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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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环境友好型绿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而绿色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力工具。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创新已处于我国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企业既是创新主体[1]，又是创新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对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责任与担当。
企业战略决策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2]，在创新导向企业战略形成过程中，TMT(Top Management Team，高层管理团队)行为是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因素。Lau & Murnighan[3]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团队多样性理论，提出团队断裂带(Team Faultlines)概念，其是指根据团队成员的相似特征，将团队群体划分为若干子群体的虚拟分割线。这一概念的出现，使得从组织层面探讨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成为可能。与传统高层梯队理论相比，团队断裂带理论考虑了个体特征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并发现其内部存在的聚合作用[3]，能够对高管团队内部机制进行精准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多角度、多层次团队多样性分析已经在团队效能领域逐步展开，并在管理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得到延伸。基于TMT断裂带视角，识别不同特质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能够为良性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现有关于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根据已有研究，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技术创新形式之一(OECD技术创新分类中，绿色技术创新归属于技术创新大类之下)[4]，在组织行为中与传统技术创新存在共通之处。绿色技术创新是指遵循生态规律，依据生态原理，节约能源和资源，从而减轻或消除生态污染，修复生态环境的技术创新行为[5]。就TMT断裂带而言，从组织层面考察TMT断裂带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始于Tuggle等[6]。结合Bezrukova等[7]对团队断裂带的划分，后续研究大多将TMT成员特征属性作为团队断裂带划分的依据，将其划分为基于社会分类理论形成的社会分类断裂带以及基于认知多样化理论形成的任务相关断裂带 [8-10]。已有研究表明，TMT断裂带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研究结论中该影响类型不同。大多数研究认为，由于断裂带会加剧冲突和内耗，导致信息和交流水平低下，因此对企业创新及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11-13]；但也有少部分研究得出正向结论，认为任务相关断裂带有效避免了群体思维的出现，能够激发团队创造力和积极性，而这些因素将导致高管团队有更强的风险承受力，因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14-15]。
研究结论差异源于断裂带的休眠和激活特性，根据断裂带活跃程度，可将其分为潜在断裂带和活跃断裂带两种[3]。其中，潜在断裂带虽然客观存在，但未被团队成员感知，因此不会对组织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只有在特定情境或问题中，特殊类型的断裂带才会被激活，只有活跃断裂带才能够对组织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16]。有关TMT断裂带的研究均是对客观存在断裂带的测度，但Lau & Murnighan认为，客观存在的断裂带只有被激活后，才会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即并非所有特征属性都会导致团队成员在面对特定任务时产生情感或认知差别，进而导致团队断裂。
因此，本研究在进行断裂带测量前首先考察团队成员特征属性对特定任务的敏感度，进而基于对认知产生显著影响的特征属性变量进行断裂带划分，这样做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剔除对任务敏感度低的特征属性变量，此时可被测量的断裂带即为已被激活的团队断裂带；另一方面，由于测算出的断裂带避免了无关信息的干扰，因而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团队断裂带治理方案。剔除无关特征属性后仍存在的TMT社会分类断裂带，从信息共享角度讲，会导致团队内部信任感下降、敌对情绪明显，降低团队凝聚力，团队成员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因情感冲突而受到阻碍，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战略的实现[17-18]。从现有研究看，大多数研究均认为社会分类断裂带会因子团队成员的刻板印象而对其他子团队成员产生差别化对待，消极对待外围团队观点，不利于团队多样化认知资源发挥作用，降低团队技术创新决策绩效，对技术创新战略产生消极影响[1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活跃的TMT社会分类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
与社会分类断裂带相比，TMT任务相关断裂带更容易被TMT成员接受，这种断裂关系体现的是子团队间的知识差异[20]。这种知识差异会促进不同领域和认知层面的信息观点相互传递，而知识转移能够带来更多新思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1]，通过对不同意见的讨论，进一步降低企业决策风险，提升企业决策效率和质量[13，22，23]。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活跃的TMT任务相关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对社会资本概念目前仍存在争议，主流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类型的界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中心论，是指个人在企业中所具有的资源，这种资源既有实际可见资源，又包括不可观测的藏匿于环境中的隐性资源[24]；另一种是能力中心论，是指个人通过与社会、企业或学校等团体或机构建立关系并从中获取的总资源 [25]。这两种观点均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资本需要投资并能产生额外收益，且社会资本依附的关系网络主要由非正式关系网络构成。因此，孟瑜[26]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为主体通过投资形成的、能为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各种非正式关系的总和。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作为企业经营必备要素之一，社会资本作为高管社会嵌入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存在于TMT成员所涉及的社会网络中，有助于企业获取来自外部环境的新技术，能够促进创新合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与机会[27-31]。目前，关于社会资本断裂带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断裂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一个断裂强度区间，高于此区间，TMT社会资本断裂带对创新具有负向影响，反之则具有正向影响[1]。也有研究认为，TMT断裂带负向调节了社会资本对创新的积极作用[32]。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TMT成员与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合作与信任关系，对企业资源获取能产生积极效果，而资源是企业进行创新的核心要素之一，因而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同时，由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断裂带不会带来情感冲突，所以易于被子团队成员接受。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活跃的TMT社会资本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正是由于这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我国TMT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人际关联因素导致的子群体分割现象更为显著。西方社会中，信仰和种族特征容易引发团队断裂，中国情境下，基于人际关联形成的断裂带作用更为显著，目前已有小部分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33]，但尚无实证检验。
本土情境下，人际关联型特征是促使团队断裂带产生的诱因之一。因此，本文以TMT成员校友关系和亲戚关系为背景特征，测度由其导致的断裂带强度，并将其命名为“TMT人际关联型断裂带”。与社会分类特征相比，由人际关联型特征诱发的断裂带往往会导致更强烈的情感冲突，成员乐于选择与自己存在直接人际关联的其他成员结盟，由此导致形成子团队的概率提升，且子团队间不兼容程度加深，最终将在团队内部形成稳定且相互排斥的子团队。这一过程严重阻碍了知识在TMT成员间的传递和流通，最终导致子团队内部同质性越发严重，子团体间断裂强度不断提升，进而影响团队决策效率和科学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基于本土情境，活跃的TMT人际关联型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
既有研究发现，在TMT断裂带与企业创新绩效(能力)间存在多种调节变量，如战略柔性、团队规模、CEO信息属性、外部环境等[34-36]。在这些调节变量中，作为公司治理重要工具之一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不同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投资额大、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等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且对决策者的环保意识有高度依赖性。因此，从不同控制权性质角度来说，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控股大股东承担的风险过于集中，势必影响其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37]。而且，股权集中度高也容易引发控股大股东的侵占行为[38-39]，进而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执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股所有者“缺位”，但企业战略决策受到政府管控、舆论监督及媒体关注[40]，因此管理者倾向于迎合社会监督，选择绿色创新战略，并以此应对业绩考核，减少舆论和媒体监管压力。由此可见，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环境敏感性强，高股权集中度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高则会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即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非单一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是由企业控制权性质决定。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在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5b：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在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和分析，本研究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矛盾最为尖锐的重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7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对TMT断裂带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行业认定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环境保护部 2008 年制定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办函[2010]78号)为准，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共16类行业。样本筛选条件为：①剔除连续数据不足4年的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SST和S*ST样本；③为消除团队规模对结果的影响，剔除任一统计年度TMT规模小于7人大于10人的公司；④剔除2014年1月1日后上市的企业。最终确定64个样本企业，共计34 408个TMT成员特征属性值。
特征属性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经查阅上交所与深交所公开的企业年报数据补齐。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由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经手工整理完成，数据处理利用EXCEL.2013完成，其它分析利用Stata.15实现。
2.2.1 因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GTI)。现有文献对绿色技术创新变量的测度多以专利申请或授权数量为指标[41]，而本研究以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若单纯从专利角度考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可能导致代表性不足。当前，被广泛认可的绿色技术创新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从而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技术创新行为[42]。根据相关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分类，绿色技术创新包括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两种[43]。就重污染企业而言，绿色技术创新侧重于在生产过程中的节能降耗，符合一般研究中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定义。因此，为全面衡量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借鉴李婉红等[43]和王峰正等(2018)的研究，以研发投入与能源消耗量之比作为测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该比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正相关，且该指标的另一优势在于，相较于存在滞后效应的专利数据，研发和能源数据不存在时滞问题，所得结论时效性更强。
2.2.2 自变量
(1)TMT社会分类断裂带(SCF)。通常情况下，社会分类断裂带由TMT成员年龄、性别和种族构成。根据我国上市公司TMT组成情况，成员种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排除种族因素，引入国籍情况，结合年龄和性别，共同构成社会分类断裂带指标。其中，国籍以是否为中国国籍区分。
(2)TMT任务相关断裂带(TD)。借鉴相关研究，任务相关断裂带测量指标由任期、学历和工作职能构成。其中，任期通过TMT成员任职年限测度，任职年限不足6个月的成员已被剔除。学历指标划分为大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5个类别。工作职能划分借鉴魏月如[44]的研究，分为输出(营销、销售和研发)、转换(生产、运营和制造)和支持(其余)3类。
(3)TMT社会资本断裂带(SC)。如前文所述，TMT成员社会资本代表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实力，以TMT成员在股东单位兼职数、成员政府背景、学术背景和金融背景情况分别代表上市公司与外部企业、政府机构及金融业的关联度。
(4)TMT人际关联断裂带(IR)。对人际关联断裂带强度的衡量以TMT成员在本公司内任职TMT成员的亲属和校友数量作为测度指标。
各维度断裂带强度测量借鉴Lau等提出的“二分模式”，通过划分断裂带将团队分为两个人数不少于2人的子团队。断裂带测量采用Thatcher等[45]开发的断裂带计算公式，利用子团队间离差平方和除以总离差平方和，具体计算公式为：
g=1,2,3,...,s
(1)
其中，g代表断裂带分类方式，q代表被考察特征属性总数，
代表第g种分类方式下子团队k中的成员数量，
表示第k个子团队中第j种特征属性的平均值，
表示整个团队中特征属性j的平均值，xijk表示第k个子团队中成员i 特征属性j的取值。
考虑到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有限作用，在TMT成员中剔除这两种职务成员。对于上述特征属性变量中的分类变量，为将其与连续变量置于同一公式中计算，需对其重新进行编码，编码原则如下：首先，将分类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其次，重新调整连续变量和虚拟变量，为使各类别个体间欧氏距离均为1，将虚拟变量分别乘以
同时利用缩放因子将连续变量各自除以成员间最大样本差[45]。断裂带取值为所有可能的分类方式中断裂带强度最大值(max(Faug))，取值范围为0～1，越靠近1说明断裂带强度越大。
2.2.3 调节变量
股权集中度(CON)。本文以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借鉴程翠凤 [37]、刘振等 [40]的做法，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指数衡量企业内部股权集中度。
2.2.4 控制变量
借鉴刘博[1]、潘清泉等[46]的研究，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E_AGE)、盈利能力(PRO)、发展能力(GROW)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名称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称及说明
类型变量名称说明因变量GTI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能源消耗量待测自变量SCFTMT社会分类断裂带性别、年龄和国籍导致的断裂带强度TDTMT任务相关断裂带任期、学历和工作职能导致的断裂带强度SCTMT社会资本断裂带成员在股东单位兼职、政府背景和金融背景导致的断裂带强度IRTMT人际关联断裂带亲属和校友关系导致的断裂带强度调节变量CON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企业总股数控制变量SIZE企业规模资产总额自然对数E_AGE企业年龄企业上市时长PRO盈利能力总利润/总资产GROW发展能力总资产增长率
2.3.1 团队断裂带休眠与激活
休眠断裂带与感知到被激活的断裂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47]，休眠断裂带虽然客观存在，但由于其尚未被激活，因此无法被团队成员感知，不会对团队过程或决策产生影响。对团队断裂带激活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也基本以实验法为主，认为能够触发团队断裂的因素有很多种，如区别对待、同化作用、价值观差异等[48-49]。进一步研究发现，任务特征也是激活团队断裂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50]。从任务特征角度看，产生断裂带潜藏现象的原因在于特定类型断裂带中的全部特征属性对任务均无影响，这种情况下，断裂带仍然可以被测算到，甚至断裂强度更高，但并不会对团队中的信息共享、知识传递和情感交流产生影响。
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在绿色技术创新任务下，运用Sobol敏感度分析方法考察各特征属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敏感度，旨在识别该任务下不会被激活的断裂带，或剔除被激活的断裂带中对绿色技术创新不敏感的特征属性变量，以此计算活跃的TMT断裂强度。
2.3.2 Sobol敏感度分析法
Sobol敏感度分析(又称基于方差的敏感度分析)是最具代表性的全局敏感度分析方法，其核心是将函数总方差分解成单个变量方差与变量间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方差。这一研究方法在技术经济、测绘及水文环境等多个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51]。
在概率框架内，Sobol方法将模型或系统方差分解为输入方差或输出方差。这种基于方差灵敏度测量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测量整个输入空间灵敏度(一种全局方法)，处理各种线性和非线性响应，并且能够测量非线性系统中变量相互作用对目标函数产生的影响[52]。
从绿色技术创新任务角度看，构成不同类型断裂带的TMT特征属性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关系构成函数GTI=f(X)=f(X1,X2,...,Xs)。其中，存在s 个相互独立的随机输入变量，GTI为模型输出目标函数。此时，GTI的方差Var(GTI)可分解为：
Var(GTI)=∑iVari+∑i<gtiVarij+∑i<j<kVarijk+…Varx1,2,…,s
(2)
其中，Vari为变量i导致的方差；Varij为变量i和j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方差；Varijk为变量i、j和k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方差；Varx1,2,…,s为s个变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方差。对上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变量与变量间相互作用的敏感度
(3)
通过计算可得到一阶敏感度指数和二阶敏感度指数：
(4)
同理可推导高阶敏感度指数，用以确定变量敏感度。依据相关研究，对目标样本范围进行蒙特卡洛采样，选用sobol sequence进行。此时，当变量数量较多时会导致工作量过大(需要至少评估2d-1个指数)。因此，引入全局敏感度指数，用以测量变量i的变化对输出方差变化的贡献(包括由任何顺序与任何其它输入变量相互作用引起的所有方差变化)。其表达式为：
(5)
其中，STi代表变量i主要作用与相互作用的敏感度；Var～i代表除变量xi外变量的方差。
2.3.3 TMT特征属性敏感度Sobol分析
在绿色技术创新任务下，待检测的TMT成员特征属性变量为：组成社会分类断裂带的要素包括年龄(FA)、性别(FG)、国籍(FN)，组成任务相关断裂带的要素包括任期(DT)、学历(DE)、工作职能(DF)，组成社会资本断裂带的要素包括股东兼职背景(CPB)、金融背景(CB)、学术背景(AB)、政府背景(OB)，组成人际关联断裂带的要素包括亲属关系(RF)和校友关系(RS)，共计12个变量，所有变量值均为重新编码处理后的取值。目标函数为绿色技术创新(GTI)，以2014-2017年中每一年的12月31日为典型时间点，4个时点下全部变量对目标函数的一阶敏感度和全局敏感度分布如图1所示，图中灰色柱状部分为一阶敏感度指数，白色部分为全局敏感度指数。
根据相关研究，全局敏感度超过10%的变量即被认定为是目标函数下的敏感型变量。从图1可以直观看出，FN、CPB、CB、OB和RF 5个变量在全部4个时间点下敏感度表现较低，说明其在我国本土情境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任务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不足以激活TMT休眠中的断裂带，因此在计算中应予以剔除。此外，本研究提出的4种断裂带类型中，未出现某一断裂带全部构成因素均表现为非敏感因素。因此，4种断裂带类型应全部引入后续模型，进入下一步分析。
为验证前文假设，对样本企业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中高管团队断裂带与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间不存在滞后问题，因此采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中发现：①绿色技术创新自然对数均值为18.261，标准差为3.605，表明样本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②代表断裂带强度4个变量的均值分别为0.527、0.778、0.503和0.457，说明在绿色技术创新任务下4种断裂带类型强度在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断裂强度普遍较高的是任务相关型团队断裂带；③就股权集中度而言，样本企业股权集中度均值为45.5%，说明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因此股权集中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④控制变量离散性较高，有助于进行回归分析。
表2为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其中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456，自变量间相关系数均未超过多重共线性问题产生的阈值，变量间多重共线性不显著。通过对相关系数的观测发现，因变量与其它变量间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可初步判断绿色技术创新与社会分类断裂带和人际关联断裂带呈负相关关系，与任务相关型断裂带和社会资本断裂带呈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设。
图1 TMT特征属性敏感度分析(2014-2017年)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MeanSDlnGTISCFTDSCIRCONSIZEE_AGEPROGROWlnGTI18.2613.6051SCF0.5270.136-0.268**1TD0.7780.1760.312*-0.132*1SC0.5030.2760.268**-0.068*0.4381IR0.4570.232-0.203**0.204-0.4310.421*1CON0.4550.1430.262*-0.063*-0.265*0.2990.004**1SIZE22.4622.0280.456***-0.1560.0630.062-0.264**0.430*1E_AGE5.9872.2340.228**0.034**0.054**0.034**0.2540.2340.434**1PRO0.1220.0140.005*0.0020.0060.0040.017*0.0030.0110.0011GROW0.4540.3310.057*0.016*0.0130.090*0.0410.0050.021*0.034*0.023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下显著
为验证假设，通过层次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层次回归共包括7个回归模型，模型1仅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引入代表团队断裂带类型的4个自变量，模型3引入社会资本断裂带的平方项，模型4引入社会资本断裂带的对数项，模型5引入调节变量，模型6和模型7分别为国有控股及非国有控股企业引入调节变量与断裂带强度的乘积项。随着层次分析变量的增加，模型调整R2持续提升，F值始终显著，因而均为有效模型。
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0.048，p<0.05)、上市时间(0.373，p<0.05)、盈利能力(0.432，p<0.01)和成长能力(0.231，p<0.05)均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自然对数正相关，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上市时间越长、盈利和成长能力越好，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这与大多数现有研究结论一致[17，19]。模型2中加入TMT断裂带强度的4种形式，发现社会分类断裂带强度(-0.214，p<0.01)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负相关，即由年龄和性别导致的断裂带会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H1。此外，由任期、学历和工作职能导致的任务相关断裂带，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1.478，p<0.001)，验证了假设H2。由校友关系导致的人际关联断裂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显著负相关(-3.302，p<0.01)，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H4。
表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国有控股非国有控股SIZE0.448*0.401**0.379*0.356*0.352*0.334*0.321*E_AGE0.373*0.2870.223*0.2450.2380.211*0.202*PRO0.432**0.2510.1870.192*0.1010.131**0.125GROW0.231*0.156**0.1010.0030.032*0.002*0.076*SCF-0.214**-0.203**-0.198*-0.192*-0.376*-0.156*TD1.478***1.372***1.323***1.299**1.346***1.198*SC0.239IR-3.302**-3.231*-3.224*-3.189*-4.411*-3.187SC20.054lnSC0.093*0.056*0.167*0.054*CON0.345**0.298*0.293*CON*SCF-0.235-0.206CON*TD2.2393.219*CON*SC0.3450.431CON*IR4.341*-2.273R20.1760.2890.2710.2910.3150.2140.232adjust-R20.2030.2540.2780.2830.1870.072F42.180***44.345***47.876***49.483***52.423***32.900***29.921***
注：***、**和*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
社会资本断裂带因TMT成员学术背景不同而不同，但其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参照相关研究，在模型3中引入社会资本断裂带强度的平方项，结果仍不显著(0.054，p>0.05)。借鉴一般做法，在模型4中加入社会资本断裂带强度的自然对数项，发现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0.093，p<0.05)，且为非线性相关形式，假设H3得到检验。即当TMT社会资本多样化程度低时，其断裂带强度较低，团队成员间信息交换和沟通顺畅，有利于共享外部资源和信息，提升TMT决策质量，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当TMT社会资本断裂带强度较高时，虽然外部资源带来的福利仍然存在，但子团队对接受不同外部信息容易产生偏见，不利于团队共同愿景的实现，此时社会资本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逐渐弱化。与前人研究不同，虽然证明社会资本断裂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为非线性相关关系，但检验发现其并非既有文献中所阐述的倒“U”形关系[1]，而是近似于倒“L”型关系。这一结论差异可能源于两种原因：一是样本数据偶然性导致；二是模型仅纳入了对绿色技术创新任务敏感度高的TMT成员特征属性因素，排除了可能存在的休眠性因素。
模型5引入调节变量股权集中度，从该变量在模型中的表现可以看出，股权集中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0.345，p<0.01)，因此可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模型6为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引入调节变量，发现股权集中度对TMT人际关联断裂带有正向调节作用(4.341，p<0.05)。即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越高，TMT人际关联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弱；模型7为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引入调节变量，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TMT任务相关断裂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219，p<0.05)。即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越高，TMT任务相关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弱，假设H5a和H5b得到验证。
在模型6和模型7中，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与模型5一致。此外，社会资本断裂带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对数函数关系在这两个模型中仍然存在(0.167，p<0.05；0.054，p<0.05)，说明各变量间的关系是稳健成立的。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考虑到部分企业TMT成员中不存在人际关联断裂带，因此仅用存在人际关联断裂带的企业进行回归，结果一致；②考虑到部分企业不存在社会资本断裂带，因此仅用存在社会资本断裂带的企业进行回归，结果一致；③考虑到研发投入具有可持续性，引入研发投入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结果一致；④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结果一致。
本研究探讨了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TMT成员特征属性中部分因素因对绿色技术创新敏感度较高而导致团队断裂带被激活。利用Sobol分析考察TMT成员特征属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敏感度发现，被考察因素在敏感度表现上差异较大，部分因素敏感度较低，不足以引发团队冲突或对抗，因而不会导致团队断裂带被激活。本研究发现，在有可能导致团队断裂问题出现的12个变量中，只有7个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在样本期内保持高敏感度，其余5个变量敏感度不足，无法引致团队断裂带的形成；②TMT断裂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不可一概而论。既有部分研究认为，TMT团队断裂带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或创新能力，但本研究发现，虽然TMT社会分类断裂带和人际关联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有负向作用，但TMT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资本断裂带却可以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鉴于此，为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政策应有倾向地扶持那些TMT成员在任期、学历等方面多样性较强的企业，因为其拥有较高的知识传递效率和较快的团队内部信息整合速度，相较于其它企业，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更容易获得提升；③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集中度提升能够削弱TMT人际关联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则会降低TMT任务相关断裂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股权集中度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影响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实证结论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其它条件不变时，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适当提升股权集中度，有助于抑制由于人际关联形成的“小团体”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反之，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其它条件不变时，适当降低股权集中度，有利于任务相关断裂带发挥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贡献在于：①有关团队断裂带激活和休眠特性的研究较早，但仅限于理论探讨，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激活断裂带才会对团队决策产生影响，但鲜有关于断裂带激活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采用Sobol敏感度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上保证了所测算的断裂带均为处于活跃中的断裂带。这是对团队断裂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补充，也为未来断裂带休眠与激活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②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是对断裂带类型较为全面的研究，除学术界普遍考察的断裂带类型外，还引入了基于我国本土情境特点的人际关联断裂带。因此，本研究也是将团队断裂带理论应用于特定地域情境的创新性研究。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可用数据和实证条件受限，研究仅选取重污染上市企业总量中不足10%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导致实证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更为多样的TMT成员特征属性数据短期内难以获取，导致变量比较单一。因此，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容量，继续对重污染企业进行深入调研，获取更多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作好铺垫和准备。此外，只有促进活跃的正向断裂带发挥效用，抑制被激活的负向断裂带对团队决策和绩效的影响，才能实现企业健康长久发展，因此团队断裂带治理和修复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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