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Inventor′s Brokerage Role on Dual Innovation——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Knowledge Diversification

Jiang Xiujuan,Liang Yaqi,Gao Yufeng,Zhang Sheng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China)

Abstract：The inventor′s brokerage role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kinds,one kind is the role of brokerage in external relations (RBER),and the other is the role of brokerage in internal relations (RBIR).Based on the data of patents of Huawei & ZTE,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Patent Office,conside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knowledge diversification,the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inventor′s brokerage role on dual innovation and the hypotheses are tested empirically with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BIR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DRK),which positively promotes 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RBIR influences th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DRK; RB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non-relevant knowledge(DNRK).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DNRK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and RBER influences th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DNRK.

Key Words:Patent Data; Brokerage; Knowledge Diversity;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9-12-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672103)；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8CJJJ08)；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QDSKL1801115)

作者简介：姜秀娟(1979-),女，山东莱阳人，博士，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与管理； 梁亚琪(1996-),女，山东莱阳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高玉峰(1995-),女，山东青岛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

DOI：10.6049/kjjbydc.Q20190894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11-0025-08

0 引言

创新对企业获得持续发展优势具有关键作用。根据创新产生方式，可将其分为两类：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是指发明者沿着既定技术轨迹，紧密围绕现有知识领域进行的创新，是发明者利用积累的知识产生的相关度比较高的创新[1]；探索式创新则是根植于广泛的知识搜索过程寻找新的知识领域，是基于异质性知识产生的打破当前技术轨道、与以往知识领域相关度非常低的创新[1]。

创新网络的结构性嵌入对企业获得非冗余知识、关键性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结构洞作为创新网络的基本结构属性受到广泛关注，而占据结构洞的行动主体被称为“中间人”。Gould & Fernandez最早对中间人角色进行分类研究，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间人角色对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孙笑明等[2]认为，中间人是获得结构洞收益的行动者，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发明者更容易整合信息，有利于探索式创新。这与Boari等[3]的观点一致，即既连接着内部又连接着外部的中间人，拥有大量异质性信息，更能提升创新绩效。而刘风朝、付雅宁等[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发明者中间人角色不同，其对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随着中间人角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中间人角色能够促进知识多样化。Tsai[5]认为，发明者的中间人角色不同，其知识范围也会有所不同；Lissoni[6]通过研究中间人的4种角色，发现守门人更容易联系不同类型合作者，接触到更多异质性信息，其知识多样化水平较高；Kauffeld & Fritsch[7]认为中间人在组织内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知识传递；刘凤朝、马荣康等[8]认为中间人的知识多样化水平取决于其合作伙伴丰富程度，也就是说，中间人的合作伙伴越多，其覆盖的知识面越广，传递给中间人的非冗余知识资源就越多，从而有助于其知识多样化水平提高。

依据知识基础理论，企业内知识具有流动性，为企业员工的知识整合与共享提供了土壤，这种知识整合过程也是发明者知识多样化的过程。Garcia[9]认为创新成果的产生离不开知识多样化，发明者知识多样化程度提高能够带来差异化信息资源，促进知识积累，提高发明者创新能力。同样，Carnabuci等[10]发现发明者通过知识重组可以提高知识多样化程度，从而促进创新；王巍等[11]认为，发明者的知识范围广，知识多样化水平高，有助于在更多领域积累更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徐璐允、曾德明等[12]研究发现，发明者知识多样化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都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多样化有利于知识搜索，获取更多非冗余知识，提高发明者知识整合能力，从而获得更多潜能。但张克群、郝娟等[13]的研究认为知识多样化与创新并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这是因为随着多样化程度提高，技术复杂度也会提高，整合与协调成本相应增加，当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降低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发现发明者的中间人角色会对知识积累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创新。为进一步深入揭示发明者中间人角色对创新的影响机理，本文按照有无外部联系，将中间人划分为外部联系中间人与内部联系中间人，并引入知识多样化作为中介变量，将其划分为两类——相关知识多样化与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从而探究发明者中间人角色对二元创新(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中间人角色与创新

根据Gould & Fernandez[13]以及刘凤朝等[4]对中间人角色的研究，传统的中间人角色被划分为4种，分别是协调人、守门人、咨询人和联络人[4，14]。图1中，每个连接点代表不同发明者，属于同一企业的发明者用同种灰度符号表示。其中，协调人是与企业内部发明者合作的中间人；守门人是既与企业内部发明者又与企业外部发明者合作的中间人；咨询人是与外部同一企业发明者联系并给予他们咨询的中间人；联络人是与两个来自不同企业的外部发明者合作的中间人。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中间人是否存在外部联系，将中间人划分为内部联系中间人和外部联系中间人，其中，内部联系中间人也就是传统研究中的协调人，外部联系中间人则是守门人、咨询人和联络人的总称。

注：该图参考文献[4]

现有社会网络领域的相关研究认为，能够在知识流动、传递过程中整合多样性知识资源的行动者更容易创造和扩散新颖知识[15]，即在合作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中间人更容易获得异质性知识，进行创新活动。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所处网络位置不同，中间人的收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7]。对于内部联系中间人来说，其能够获得的异质性资源有限，但合作过程中较易与同伴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协调成本，因此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有利于利用式创新。

外部联系中间人能够在知识整合过程中利用其位置优势，促进知识扩散，获得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与相关收益[16]，这种优势来自于隔离、限制合作伙伴交流，从而使自己拥有的知识保持长时间的异质性和独特性(裴云龙,郭菊娥,向希尧，2016)。外部联系中间人可以通过与外部发明者合作搜寻互补性知识资源，为探索式创新提供更多机会。然而，外部联系中间人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不同领域异质性知识进行筛选和整合的成本问题，该中间人角色过于突出时会制约探索式创新[1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具有正相关关系；

H1b: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具有倒U型关系。

1.2 中间人角色与知识多样化

知识多样化反映了发明者涉及不同领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12]，可以分为相关知识多样化和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相关知识多样化反映了发明者了解相关领域知识的深度，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越高，表明发明者在该领域积累的知识越多；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则反映了发明者涉及非相关领域知识的广度，其程度越高，表明发明者拥有的异质性知识越多。

每一个发明者在合作网络中具有角色多重性特征[3]，而且中间人角色具有作用累加性，也就是说一个发明者的创新价值是由其担任的所有中间人角色叠加出来的[8]。每一个发明者都双重嵌入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中，并且两个网络是相关联的，即合作网络会影响知识网络的广度与深度，而知识网络则影响发明者进入创新领域的空间和持续力[18]。因此，中间人角色的不同会影响其所接触到的知识范围，带来不同程度的知识多样化。

内部联系中间人与其合作者同属一个组织，拥有相似的知识背景，空间联系紧密，从而使发明者更容易与合作者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产生高度的相互信任感，有利于知识内部流动[8]，扩大了发明者相关知识范围，提高了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

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具有网络位置优势[19]，能通过内外部网络不断获取大量异质性信息并进行重组[20]，而且外部联系中间人通常拥有强大的吸收能力[21]，是组织中的知识“领头羊”，具有极高的知识素养和雄厚的知识基础。因此，外部联系中间人实际上已成为外部知识向内部传递转换的中转站[21]。Batheit[22]在“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中就突出了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的重要作用，认为其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全球管道，获取来自组织外部的非冗余信息资源，并积极参与内部的“本地蜂鸣”，进而将组织外部丰富的异质性知识与集群内部已有知识有效结合，并使之迅速传播开来。因此，外部联系中间人能够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提高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发明者相关知识多样化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存在正相关关系。

1.3 知识多样化与二元创新

发明者在实施创新活动时，必须以不断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在该过程中，发明者对自身拥有的知识进行交叉融合，创造出更多知识组合与研发机会，以减少研发不确定性和成本，提升创新绩效[9]。发明者在创新时，往往更愿意选择在资源特征上与自身资源相似的领域，这样能够利用以前的学习经验和知识特性等。当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较高时，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提升研发速度。由于创新或发明来源于知识组合或重组[23]，知识要素属于同一相关知识领域，则更易于整合重组，筛选和转换成本也低，从而有利于利用式创新。

知识在不同领域间的传递交换有利于提升知识组合的创新性并形成知识溢出[4]，知识多样化程度高的发明者，其涉及的知识领域广，拥有的异质性知识资源也多，这些资源在发明者的整合下有助于实现交叉创新。根据知识基础理论，多样性知识为发明者组合不同领域的异质性知识资源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更丰富的思路，从而有利于探索式创新。Leonard-Barton[24]认为发明者的知识基础与知识范围过于狭隘会使其面临核心刚性问题。因此，发明者应通过拓宽知识范围、提高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来避免核心刚性与路径依赖问题[25]。而非相关知识多样性的提高会给发明者探索式创新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不同知识之间具有高度的约束性[26]，当发明者进入非相关、陌生的知识领域时，由于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并不能轻易完全地消化吸收这些异质性信息，增加了发明者知识搜索的不确定性及风险，产生较高的学习成本与转换成本[27]，而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会分散发明者资源和精力，加重其负担，当创新过程中消耗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则会抑制探索式创新[1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提高能够促进发明者利用式创新；

H3b：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发明者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1.4 知识多样化的中介效应

知识多样化在中间人角色与二元创新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中间人在社会网络中交流、传递知识的过程即是知识要素的分散与重组，使其在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研发能力的基础上扩大知识范围[28]，且不同中间人角色有着不同作用。内部联系中间人获得的知识资源往往是同质的，与发明者本身的知识要素有着较强相关性，能够促进其相关知识多样化，而外部联系中间人与外部人员合作，通常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异质性知识资源，拓宽了自身知识广度，提高了其非相关知识多样化水平。

不同的中间人角色对知识多样化的影响不同，其对创新的影响也将不同。由前文分析可知，相关知识多样化能够促进发明者利用式创新，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有着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发明者的知识多样化受中间人角色影响并对创新产生作用，在中间人角色与创新间发挥桥梁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H4b：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2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2.1 变量设计与衡量指标确定

2.1.1 自变量

自变量为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和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其中，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用内部联系中间人占比，即未与组织外部成员合作但与组织内部成员合作研发的专利数量占全部专利数量的比例衡量；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用外部联系中间人占比，即发明者与组织外部成员合作研发的联合专利数量占全部专利数量的比例衡量。

2.1.2 因变量

因变量为发明者个人创新，分为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参考徐露允和曾德明[11]、刘凤朝和付雅宁等[4]的研究，以发明者专利数据中的国际专利分类号为测量依据，用发明者在第t年与t-3至t-1年相比，新出现的国际专利分类号(IPC)的前四位次数衡量发明者的探索式创新[24]，用未出现新的IPC前四位分类号的专利数量衡量利用式创新。

2.1.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知识多样化程度，包含相关知识多样化和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知识多样化程度能够衡量发明者涉及的知识范围和拥有知识的差异性。在进行知识多样化测量时，参考林明、任浩等的研究方法[28]，将IPC分类号中前三位数分类号(大类)作为第一层，前四位数分类号(小类)作为第二层，其中，第一层包含第二层，然后利用Chen & Chang对知识多样化程度的计算方法，进行熵度量。

相关知识多样化：其中，Pi代表专利分类号i属于第二层分类号的数量占发明者全部不属于第二层专利分类号数量的比例，M指发明者拥有的全部不属于第二层类别的专利分类号数量(林明，董必荣，2014)。

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其中，Pi代表专利分类号i属于第一层分类号的数量占发明者全部属于不同第一层专利分类号数量的比例，N指发明者拥有全部不属于第一层类别的专利分类号数量(林明，董必荣，2014)。

2.1.4 控制变量

①发明者的研发经验。根据发明者2006-2018年在华为、中兴工作的年限，衡量发明者研发经验；②发明者的知识基础。发明者的知识基础会对其知识结构产生影响，本文利用发明者提出的所有发明专利涉及的IPC分类号数量来衡量其知识基础水平。IPC分类号越多，专利涉及的知识领域越广，越有利于知识组合产生，因此，本文将发明者的知识基础作为第二个控制变量。

本文研究涉及到的所有变量名称、符号、内涵等，具体见表1。

2.2 数据收集

本文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数据(2010-2018年)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两家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并借鉴刘凤朝、付雅宁等[4]测量发明者中间人角色的研究方法，将专利数量多且研发时间持续长的发明者挑选出来作为关键研发者进行研究。经数据整理后，获得华为公司专利数据14 840条，挖掘出关键发明者100人，获得中兴通讯专利数据14 600条，挖掘出关键发明者117人，利用移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分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在数据处理时，将2010-2018年所有数据采用三年移动时间窗口法，对发明者的发明专利数据进行统计和指标计算，基于移动面板数据，考察发明者中间人角色、知识多样化与创新的关系。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观察样本特征，对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中间人角色、知识多样化、二元创新、研发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见表2、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间有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作回归检验。

注：*p<0.10,**p<0.05,***p<0.01，下同

3.2 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在回归分析时，因样本数据中含有大量0值，故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3.2.1 中间人角色对二元创新的影响结果

从表4、表5中可以看出，在模型M1a和M1b中，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利用式创新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15，p<0.05；β=1.503，p<0.01)；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探索式创新均有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β=-4.023，p<0.05；β=-5.154，p<0.01)。因此，假设H1a、H1b得到验证。

3.2.2 中间人角色对知识多样化的影响结果

模型M2a和M2b检验了中间人角色与知识多样化的关系。由表4、表5可知，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419，p<0.01；β=0.416，p<0.01)，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同样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2.028，p<0.01；β=7.267，p<0.01)，假设H2a、H2b得到验证。

3.2.3 知识多样化对二元创新的影响结果

模型M3a、M3b检验了知识多样化与创新的关系。从表4、表5中可以看出，华为和中兴发明者的相关知识多样化与利用式创新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16，p<0.05；β=0.357，p<0.01)，即相关知识多样化水平提高会促进发明者利用式创新，故假设H3a得到验证。对于探索式创新来说，由表4中模型M3a的ERI对应列可知，华为的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由表5中模型M3b的ERI对应列可知，中兴的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的倒U型关系并不特别显著，显著性水平p=0.132，只略高于0.1，因此本文提出的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有着倒U型关系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3.2.4 知识多样化的中介效应

参考朱明琪、张甫香[29]和温忠麟、叶宝娟[30]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华为和中兴知识多样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别如表4、表5所示，模型M1a、M1b考察了中间人角色与创新的回归效应，模型M2a、M2b考察了中间人角色与知识多样化的回归效应，模型M4a、M4b将中间人角色、知识多样化同时放入模型并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M1a、M1b中的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利用式创新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占比与探索式创新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此可进一步探讨中介效应。

由于模型M2a、M2b中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相关知识多样化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非相关知识多样化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可进一步作中介效应检验。在模型M4a、M4b中，相关知识多样化与利用式创新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441，p<0.05;β=0.372，p<0.01)，所以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设H4a得到验证。根据温忠麟(2004)关于中介效应的理论研究[31]，由于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之间也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对华为公司来说，模型M4a中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因此需要进行sobel检验，判断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本文根据回归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P值为0.015，sobel检验结果显著，因此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b得到华为公司数据支持；从模型M4b中可以看出，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显著(β=-1.007，p<0.05)，结合模型M1b、M2b可知，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b也得到中兴公司数据支持。

4 研究结论与不足

4.1 研究结论

(1)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利用式创新有正相关关系，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内部联系中间人拥有相似的知识背景，空间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产生信任感，同质性知识在内部合作网络中的流动更频繁，内部联系中间人利用这些资源，提高了自身知识领域的深度与广度，促进了利用式创新。外部联系中间人拥有的知识更具独特性和异质性，是探索式创新的催化剂，但其与外部联系中会产生较高的风险和成本，当收不抵支时会抑制探索式创新。

(2)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相关知识多样化呈正相关关系，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与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呈正相关关系。内部联系中间人与组织内部发明者合作，组织内部相关领域知识流动促进了发明者相关知识的多样化。外部联系中间人能够利用其位置优势，接触组织外部丰富的异质性资源，增强远距离知识搜索能力，从而获得更为丰富的非冗余知识，促进了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

(3)相关知识多样化与利用式创新有正相关关系，非相关知识多样化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相关知识多样化能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减少知识转换成本，促进利用式创新。因此，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越高，拥有的知识组合机会越多，越有利于打破既有技术轨迹，实现探索式创新，但当发明者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过高时，会产生更高的知识筛选和整合成本，抑制探索式创新。

(4)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内部联系中间人影响利用式创新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在外部联系中间人影响探索式创新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4.2 研究启示

(1)组织发明者应该有意识地构建和维护自己的创新合作网络，理性选择需要充当的中间人角色。如果发明者处于组织常规研发部门，则需要更多地与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提升自身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促进利用式创新。若发明者处于组织前瞻创新部门，则不仅需要与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交流与合作，更要加强与外部组织的交流合作，接触更多异质性知识，跳出自己的“知识舒适圈”，摆脱惯例依赖，充分发挥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提高自身非相关知识多样化程度，促进探索式创新。需要注意的是，其与外部人员的交流合作范围不宜过大，也不必追求过高的非相关知识多样化，否则会抑制探索式创新。

(2)在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快速迭代的环境下，组织应该为发明者与组织内外部人员的合作创新创造条件，提供制度支持。在组织内部建立能够促进知识快速传播与共享的氛围和机制，设计出有利于开展内外合作创新的激励制度，不仅促进内部合作，还要推动与外部组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重点关注了内部联系中间人角色-相关知识多样化-利用式创新、外部联系中间人角色-非相关知识多样化-探索式创新两个因果链条上的作用机理，未讨论两个链条间的交叉影响，实际中可能存在复杂的交叉影响，并涉及到两类中间人角色、两类知识多样化及二元创新的平衡问题，后续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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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