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燕青，王 洋
(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探究了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特征，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地区差异显著，甚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整体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阶梯性递减态势，且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相近，具有一定空间集聚性；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空间依赖性增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和教育水平是省域企业家精神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创新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负向驱动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空间杜宾模型
DOI：10.6049/kjjbydc.LC20180826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3-0021-10
Guo Yanqing，Wang Yang
(Business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6.It constructs a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uneven time and space developmen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even polarization. Th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to the western inland area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is similar and has certa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spatial depend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is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level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provincial entrepreneurship. Human capital,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the province’s entrepreneurship.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However,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driv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Key Words:Entrepreneur;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Spatial Dubin Model
收稿日期：2019-01-28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JG17DB217)；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7BTJ002)；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18-015-7-05)；沈阳哲学社科基金项目(17083)
作者简介：郭燕青(1964-)，男，吉林梅河口人，辽宁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及管理；王洋(1989-)，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及管理。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而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特别提及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信心，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重视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可从根本上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创新性破坏，是对个人价值的实现。管理大师德鲁克[2]秉持相似观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由于空间数据普遍具有空间依赖性和相关性[3]，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逐步将空间因素引入企业家精神研究，认为地理距离是企业家精神的加速器[4]。Qian[5]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比较了加利福尼亚和新英格兰的高技术产业企业家精神时空格局；Fossen[6]探讨了1996-2011年402个德国县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家精神空间动态变化，得到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涉足企业家精神研究，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家精神价值[7-8]、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9]和企业家精神案例研究[10]等。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现于诸多方面，从企业内部看，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和战略柔性是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两个主因素[11]，高管团队首席执行官变革型领导行为、高管团队冒险倾向、行为整合、长期激励报酬以及责任分散均对公司企业家精神有显著促进作用[12]；从企业外部看，腐败会打击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13]，但市场化进程[14]与良好的制度环境[15]能够提升企业家精神；从企业家个体来看，性别[16-17]、创业动机与受教育程度[18]等差异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
既有研究成果大多忽视空间上的影响，将区域视为独立个体，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少数研究[19-20]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但只探讨了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忽视了自变量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准确性降低。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突破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的区域独立研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析，深入探讨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因素。本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家精神在时空演化上呈现何种特征？哪些因素导致企业家精神出现省域差异？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除本省域相关驱动因素外，邻近省域的驱动因素有哪些？显著度如何？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1.1.1 因变量——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衡量一直是一个研究难题[21]，现有文献一般采用自我雇佣比率、新企业创立数、市场参加创业人数、企业所有权比率、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等测量[22-23]。由于中国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企业家精神衡量的数据不足，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作为度量省域企业家精神的依据。
1.1.2 自变量
具体包括：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个体体力、劳动力数量及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其对企业家创业成功率有一定推动作用[24]，本文对省域人力资本的度量采用总人口数；②经济发展程度。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25]，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与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有正向关系，因此本文将GDP作为度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③创新水平。区域创新水平与创业活动相辅相成、互相影响[26]，创新水平是提高地区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因素。如何度量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没有达成共识。专利和新产品发布代表了科学发明与创新结果，然而，使用专利申请作为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有诸多不足，如很多科学发明并没有申请专利，有些专利可能没有产生商业效益，而有些专利则带来较高回报。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但是把专利作为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还是频繁出现在文献中，本文采用专利申请受理量度量省域创新水平；④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企业家精神的使命是实现创新要素的重新组合，而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的彰显[27]，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作为衡量省域教育水平的指标。
1.1.3 控制变量——法治水平
较高的法治水平能够保护企业家精神，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法治环境[28]。本文对法治水平的衡量采取贪污率，即用各省域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与公职人数之比表示，贪污率越小表示法治水平越高。
本文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获取与处理如下：①样本数据来源于199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②由于研究时间序列跨度较大，年鉴数据存在统计方式不同，各地区工作报告又有差异，因此对于部分缺失样本采取平滑修均的方法进行填补；③本文使用的中国地理信息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发布的基础地理数据，运用ArcGIS10.2与GeoDa1.6.0软件进行地图绘制及数据处理。
所有事物均非独立，都存在与之有关的其它事物，且距离越近，关联性越强[29]。这种关联性被称为空间相关性，通常可通过莫兰指数I(Moran's I)、吉尔里指数C(Geary's C)和Getis-Ord指数G测度。考虑到莫兰指数I应用的广泛性与研究需要，本文采用莫兰指数I作为衡量企业家精神空间相关性的指标。
2.1.1 全局莫兰指数I
全局莫兰指数I的取值通常介于-1～1之间，大于0表示变量存在正自相关，即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小于0表示变量存在负自相关，即高值与低值相邻；若莫兰指数I接近于0，则表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即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全局莫兰指数I的绝对值越大，空间相关程度越大；全局莫兰指数I的绝对值越小，空间相关程度也越小。全局莫兰指数I可写为：
其中，
为样本方差，
为样本均值。xi表示第i个区域的观测值，n为空间单元总数，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即所有空间权重之和。
2.1.2 局部莫兰指数I
全局莫兰指数I考察的是整个空间序列的空间集聚情况，若想知道某一省域i附近的空间集聚情况，则需使用局部莫兰指数I。
局部莫兰指数I的含义与全局莫兰指数I相似。Ii为正，表示高(低)值区域i被邻近的高(低)值区域包围；Ii为负，表示高(低)值区域i被邻近的低(高)值区域包围。
2.1.3 空间权重矩阵
莫兰指数I的表达式涉及空间权重矩阵ωij，空间权重主要测度区域i与区域j之间的距离。常见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0-1邻接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由于0-1邻接权重矩阵的应用较成熟，因此本文采用0-1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定义为：当区域i与区域j相邻时，ωij=1；当区域i与区域j不相邻时，ωij=0(i≠j)。
需要说明的是，海南省在地理空间上属于孤立岛屿，但在发展中与广东联系密切，因此本文将广东省视为与海南省相邻。
传统经典计量方法在应用中要求样本间相互独立。中国每个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发展情况都不相同，这一方面源于省域自身文化、经济、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影响，即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需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方法，加入空间权重矩阵，从而有效估计各省域对相邻省域的空间作用。空间杜宾模型为：
y=Xβ+WXδ+ε
其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β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WXδ表示来自邻近省域自变量的影响，即自变量X的空间滞后项，W为空间权重矩阵，δ为对应的系数向量；ε为空间自相关的随机误差项。
由图1可知，与1998年相比，2016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增幅位列前5位的省域分别为北京、西藏、上海、广东和江苏，其中，西藏增幅较大是由于1998年的基数过低，其它省(市)都属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区域。企业家精神增幅位列后5位的省域分别为辽宁、陕西、湖南、河北和黑龙江，1998年河北和湖南的企业家精神分别位于全国第1位和第4位，然而，其后续发展并不乐观，企业家精神发展上升空间受限。北京作为企业家精神增幅最大的城市，2016年其企业家精神水平较1998年提升了23.17倍，而增幅最低的黑龙江省仅提升了0.09倍，二者相差甚远，可见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显著。
图1 1998、2016年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图2给出了1998年和2016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排名变化情况，以2016年为基准，排名上升的省域有广东、江苏、浙江、四川、上海、福建、重庆、北京、江西、云南、贵州、宁夏和西藏，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省域是上海和北京，均提升了15个名次；排名下降的省域有山东、湖北、河南、安徽、河北、辽宁、湖南、广西、吉林、内蒙古、陕西、甘肃、黑龙江、新疆、天津、海南和青海，排名下降幅度较大的省域有黑龙江、湖南和湖北，分别下降了15、13和12个位次；山西排名未发生变化。企业家精神排名上升的省域多集中于华东地区和西南地区，排名下降的省域多集中于东北、西北和华中地区。中国企业家精神排名上升、下降与不变的省域数量之比为13∶17∶1，说明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较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图2 1998、2016年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排名变化趋势
用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作为衡量中国企业家精神省域差距的指标。1998年，企业家精神最高的省域是河北，最低省域是西藏，二者的企业家精神之比为139.3∶1；2016年企业家精神最高的省域是广东，最低省域是青海，二者的企业家精神之比为44.5∶1，企业家精神省域差距降低了68.1%。由图3可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家精神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2001年，企业家精神省域差距有了断崖式降低，这是由于1998-2000年河北省的企业家精神位列全国首位，但2001年河北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就业压力增大、职工收入偏低、部分企业亏损持续等问题集中式爆发，使得该省企业家精神较2000年骤降了37.87%，进而使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省域差距呈现断崖式降低。自2001年始中国企业家精神省域差距基本维持在45倍范围内，且由图3可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省域差距呈现出以5-6年为一个瓶颈周期且差距逐步缩小的发展态势。
图3 企业家精神省域差距变化趋势
本文运用ArcGIS10.2软件，以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为观察年份，绘制中国企业家精神空间四分位图。ArcGIS中关于数据的标准分类方法诸多，考虑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以将相似值恰当分组，并使得各类别差异最大化，因此本文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别将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家精神分为5个等级，如图4所示，颜色由深及浅分别代表“企业家精神很高”、“企业家精神较高”、“企业家精神一般”、“企业家精神较低”和“企业家精神很低”5个层级，即颜色深浅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水平高低，颜色越深，表明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图4 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空间分布
由图4可知，中国企业家精神持续居高的省域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持续居后的省域有宁夏、青海、西藏、天津和海南。总的来说，中国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较高区域集中于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较低省域集中于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中国企业家精神整体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阶梯性降低发展态势，且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相近，具有一定空间集聚性。
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家精神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得到中国企业家精神演化类型，如表1所示。中国企业家精神演化类型包括演化进步、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3种，各种类型数量整体呈正态分布。其中，演化不变的省域14个，占总量的45.16%，表明这些省域的企业家精神比较稳定；演化进步与演化退步的省域各占总体的25.81%和29.03%，比例相近，演化进步省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演化退步省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综上所述，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家精神演化具有一定地理集中性。
表1 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演化类型
3.3.1 企业家精神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企业家精神发展的Moran′s I指数可以解释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空间自相关性。运用GeoDa1.6.0软件对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的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得到Moran′s I指数变化趋势，见图5。可知，研究期内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均大于0，表明中国企业家精神呈现一定空间正相关性，即省域企业家精神受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影响，相邻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存在相似性，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一定依赖性。研究期内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整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平均5年为一个周期，出现不断上升与下降。其中，2000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最低，为0.13，2011年的Moran′s I指数最高，为0.31，是2000年的2.38倍，可见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波动性较大，企业家精神在空间上具有均质性和异质性交替变化特征。自2011年起，中国企业家精神Moran′s I指数不断降低，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向各省域协调发展态势转变。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是1998年的1.36倍，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大。
图5 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s I指数
3.3.2 企业家精神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Moran散点图主要用于观测省域间，尤其是相邻省域的局部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一般由4个象限构成，第一象限(H-H)为企业家精神的高高聚集区，即企业家精神高的省域，其相邻省域的企业家精神也较高；第二象限(L-H)为企业家精神的低高聚集区，表示企业家精神低的省域被企业家精神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为企业家精神的低低聚集区，即企业家精神低的省域，其相邻省域的企业家精神也较低；第四象限(H-L)为企业家精神的高低聚集区，表示企业家精神高的省域被企业家精神低的省域包围。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位于第二、第四象限的省域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
图6 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的Moran散点分布情况
图6为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Moran散点图。4个年份中，多数省域处于第一、第三象限，表明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空间正相关性。1998年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域有8个，位于第三象限的省域有7个，共占总体的48.39%；2004年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省域分别有9和12个，共占总体的67.74%；2010年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省域分别有9个和14个，共占总体的74.19%；2016年分别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域有7个，位于第三象限的省域有14个，共占总体的67.74%。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省域数量超过第二、第四象限的省域数，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2016年较1998年增长了19.35个百分点，可见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步增强。位于第三象限的省域数量普遍多于第一象限省域数，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多表现为低低聚集，空间集聚特征较明显，即中国企业家精神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7 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LISA集聚情况
图7显示了1998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的中国企业家精神LISA集聚情况。其中，1998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H-H区域集中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随着时间演变，H-H区域范围逐渐缩小到华北和华中地区，到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H-H区域演化为以华北地区为主和部分华东地区省域，企业家精神的H-H区域范围逐步紧缩，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增长极作用日渐弱化。1998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L-L区域主要聚集于西北地区和部分西南地区，随着时间演变L-L区域范围出现扩散，到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L-L区域已覆盖整个东北、西北以及部分华北和部分西南地区，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急需激发和保护。由图7可知，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马太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家精神较高区域为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了更优环境，使得企业家群体能够在市场中游刃有余地发展，而企业家群体的良好发展能够反哺市场环境，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较高的省域更容易吸引周边省域的资金投入，促进本地人力资源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本省域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省域内外双循环使得H-H区域持续拥有较高水平的企业家精神成为可能。反之，L-L区域的企业家精神无法提升，这一方面源于省域内部缺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和保护，另一方面，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较弱，无法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起到促进作用。
以1998年和2016年为对比年份，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局部空间相关性演化特征分为横向演化、纵向演化、双向演化和原位演化4类，如表2所示。其中，横向演化是指随着时间发展，散点在象限上发生横向位移，也就是说研究区域的企业家精神发生变化，而其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未发生变化；纵向演化是指随着时间发展，散点在象限上发生纵向位移，即研究区域的企业家精神未发生变化，而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发生变化；同理，双向演化则是指随着时间发展，散点在象限上既发生横向位移又发生纵向位移，表示研究区域及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均发生变化；原位演化则表示散点未在象限上发生位移，即研究区域与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均未发生变化。
由表2可知，发生原位演化的省域数量最多，占总体的51.61%，发生双向演化的省域数量最少，占总体的9.68%；原位演化的省域数量是双向演化省域数量的5.33倍。由此可见，多数省域未发生象限位移，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局部空间自相关集聚特征具有较强稳定性，发生横向演化、纵向演化和双向演化的省域数量之比为1.67∶2.33∶1，发生纵向演化的省域数量居多，即相比之下，多数省域企业家精神局部空间自相关聚集模式的改变是由于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演化引起的，而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发生演化比自身省域企业家精神发生演化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只有重视省域协调发展，才能够使中国企业家精神得到整体提升。
由于指标选取受限，本文以2007-2016年为观测区间，形成310个样本数量的空间面板数据。表3列出了本文涉及变量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由此可知，中国各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均值为651.544 2，省域差距悬殊，各自变量观测值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省域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水平、教育水平和法治水平差距显著。
表2 中国企业家精神局部空间自相关演化类型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提高数据平稳性，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本文的空间杜宾模型为：
lny=lnx1β1+lnx2β2+lnx3β3+lnx4β4+lnx5β5+Wlnx1δ1+Wlnx2δ2+Wlnx3δ3+Wlnx4δ4+Wlnx5δ5+ε
由于本文选取的数据N=31，T=10，属于短面板数据，因此无需作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以判断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为-147.52，接受原假设，认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更为适合。通过LM检验和Wald检验也证实了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的有效性，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面板模型估计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4可知，通过传统的OLS回归得到，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与创新水平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教育水平对企业家精神无影响。在考虑空间因素后，回归结果发生较大变化。由空间杜宾模型得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程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家精神；教育水平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家精神；创新水平和法治水平在10%的水平下显著影响企业家精神，其中，创新水平呈正向影响，法治水平呈负向影响。对比OLS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可知，传统的OLS模型低估了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及法治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且高估了经济发展程度和创新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由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到，本省域企业家精神受邻近省域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受邻近省域教育水平的负向影响。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各变量对本省和邻近省域的影响，对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
由直接效应估计结果可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本省域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程度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教育程度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三者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分别为0.132、0.693和0.116，即省域人力资本越充足、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则该省域的企业家精神越强。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教育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越能够为居民创新创业提供较好的激励措施和资金支持，因此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使企业家精神得到有效激发；人力资本是创业和创新的资源基础，人力资本充足有利于识别更多创业机会；同时，良好的教育为居民创新创业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为其创新思维、行事能力和办事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控制变量法治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省域贪污率越高，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弘扬越产生抑制。
表5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创新水平和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创新水平对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有积极促进作用，即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是由于本省域创新成果能迅速扩散到邻近省域，惠及邻近省域的创新经济发展，因此带动了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提高，即扩散效应；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阻碍作用，即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本省域较高的教育水平吸引了邻近省域居民到本省域接受教育与培训，导致邻近省域教育市场不佳，从而抑制了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提升，也就是回流效应，但这种消极影响较弱，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由总效应估计结果可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水平和教育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且经济发展程度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作用最大。由表5可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的直接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0.693与0.116，而总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412、0.602和0.0243，说明若忽视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三者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创新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其总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低估创新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这也证实了上文关于企业家精神具有空间相关性的结论，即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一个省域的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受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本文对1998-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格局和空间关联度进行分析与探讨，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索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2016年中国各省域企业家精神较1998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域多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区域，提升幅度较小的省域多处于东北部地区。此外，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较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且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强。
(2)中国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企业家精神较高的区域集中于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企业家精神较低省域集中于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企业家精神整体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阶梯性降低的发展态势，且邻近省域的企业家精神相近，具有一定空间集聚性。
(3)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H-H集中区域逐步由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演变为以华北地区为主和部分华东地区省域；中国企业家精神的L-L聚集区域由西北地区和部分西南地区，演化到整个东北、西北、部分华北和部分西南地区。
(4)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水平和教育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且经济发展程度对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作用最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有正向驱动作用，法治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有显著负向驱动作用；创新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有正向驱动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有负向驱动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为激发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促进省域创新协调发展提供了若干启示：首先，由于中国企业家精神存在空间相关性，建议各省域在制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相关政策时，全面分析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情况，强化区域合作，借势双方，充分利用自身与邻近省域条件，打破省域藩篱，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省域企业家精神的共同提升，形成省域企业家发展战略联盟。其次，中国企业家精神马太效应较强，建议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继续对国内企业家精神薄弱省域给予政策、资金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支持与资助。第三，由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水平和教育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且经济发展程度对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作用最大，因此，为了提升省域企业家精神，应当重视省域经济发展，以发展经济为先，同时加大人力资本、创新和教育投入力度，从省域内部出发，全面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第四，加强省域法治建设，加大查办和预防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力度，大力加强诉讼监督，积极推进公正执法，为激发、保护与弘扬省域企业家精神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第五，教育水平能够促进本省域企业家精神提升，同时抑制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考虑到中国省域教育发展水平现状，一方面建议教育强省域继续重视教育发展，并适当向邻近省域输送教育人才，从人力资本方面对企业家精神形成补充；另一方面建议教育弱省域加大本地教育投入，在提升本省域教育水平的同时，重视从邻近教育强省域引入创新与创业人才，以弥补本省域教育发展的不足。
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如研究期内存在部分数据缺失或统一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尽管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方法将数据进行补全，但难免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受数据可得性等限制，会对本文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偏差与影响。
本文对1998-2016年31个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格局与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时间跨度较长，能够大体反映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特征。然而，关于驱动因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如本文仅探究了经济发展程度、创新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社会文化、市场环境、气候等因子，以更加全面地探讨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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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