权力，福柯[6]根据微观权力关系将技术分为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权力技术、自我技术，它们并非独立运行，都涉及特定类型的统治，前两种技术是科学和语言学家的重点关注对象，福柯则重点关注后两类。按照福柯的理解，生产技术可以归为“硬技术”，其它3类则对应为“软技术”[7]。这4种技术分类表现出两种相反的主客哲学观。领域与对象分类法中的自然和社会技术、基于时间与形态的分类、基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分类、福柯的“硬技术”均是指向外界的，即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形成的关系，人作为主体改造了自然界、社会，创造了技术形态、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领域与对象分类法中，思维技术与福柯的“软技术”是指向自我的，它们将人自身，包括肉体和精神当作对象与客体进行规训、改造[8]。
指向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指向自我的“人的客体化”技术分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还不全面。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得到至高地位，最经典的表述莫过刘易斯·芒福德[9]在《技术神话》中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皮克·米兰多拉的引用：上帝依照一种很不确定的概念创造了人类，还把人摆到世界的中心位置……然后嘱咐亚当说：“世间其余自然万物，本性都已经规定好了，都永固在我们厘定好的自然法则之内。你不一样，你不受此禁限，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愿给自己本性钦定一个范围界限……你是你自己的造物主，自己的设计师和塑造者……你有权沉沦至生命的低层，那种结局叫兽性。你也有权听从自己灵魂的判断和引领，攀升到生命最高层级，这种境界叫圣洁。”
从米兰多拉的话中可见人的重要性，但也表示了人无固定本质，需要自我建构的观点，遗憾的是现代科学重点关注的是人的“圣洁”性，时常忘记人可能滑向“兽性”。人诚然高贵但理性也是有限的，人的决策是赫伯特·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决策。那么逻辑上，除人为主技术为客，技术为主人为客外，人与技术能否互为主客、互相建构？答案是肯定的，这需要从人与技术的本质加以理解。吴国盛[10]认为，人的本质没有先天规定，任何一种界定都是“所是”而非“是”，是“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别，人“是”的能力先于各种“所是”，这是一种存在论差异，是对本质主义的扬弃；同样，技术也没有本质，技术与人的本质一样处在建构之中，它们交织在一起；美国现象学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列了4类关系，技术作为“具象”的人的身体、技术作为有待人解释的“符号”、技术作为人建构自身的“他者”、技术作为人存在的“背景”。作为人身体的“具象”时技术与人是一体的，作为“符号”时人参与建构技术，作为“他者”时技术参与人的建构，作为“背景”时技术与人共存但暂时不发生关系。因此，不能给人和技术下定义，只能说它们“不是什么”，而不能说“是什么”。吴国盛[10]在论述人与技术关系时将技术分为“用具”和“产品”两类，前者是指必须与人身体紧密结合的技术，离开人就没作用的技术物，如生活日用品；后者是指可以独立于人身发挥作用的技术物，如自动生产机器。本文认为，人与技术不可分、在互构中各自呈现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用具”，而“产品”仍然是带有主客分离取向的。因此，本文根据人控制技术、技术改造人(精神和行为)、技术与人互相建构3种主客关系归纳出技术类别，“用具”可以称为生活技术，“产品”及“指向外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技术可以称为工程技术；“指向自我”的技术作用于精神和行为则可产生象征技术、治理技术(见表1)。
表1 基于主客关系标准的技术分类
技术类型主体客体主客关系作用领域作用技术物代表来源治理技术技术人技术>人人的行为规制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教育体系、就业体系、法律体系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象征技术技术人技术>人人的精神规制意识形态、音乐、绘画、文学创作、设计、审美、礼仪、仪式、伦理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工程技术人技术人>技术外在世界生产生物、农业、林业、机械、能源与动力、信息与通信、土木、光学、电气、材料工程等力学、光学、电磁学、材料等工程学科及农学生活技术人与技术人与技术人≈技术互为主客互相建构人与日常生活技术物生活钟表、定位技术、书写与记录、语言、房屋、交通工具、食品与药品、互联网与通讯设备、智能家具、智能可穿戴设备、AI力学、光学、电磁学、机械、材料等工程学科及医学等
注：表格由作者自制
对技术进行逻辑标准分类之后的重要问题是论证上述4类技术是否成立，以及考察其理论意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11]在《技术的本质》中提出，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自然现象的集合，或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技术源自于对最基础自然现象的抽象，简单技术后来又借助科学捕捉更加微观和复杂的现象，分享同一个现象或者原理的若干技术集群形成“域”。布莱恩也认为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是同样的，但是未作详细论述。本文认为，这个定义通用性极高，它指出，技术就是捕获利用自然现象，但并未规定自然现象的本质，本质探讨仍是开放的，因而与前文3种主客关系理论并不矛盾。根据布莱恩的定义，前文分类的4种技术可以得到论证。
虽然技术自古就有，但是工程技术一词却相对较新，它源于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和波义尔等共同构筑的“机械世界图像”，培根又在科学信仰转向实用技术过程中居功甚伟，他们共同使机械论获得合法地位，使科学家成为立法者[12]。工程技术是人改造自然界的主要手段，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肉眼可见到肉眼不可见、单一到组合的进步过程。通过简单观察，人类捕获了生物、力学、能源、土木、机械、光学的特质，使之能够在固定的时间地点根据人的需要重现出来。后来借助上述初步技术，人类进一步观察到更加细微的领域，如各种粒子、细胞结构等。布莱恩[11]认为，技术演化有自己的逻辑，其进化机制是“组合进化”，但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源于已有技术，新技术数目一旦超过一定阈值，组合机会就呈现爆炸性增长，技术将以指数模式增长。可见，技术是自组织和自我创生的。俄罗斯著名技术哲学家库德林在其创建的“技术现实学”中确认，技术是“自然过程，它不受人类愿望影响，通过技术而产生技术性的事物”。在库德林和B·M·罗津[13]看来，技术群落演化遵循与生物群落类似的法则，技术演化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技术自我演化创生不是说技术可以脱离人独立存在，而是说技术发展具有客观性，前期基础决定后期创新，人无法脱离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已有基础进行创新，既不可能从算盘直接创造出现代计算机，也不可能从石头直接创造出芯片。技术发展一定是在现有“域”之内进行组合创新，换句话说，技术也有路径依赖。因此，技术还是处在人当前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之下的，现代社会关于进步的信仰也是基于人对技术具有控制能力这一点之上的。
这类技术作用对象是人的精神和行为，根源也是对自然现象的捕获和编程。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源自人类对生物本能的观察，即动物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而发展出“驯化技术”。栅栏、绳子、有目的的奖惩在驯化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中“驯化技术”的原始外形已经消失，但是其原理被保留下来，有形栅栏被无形栅栏取代。如交通信号灯、道路交通标线、违规处罚三者组合能够对人类在道路上的行为进行驯化。政治、行政、法律、教育等相对刚性的手段能够直接规制人的行为，其原理也是基于动物趋利避害这一自然本能。价值观街头标语及其它文字、艺术形式相对柔性，更多地作用于人的精神而非肉体，但同样暗含了动物看到周围环境会本能作出有利于自身选择这一自然现象。因此，治理技术与象征技术无疑也是技术，是现代社会的“驯化术”，与工程技术并无本质差别，只是作用对象为精神和行为。无数现代规训技术、符号组合起来，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刘易斯·芒福德[9]在历时性考察中指出，在君权神授的王权制度时期，包括皇权政治、经济、军事、官僚制度组成的“巨型机器”已经造成了人类的奴役和机械化，现代社会又形成了新的巨型机器。上述观点中人是客体化的，芒福德[12]批评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波义尔、培根等创建的“科学宗教”，认为伽利略放逐了人格，使机械论获得合格地位，使科学家成为立法者。
人与技术互构关系的根源是人没有先天本质，本质自我构建的关键环节是创造和使用工具、技术，因而技术是人先天功能的补缺和完善[10]。与人类衣食住行用直接相关的技术可以称为生活技术，它们也都抽象了自然现象。但生活技术应该分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看待。传统社会，纺丝成衣、筑土为房、研石为墨、燃油照明都是在生活中捕获并利用了自然现象。更高层级上，人对社会、自然、宇宙等更抽象的东西进行编程利用，如英国学者白馥兰[14]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布局包含了宇宙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传统时期人与技术的关系相对和谐，总体上处于“需求决定生产”阶段,如李约瑟[15]在中国技术史研究中认为是“亚细亚官僚制度”管理下的地理、水文、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了中国技术创造；艾尔曼[16]在中国明朝研究中认为技术发展由时代文化价值系统和历史具体需求决定；魏特夫[17]甚至认为类似中国这种治水社会的整个治理技术体系构建都是由农业灌溉需求引发的。唯一的缺点可能是“匮乏”。但现代技术对此实现了“翻转”，即处在“生产决定需求”阶段，隐藏需求甚至之前不存在的需求都被市场挖掘出来。当前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传统生活技术物，但更多的是工程技术的产物，如日光灯、电池、迷彩服、薄壳建筑、飞机、照相机、导航仪等仿生学成果均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基础之上。近代科学还导致了生产工厂化和资本化，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创造需求、扩大生产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消费心理、消费行为、运筹学、营销学等一系列知识体系随之建立起来。
前文是对技术标准分类的静态论证与理论意蕴解读，4类技术总体构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但需要动态考察技术，以理解其功能和影响。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进步在我国始于清末对军事失利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未兴盛之前，达尔文进化论经严复的传播深刻影响着早期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18]。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则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断裂，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3个方面同时出现整体性变化，唯物主义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1919年，巴黎和会粉碎了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西方乌托邦，来自西方又批评和超越西方的马列主义让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一旦他们认为找到了能根本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新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就结束了，但也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19]。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不同阶段，至今仍在深入，其终极问题都是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理论、立场和方法。
第一阶段，改造人和世界的人民意志论，即毛泽东思想，它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核心特征[20]。毛泽东同志认为，国家长期孱弱的根源在文化，儒学的精英成分与等级社会下的依赖感导致中国人宿命、消极，他主张适当动员群众可以战胜物质困难，实现既定目标[21]，换句话说，通过象征技术可以对人和世界进行充分改造。这个时期工程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单一性象征技术统合了治理技术、生活技术，形成政治治理范式，即问题界定、解决、问责都具有政治性，其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对工程技术是支持的，但总体上工程技术还相对薄弱，对社会影响远小于象征技术。
第二阶段，遵从客观条件的务实实践理论，即邓小平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归根到底就是实事求是，要贯彻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需要解放思想，现实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此树立了经济建设中心纲领[22]。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扩展了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对外开放的过程并不是由他开启，但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使国门打开，在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程度上远超之前[2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三个有利于”理论更是奠定了我国的基本走向。之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与此一脉相承。这个阶段务实的实践理性哲学观直接促进了我国工程技术、生活技术起飞，治理技术相应跟进，但象征技术发展速度有所下降。这个阶段的技术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第三阶段，有机论的实践理性。技术进步累积的弊端与风险最初爆发很难确定，但从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可以看出对进步的警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种实践理性目的是解决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非人性、反规律等问题[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总结，其中五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全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思维集中体现了“有机系统论”的观点。这个阶段象征技术、治理技术得到关注和提升，但工程技术和生活技术的进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总体来看，从人民意志论到务实的实践理性哲学观，再到有机论的实践理性，反映的本体论哲学是从主客二元到主客互构的演变。人民意志论中人、技术、自然都是可以被改造的客体；务实的实践理性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重新确立了技术和自然的地位，但二者都是基于主客二元论的。有机论的实践理性中，人与自然、技术的关系是互相制约和影响的，从而消解了主客决然对立。进入新世纪以来，领导人已意识到进步、技术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到底是什么，需要详细阐述。
从以上论述看出，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哲学观都是唯物主义，但侧重点不同，在主客关系认识上有所差异，最终导致4类技术发展不平衡。毛泽东时代要改造亿万人民以征服客观世界，需要强大的象征技术；邓小平时代要解决国家长期孱弱、生产生活不正常的问题，需要务实的实践理性，因而象征技术有所削弱，但框架得到扩展，西方技术和思想得以快速涌进；有机论的实践理性是对既往发展模式的反思，虽然该时期象征技术和治理技术不断完善，但早已无法轻易应对经工程技术深刻改造过的总体世界，原因是我们已经处在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或“极盛现代性”时期,它与传统社会是截然“断裂”的。我国社会稳定生成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当代技术进步的双面性与社会稳定风险生成机理
我国秦汉至清朝时期技术结构相对单一，现代工程技术尚未成为独立力量。西汉儒家正统化以后，象征技术、治理技术、经济基础形成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自我调适性。传统社会生活技术相对简单，绝大多数是基于现实的吃穿用、务农、灌溉等需求，需求决定生产，包含在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之中。传统社会的危机来自象征、治理、生产系统之间的不匹配，金观涛对此有精彩论述。
金观涛[25]认为，所谓稳定程度高就是子系统内部相互适应的力量强。这一系统演化论的思维用来分析当前形势十分恰当。相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最大的新变量在于加入了工程技术，从而整个社会都是以工程技术为背景组织起来的。吉登斯[26]认为，这种社会由时空重组、脱域机制、象征体系3个特征构成，我国也已成为这种社会。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社会治理的政治范式有所削弱，我国逐渐加入世界一体化分工格局，西方技术和理念不断涌入，而其涌入速度又因现代技术发展不断加快，工程技术不仅作为具体的物出现，在更深程度上作为社会背景出现，即任何领域都有工程技术的应用，它对社会结构有双向影响。图1中，路径②和③分别代表双向影响中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从路径②看，工程技术发展对象征技术的影响在于极大地提高了普及化程度，新的通讯、信息传播、影视制作等工程技术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影视、艺术传播上功效甚大。工程技术对治理技术的影响在于促进其精准化，电子监控、电子化办公、网络化办公、即时通讯、卫星定位等技术无疑为治理技术问题的发现、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便利。工程技术对生活技术的作用是促进其丰富化，当今社会是“生产创造需求”，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技术物早已摆脱缺乏状态而进入过度状态，生产商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不断在功能、服务样式、用户体验、用户需求挖掘、营销策略上进行创新，以打败同类竞争者。路径②是社会稳定的来源，这个时候象征技术对治理技术、生活技术、工程技术仍然有制约作用和统合力，在主流价值观领域，它们是逻辑同构、同质化的，即在党和政府努力推动的主流价值观的指导下，实现居民幸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但技术进步还有另一面，即副作用，如图1中的路径③。工程技术对象征技术的直接副作用是导致其多元化，全球飞行与航行技术、全球即时通讯技术等极大促进了思想和文化交流。我国传统文化、党的执政理念都需要直接面对西方文化和理念的冲击，从而导致社会上各种思潮林立。工程技术对治理技术的副作用是使治理技术迟滞化，工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治理技术变革相对缓慢。另外，管理机构人员有限，无法应对庞大的市场和社会主体，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网约顺风车问题、问题疫苗事件等。工程技术对生活技术的副作用是使生活技术物去价值化。表面上，工程技术进步带来生活技术物可选择性的极大丰富，手机、电脑、汽车每年更新一代，但也意味着任何一项技术物的价值都被极大贬值，无法成为传统社会的“传家宝”。另外，工程技术还消解了个性，所有人都在使用功能雷同的手机、电脑，人们的生活、工作模式也极为雷同，传统手工艺不断消失，全国古镇越发同质化，各民族生活方式区别不断缩小，所有城市的大楼、住宅小区、公园设计、高铁站极度雷同。在路径③中，象征技术是竞争性的而非统一的，既导致无法用同质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信仰指导其它技术系统，也导致4个技术系统之间的关联失效，离心力增强，最致命的是这种离心力是不可逆的。
除直接显现的副作用外，技术进步更深层次上的负向作用是改变整体社会结构，形成“堤坝上的蚁穴”。象征技术的作用是促进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象征技术多元化的后果是文化结构上的去认同化。目前，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左”与“右”、传统儒家等思想各有支持者，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争论不休。由于象征技术上的多元和冲突，导致治理技术去权威化，即质疑我国政治体系、治理模式、发展模式，以西方几百年的发展成果和标准要求我国，信息时代下这种现象更加常见。工程技术导致了生活技术去价值化，反映在社会生活结构上就是社会生活的“物欲化”。生活产品快速更新换代，脱离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身份、地位、时尚的标志，甚至成为界定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制造了阶层划分。网络直播、各类短视频、自媒体使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明星，而这类媒体上精致、富足的生活视频点击量巨大，观看者对比自身生活，焦虑与不满自然产生。为满足社会物欲，企业需要进行高强度生产，从而造就一批高压力和高焦虑的职工。去认同化、去权威化、物欲化结合，造成整个社会结构不稳定，使大众失去判断能力、维持内心安宁的能力、与人真诚交流的能力。总之，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世界，对传统、家庭、人际、自我的冲击无处不在，是不可逆的。技术进步的积极效果只是现代治理的一个可选项而已，因为治理良好的地方未必是工程技术应用最普及的地方。良好的社会治理是多元复杂因素的综合，但一定是各技术系统相互匹配、制约的社会。
我国整体结构在工程技术影响下出现了变化，但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纠正这种风险，并且决心和手段逐渐加强。纠正后果并非简单地反技术，而是要实现人与技术互构式发展，实现工程实践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三合一”[27]。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认为，从技术风险到技术秩序，核心是哲学观层次上的转变，以网络和联系的思维、互相建构的思维，取代自我与他人、社会与自然、当前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等领域的“二分法”、“体与用”思维，具体需要做到以下3点。
首先，要客观对待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关于中华传统道德遗产的争论从未真正停止过，大多数学者认为传统道德具有可分性，因此，优秀部分也就具有可继承性，要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两个极端，充分肯定道德中“常”的部分，即忠、孝、仁、义、礼、诚、信、廉、耻、恕、俭、勇等[28]。其次，调和不同的价值观。要明确传统文化和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一方面，寻找二者之间的共性部分，另一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深化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另外，明确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道德与西方人文理念的关系，明确三者在追求社会道德和秩序、善治、提高人民福祉上的共同性，但也要自信地指出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工与权力制约、社会意见表达、监督与问责，中国人自古就有经验，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再次，实现象征技术社会化，这一点需要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实现，也需要党政宣传系统、教育和文化部门、文化影视艺术、广播电视出版领域共同普及新象征技术。
象征技术明确以后，需要贯彻到治理系统，实现治理技术创新，主要是系统化。一方面，构建社会治理行动者网络，突破传统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主体观，构建多元参与和协商平台，增加新兴技术公民决策权[29]，让公民、社会组织在技术伦理审查、技术美学评判、技术应用监督、技术问责执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重点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和设施中推行，如利用网络、手机通讯公开征集道路、公园、社区服务中心和居委会名称、标识、方案等，或者提供选择让公众投票，使公共设施如路标、窨井盖、建筑物等尽可能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重视各产业均衡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促进文化、教育领域改革，以匹配日新月异的工业生产。不能仅制定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要制定相关产业保护和扶持政策，对保护物质遗产、传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组织、单位给以物质与名誉上的鼓励，促进现代工业技术与传统文化结合。此外要重视对人文领域的支持，可借鉴英美等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设立与自然科学院士同等分量的“人文院士”，或借鉴法国设立人文与自科共享的“先贤祠”。未来在顶层设计上探索打破人文与理工二元分立的学科壁垒。
生活技术属于相对被动的领域，受象征技术、治理技术、工程技术的塑造，当前我国社会生活领域物欲化是由于工程技术过度入侵，而象征技术和治理技术缺位所致。因此，生活技术转型一方面需要从象征技术和治理技术入手，重新塑造社会生活美德，包括提倡勤劳、节俭的“日常生活美德”和“日常生活美学”。这需要通过治理技术中的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实现，包括在教育法、环保法中加入节俭、环保等内容，并从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节俭教育、精神与人格培养，以消解物欲社会的张力。
技术风险治理不是限制技术发展，而是在接受技术高速发展、无所不在的现实基础上，改造、匹配同等能力的象征技术、治理技术、生活技术，只有相互匹配的才是稳定的。对现有系统的改造与匹配建立在哲学观转变的基础上，即认识到人不是世界上的唯一主体，技术也不是人手中的玩具，它会塑造人和社会结构，在创造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工程技术是发动机，象征技术是方向盘，治理技术是制动器，生活技术是传动装置与车架，只有互相匹配、动态均衡的技术体系支撑，社会才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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