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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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渐成为保持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为寻求突破性发展开始建立创新生态圈。创新生态圈演进力量来源于创新要素的共生竞合，不同创新要素既相互竞争又协同演进，推动静态、线性、机械式的创新系统向动态、非线性、有机式的创新生态圈转变。
上海、北京、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是创新生态圈形成和演进的承载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虽然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但也造成经济发展质量下滑、产业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发展面临生产成本上升、制造企业外迁、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等难题，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严重，打造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区域中心城市科技力量雄厚、人口素质高、综合服务能力强，具备打造创新生态圈的先决条件。因此，本研究在揭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内涵、要素架构、生态特征及运行机制，寻求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打造路径，旨在为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创新水平提供理论借鉴。
自从20世纪初Schumpeter等[1]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词内涵不断丰富，其研究范围及深度不断拓展。创新理论经过数代发展，出现了线性创新模式与非线性创新模式的区分，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创新生态圈理论均属于非线性创新模式的分支。相较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创新生态圈理论更加注重创新各主体与要素间的动态性弥合及能动性呈现，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揭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理论渊源，需要梳理多重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视角看，管理学和组织学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形成的基础。生态进化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关系密切，随着生态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人类活动规律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具有内在一致性”逐渐得到人们认可[2]。1993年，Moore[3]类比自然生态系统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企业与其它组织为实现价值创造，围绕产品或服务展开合作与竞争，共同结成松散网络。松散网络价值增值源于商业生态系统的新颖性、锁定性和高效性[4]。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创新主体，大部分资源被研发阶段的创新活动利用[5]。
从中观视角看，创新生态系统是不同创新组织的集合。1977年，Preston Cloud[6]首次提出“产业生态学”的概念，认为现代产业可以按照自然生态法则运行。产业发展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产业主体与产业生态环境的依存关系十分紧密[7]。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包含多个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不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有助于促进产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8]。宏观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忽略了研究对象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关注创新要素整体溢出效应[9]。Chesbrough等[10]使用“开放式创新”战略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建立基于共享知识、个人成长、主体互信的商业生态系统探究了区域经济增长核心动力。创新生态系统为适应多层次商业模式，通过构建传导反馈机制促使管理知识自由流动，实现商业模式与生态系统的有效连接[11]。
近年来，创新生态圈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为研究创新范式提供了全新视角。吴金希[12]强调，创新生态系统本质上反映了创新主体间的接近和凝聚，是一种合作关系，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和互补效益；Jucevicius等[13]认为“生态圈”本质上是复杂且开放的自我调节系统，由生命物质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形成；赵志耘等[14]指出，共生创新具有自组织、整合、共担、反馈等特点；潘松挺等[15]认为，生态圈属于生物学范畴概念，具有生物物种多样化、多样化物种相互依赖、生态自我繁衍3个特征；Adner[16]认为，企业创新生态圈具有复杂性特征，能通过资源共享分散市场风险，实现规模效益；贾天明等[17]认为，区域创新生态圈与商业模式相互作用，企业在创新生态圈的引导下逐渐产生竞争优势，实现区域价值创造。
生态圈理论被广泛用于研究商业平台、商务模式、创新创业等，学者从理论视角探究了生态圈构成要素与机理。孙金云[18]提出创业生态圈的概念，并提炼出创业生态圈的四大特征及六大构成要素；Reynolds等[19]通过分析中小型制造商创新能力培育途径，探究了制造业创新生态圈参与者间的创新知识流动；闫二旺等[20]以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实践为例，通过关注顶层设计、系统创新链和政府支持等环节，构建了动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圈；Weil等[21]将创新生态圈演化与市场动态联系起来，研究了技术转换、供应商联盟形成、行业整合对创新生态圈的影响；于超等[22]通过分析东阿阿胶集团企业发展历程，探讨了企业主导逻辑下创新能力培养和创新生态圈成长路径及其发展机理。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内涵、逻辑、路径等方面剖析了创新生态圈理论框架，但应用研究相对不足，缺乏与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本研究以生物学为隐喻研究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明确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涵与要素架构，探讨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的生态特征；基于生物学、系统论等跨学科知识，构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模型，探究其运行机制，旨在通过系统性分析，明晰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的内在机理。
自然生态圈是自然界内物种与环境长期耦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地理依赖性、区域性和动态持续性特征。创新生态圈借鉴生物学研究思路，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创新研究范畴，构建动态多层次、有机开放的创新理论架构(赵放等，2014)。区域中心城市内物种丰富、环境多变，技术革命加速了“物种”间物质能量的流动，城市内部逐渐形成具有凝聚力和隐形边界的群落。群落以创新环境为发展载体，其内部既包括企业、高校等生产者，又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等分解者，还包括不同种类的消费者(见表1)，共同形成价值增值、信息传递、知识流动的抽象化环道[23]。
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圈不同(见图1)，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强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的主导地位，而创新生态系统则更注重政府等分解者对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社会分工发达、创新要素丰富、创新环境优良，更容易形成包含多个企业或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城市创新生态圈。因此，借鉴自然生态圈特征及前人研究成果，将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定义如下：基于技术、人才、资金、土地等创新要素，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演化载体，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等相互依赖、共生共赢，进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边界且稳定持续的经济社会体系。
表1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生物学隐喻
生物学隐喻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涵 生产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生态圈的核心主体,提供创新思维,产生创新成果,实现价值增值消费者用户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中创新成果的检验者、使用者和反馈者分解者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为创新主体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和中介服务环境变异、进化技术变革、原始创新区域中心城市内具有独创性的发现或发明,为社会提供原创性知识和根本性创新遗传、繁殖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创新方式在创新生态圈内部形成创新惯性,选择、集成和优化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物质、能量价值、信息、知识创新生态圈内企业、高校、政府、中介服务机构、创新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的载体和体现无机环境创新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等生境资源禀赋区域中心城市拥有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状况选择市场竞争区域中心城市内各创新主体为获取更多市场资源,展开产品、服务、价格等竞争
资料来源：吴金希.创新生态体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图1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圈
尽管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是自然生态圈的生物学隐喻，但其作为一种经济社会体系具备一些独有特征：①反映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的近和凝聚。区域中心城市内产学研模式十分普遍，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凝聚不仅是地理位置邻近，更是知识、技术、人员、经济的频繁交流与合作。生产者更重视生态圈内经济活动的主动权以及对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分解者、消费者根据生产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加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②代表超越了市场机制的共生竞合关系。创新生态圈内不同生产者形成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和语言文化，其关系超越了市场机制下的竞争关系，演变成具备共同利益和相近期望的长期信任关系，常常表现为共生竞合形态；③具有明显的倍增效应和网络效应。区域中心城市拥有不同类型消费者，不同规模创新生态圈交互重叠，市场需求引导创新意愿经由企业、高校等生产者转化为产品、技术或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倍增。不同创新主体形成的创新生态圈，其整体竞争力随着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数量增加而增大，且大于单个组织之和。
2.2.1 生产者
类比于自然生态圈要素构成，本研究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归类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生产者。区域中心城市第三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其既是区域经济网络和城市体系的核心，又是区域的信息、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具备打造创新生态圈的客观条件[24]。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集、要素集中，对创新型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而市场需求又反向驱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创新主体)，促使其依赖创新实现价值增值。
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享有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研发费用支配权，同时承担着创新成果市场化风险。企业在创新生态圈内以核心主体角色参与创新活动关键环节，承担着创新思维成果化的重任。企业在创新生态圈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向上引进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高校创新思维和高端人才，实现知识、技术、人才向企业流动；通过向下对接消费者、下游企业，推动创新产品或服务走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区域中心城市企业类型众多，但能自主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数量有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生态圈将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转化为创新产品或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高校与科研机构作用类似，均为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创新思维和技术参考，但存在一定的职能差异。高校致力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研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破解技术难题、开展科学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活动的起点，向企业输送高端人才和创新知识，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原料”。简言之，高校和科研机构分别是创新生态圈中人才创新圈层及知识创新圈层的主要构造者。此外，区域中心城市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众多，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软件”和“硬件”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申请专利等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支撑。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科技园、创业孵化器、创业中心等服务机构，帮助大学生将创新思维成果化，并间接成为人才、知识的检验平台。
2.2.2 消费者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的创新活动受企业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的限制。市场结构变化影响企业主导地位，市场用户深度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范式。市场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场消费者是创新成果的最终检验者，创新成果价值最终由消费者接受程度决定。一方面，消费者需求决定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向。消费者消费偏好和实际需求是生产者开展创新活动的驱动力，再加上市场结构中该类产品供给不足，则此类产品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就大，创新活动倍增效益由此凸显。另一方面，消费者使用产品或享受服务后的反馈信息能引导和调节生产者的创新活动。消费者反馈信息能够促使生产者调整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部分产品或服务，帮助创新生态圈及时淘汰落后生产者，维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圈内的消费者分为中间消费者和终端消费者两种。其中，中间消费者往往是加工企业，他们将购买到的产品用于再加工，生产出再次增值的创新产品。终端消费者的消费目的是为了获取产品效用，此时的消费者既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
2.2.3 分解者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分解者主要包括政府、中介服务机构及金融机构，其隶属于服务创新圈层。政府、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分解者主要为生产者、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政府行为是市场机制失衡时的辅助性干预手段，市场主体无度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市场风险增大时，宏观调控对市场机制的稳定作用将十分明显。政府作为创新生态圈的主要分解者，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同时，政府能够改善创新活动硬件环境。宏观调控为产业发展提供导向，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减免税收、降低隐性成本等措施缓解企业科研压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市场潜力巨大的创新项目，政府直接拨付科研经费，实施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减少过度行政干预，放宽产品准入标准，提高创新成果市场认可度。
中介服务机构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结合的桥梁，能有效弥补政府行政管理的缺失。中介服务机构属于社会化创新服务组织，主要包括事务所、独立审计机构、人才服务中心、评估机构、行业协会等，这些机构为企业提供审计、公证、咨询、行业指导等服务，辅助企业顺利开展创新活动。中介服务机构为不同创新主体提供信息服务，突破创新生态圈内不同圈层的交流障碍，加速创新信息传递、创新要素流通和创新产品生成，推动不同创新主体协同发展。
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资金周转，保证创新活动持续开展。资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命线”，离开资金，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无法保障，创新活动无异于纸上谈兵。在创新项目启动初期，科研资金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其部分来源于通过股权或债券向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随着创新项目进入攻坚阶段，破解技术难题需消耗大量科研资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办理贷款业务相对便利，不需要繁琐的文件证明，成为公司融资的首选。创新成果市场化后，被市场认可前的等待期需要加强广告宣传和产品推广，依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金融机构能够为创新项目放宽贷款条件，提供利率优惠和期限优惠。
2.2.4 中介者
中介者即创新环境，它既是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活动载体，又是创新生态圈运行的基础，主要包括文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25]。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创新环境影响并塑造着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文化环境体现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氛围和城市精神，活跃开放的创新文化环境能够提高创新创业效率，营造有利于创新产出的文化氛围。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创新生态圈运行的规范轨道，明确了创新活动幅度和界限，保证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处于动态变化的耦合关系中。市场是检验创新成果质量的重要载体，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产业、企业、个人等多方营造，运行有效的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规避创新主体间的恶意竞争，高效传递市场信息，提升创新项目与市场需求契合度，实现创新成果预期价值。另一方面，生产者、消费者及分解者反向促进创新环境改善。企业基于共生竞合关系参与创新项目，动态改变不同企业间的关系，影响创新要素流动速度和进入方式，从而改变创新环境中的市场环境。消费者有关创新成果质量的信息反馈则降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壁垒，逐渐提升了消费者对创新活动的参与度。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分解者拥有更强的干预能力，可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政策、法律、制度，对创新项目实施标准及实施载体产生重大影响。
整体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与自然生态圈具有相似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如图2所示。区域中心城市内部具有多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创新生态圈，不同创新生态圈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相互交叉重叠，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动态、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每个创新生态圈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为核心，在分解者(政府、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消费者(用户)、中介者(创新环境)的耦合作用下，生态圈成员彼此间进行信息传递、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从而形成一个彼此间相对稳定、相对均衡、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即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
图2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
区别于传统城市创新体系要素简单叠加的发展路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是企业等生产者、用户等消费者、政府等分解者以及中介者(创新环境)长期在正式或非正式相互交流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关系(孙冰等，2016)。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物种间的关系长期保持动态稳定，在创新基础、创新政策、创新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局部生态圈要素质量、主体关系、作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进而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的功能和作用效果。如图3所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发展经历了企业、群落、产业、集群和生态圈5个不同演化阶段。
在城市建立或工业化初期，城市人口逐渐聚集，消费特征、市场结构处于调整变化阶段，企业数量随市场需求随机增减。在交易成本、运输距离、规模经济的驱动下，业务关联或同类型企业开始向特定区域聚集，城市内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均开始进行类似调整。在内部驱动力与外部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区域企业聚集数量达到临界上限值后，逐渐形成结构稳定、分工明确的企业群落。市场竞争伴随着企业聚集一直存在，企业群落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与相关产业主体的竞争逐渐加大，企业群落呈现无规则起伏。在此期间，企业群落在线性及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出现分化，未占据生态位的企业被淘汰，占据一定生态位的企业得以生存与进化。随后，得以生存的企业群落在系统自组织协同作用下，分化组合形成产业集群。不同产业集群与中介者(创新环境)、分解者、消费者等进一步形成创新生态圈。区域中心城市内创新主体数量众多、关系复杂，创新生态圈以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形态演进，具有典型的生态特征(陈向东等，2014)。
图3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规律
(1)开放式协同。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不是封闭孤立的系统，创新生态圈与创新生态环境、外部环境间存在广泛的联系。一方面，“外来物种”进入创新生态圈的“门槛”较低，活力强的外来物种更容易扎根存活。区域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雄厚的科技实力吸引着人才、知识、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进入创新生态圈，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机制强化了企业、高校等生产者与外界的联系。当区域中心城市内部出现“集聚不经济”时，部分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被淘汰，创新生态圈的不健康肌体被切除，以保证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各圈层之间交叉重叠、联系紧密。不同核心企业、不同产业周围形成“创新生态子圈层”，子圈层信息交流、能量传递十分频繁，彼此交叉重叠，以命运共同体形态协同演进，体现了创新生态圈内部开放式协同。
(2)动态自调节。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调节、推陈出新的过程。整体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和创新生态圈均具有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分化等生命周期特征，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及中介者在动态博弈关系中共同推动创新生态圈演进。具体而言，创新生态圈内创新活动过程和目标是动态的。随着创新环境的改善及创新要素的优化，创新活动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幼稚向成熟的转变过程，创新结果更加贴近创新目标。与此同时，生产者和分解者需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创新目标。此外，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具有恢复能力、抵御能力、自我净化能力等自调节能力。创新生态圈内部紊乱或被外力破坏后，创新要素、核心主体等自动补位，生态圈逐渐恢复原有功能和结构。不同结构、规模、发展阶段的创新生态圈具有不同的抵御能力，结构复杂、规模大、发展成熟的创新生态圈更能抵御外在风险。与自然生态圈一样，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通过扩散机制及时淘汰不适应城市发展的企业，达到自我净化的目的。
(3)多样性共生。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的多样性具有多层含义。首先，创新生态圈具有多样性特征。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部存在无数个“子生态圈”，存在形式方面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虚拟生态体，也可以是战略联盟共同体、网链协作体。一个企业可能同时扮演两个创新子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和次核心主体角色，两个子生态圈又分属于不同的结构类型；其次，创新要素具有多样性特征。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圈既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核心创新主体，还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咨询、孵化器等服务型组织。创新要素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要素越多，系统“创新基因库”越丰富、越强大；最后，创新活动、组织结构、创新方式等具有多样性特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在发展阶段、研究重点、内外环境等方面各不相同，组织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创新资源禀赋各有特点，创新活动、创新方式及创新结果多种多样。
(4)自组织演化。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系统在内在机制驱动下，不断提高自身复杂度和精细度。首先，创新生态圈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推动系统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削弱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竞争优势，迫使其重构创新网络，突破技术瓶颈，推出新产品。在市场需求引导下，创新生态圈内生力量驱使创新主体开展研发活动，淘汰落后技术及产能，更新产业组织，提升创新能力；其次，创新要素相互配合产生协同作用和合作效应。产学研机制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相互协作，既能为企业输送对口人才、提供创新思维，又能帮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实用性研究。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次创新主体辅助企业研发活动，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要素支持；最后，变异机制驱动创新主体开展原始性创新。遗传、变异、选择作为创新活动的3个阶段贯穿于创新生态圈演进全过程，变异机制触发的创新活动近似于原始性创新，其潜在价值最大。创新生态圈中的变异机制最具颠覆性和充满活力，区别于常规创新创造过程，因而需要鼓励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及相互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整合发展多个创新生态系统，逐步形成以城市创新环境为承载平台、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基础、以科研机构知识创新为动力、以政府政策为引导、以中介机构为辅助的创新生态圈，实现区域内创新要素的自组织协同。类似于自然生态圈的生态演进特点，本研究将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模型划分为主体要素、功能要素、环境要素3部分。如图4所示，主体要素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中介者(创新环境)，它们相互作用形成极具活力的创新网络。功能要素包括技术、服务、知识、信息等，它们都是创新链条的传输主体。环境要素包括经济环境、创新基础设施、产业政策、文化环境等，它们共同塑造主体要素形态，影响主体要素与功能要素的演进方向和配置效率。合理的运行机制是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顺畅运行的保障。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应明确和优化企业生态位，加强企业间横向、纵向联系，强化识别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创新生态圈内部需要合理分配资源和利润，保证创新活动与环境协调发展。概括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存在4个运行机制：协同共生机制、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环境匹配机制(王宏起等，2016)。
(1)协同共生机制。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企业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生态位不同。上下游企业利益相关、联系紧密，合作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相似产业内或相近生态位企业在谋取经济利益过程中时常发生冲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未广泛存在。实力较强企业创新优势更加明显，更容易被与其存在互补关系的其它企业所依附，共同基于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协作创新联盟，形成联系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虽然联盟内企业成员利益目标各异，但在协同共生机制作用下，企业间协调配合能够弥补各自技术创新的不足，有效降低技术创新风险。协同共生机制主要包含信息共享、技术壁垒和动态选择3个具体作用机制。其中，信息共享是企业间协同共生的基础，信息共享机制下信息作为能量流在企业间流动，实现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能够有效改善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无效竞争，加快技术创新并促进城市发展。技术壁垒抬高了要素流动“门槛”，要求进入创新生态圈的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专利技术，有效减少了创新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保证企业信息顺畅传递，减少核心技术溢出。能够在创新生态圈中长期存在的生产者必须满足一系列选择条件，动态选择机制将能力、声誉、潜力等纳入企业创新能力考核范围，通过建立淘汰选择机制，保证创新生态圈创新活力。
图4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模型
(2)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过程中，生产者中的企业开展采购、研发、销售、推广等多项业务，分解者中的政府承担政策制定、市场管理、企业监管等角色，创新环境随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变化而不断调整。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在创新生态圈众多角色中转换，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依存关系，容易引发各种风险。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风险主要包括套取技术风险、恶意竞争风险、信息外泄风险等。首先，生产者持有技术专利是其进入创新生态圈的“敲门砖”，但由于协作创新联盟并不能完全掌握新进企业的技术现状，如果技术专利水平较低的生产者加入联盟，就有可能套取联盟内核心技术，损害联盟成员利益；其次，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内部存在大量相似或相关联的主体，主体间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的复杂关系，多个主体抢占同一生态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极易触发恶意竞争；最后，创新生态圈时刻处于动态演进之中，与外界联系紧密。企业、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进出生态圈十分频繁，商业秘密、技术信息、隐秘专利等未公开信息存在较大的外泄风险。因此，必须及时识别各种风险，判断其对创新生态圈的威胁程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分工协作机制和信息隔离机制。
(3)利益分配机制。创新生态圈内部存在利益分配机制，用于调节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创新生态圈内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属性、能力、位置决定其获利能力。以企业为例，企业市场规模、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客户关系不同，在行业中的主导权也不同，处于利益支配地位的核心企业往往拥有更多主动权。此时，利益分配机制能够保障创新生态圈协调、高效、持续、稳定运行。一是不同主体间的协调机制。企业通过创新活动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这离不开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将部分经济利益转移支付给分解者，达到协调平衡的目的。对于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核心企业为获得上下游企业支持，会将利益目标分解，协调产业内各类企业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二是同一主体内的自协调机制。以生产者为例，企业自调节机制既表现为对其它企业竞争行为的自适应措施，又表现为对外部环境的自适应调整。企业为适应外部环境，会采取严格的人才准入制度，保证创新产出质量，适应市场需求。企业在与同类企业竞争过程中，为保护自身知识产权，采取收取接入许可费、专利使用费等方式获取利润。
(4)环境匹配机制。环境与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演进密不可分，创新生态圈环境对创新环境具有自适应调节能力。创新环境涵盖范围较广，其中最主要的是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①政策环境引导和驱动创新生态圈演进。政策环境包括金融、税收、服务等地方性政策、条例、法规。政府是政策环境的主要营造者，政策措施调控创新要素流向和创新活动规模。政府通过改革金融市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服务水平等措施，为企业、高校等生产者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便利；②市场环境中的市场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原动力，创新成果市场化是创新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创新生态圈中的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在市场需求驱使下，将创新思维成果化并推向市场，获取经济利益，为下一阶段创新活动积蓄能量；③基础设施环境决定创新活动规模和空间。基础设施环境包括区域气候、自然资源禀赋、土地供给等，决定区域资源供给、人才流动和创新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中的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最为富集，为创新生态圈演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基础设施完善、综合服务能力强、科技实力雄厚、人口素质高等优势，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经济意义。在回顾创新生态圈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明确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内涵和要素架构，认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具有开放式协同、动态自调节、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等生态特征，其运行机制包括协同共生机制、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环境匹配机制。因此，构建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必须强化创新生态圈软、硬件支持体系，构建创新生态圈演进引导服务体系。
(1)夯实创新生态圈形成基础。首先，构建体制机制基础。区域中心城市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创新治理体系，改变“部门分割、条块分割、要素分散”的创新管理现状，明晰创新管理边界，推动管理要素组合创新，提升创新效率；其次，形成创新文化基础。培育创新文化氛围，强化创新方法培训和创业教育辅导。此外，政府及高校必须加强科研道德教育和学风建设，加快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最后，完善制度基础。改革科技评价机制，建立科学完善的科技绩效评估体系。科技管理部门应以职称评聘和岗位考核为重点，深化人才选拔、职称评定、职务聘任等人事制度改革，改变重形式、轻绩效的量化考核方法，探索建立长周期评价体系。
(2)强化创新生态圈支持体系。首先，大力培育创新引擎企业，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切实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大幅度提升企业创新管理水平，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其次，区域中心城市应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强化本地高校基础设施和优势学科建设，继续支持高校建设重大科研基地和创新平台，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加速推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区域中心城市应聚焦优势领域和重大需求，培养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发机构，集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提升应用技术创新能力。
(3)构建创新生态圈引导机制。一方面，拓宽创新生态圈外部网络。区域中心城市应加强同省内外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城市联系机制，聚焦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合作，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服务能力，吸引优秀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参与区域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加强创新生态圈内部联系。区域中心城市应发挥政府组织协调作用，引导产学研联盟求同存异，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同时，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政策体系，完善合作契约制度、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评估制度等法律法规，推进研究中心、实验室、信息资源等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1] SCHUMPETER J A, OPIE 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 ARORA S,GANGOPADHYAY S.To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voluntary overcompli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8(3):289-309.
[3]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 71(3):75-86.
[4]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493-520.
[5] ROHRBECK R, HÖLZLE K, GEMÜNDEN H G. Opening up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deutsche telekom creates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J]. R&D Management, 2009, 39(4):420-430.
[6] 曹如中，史健永，郭华，等.区域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研究:动因、模型与功能划分[J].经济地理，2015,35(2):107-113.
[7] 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 伍春来，赵剑波，王以华.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研究评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 34(7): 113-121.
[9] ZAHRA S A, NAMBISAN S.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thinking in business ecosystems[J]. Business Horizons, 2012, 55(3):219-229.
[10] CHESBROUGH H,SOHYEONG K,AGOGINO A.Chez panisse: building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4,56(4):144-171.
[11] RADZIWON A, BOGERS M, BILBERG A. Creating and capturing value in a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 study of how manufacturing SMEs develop collaborative solu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7,75:73-96.
[12] 吴金希.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含义[J].科学学研究，2014, 32(1):44-51.
[13] JUCEVICIUS G, GRUMADAITE K. Smart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system[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56(11):125-129.
[14] 赵志耘，杨朝峰.创新范式的转变：从独立创新到共生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5(11):155-160.
[15] 潘松挺，杨大鹏.企业生态圈战略选择与生态优势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 34(21): 80-87.
[16] ADNER 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4):98-107.
[17] 贾天明，雷良海.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功能建模与协同演化动态机制[J].中国科技论坛，2016(7):79-85.
[18] 孙金云，李涛.创业生态圈研究:基于共演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 38(12):32-45.
[19] REYNOLDS E B, UYGUN Y. Strengthen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e case of massachusett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 136(11):178-191.
[20] 闫二旺，闫昱霖.产业园区创新生态圈的构建与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7(69):34-42.
[21] WEIL H B, SABHLOK V P, COONEY C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ase study of the US biofuel market [J].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4, 3(9):88-99.
[22] 于超，朱瑾.企业主导逻辑下创新生态圈的演化跃迁及其机理研究——以东阿阿胶集团为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评论，2018, 30(12):285-300.
[23] 王千.互联网企业平台生态圈及其金融生态圈研究——基于共同价值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4(11):76-86.
[24] WESSNER C W, WOLFF A W.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U.S. innovation polic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J].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2,29(1):7-10.
[25] 曹祎遐，高文婧.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发凡[J].改革，2015(4):13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