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6049/kjjbydc.LC20180853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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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发展，学者们意识到CEO特质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显。诸多学者就企业CEO背景特征(如性别、学历、年龄、政治关联、社会声誉、工作经历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心理学实验研究表明，个体决策无法做到完全理性，CEO心理和性格特征会影响企业经营决策与行为[1]，甚至决定企业价值。近年来，CEO自恋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2-4]，尽管CEO自恋与CEO过度自信的概念相似，但前者具有更高的自我关注度、更强的心理优越感和存在感[5]，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已成为学术领域的热门议题。
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围绕CEO自恋、战略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初步研究，但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CEO自恋水平越高，其对自己的想法越确信，较少考虑董事会意见及下属意见，而过度自信会引起过度投资，因此对企业价值具有负向作用[6-8]。为提高个人知名度，高自恋水平的CEO往往会通过夸大企业价值，提高自身的社会正面形象[9]，其实施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概率更高，这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有些学者则认为CEO自恋具有积极一面。CEO自恋水平越高，越具有远见性，对组织变革推动力越强[10] ，当公司面临危机时，能为企业快速作出决策，避免拖延造成公司遭遇更大损失。同时，其能凭借领袖气质和冒险精神，帮助公司获得成功、提升企业价值；还有一些学者认为，CEO自恋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导致企业失败，也可以促进企业成功[11]。CEO自恋水平越高，风险回避动机越弱，越容易高估风险带来的潜在收益[12]，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创新方式，且企业并购次数越多[13]，实施海外战略的可能性越大，这些行为均会影响业绩，但效果具有不确定性[14]。综上可知，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究组织边界条件(如市场环境、CEO权力、组织认同、经济危机、所有权性质)[15-16]对CEO自恋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
但是，现有CEO自恋研究依然比较零散、片面，尚未达成共识，且大多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情景展开的。诚然，CEO自恋对研发投资、企业价值的影响逐渐显现，尤其在实际工作、决策过程中，由不同的CEO认知形成的领导特质，会导致差异性决策表现[17]。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渗入，人们的自恋水平不断提升。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格力电器的董明珠、乐视的贾跃亭、聚美优品的陈欧、小米的雷军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CEO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恋人格倾向，推动企业成功突破技术壁垒，获得企业成功，该现象吸引了社会群体及广大学者的注意力。遗憾的是，我国CEO自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基于研发投资的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提倡谦逊、含蓄处事风格的儒家文化背景下，本土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具有何种影响？研发投资在此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随着高阶梯队理论(UET)发展，诸多学者将自恋定义为影响企业管理者作出战略决策的基本个性维度[18]。自恋(Narcissism)是指-个人有膨胀的自我观念，且渴求别人认同这种自我观念的程度[19]。心理学认为自恋包含认知和动机两大因素，认知因素方面，自恋者坚定相信自己能力超群，比他人更加优秀；动机因素方面，自恋个体强烈需要他人不断肯定自身优越性，需要不断寻找和补充“自恋维持剂”[13]。基于认知和动机因素，本文认为CEO自恋作为一种独特的CEO性格特征，是其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并对自我作出过高评价的一种心理状态。
CEO自恋具有以下特点:①具有强烈的自我关注度及存在感，自恋型CEO总是想要寻找机会赢得他人关注、称赞和表扬[6]；②对自己的智力和判断力过度自信，容易傲慢并喜欢否认他人的观点[8,16]，始终坚信自己的决策是最好的[12]；③具有强烈的权利控制欲[21]。CEO自恋水平越高，主导整个行业的意愿越强烈，时刻想要表现并证明自己的远见性，更愿意作为“市场领导者”而不是“市场跟随者”[22]。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CEO个人特质通过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影响企业价值。在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深水区，自恋型CEO更愿意把握这一机会推动组织变革，吸引更多股东及外界关注，以展现自身卓越的领导气质；其次，相比竞争对手，自恋型CEO更相信自己能对复杂的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响应，避免因拖延和犹豫造成公司损失；再次，自恋型CEO更愿意彰显、把控权力，确立自身在组织中的权威性，进而能排除各方阻力，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企业发展战略；最后，在不确定环境中，自恋型CEO自信且乐观，愿意接受具有风险性的创新挑战，宣传自己的远大愿景，更具决断力与远见性[22]，进而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创造更高利益，使企业价值得以快速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发投资具有较高的失败率，其经济回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因素降低了CEO研发投资动力。但根据自恋型CEO的特点，本文认为研发投资可以作为二者关系的中介路径，即企业要想提高自身价值，必须建立起能够提高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优势。通过开展研发活动，企业能够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快自身创新进程，提升企业创造价值[23]。CEO自恋能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1)自恋型CEO具有强烈的外界关注度需求[10]，而开展具有高风险性的研发投资会为其赢得更多外界关注，能充分满足CEO对于关注度的渴求，并为其带来优越感。Raskin等(1991)研究表明，自恋型CEO更加关注并愿意作出有助于展示其优越性的决策；Gerstner等[12]发现自恋型CEO倾向于采用飞跃性技术，以吸引外部观众的注意和崇拜；Mickey等(2018)认为自恋型CEO更加注重自我感知，倾向于通过开展研发投资活动吸引公司董事会及公众目光，创造更多展现自身的机会，进而强化自身优越感。
(2)自恋型CEO坚信自己比竞争对手更优秀[25]，但这会导致其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过度自信。一般而言，过度自信会使CEO低估企业风险，导致其对研发活动成功率过于乐观[10]。Resick等(2009)、Kashmiri等(2017)指出，自恋型CEO更倾向于实施冒险性创新行为；Simon&Houghton (2003)、Galasso&Simcoe(2011)、Wang等(2018)认为，CEO过度自信会使其高估收益，作出更加大胆、更冒险的战略决策，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作用。
(3)自恋型CEO倾向于把控企业决策权力，这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Lin(2005)认为，给予 CEO 足够权力和充分信任能激发其竞争意识和创造性，这种激励方式对于自恋型CEO的效果尤为显著，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创新才能，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并作出快速反应。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高、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康华 (2011)、熊婷[24]、王楠[25]等研究发现， CEO权力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资，有助于CEO发挥个人才能和实现“企业家精神”。
自恋型CEO不仅能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而且在研发投资项目、企业战略规划等方面的冒险精神更强，更具有决策力和前瞻性，这使得CEO自恋能够促进研发投资。研发投资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22]，通过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进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速创新进程。研发投资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28]。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a：CEO自恋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表现形式不同[26]，企业所有权性质可能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推测国有企业对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原因如下：
(1)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国有企业是国家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亦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7]。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以科技创新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社会责任。同时，国有所有权被视为资源丰富的外部控股者，能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可靠资源支持[28]。国有企业集中了国家优质研发资源，具备很强的创新能力，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坚力量。自恋程度较高的CEO会充分利用国家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
(2)国有企业能降低因制度和政策变化产生的不确定风险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企业创新[29]。政府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政策，激发企业学习与创新的积极性，而在国有企业中，自恋型CEO会更积极地迎合国家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4月，科技部和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撑推动作用。基于此，国有企业自恋型CEO通过主动迎合国家政策，以彰显自己的优秀领导者形象，进而促进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
(3)为了获得职位晋升和外界注目，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恋型CEO更加注重公司研发投入及企业价值提升。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CEO仅关注眼前利益，不愿进行长期且不可预测的研发投资[30]。但现在情况截然不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走创新发展道路，是国有企业实现科技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必然要求。技术创新绩效已成为衡量企业管理者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国有企业管理者晋升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恋型CEO更具活力与自信，决策更果断，更倾向于加大企业研发投资力度，以树立自身“远见者”的良好形象。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影响更显著；
H3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影响更显著。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以我国2009-2016年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对象，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ST上市公司；②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③剔除上市年份少于3年或CEO任职不足3年的公司；④剔除CEO自恋、研发投资、企业价值数据不完整或者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102个样本企业、455个样本点，CEO自恋相关数据通过财经类网站、百度搜索引擎、微博和博客网络交流平台、公司主页新闻等渠道，通过大量文本挖掘获取；样本企业财务数据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获得。
(1)自变量：CEO自恋，是指CEO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并对自我作出过高评价的一种心理状态。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研究对象选择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因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作为公众人物，相关信息必然大量存在于互联网络中，数据具有较好的可获取性，更有利于作为研究判据。借鉴Chatterjee等[4]和文东华 [13]等采用的非介入式测量方法，依据Emmons [31]提出的4个自恋子维度，选取客观测量指标。结合我国国情，剔除个别指标并加入新的指标，最终用4个客观测量指标对CEO自恋程度进行测量。所选指标与CEO自恋4个子维度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CEO自恋指标与4个自恋子维度的关系
权威/领导力自负/自我崇拜傲慢/优越感权利欲/功利心自恋人格(NPI)典型题项人们总是认可我的权威我会经常照镜子我喜欢成为注意的焦点我一定要得到别人的敬畏客观测量指标指标选取与自恋子维度的契合CEO第一人称单数比率(x1)企业价值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公司是我的,我就是公司我的重要性应该凸显CEO微博原创内容数量(x2)我的观点是正确我是其他人的精神领袖CEO微博个人照片数量(x3)我喜欢展示自己我喜欢开创时尚公司CEO新闻报道比例(x4)我就是公司核心我喜欢被关注我的地盘我做主
具体来说，①董事长/总经理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说时，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与使用所有人称代词的比率(x1)；②董事长/总经理在其微博和博客中原创内容的数量(x2)；③董事长/总经理在其微博和博客中个人照片的数量(x3)；④公司主页新闻中，有关董事长/总经理新闻报道数量占公司发布新闻数量的比例 (x4)。通过对4个测量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对其加权取平均值，用以衡量CEO自恋程度。
(2)因变量：企业价值(Tobin's Q)。既有文献显示，Tobin's Q值适合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32]，其计算公式为企业价值(Tobin's Q)=(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市值+负债市值)/期末账面总资产。
(3)中介变量：研发投资(RDI)。研发投资强度(RDI)用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研发投资强度(RDI)= 研发支出/营业收入。
(4)调节变量：所有权性质。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将其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
(5)控制变量：首先，在企业层面加入企业规模(Size)、杠杆(Lev)、企业年龄(Firmage)。其中，企业规模(Size)为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杠杆(Lev)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表示，企业年龄(Firmage)为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时年份。其次，本文还引入CEO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CEO学历(Education)、两职合一(Duality)、年龄(CEOage)。其中，教育水平(Education)分为4个阶段，专科或专科学历以下取值为1，本科学历取值为2，硕士学历取值为3，博士学历取值为4；两职合一(Duality)为虚拟变量，若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为0；CEO年龄(CEOage)为当年年份减去该CEO出生年份。此外，引入行业增长率以控制行业因素对研发投资和企业价值可能带来的影响。最后，增加行业和年份作为虚拟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H1-H3)，本文基于温忠麟等 [32]提出的中介模型，建立如下模型：
Tobin's Qit=β0+β1CEOnarit+β2Sizeit+β3Levit+β4Firmageit+β5Educationit+β6Dualityit
(1)
(2)
Tobin's Qit=β0+β1CEOnarit+β2RDIit+β3Sizeit+β4Levit+β5Firmageit+β6Educationit+β7Dualityit 
(3)
其中，模型1用以检验 CEO自恋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模型2用以检验CEO自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模型3用以检验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的中介作用。在3个模型中，β0-β9为模型参数，ε为干扰项。为了检验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本文参照左晶晶、唐跃军[30]的方法，利用上述3个模型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
表2对CEO自恋的4个客观测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EO原创内容数量(x2)均值为56.29，方差为136.22；CEO个人照片数量(x3)均值为4.05，方差为16.77，表明不同CEO行为具有较大差异。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发现，4个测量指标(x1, x2, x3, x4)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2 CEO自恋客观测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p <0.10，**p < 0.05，***p <0 .01，下同
表3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企业价值(Tobin's Q)最小值为0.27，最大值为11.76，说明企业价值间存在很大差距；研发投资(RDI)均值达到0.06，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布的《奥斯陆手册》标定企业R&D投入强度为1%～4%则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中等。按此标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投资较高，已具备一定研发规模，但最小值为0，中位数为0.04，最大值达到0.38，说明不同企业间研发投资存在较大差别；CEO自恋程度(CEO_nari)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0.52，存在较大差距，中值为0.09，均值为0.10，一定程度上表明CEO自恋程度差异较大，且自恋程度较低的人数居多。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N=455)
3.3.1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关系
通过同方差性检验进一步考察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借鉴Zhu&Chen[6]的方法，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XTG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参考温忠麟等[32]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分三步验证：首先，作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Tobin's Q与CEO_nari的回归系数为3.826(p<0.01)，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支持；其次，作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2结果显示，CEO自恋程度(CEO_nari)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资(RDI)提高0.062个百分点，两个变量在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t值=3.70)，意味着CEO自恋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结果支持H2a。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Brunell等(2008)、David&Chen(2015)、Kashmiri，Nicol&Aoras (2017)等的观点，即自恋型CEO会表现出积极一面，愿意采取创新发展战略；最后，作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由模型3可以看出，研发投资(RDI)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价值(Tobin's Q)提高7.811个百分点，二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t值=7.04)，表明研发投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作用。模型4用以检验CEO自恋、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模型中加入研发投资后，CEO自恋与研发投资系数显著为正，CEO自恋对企业价值的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3.826降至3.507，说明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结果支持H2b。该结果表明，CEO自恋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结论拓展了Hambrick&Timothy(2014)等的研究成果。
表4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注：括号中为t值，下同
3.3.2 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表5为所有权性质分组回归检验结果，模型1和模型4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10.290 vs. 2.542)，两个方程系数的T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H3a得到支持；模型2和模型5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中，CEO自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更大(0.169 vs. 0.045),H3b得到验证；模型3和模型6结果显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自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7.109 vs. 2.455)，进一步支持了H3b，与文东华、童卫华和彭希(2015)等的研究结论相似。
本文采用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参照Zhu&Chen(2015)的方法，对CEO自恋的4个指标变量取每两年均值，替代原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与CEO_nari结果基本一致；其次，CEO自恋可能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CEO自恋滞后两期，并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依然稳健；最后，由于样本量略小，有可能存在样本偏误问题。因此，采取Bootstrap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重复1 000次抽样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稳健(鉴于篇幅所限，稳健性结果未在文中列示)。
表5 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变量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1)(2)(3)(4)(5)(6)Tobin's QRDITobin's QTobin's QRDITobin's QCEO_nari10.290∗∗∗0.169∗∗∗7.109∗∗2.542∗∗0.045∗∗2.455∗∗∗(3.93)(6.83)(2.34)(2.33)(2.45)(2.58)RDIit22.128∗∗7.583∗∗∗(2.31)(6.54)Sizeit-0.488∗∗-0.006∗∗∗-0.354∗-0.575∗∗∗-0.005∗∗∗-0.537∗∗∗(-2.37)(-3.42)(-1.67)(-12.26)(-5.54)(-12.92)Levit-0.9060.007-0.952∗-0.085-0.047∗∗∗0.242(-1.39)(1.16)(-1.74)(-0.20)(-4.79)(0.70)Firmageit-0.066∗∗∗-0.001∗∗-0.058∗∗-0.044∗∗∗-0.001∗∗∗-0.037∗∗∗(-2.66)(-2.36)(-2.53)(-4.19)(-4.65)(-3.93)Educationit0.0350.0000.042-0.0120.000∗-0.018(0.95)(1.11)(1.12)(-0.96)(1.67)(-1.54)Dualityit0.056-0.0000.1940.153∗-0.0000.148∗(0.37)(-0.02)(0.87)(1.91)(-0.02)(1.87)CEOageit-0.757∗∗-0.020∗∗∗-0.3740.392∗∗∗-0.0040.394∗∗∗(-2.01)(-5.39)(-1.01)(3.16)(-1.31)(3.68)Industry_growthit2.125∗-0.0142.539∗∗0.085-0.006-0.373(1.95)(-1.25)(2.24)(0.14)(-0.25)(-0.91)_cons10.850∗0.135∗∗∗6.46015.419∗∗∗0.171∗∗∗14.318∗∗∗(1.92)(2.98)(1.08)(13.89)(9.68)(13.91)IndustryYesYes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YesYesYesNumbei of obs707070385385385chi2198.3821650.879201.867365.904369.689431.734
尽管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索了CEO自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4-5,13]，但研究尚不完善，且多数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情景展开。在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本文以WIND及CSMAR数据库中的102家中国上市公司为例，以研发投资作为中介因素，实证研究了CEO自恋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加入了企业所有权性质。本文拓展了现有研究框架，深入探讨了CEO自恋对于企业价值促进的作用机制及实现条件。具体而言：
(1)CEO自恋对企业价值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自恋型CEO拥有足够的自信心和外向性格，愿意表达和展现自己以获得外界持续关注，更容易表现出领袖气质，专注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2)CEO自恋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提升企业价值。自恋型CEO具有提高外界关注度的强烈需求、更加相信个人能力以及具有较强的权力把控欲望等特点，对研发投资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并通过该因素进一步加强CEO自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
(3)从企业所有权性质看，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CEO自恋与企业研发投资、企业价值间均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国有企业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自恋型CEO为了获得职位晋升和外界关注，会主动开展研发活动，提升企业价值。
本研究拓展了现有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在实践上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指导意见，发现CEO自恋对于创新行为及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结果能为企业选择CEO提供经验借鉴。诚然，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仅体现在其处理公司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上，其个人特质及偏好亦会影响其所在企业，决定企业未来走向、甚至成败兴衰。对于CEO的考察，不应仅看其个人能力，CEO自恋特质应与公司形象、定位以及战略选择偏好相匹配。更为重要的是，与以往CEO自恋负面结果不同，本文研究发现自恋型CEO更愿意开展创新活动，尤其在国有企业中CEO自恋的正向效果更加显著，这对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本文结论可为国有企业遴选CEO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为中国尽快实现创新型国家探索了有效途径。
由于CEO自恋数据比较难于获取，测量指标数据获得主要来源于大型财经网站，通过人工、手动收集整理，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本文仅探讨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厘清CEO自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可以考虑更多路径和边界以丰富现有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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