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重大战略举措。创业导师是指凭借自身丰富知识和经验向初创企业创业者提供激励与建议,以帮助他们避免出现致命错误的人[1],其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孵化器业界相关数据显示,未受创业辅导的小企业4~6年的失败率高达55%,而接受创业辅导的企业失败率约为20%[2]。对创业者进行创业辅导是提高创业企业存活率的重要举措。因此,在各国创新创业促进战略中,利用创业导师丰富知识和经验对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是构建创业扶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实施的退休经理人服务项目(Service Corps of Retired Executives, SCORE)就是通过12 000多名志愿者导师网络支持800多万名创业者创业[3],此外还有英国的Business Link-PBA(Professional Business Advisor)项目、法国的France Initiative项目以及加拿大的创业基金会等。
鉴于创业导师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概括而言,目前影响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4类 [4-6]:①创业导师特征,如同理心、经验和能力、指导风格等;②创业者特征,如接受指导的意愿、控制点、自我开放程度、对指导关系的承诺等;③指导关系特征,如导师与创业者的相似度,双方的道德契约、互动频率与质量,双方亲密度等;④支持机构,如第三方机构角色定位、导师选拔流程、导师培训等。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忽视了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及自我效能感作用的发挥。而动机是引起、维持个体活动并使活动朝某一目标进行的内在动力,对个体活动具有引发功能、指引功能和调节功能[7]。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否利用知识和技能达成目标的自信程度,其决定个人能否展现出积极应对行为,以及付出多少努力[8]。因此,创业导师指导行为、服务质量及指导活动持续性与创业导师参与创业指导活动的动机及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但是,目前考察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和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指导效果影响的研究较少。为弥补这一缺陷,本研究采用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考察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外部服务动机及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指导效果的影响,旨在为我国出台相关政策、更好地发挥创业导师的作用提供理论借鉴。
目前,学界对创业指导效果没有统一定义,通常被看成是创业导师进行创业指导行为后产生的积极效用。在衡量指标上,也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研究者往往根据自身需要采用不同指标对创业指导效果进行衡量。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者主要从两种视角衡量创业指导效果:一是对创业者本人成长的积极影响;二是对创业者新创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在创业者本人成长积极影响方面,Deakins等[9]最早用创业者企业管理能力和目标达成能力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Ozgen & Baron[10]采用创业者机会识别能力提高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St-Jean & Audet[11]认为,创业导师能有效促进创业者认知学习和情感学习,其采用创业知识和技能、机会识别能力及自我效能感提升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方面,Bisk[12]、Nandram (2003)、Wikholm等采用新创企业销售额和盈利能力增加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Gravells[13]采用市场份额扩大、信息获得等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陈建安等[5]提出,指导关系本质上是创业导师与创业者间的交换关系,只有在互惠条件下才能维持并取得实质成效。因此,创业指导效果不仅体现在对创业者本人和新创企业发展产生效用,而且还需要对创业导师本人发展、经验增长等产生积极作用[4,10]。在创业导师与创业者互动过程中,只有做到平衡互惠才能保持创业指导行为的可持续性。基于此,本研究从新创企业成长、创业者本人成长和创业导师幸福感3个角度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销售额增长和市场份额增长两个指标从新创企业成长角度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采用创业者能力、素质提升及社会资源获取两个指标从创业者角度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采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个指标从创业导师角度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
在工作领域,人们的行为动机常被划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种。其中,外部动机是指个体对行为活动所带来的外在回报,如由报酬、他人承认、社会地位等产生的工作愿望[14]。本研究之所以认为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创业指导效果存在显著关系,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①动机最重要的功能是控制个体注意力。达到目标的动机越强,个体越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达成目标相关的因素上[15]。外部指导动机虽然使得创业导师对创业指导活动本身这一指导任务的关注度降低,但却促使创业导师更加关注外部目标的达成,如新创企业成长等;②Allen[16]研究发现,不同指导动机影响导师功能的提供,外部动机强的导师更倾向于向创业者提供工具性职业支持。因此,在创业指导过程中,创业导师为帮助创业者达成创业目标,通常会为其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如介绍潜在客户、提供机会、拓展社会网络、提供知识和信息支持等;③外部服务动机虽然促使创业导师的指导行为受外在需求的驱动,但外在需求的实现(如收入提升)也能让个体体验到高度幸福感[17-18]。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H1a)、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H1b)、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H1c)、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H1d)、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H1e)、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H1f)显著正相关。
内部动机是指个体对从事工作本身因兴趣而产生的工作愿望。动机注意分配假说指出,内部动机不仅促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达成目标相关的因素上,而且还促使个体对目前从事的工作全力以赴[15]。Allen [16]的研究显示,内部动机强的导师不仅会给予受指导者工具性职业支持,而且还会给予受指导者情感性职业支持。因此,在创业指导过程中,内部服务动机强的创业导师为帮助创业者达成创业目标,他们一方面会积极为接受指导的创业者提供工具性支持,另一方面也会关注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给予受指导者情感性职业支持(如恢复信心、积极面对、激励、引导等)。另外,受内部服务动机驱动的创业导师由于在创业指导活动中体验到更多乐趣,享受提供创业指导的感觉,因此他们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较高。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H2a)、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H2b)、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H2c)、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H2d)、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H2e)、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H2f)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是指创业导师对自身利用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完成创业指导且达成目标的自信程度。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当面对困难时,自我效能感决定了个人能否展现出积极应对行为,以及会付出多少努力。高自我效能感个体在行为活动中将展现出极大的努力,进而产生积极行为结果;而低自我效能感个体在行为活动早期就会停止努力,并产生失败的结果[8]。因此,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高创业指导自我效感的创业导师不仅愿意对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而且在创业指导过程中,还会展现出足够多的努力,以克服指导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或障碍,进而产生积极的创业指导效果。另外,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个体在行为活动中满足胜任需求并获得胜任感时,就会产生幸福感[19-20]。因此,根据自我决定理论,高创业指导效能感导师在创业指导过程中还会产生高幸福感体验。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H3a)、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H3b)、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H3c)、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H3d)、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H3e)、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H3f)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如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本研究选取武汉天使导师团、武汉理工大学生创业园、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等80多个聘请了创业导师的第三方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创业导师和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为期1个月的走访调研,共获得176份创业导师有效问卷。在创业导师样本中,男性115人,占65.34%;女性61人,占34.66%。从年龄分布看,25岁及以下11人,占6.25%;26~35岁61人,占24.66%;36~45岁60人,占34.09%;46岁及以上44人,占25.00%。从创业导师所在单位性质看,高校16人,占9.09%;企业127人,占72.16%;政府部门7人,占3.98%;其它事业单位10人,占5.68%;其它16人,占9.09%。从学历分布看,博士14人,占7.95%;硕士46人,占26.14%;本科92人,占52.27%;专科及以下24人,占13.64%。
(1)创业导师服务动机。根据Deci等[19]的自我决定理论及研究情境,本研究编制5个条目用于测量创业导师参与创业指导的外部服务动机和内部服务动机。参与调研的创业导师被要求回答“您参与创业指导工作是因为什么?”具体测量条目见表1。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外部服务动机问卷和内部服务动机问卷均呈现单维结果,单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分别为59.97%、68.4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外部动机问卷和内部动机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和0.88。
(2)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根据班杜拉[8]的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采用6个条目测量创业导师的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问卷呈现单维结果,单因子累积解释率为68.71%,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3)新创企业成长。根据谢雅萍等[21]、徐占东和陈文娟[22]、王庆金和周键[23]的做法,采用主观测量方法,要求创业导师汇报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及市场份额增长,用于测量创业者新创企业成长。
(4)创业者成长。根据创业导师制功效的创业学习效益视角[5],本研究从综合素质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或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心理素质提升3个角度测量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问卷呈现单维结果,单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5.93%,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本文采用“创业者通过我获得了更多社会关系资源”这一指标测量创业指导对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的影响。
(5)创业导师幸福感。基于不同的哲学背景,幸福感分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研究取向。其中,主观幸福感源于快乐论,认为幸福就是对生活的满意度,即拥有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和少的消极情感体验[24]。心理幸福感则源于实现论,认为幸福并不只是情感上的积极体验,更多的是基于个人潜能的实现[25]。参照Zheng等[26]开发的员工幸福感问卷,本研究根据两种幸福观取向,分别编制3个条目,用于测量创业导师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问卷和心理幸福感问卷均呈现单维结构,单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分别为88.16%、82.64%,主观幸福感问卷和心理幸福感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和0.89。
表1 测量变量及题目
变量维度题目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1.担任创业导师能给我带来经济收入,使我赚钱2.担任创业导师能提升个人品牌和影响力3.担任创业导师能帮助我获取项目资源4.担任创业导师能帮助我获取人才资源服务动机内部服务动机1.担任创业导师能帮助我获取新知识2.我能从创业导师工作中获得成就感3.创业导师对我来说是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作4.创业导师对我来说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经历5.创业导师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有趣创业导师自我效能感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1.我自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指导创业者成功2.我能深入了解创业指导服务要求,并有效指导创业者3.我清楚创业基本规律,能指导创业者降低创业风险4.我掌握相关创业流程,能让创业者很快了解创业过程5.我掌握有关创业技能,能帮助创业者提升创业能力6.虽然指导条件有限,但我仍能发挥创业指导的最大效用新创企业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1. 创业企业经过我的指导,获得了销售额/业务量增长成长新创企业市场额增长1. 创业企业经过我的指导,获得了利润/市场份额增长创业者成长能力与素质提升1.创业者经过我的指导,获得了综合素质提升2.创业者经过我的指导,获得了经营管理能力/技术能力提升3.创业者经过我的指导,提高了自信心和心理韧性(个体在逆境或危机情况下的心理抗压与恢复能力)社会网络拓展1. 创业者通过我获得了更多社会关系资源创业导师幸福感主观幸福感1.我对创业导师的工作内容感到满意2.我对创业导师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到满意3.总体来说,我对创业导师工作满意心理幸福感1.我觉得我能成为创业导师非常幸运2.我总能找到办法充实创业导师工作3.对于创业导师工作中出现的挑战与困难,我都能积极面对
注:所有问卷反应方式为Likert 5级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对研究涉及到的9个兴趣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首先,由表2中各变量均数可以看出,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M=4.390,SD = 0.624)高于外部服务动机(M = 3.675, SD = 0.652),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处于中上水平(M = 4.021,SD = 0.594)。其次,由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r = 0.342;p < 0.01)、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r=0.231;p<0.01)、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r=0.316;p <0.01)、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r=0.423;p<0.01)、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r=0.389;p<0.01)、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r=0.418;p<0.01)存在显著关系;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r=0.438;p<0.01)、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r=0.397;p<0.01)、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r=0.512;p<0.01)、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r=0.518;p<0.01)、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r=0.627;p<0.01)、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r=0.690;p < 0.01)存在显著关系;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r=0.579;p<0.01)、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r = 0.633;p < 0.01)、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r = 0.689;p < 0.01)、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r = 0.498;p < 0.01)、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r = 0.548;p < 0.01)、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r =0.586;p < 0.01)存在显著关系。上述研究结果初步为假设提供了支持。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均数标准差123456781.外部服务动机3.6750.652NA2.内部服务动机4.3900.6240.524∗∗NA3.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4.0210.5940.158∗0.382∗∗NA4.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3.7200.7670.342∗∗0.438∗∗0.579∗∗NA5.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4.0500.6840.231∗∗0.397∗∗0.633∗∗0.604∗∗NA6.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3.9190.6300.316∗∗0.512∗∗0.689∗∗0.767∗∗0.796∗∗NA7.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4.0200.7910.423∗∗0.518∗∗0.498∗∗0.569∗∗0.566∗∗0.701∗∗NA.8.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4.1900.6770.389∗∗0.627∗∗0.548∗∗0.466∗∗0.500∗∗0.561∗∗0.449∗∗NA9.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4.2490.6610.418∗∗0.690∗∗0.586∗∗0.545∗∗0.574∗∗0.639∗∗0.550∗∗0.762∗∗
注:* 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下同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均采用全部纳入法(Enter)进入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控制变量 性别-0.029-0.106-0.102-0.0670.114∗0.115∗ 年龄-0.0040.127-0.0110.0430.0750.058 职称0.0590.0160.0330.0310.064-0.012 受教育程度-0.016-0.0030.022-0.006-0.110-0.003 创业经历-0.025-0.225-0.115∗-0.064-0.145∗-0.104 担任导师时间-0.001-0.0760.034-0.046-0.018-0.006 指导过的创业项目数量0.0810.1700.1220.1000.1070.035 互动次数/每月0.166∗0.0270.0710.035-0.0180.023自变量 外部服务动机0.220∗∗0.1120.142∗0.260∗0.1250.104 内部服务动机0.1240.150∗0.233∗∗0.256∗0.403∗∗0.468∗∗ 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0.407∗∗0.530∗∗0.507∗∗0.309∗0.389∗∗0.417∗∗ △R20.284∗∗0.350∗∗0.411∗∗0.339∗∗0.450∗∗0.536∗∗Fchange (1, 161)28.103∗∗37.767∗∗54.663∗∗31.183∗∗53.948∗∗78.328∗∗
注:性别(1=男,2=女)、年龄(1=25岁及以下,2=26~35岁,3=36~45岁,4=45岁以上)、职称(1=初级,2=中级,3=高级)、受教育程度(1=专科及以下,2=本科,3=硕士,4=博士)、创业经历(1=0次,2=1次,3=2~3次,4=4次及以上)、担任创业导师时间(1=1年及以下,2=1~3年,3=4~5年,4=6年及以上)、指导过的创业项目数量(1=0个,2=1~5个,3=6~10个,4=11个以上),每月互动次数(1= 1次以下,2=1~2次,3=3~4次,4=5次及以上);系数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由表3可知:①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β=0.220,p<0.01)、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β=0.142,p<0.05)、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β=0.260,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β=0.112,p>0.05)、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β=0.125,p>0.05)、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β=0.104,p>0.05)没有显著正向关系;②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β=0.150,p<0.05)、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β=0.233,p<0.01)、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β=0.256,p<0.05)、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β=0.403,p<0.01)、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β=0.468,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没有显著关系(β=0.124,p>0.05);③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β=0.407,p<0.01)、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β=0.530,p<0.01)、创业者能力与素质提升(β=0.507,p<0.01)、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β=0.309,p<0.01)、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β=0.389,p<0.01)、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β=0.417,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获得数据支持情况见表4。
表4 研究假设支持情况
研究假设假设支持情况H1a: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1b: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不支持H1c: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创业者素质与能力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1d: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1e: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不支持H1f:创业导师外部动服务机与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不支持H2a: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不支持H2b: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2c: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创业者素质与能力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2d: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2e: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2f: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a: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b: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c: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者素质与能力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d: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者社会网络拓展提升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e: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H3f: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导师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支持
培育创业指导工作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提升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的逻辑起点。正确的创业指导价值理念至少应包括两个基本成分:①创业指导是一项造福社会福祉的公益事业。创业者通过创办企业,为社会创造新就业岗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创业导师应看到自身工作对创业者及社会发展的价值,从而形成强烈的自豪感、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②树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观念。在创业指导过程中,获益一方不应只局限于创业者,创业导师也能从中收获良多。例如,获得灵感、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发现商业机会等[5]。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规则[27]指出,平等互利不仅有利于创业导师与创业者间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而且创业导师还会在自我目标和自我激励下自觉主动投入到创业指导工作中去。
来自外界的激励是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7]。因此,为激发创业导师工作活力,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创业导师,促进“理实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政府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见图2。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应成立专门的创业导师发展基金,奖励那些在创业指导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创业导师。同时,还要给予优秀创业导师相应的荣誉奖励。
(2)制定创业导师支持政策。为推进创业指导工作,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创业指导工作并且切实取得实际效果的创业导师,政府应在职称聘评上给予倾斜性支持,以解决创业导师的后顾之忧。
(3)拓展创业导师职业发展路径。对于新入职的创业导师,应为其设置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让他们在职业发展目标驱动下积极投入到创业指导工作中去。
图2 创业导师激励机制
(4)设计合理的阶梯薪酬制度。各产业园或孵化器在结合市场水平前提下,设计出合理的阶梯晋升薪酬制度,鼓励创业导师积极参与创业指导,当创业导师符合晋升条件后就可以晋升到下一薪酬等级。晋升标准维度可从创业导师职称评定、工作表现、帮扶效果等方面设计。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创业导师能力提升一般仅通过专题分享会、座谈、学术沙龙等“碎片化”方式进行。这些短期、一次性的交流和培训对创业导师能力提升的效果不大,而且还容易使创业导师产生疲劳甚至厌倦心理。但创业导师经验、指导风格、综合素质、同理心、倾听和教练技术等却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5],具体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提升创业导师指导能力。
(1)深化创业导师专业知识能力。对于创业导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可通过长期、集中、有针对性和整体性的培训方式,如举办创业学院、暑期培训夏令营、创业导师研修班、定制培训班(根据学员需求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开班)等安排创业导师集中进行学习,然后开设完整系统的培训课程体系,全方位、专业化提升创业导师指导能力。
(2)扩展创业导师知识储备能力。对于创业导师拓展知识的培养,首先,创业导师可根据自身以往经验和洞察力收集创业相关信息,在不断变换的信息中甄选出能为己所用的有效信息;其次,可对创业导师进行集中性的专业知识培训;最后,可通过外部学术交流项目提供学习交流平台,每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有志于投身创业教育的佼佼者在这一平台上参与课堂教学、合作交流等,增强创业导师团队精神及对创业教育更深层次的理解,让创业导师们在合作中不断进步。
(3)理论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对于创业导师实操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可借鉴英国柏森学院的做法,通过创育结合的伙伴式培训项目,组织成功创业者和富有经验的导师共同参与教学,帮助创业导师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借鉴英国导师培训“走出去”战略,通过组织导师进入企业实践培训,为创业导师提供去企业进行创业实践的机会,提升创业导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创业导师来自不同专业领域,他们所擅长和感兴趣的方向各不相同。而且,创业者需要更精准、更细化、更高效、更专业的创业指导。然而,目前我国在创业指导方面的建设比较笼统和粗放,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应实施创业导师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创业导师熟悉领域、指导能力及指导企业数量等进行详细分类,同时根据不同创业企业对不同领域创业导师的需求,以及企业成长阶段和规模等条件匹配不同类别及级别的导师,努力实现导师与创业者间的精准对接,为创业者提供精准服务[29]。为了更好地对创业指导过程中的资源进行合理匹配,实现导师与服务对象间的精准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可充分利用目前便利的互联网通信技术,搭建动态双向沟通信息平台。以平台为支撑,开辟双向选择通道,备选导师以研究方向和工作侧重点设置标签,被辅导创业者以自身创业需求设置标签,对双方进行双向匹配,以实现创业精准扶持。另外,平台还需要具备收集创业者需求信息、创业企业信息、创业导师可利用资源信息以及通过关键词搜索进行匹配等基础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细化设计,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平台(见图3)。
图3 创业导师智库平台建设
在该智库平台中,由于创业导师正式开展创业指导往往是第三方组织(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高校、科技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机构)配对创业者及创业导师的过程,因此第三方组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取决于实施过程中三者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充分发挥创业导师的帮扶作用,第三方组织必须担负起导师与创业者匹配过程中的管理职责,而不是让创业导师与创业者自发建立指导关系。第三方组织支持不仅能够监督创业导师与创业者的匹配关系,还可以有效帮助创业者克服接受创业导师帮扶等心理障碍;其次,由于创业者几乎不具备选择导师的知识,第三方组织应积极引导创业者选择正确的导师[28]。第三方机构需要基于创业者的现实需求作出初步诊断,然后设计出合理匹配方案;最后,构建合理的创业指导支持体系,运用大数据建立创业导师数据库,创建多维度创业导师网络,采取“多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等指导方式,打造创业导师与创业导师、创业导师与创业者、创业者与创业者间的交流平台。
本研究采用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新创企业成长、创业者成长及创业导师自身幸福感3个方面考察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内部服务动机及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创业导师外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增长、创业者成长呈显著正向关系;②创业导师内部服务动机与新创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创业者成长及创业导师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③创业导师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新创企业销售额及市场份额增长、创业者成长及创业导师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
本研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虽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在创业指导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先前研究主要对创业导师开展创业指导行为的动机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探讨[4],而针对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对创业指导效果影响的研究则较少。Song等[6]考察了创业导师意愿对创业指导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创业导师成为创业导师的意愿越强,创业导师与创业者间的互动越频繁,越能显著提升创业导师的创业指导效果。本研究与先前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将创业导师深层次动机性因素纳入进来,分析创业导师不同类型动机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的影响;②本研究还考察了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的影响。虽然先前研究已经发现,创业导师知识与技能因素对创业指导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5],但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对个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个体知识与技能,而是取决于个体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达成目标的自信程度;③本研究在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先前研究主要从创业者、新创企业两个方面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4-5],但正如刘凤等[4]所言:“在社会交换理论中,互惠原则是人际交往活动持续进行的动力,创业导师指导活动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互惠机制,深入研究创业指导对于创业导师的效用有利于探索创业导师指导过程中的平衡互惠机制,确保创业指导行动的持续性。”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幸福感和自我实现论视角,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个方面衡量创业导师指导效果。结果发现,当将外部服务动机、内部服务动机和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一起纳入回归方程时,外部服务动机并不能显著预测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而内部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仍能显著预测创业导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①采用横截面数据考察创业导师创业指导服务动机和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指导效果的影响。虽然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为本研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30],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创业指导效果反向影响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因此,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考察创业指导服务动机、创业指导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指导效果间更为复杂的关系;②本研究只考察了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指导效果的直接影响,没有对自变量和结果变量间的“黑箱”进行考察。Allen[16]的研究显示,导师的不同服务动机影响不同导师功能的提供。例如,自我提升动机与工具性指导提供显著相关,自我满足动机与社会心理指导显著相关,利他动机与工具性支持和社会心理支持相关。可以预测,不同导师功能的提供会产生不同的指导效果。因此,未来研究可考察创业导师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如何通过不同导师功能的提供,进而对创业导师指导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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