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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质(如智力、人格、创造力等)是固定的还是可塑的？特质可变的认知信念是否会影响人的现实表现？此类问题已成为许多心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辩论的焦点[1]。内隐人格理论强调，人会根据个体基本特质形成自己的理论，认为基本特质保持固定不变即为固着型心智模式(Fixed Mindset)，而基本特质是可变以及可塑的则为成长型心智模式(Growth Mindset)[2]。在个体心智模式理论基础上，团队心智模式研究相继出现。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均揭示了心智模式的自我监管意义[3]，这意味着心智模式可以转变为强大的动力，影响认知模式构建和行为范式[4]。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心智模式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目标导向[5]、挑战性倾向[6]、行为持久性[7]等。总之，利用心智模式解释个体消费行为、学业成就等表现，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吸引人的课题，但将心智模式与创造表现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还相对较少[8]。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以及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促使个体和组织致力于自身创造力提升以赢得竞争优势。目前，认知心理学、组织管理学等在内隐认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内隐理论在科学创造中的意义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创造力系统理论强调，潜在创新个体倾向于拥有扩散思维及寻找问题的认知能力[9]。Dweck[2]研究发现，143位创新研究者支持创造性成就的首要诱因是化失败为成功的才能，其中涉及的坚定力与恢复力正是源于成长型心智模式这一认知信念。心智模式是人们面对特定情境，解释、判断、决策并采取行动所依赖的深层心理机制，其在复杂创造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亟需受到重视。
直到近年来，学者们才将心智模式引入创造领域，有关心智模式对创造力相关变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相关议题受到研究者和创新工作者的关注，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进而对创造行为进行预测和有效引导。有研究表明，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Creative Self-concept)[10]、创造兴趣(Creative Interest)[11]、创造屈辱(Creative Mortification)[12]、创造力(Creativity)[13]等显著相关。同时，在实践中，领导者也开始通过促进成长型心智模式帮助员工改善创造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4]。然而，创造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考察心智模式对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影响，鲜少从团队层次探讨二者关系，有待未来进一步检验。总之，心智模式概念的出现已有较长时间，但国内缺乏对心智模式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应用也有待发掘。本文在梳理心智模式内涵、理论基础以及相关测量和实验启动范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提出未来展望，以期为创造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心智模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Dweck[15]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持有的观念时，提出的内隐人格理论，包括实体论和渐进论两个维度，主要用来帮助个体预测和判断所处世界和周围事物的意义[16]。后来在内隐人格理论基础上，实体论更直观地被Dweck[2]重新命名为固着型心智模式，渐进论则被称为成长型心智模式。新生的心智模式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理框架，指导人们在挑战性情境下思考、感受和行动。相信自己可以学习新事物，但潜在的特质水平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那么个体就具有固着型心智模式；相信基本特质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践而被改变和发展，那么个体就具有成长型心智模式[2]。以往研究发现，同一个体可以同时对不同领域的能力持有不同类型的心智模式，这种模式在个体遇到挑战或失败时表现得更为明显[15]。此外，个体心智模式可以在不同的心智模式类型间来回变动，这取决于特定情境下不同观点的采用以及对不同特质和技能的描述[17]。随着研究深入，Murphy & Dweck[18]发现，虽然个体可能同时持有两种心智模式，但是会长期而固定地倾向于其中一种，并深化对其的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成长型和固着型心智模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或“意义系统”[19](见表1)，“意义系统”主要表现在目标导向、关注点、努力看法、挑战反应和失败反应方面，为更好地解释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差异提供了依据。综上，成长型个体关注过程，积极寻求挑战并将其视为自我提升的机会，同时更主动地认识和接受失败，并作出更多努力和自我监控来克服困难；固着型个体关注结果，认为依靠努力提高能力的做法是低效的，更加关注自己是否具有先天条件，遇到困难、挑战、失败往往会出现消极反应。
表1 固着型与成长型心智模式“意义系统”差异
差异固着型心智模式成长型心智模式目标导向[20]趋向于向自己和他人标榜自己的品质积极寻求自我改善的机会去学习关注点[21]关注结果,并筛选负面反馈关注过程,并积极回应反馈努力看法[22]关注自己是否聪明,与努力无关将努力看作转变自己能力的“开关”挑战反应[15]倾向于避免挑战,因为这会暴露自己的弱点积极寻求挑战,将挑战视为自我提升的机会失败反应[23]面对失败时可能表现出无助,做出消极反应认识和接受失败,不断评估并发挥自我潜能
此外，团队心智模式是人们对团队或群体基本特质可变程度的同质性认知。有研究者认为，相比个体心智模式，团队心智模式不仅包括对团队特质稳定性或可变性的简单分类，还包括团队如何互动的内隐信念[24]。在成长型团队中，成员倾向于选择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积极思考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替代性策略，团队交流更为开放并保持更强的任务焦点，同时将团队成功更多地归功于努力，拥有更高的团队效能。相反，固着型团队倾向于设定较低挑战性目标，并选择风险较小的策略，以避开可能提供失败证据的反馈，将注意力更多聚焦于价值评估并减少针对任务问题的沟通[25]。可见，成长型和固着型团队心智模式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对心智模式的核心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内隐人格理论可以解释心智模式的形成，社会知觉理论、人格理论能够解释心智模式的作用效果，其为科学认知心智模式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见表2)。不难发现，心智模式具有以下特性：产生于个体经验或知识结构，隐藏在自我的潜意识之中；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个体经历或外部事件不断检验、修正和固化，但是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行为的选择与约束均具有重要作用，为揭示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这些理论并未深入探讨心智模式对认知和行为的具体影响过程，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关于两种类型心智模式是处于连续体两端还是相对独立一直存在争议，导致其测量存在较大差异。心智模式单维观认为固着型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分别处于内隐人格理论连续体两端[11]，持有此观点的研究者倾向于将其作为单维变量进行测量。例如，Dweck等[28]较早编制了内隐人格理论量表，问卷包括智力、道德和人格3个维度，分别有3个表述固着型心智模式的条目(如“你的智力水平是固定的，你做再多努力也不能改变”)，采用Likert6点评分法(1代表“非常同意”，6代表“非常不同意”)，得分越高表明成长型心智模式水平越高。由于该量表提出时间较早，在许多方面存在很大质疑，如测量条目少、测量内容重复、测量维度单一以及由此引发的测量信效度问题。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单维心智模式量表是Dweck等编制的智力内隐理论量表[15]，而后衍生出针对不同特质的心智模式测量量表。该量表共有8个条目(如“你总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智力”)，同样采用Likert6点测量法，其问卷信效度良好并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虽然量表是单维量表，但Dweck的极端评分法将心智模式分为两类——将所有条目平均分小于或等于3分的样本划分为固着型心智模式，大于或等于4分的样本划分为成长型心智模式，将3～4分之间的样本直接剔除，该做法成为研究者争议的焦点。很少有研究对象表现为极端固着型或成长型心智模式，认为其误对心智模式正态分布进行了绝对化估计[22][29]。研究者开始支持采用单维量表对心智模式进行综合评分[30]，认为心智模式在“特质完全可变”(成长型)到“特质完全不可变”(固着型)的认知范围内变动。
心智模式双维观认为，两种类型的心智模式是相对独立且负相关的。于是，为更好地解决连续体两端的问题，Karwowski[10]重新编制了专门的创造力心智模式量表，设置有10个条目，5个条目测量固着型创造力心智模式(如“你的创造力或者有或者没有，你很难改变”)，5个条目测量成长型创造力心智模式(如“无论你有多少创造力，你总能提高它”)，采用Likert5点测量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尽管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但二维量表的出现进一步肯定了两种类型心智模式同时存在的可能。
表2 心智模式理论基础
理论 研究者核心表述内隐人格理论Dweck内隐理论处于意识边缘,存在许多模糊的假设、原则、概念等,所以需要自身经历和外界事物的激活来检验、领会和固化;个体对人类属性的可塑性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个体倾向于用固定型特质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的行为和预期他人的行为,有的个体倾向于降低特质的重要性去理解行为和分析特定因素[21]社会知觉理论Heider人类都有自己内隐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是模糊且难以察觉的,但大量的概念和假设就隐藏在人们天生就知道的事情中,人们会通过这些理论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判断、解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和预测[26]人格理论Kelly人们就像科学家一样持有自己的理论,不断地搜索数据、检验和修正假设;种种构念组成个体的构念系统,指导个体对自我或他人信息进行加工、理解并用这种构念去解释情境、预测现实、约束行为[27]
心智模式能够被有效操纵和由外部刺激诱发，即使改变是暂时的[31]。目前，阅读科学资料是启动心智模式的最主要方式。在前人的研究中，让被试阅读描述人类特质是可变的或固定的科学材料，可以引发不同的心智模式。例如，在性格心智模式研究中，Yorkston等[32]向被试分别呈现包含“我们大多数人10岁以后的性格就像石膏一样，不会软化”、“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岩石一样难以改变”等文字的材料，用以启动被试的固着型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在智力心智模式研究中，Gadgil[33]向被试分别呈现两篇科学研究，包含“几乎每一个体的智力都是由基因或是早年经历决定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环境因素得到提升”等不同的内容，用以操纵被试的心智模式。向被被呈现材料，引用大量“研究发现”和“证据”，使被试形成特定的认知观点。另外，个体心智模式还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启动。例如，Jain等和Mathur等[20]通过让被试观看电影《007之择日而亡》中的片段操纵固着型心智模式，用电视剧《格蕾的解剖》中的片段操纵成长型心智模式。在此类实验中，视频主角天生的英雄主义特质或不断发展的能力会影响个体对特质的认知。
心智模式虽能够被启动，但启动效果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不同方面的心智模式可能会相互影响，如操纵智力心智模式可能与个体具有的其它心智模式相抑制，进而影响启动效果[34]；其二，操纵心智模式并不一定会产生直接影响。有研究发现，当操纵固着型心智模式时，成长型个体会产生防御性认知，进而降低启动效果[34]；其三，特定的实验环境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心智模式。例如，学习情境的实验本身可以培养成长型心智模式，但如果实验任务与展示能力有关，个体就可能会不自觉地形成固着型心智模式，进而影响特定心智模式的形成[20]。因此，未来实验研究需要灵活运用相关研究方法。
心智模式能够形成意义的创造过程，并引发不同的目标、动机和行为[28]，其在激励人们进行创造活动上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本文对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深入分析(见图1)。
图1 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关系
创造自我概念是个体有信心完成创新任务并认同自我创造角色的高级别概念，包括创造自我效能感和创造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创造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我创造力持有信心，是一种主观判断，与创造力和自我描述有关；创造身份认同是有关自我创造角色的认知，将创造活动纳入自我意识体系当中[35]。创造自我概念一直是创造力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认知因素。
已有研究证实了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的关系。目前，有关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正相关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虽然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的关系仍存在分歧，但认为二者关系不显著的学者居多。一方面，Hass等[8]探讨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的关系时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正相关，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负相关，认为成长型个体通过不断实现目标，促成创造自我效能感不断提升。另一方面，Karwowski[10]对创造力心智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显著相关，成长型个体认为自己更有创造力，而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不相关；Puente-Díaz&Cavazos-Arroyo[36]指出，成长型心智模式能够显著预测创造自我效能感，而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不相关；Steele等[37]在开发创意评估自我效能感量表时发现，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意评估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概念尤其是其中的创造自我效能感存在积极关系。成长型个体对自身创造力拥有较强的信心并认同自我创造角色，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而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尚不明确。
在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研究者讨论了目标导向的中介作用。围绕心智模式与行为动机、表现结果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不仅对创造自我效能感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目标导向产生间接影响[36]。究其原因，在创造过程中，成长型个体认为创造力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更有信心产生新颖且实用的想法，往往对自身能力持自信态度；成长型心智模式能够预测任务趋近目标导向，即使在创造过程中产生诸多包含错误或可能失败的新方案、新方法，也会投入激情而不轻言放弃[38]。成长型个体通过努力获得创造力提升的成功经验不断积累，会更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创造力水平越来越高。
创造兴趣是指参与创造思维和创造任务的偏好、喜好和兴趣[11]，是一种具有积极情感色彩的心理倾向，会影响个体创造性投入。根据内隐人格理论，个体根据自身心智模式判断创造活动的意义，进而对个体参与兴趣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心智模式对个体创造兴趣具有不同作用。Wickes[39]在研究创造力天赋时，对学生的创造力喜好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有没有创造力天赋，创造力内隐理论都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创造参与喜好。但是该研究未对创造力内隐理论的具体维度与创造参与喜好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O'Connor等[11]在研究创造力内隐理论如何影响创造力相关结构时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参与创造思维的兴趣以及愉悦感有关；固着型心智模式则预测了较少的创造兴趣。Karwowski[10]认为，当人们决定是否参与创造活动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创造活动对我有什么意义”等，而在疑惑和解答过程中，成长型相比固着型个体参与创造任务的热情更高。可见，成长型个体参与创造思维或任务的兴趣、热情、愉悦感更高，更加享受和喜爱创造；固着型个体对创造有较少的兴趣，热情较低。
在心智模式与创造兴趣关系中，研究者发现目标导向具有中介作用。成就目标理论研究表明，在成就设定中，采用自我参照目标、任务趋近目标而不是他人参照目标(他人趋近目标、他人回避目标)评估能力会感受到更高的愉悦感[40]。基于此，有研究表明，心智模式通过目标导向间接影响创造参与者的愉悦感[36]。同样，成长型个体具有发展自我和全力以赴的激情，认为创造活动是实现自身成长或成功的机会[41]，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在创造过程中学习和反思，回应他人的反馈，享受创造的乐趣并收获创造的喜悦[11]。然而，固着型个体更关注表现和结果，他们从事创造任务的前提是认为自己肯定能够完成任务，其主要目标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42]。如果创造并没有使自己的能力得以体现，个体的创造喜好将会消失[43]。因此，固着型个体真正想参与创造思维和创造任务的兴趣相对较低。
在创造领域，研究者将个体经历消极表现后失去对特定创造愿望继续追求的意愿称为创造屈辱[12]，其产生原因是对消极表现的主观解释，即非创造力的降低而是创造意志的消失，会对之后创造表现产生危害性影响。Beghetto等[12]检验创造屈辱影响因素时，要求被试想象面对消极表现会作出何种反应，发现固着型心智模式能够显著预测创造屈辱，即从消极视角解释不良表现，体验到消极情绪情感并产生创造屈辱；相反，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激励相关，与创造屈辱无关。在此基础上，Beghetto & Dilley[44]继续对创造屈辱理论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固着型心智模式仍然显著影响创造屈辱，而成长型心智模式是个体坚持创造愿望的关键因素，难以产生创造屈辱。以上研究均表明，固着型个体在遇到消极表现后容易出现无助性反应，进而放弃创造愿望、产生创造屈辱；成长型个体的创造意志坚定，即便遇到挫折和失败也会坚持下去。
在心智模式与创造屈辱的关系中，有学者揭示了耻辱感的中介作用。作为一种强大的、消极的自我情感，耻辱感会对个体行为带来巨大危害，并导致创造意志消失[45]。研究结果显示，耻辱感中介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屈辱和创造持续性的关系[44]。固着型个体认为结果是衡量自身能力的标准[46]，往往将消极表现解释为自身能力不足，进而产生耻辱等消极情绪，变得气馁或防御[31]。因此，消极的耻辱感为固着型个体放弃创造愿望提供了“借口”。其原因在于，固着型个体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不断努力、继续追求创造力是徒劳的，因而在面对消极结果或表现时容易作出消极应对。然而，成长型个体遭遇挫折时会表现得更加坚毅[47]，积极采用新的策略、付出更多努力和自我监控以克服困难[48]。同时，通过调节社会反馈来支持他们的创造性追求，以有效消除创造过程中遇到的障碍[8]。因此，成长型个体不会轻易放弃创造愿望，最终会努力实现既定的创造目标。
创造力又被称为创造性，是指个体产生新颖、奇特且有实用价值观点或产品的能力[49]。心智模式能对个体创造活动提供指导范式，不断提升其创造力。最新研究采用固着型和成长型心智模式预测创造力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Mumford[50]发现，个体心智模式质量与创意产生任务的绩效正相关；Donohue等[51]在分析创造力及其它关键技能的培养方法时发现，固着型个体创造性技能在一定时间内变化不明显；O'Connor等[11]探讨了内隐人格理论对创造力的影响，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自我报告的创造力、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相关，固着型心智模式预测较少的创造行为和较低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相比固着型心智模式，成长型心智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Gucciardi等[52]在探讨个体心理韧性时也得出类似结论，即不同类型心智模式被试的表现和创造力存在差异，成长型相比固着型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力；Royston[13]针对创造性思维方式展开研究，发现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学习目标、创造力正相关，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力负相关。还有研究敏锐地发现，决策者拥有的心智模式是影响其创意识别的关键因素，成长型决策者的创意识别优于固着型决策者[53，54]；拥有固着型心智模式的个体在发散性创造思维任务上预测较低的分数[55]。以上研究均表明，成长型个体产生创新观点或成果的能力较强，而固着型个体不仅表现出较少的创意、创造行为，也很难具备较高的创造力。
在心智模式与创造力关系中，首先，已有文献考察了创造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Royston & Reiter-Palmon[56]发现，创造自我效能感是创造力心智模式与创造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中介因素，心智模式通过自我效能感作用于创造问题解决能力中的质量和原创性。因为当人们秉承创造力是可以发展的观念时，更有信心和能力开展创新工作，从而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造力正相关；相反，固着型心智模式的个体往往会因缺乏信念，导致创造力水平降低。其次，研究虽没有严格证明目标导向是心智模式与创造力关系的中介变量，但大多用目标导向解释相关研究结果。一方面，成长型心智模式将关注点置于提高自身能力及知识水平上，即使现在的能力水平较低，但坚信通过努力能够得到改善[22]，从而非常珍惜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机会，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完成创造任务，积极寻求各种问题解决方法，挖掘自身创造潜能。另一方面，固着型个体容易将关注点聚焦于向他人展示已有能力，希望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正面评价。一旦有损他人参照目标的实现，创造性活动对固着型个体的价值将消失，创造行为会相应减少。
心智模式体系日益完善，为人们建立了一个自我监管系统，提供了一个指导认知和行为的创造性框架。心智模式相关研究发现也为创造力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活力。
(1)心智模式的两种类型在特征上有很大差异，在测量中存在争议。成长型和固着型心智模式在目标导向、关注点、努力看法、挑战反应和失败反应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或“意义系统”：固着型个体关注自己是否具有先天条件，轻视努力价值，面对失败时更可能作出消极反应；成长型个体相信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不惧失败，不断学习并挖掘潜能。此外，尽管大多数研究者肯定了成长型和固着型心智模式同时存在的可能，但对于二者是相对独立还是处于连续体的两端仍然存在争议，继续探索两种类型心智模式是否相互独立并修订、开发有效的测量工具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2)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关系体现为创造心理与行为的“知—情—意—行”过程(创造自我概念、创造兴趣、创造屈辱和创造力)。成长型个体拥有更高水平的创造自我效能感，更强的创造身份认同、创造兴趣、继续坚持创造愿望的意志、较高的创造力及较多的创造行为；相反，固着型个体对创造有较少兴趣且参与创造的热情较低，遇到消极反应后容易产生创造屈辱，并表现出较少的创造行为和较低的创造力。此外，固着型心智模式与创造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尚未得出定论，既可能是负相关，也可能不相关。
(3)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作用机理的“黑箱”尚未完全打开。本文通过梳理、总结发现，目标导向、耻辱感、创造自我效能感是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作用效果的重要中介因素。成长型心智模式通过目标导向间接影响创造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参与者的愉悦感，进一步通过创造自我效能感影响创造力；固着型心智模式在耻辱感的中介作用下，增强创造屈辱和降低创造持续性。然而，就心智模式对创造力相关概念的作用机理探讨不够深入，中介机制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此外，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之间的调节机制尚未明晰。成长型和固着型心智模式是否与其它变量交互作用于创造相关变量尚未可知。
(1)关注不同类型和不同对象的心智模式，灵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既有研究按照特质类型，将心智模式分为智力心智模式、人格心智模式、创造力心智模式等，各种特质的心智模式理论自成体系。但也有研究认为，不同特质的心智模式可能相互影响[34]，或创造力心智模式与智力心智模式相关性较低[11]。因此，不同特质心智模式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心智模式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重要内隐信念，但是目前相关研究对象主要是学生，其实其他群体(如企业员工)的心智模式已经相对稳定，就此展开研究对其工作动机、创造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群体心智模式的特点以及不同群体心智模式的差异。目前，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测量和实验启动范式，尽管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操纵效果，但量表自我报告的形式很容易出现社会称许性偏好，实验启动容易受到不同特质、不同类型心智模式和特定实验环境的影响。有鉴于此，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心智模式研究受到学者们关注。同时，现有研究多是基于横断面数据开展，为了深入揭示心智模式的发展规律，可以考虑与纵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22]。此外，关于心智模式的大脑神经机制研究已经开始出现，认为固着型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有不同影响[57，58]，未来可以进一步依靠现代技术，如脑电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研究心智模式对认知、情绪等作用的神经机制。另外，心智模式是模糊且难以察觉的，结合投射法等间接测量心智模式无疑对心智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丰富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研究内容和层次，拓展中介与调节机制。近年来，心智模式研究主要关注创造力心智模式对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影响，虽然有研究发现智力内隐理论无法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59]，而对智力心智模式、人格心智模式等与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关系关注不足，从创造力特质出发的创造力相关概念研究在内容上还比较单一；依据创造力的I-P-O(Inputs-Processes-Outputs)模型，创造力包括创造性投入、过程和产出，然而基于创造过程投入、创新绩效提升等的心智模式研究不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同时，心智模式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概念，个体层面的研究较多而团队层面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长型是否比固着型团队有更好的创造表现已经成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在心智模式与创造力关系中，虽然研究者不断提及目标导向，而且不同类型心智模式的“意义系统”为解释其关系提供了依据，但其中的中介机制尚未得到检验；而依据另一种假设，创造身份认同、创造兴趣、创造屈辱等的中介作用有待考察。Karwowski[10]还发现，固着型心智模式对成长型心智模式与创新问题解决能力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那么，是否存在第三方变量影响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关系的方向和强弱，有必要进一步探索。
(3)关注理解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关系的文化差异，开发有效的干预策略。心智模式是人类关于自我属性的认知信念，具有文化普遍性。然而，研究者提出固着型心智模式的概念在个人主义国家和社会中更为典型，成长型心智模式在集体主义国家会有更多表现[60]。因此研究者主张，今后需要对心智模式进行跨文化研究[61]。同时，O'Connor等[11]发现，创造力内隐理论与个体一生的创造性成就存在文化差异。那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心智模式在创造领域的作用效果及机理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此问题有待进一步解答，以针对中国人的特点提供改善创造表现的特色化建议。既然已经知道成长型心智模式对创造相关变量具有积极影响，那么就需要对心智模式进行干预。大量研究支持成长型心智模式干预具有有效性[62，63]，然而也有研究质疑干预效果并指出心智模式是暂时可塑的，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转变为干预前的状况[64]，那么心智模式干预的效果会持续多久？被干预多少次才会变成长时的、稳定的认知结构？未来需要结合纵向研究提供依据；最后，心智模式干预是否能直接、有效地改善创造力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尽管Brass & Niu[65]发现，相比固着型组，干预下的成长型学生组写作更有创意，但是没有进一步对比两组被试的创造力差异。此外，以往干预研究主要关注成长型心智模式对学业表现的影响[22][62]。因此，未来需要开发出有效的成长型心智模式干预策略，结合干预方法检验心智模式与创造力相关概念的关系。
[1] TAY L,KUYKENDALL L.Promoting happiness：the malleability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subjective wellbe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3,48(3)：159-176.
[2] DWECK C S.Mindset：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M].New York：Random House,2006.
[3] HESLIN P A,KEATING L A.In learning mode? the role of mindsets in derailing and enabling experienti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7,28(3)：367-384.
[4] RAVENSCROFT S,WAYMIRE T R,WEST T.Accounting students' metacognition：the assocition of performance,calibration error and mindset[J].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2012,27(3)：707-732.
[5] DINGER F C,DICKH
USER O,SPINATH B,et al.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goals：a mediation analysis[J].Learning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3 (28)：90-101.
[6] LIU C H,CHIU F C,CHEN H C,et al.Helpful but insufficient：incremental theory on challenge-confronting tendencies for students who fear being laughed at[J].Motivation and Emotion,2014,38(3)：367.
[7] SHEN C,MIELE D B,VASILYEVA M.The 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mindsets and their persistence during math problem solving[J].Psychology in Russia,2016,9(3)：38-56.
[8] HASS R W,KATZ-BUONINCONTRO J,REITER-PALMON R.Disentangling creative mindsets from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creative identity：do people hold fixed and growth theories of creativity[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2016,10(4)：436.
[9] CSIKSZENTMIHALYI M.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13-338.
[10] KARWOWSKI M.Creative mindsets：measurement,correlates,consequences[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2014,8(1)：62.
[11] O'CONNOR A J,NEMETH C J,AKUTSU S.Consequences of beliefs about the malleability of creativity[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3,25(2)：155-162.
[12] BEGHETTO R A.Creative mortification：an initial exploration[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2014,8(3)：266.
[13] ROYSTON R 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c,little-c,and pro-creativity and fixed and malleable creative mindsets[D].Omaha：University of Nebraska,2016.
[14] GIBSON S.Creating solutions instead of solving problems：emerging roles for 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s[J].Technical Services Quarterly,2016,33(2)：145-153.
[15] DWECK C S,SORICH L.Mastery-oriented think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6] YEAGER D S,DWECK C S.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2012,47(4)：302-314.
[17] TABERNERO C,WOOD R E.Implicit theories versus the social construal of ability in self-regulation and performance on a complex task[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9,78(2)：104-127.
[18] MURPHY M C,DWECK C S.A culture of genius：how an organization's lay theory shapes people's cognition,affect,and behavior[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0,36(3)：283-296.
[19] HONG Y,CHIU C,DWECK C S,et al.Implicit theories,attributions,and coping：a meaning system approach[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77(3)：588-599.
[20] MATHUR P,CHUN H E H,MAHESWARAN D.Consumer mindsets and self-enhancement：signaling versus learning[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2016,26(1)：142-152.
[21] DWECK C S.Self-theories：their role in motivation,personality,and development[M].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0.
[22] BLACKWELL L S,TRZESNIEWSKI K H,DWECK C S.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predict achievement across an adolescent transition：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n intervention[J].Child Development,2007,78(1)：246-263.
[23] JEGATHESAN M,VITBERG Y M,PUSIC M V.A survey of mindse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medical error self-reporting among pediatric house staff and faculty[J].Bmc Medical Education,2016,16(1)：1-6.
[24] RYDELL R J,HUGENBERG K,RAY D,et al.Implicit theories about groups and stereotyping：the role of group entitativity[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7,33(4)：549-558.
[25] BECKMANN N,WOOD R E,MINBASHIAN A,et al.Small group learning：do group members' implicit theories of ability make a difference[J].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2,22(5)：624-631.
[26] HEIDER F.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New York：Wiley,1958.
[27] KELLY G A.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M].New York：Norton and Company,1955.
[28] DWECK C S,CHIU C,HONG Y.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ir role in judgments and reactions：a word from two perspectives[J].Psychological Inquiry,1995,6(4)：267-285.
[29] TARBETSKY A L,COLLIE R J,MARTIN A J.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in predicting achievement for Indigenous(Aboriginal) Australian students[J].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6 (47)：61-71.
[30] MACNAMARA B N,RUPANI N 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mindset[J].Intelligence,2017 (64)：52-59.
[31] NUSSBAUM A D,DWECK C S.Defensiveness versus remediation：self-theories and modes of self-esteem maintenance[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8,34(5)：599-612.
[32] YORKSTON E A,NUNES J C,MATTA S.The malleable brand：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evaluating brand extens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2010,74(1)：80-93.
[33] GADGIL S.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learning activities[D].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14.
[34] PLAKS J E,GRANT H,DWECK C S.Violations of 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 sense of prediction and control：implications for motivated person percep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2)：245.
[35] TIERNEY P M,FARMER S.Leader behavior,creativity,and the creative self-concept[C].New York,2007.
[36] PUENTE-D
AZ R,CAVAZOS-ARROYO J.The influence of creative mindsets on achievement goals,enjoyment,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among business students[J].Thinking Skills & Creativity,2017 (24)：1-11.
[37] STEELE L M,JOHNSON G,MEDEIROS K E.Looking beyond the generation of creative ideas：confidencein evaluating ideas predicts creative outcomes[J].Personality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8,125：21-29.
[38] COELHO F,AUGUSTO M.Job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reativity of frontline service employees[J].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2010,13(4)：426-438.
[39] WICKES K N S.Developing creative competencies in adolescence：comparing implicit theories and creative abilities in the gifted and non-gifted adolescent[D].Texas：Texas A & M University,2004.
[40] PUENTE-DAZ R.Achievement goals and emotions[J].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2013,147：245-259.
[41] DWECK C S.Motivational processes affecting learning[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6,41(10)：1040.
[42] JOHN D R,JI K P.Mindsets matter：implications for brand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2016,26(1)：153-160.
[43] RICHARDS R.Everyday creativity：our hidden potential[M].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7：25-53.
[44] BEGHETTO R A,DILLEY A E.Creative aspirations or pipe dreams?toward understanding creative mortific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2016 (151)：85-95.
[45] BEGHETTO R A.Killing ideas softly?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reativity in theclassroom[M].Charlotte,NC：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2013.
[46] ELLIOTT E S,DWECK C S.Goals：an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1)：5.
[47] KENCH D,HAZELHURST S,OTULAJA F.Grit and growth mindset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computer programming project：a mixed methods study[C].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Computer Lecturers' Association,2016：187-194.
[48] DORON J,STEPHAN Y,BOICHÉ J,et al.Coping with examinations：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coping strategies,implicit theories of ability,and perceived control[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9,79(3)：515-528.
[49] STERNBERG R J,LUBART T I.Investing in creativit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6,51(3)：229-232.
[50] MUMFORD M D,HESTER K S,ROBLEDO I C,et al.Mental model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the relationship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odel attributes[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2,24(4)：311-330.
[51] DONOHUE S K,HUNTER W G S,RICHARDS L G.Work in progress：creativity,mindset,and implications for engineering design instruction[C].Fronti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FIE),2012：1-2.
[52] GUCCIARDI D F,JACKSON B,HODGE K,et al.Implicit theories of mental toughness：relations with cognitive,motivational,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J].Sport,Exercise,and Performance Psychology,2015,4(2)：100.
[53] 白新文,齐舒婷,明晓东,等.骏马易见,伯乐难寻: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机制及边界条件[J].心理科学进展,2019,27(4)：571-586.
[54] MUELLER J S,MELWANI S,LOEWENSTEIN J,et al.Reframing the decision-makers' dilemma：towards a social context model of creative idea recogni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61(1)：94-110.
[55] WARREN F,MASON-APPS E,HOSKINS S,et al.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age,and gender in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and adults[J].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2018,28：98-109.
[56] ROYSTON R,REITER-PALMON R.Creative self-efficacy as mediator between creative mindset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J].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017(7)：1-10.
[57] SCHRODER H S,MORAN T P,DONNELLAN M B,et al.Mindset induction effects on cognitive control：a neurobehavioral investigation[J].Biological Psychology,2014,103(1)：27.
[58] TIRRI K,KUJALA T.Students' mindsets for learning and their neural underpinnings[J].Psychology,2016,7(9)：1231-1239.
[59] MAKEL M C.The malleability of implicit beliefs of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production[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2008.
[60] HEINE S J,KITAYAMA S,LEHMAN D R,et al.Divergent consequenc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an investigation of self-improving motivations and malleable selv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1(4)：599.
[61] TANG M,WERNER C,KARWOWSKI M.Differences in creative mindset between Germany and Poland：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2016 (21)：31-40.
[62] SCHMIDT J A,SHUMOW L,KACKAR-CAM H Z.Does mindset intervention predict students' daily experience in classrooms?a comparison of seventh and ninth graders' trajectories[J].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2017,46(3)：582-602.
[63] O'BRIEN K,LOMAS T.Developing a growth mindset through outdoor personal development：can an intervention underpinned by psychology increase the impact of an outdoor learning course for young people[J].Journal of Adventure Education & Outdoor Learning,2017,17(2)：133-147.
[64] OROSZ G,PÉTER-SZARKA S,BÖTHE B,et al.How not to do a mindset intervention：learning from a mindset interven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good grades[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7 (8)：311.
[65] BRASS J,NIU W.The impact of implicit self-theory on rated creativity in third- and sixth-graders[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6,28(3)：318-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