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大学知识生产中资源与能力互动逻辑
朱冰莹1,董维春2
(1.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2.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大学知识生产能力提升是推进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资源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基础，大学知识生产资源获取路径存在学术、市场和行政的三维场域分化。通过资源有效利用而培养能力是大学知识生产的最终目标，大学知识生产能力表征框架表现为输入性与输出性能力、学术探究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双重坐标，评价场域分化决定了大学知识生产能力测度标准的多维特性。大学科研管理实践是在遵循场域分化和各要素矛盾运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稳固基础、融合共生、优势转化等战略的主观选择及行动策略。
关键词：大学知识生产；场域分化；多维表征；科研战略管理
通过学术研究产生新知识，是大学的生命所在[1]。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的特殊性源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一方面，以柏林大学为典范，德国研究型大学在19世纪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其核心便是确立了基础性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也证明了基础性知识生产在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在《莫里尔法案》(Morill Act)推动下，在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赠地大学将大学职能拓展到高深知识应用，从神秘“象牙塔”转型为社会“服务站”，大学学术探究已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应用性知识生产。在以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为典范的创业型大学崛起，以及《拜杜法案》(Bayh-Dole-Act)等一系列法案推动下，应用性知识生产步入更深层次发展。
随着大学与外部主体利益诉求的联系更为紧密，以及大学自身学术观的变迁，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类型和范围均发生深刻变革，但知识生产职能在研究型大学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现代大学声誉、综合实力及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生产能力竞争上，科研发展战略在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哪些因素能够推动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形成？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如何测度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它们如何应用到科研管理实践中？上述问题的解答对大学知识生产能力提升和“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价值。基于此，笔者以研究型大学为分析对象，从知识生产资源与能力互动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逐层分析和论证。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解读大学知识生产，清晰地剥离出生产者、生产过程和产品等要素，并在探究企业生产共性的基础上，挖掘大学知识生产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品质。作为哲学和经济学范畴的重要概念，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生产(Production)，如“人们通过劳动创造适合于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过程”[2]强调生产是创造物质资料的过程；“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使用劳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实物形式，创造适合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过程”[3]则增添了生产者及其组合方式的因素；“人们使用工具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4]进一步对产品进行细分与拓展。
根据这一思路可将大学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 of University)界定为大学学者与学术资料相结合，对各种类型知识(如真理、信息、思想等)进行创新、发明和创造的过程。广义上说，知识传播(即人才培养)也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但鉴于教育质量改进与科研能力提升属于截然不同的议题，且两者分析路径有较大差异，因而本文只聚焦于狭义的知识生产。古典组织理论家埃尔伍德·卡伯莱(Ell-wood P.Cubberbey)与富兰克林·鲍比特(Franklin Bobbit)认为，管理教育组织与经济商业组织并无不同，人们可以在教师与工人、学生与产品、管理者与经理之间找出某些相似点，强有力的科学化管理能像给钢铁厂带来成功一样使教育组织受益匪浅[5]。诚然，该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视人性、忽略教育性、过度理性之嫌，但却表明大学知识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生产性活动，在从输入到输出的动态运转中，导出资源与能力的互动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知识生产中资源与能力互动逻辑
基于上述“二因素论”的解读，在大学知识生产中劳动者既包括个体，又包括群体和整体层面的学者。知识信息及学术物质资料构成了学者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正如“人力是生产力之父、自然力是生产力之母”[6]的说法，二因素存在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如果基于投入-产出的动态循环视角，无论是知识生产主体，还是知识生产对象或资料，其实质都是知识生产过程中以产出为目的、需不断投入且被耗费的资源，其本质并不因为主、客体属性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学者主体性要素也可以被视为知识生产中的一种资源投入。大学获得上述任意一种生产要素均要通过一定渠道，并付出相应成本，这也验证了资源有用性和稀缺性的经济学属性。
作为大学知识生产活动必须投入的生产性要素，资源稀缺性程度差异导致大学知识生产能力不同。生产性投入、稀缺性、形成优势或劣势3个方面的要义构成了资源概念的内涵特质。据此，大学知识生产资源的外延，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1)人力资源是大学知识生产活动中最具能动性和原创性的投入要素，其它各类资源的作用只有与学者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从多个层面看，学者资源不仅指学者个体还包括学术梯队甚至学术群体。作为知识生产中最具活力的群体，研究生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消耗主要体现为人员流动及生命折损。
(2)制度资源被视为大学组织中最具价值性的投入要素，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7]。例如，学术制度、管理模式等构成了规制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囊括文化传统、思想风尚等；文化-认知要素涵盖心智模式、认知网络等。后两者通过长期的积淀凝练，对大学知识生产具有凝聚、激励和导向作用，制度性要素则通过文化与制度亲和力的支出[8]加以消耗。
此外，物质资源包括科研经费与项目、研究基地与实验室、研究设备与材料、图书信息资料与专业期刊及其它固定资产等生产性投入，物质资源消耗主要体现为货币支出和实物折旧，其作用较为固定。
无论是人力、制度还是物质资源，其稀缺性本质和不断被耗费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不断地获取和补充。同时，前者还蕴含着政府、企业等不同性质的外部主体允许大学获取其资源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从而呈现出资源获取场域分化情况。
作为重要的社会分析工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9]的场域理论认为，世界由诸多相对独立、具有各自逻辑性和必然关系的小世界构成，即场域。作为社会实践的场所或空间，场域以关系为立足点分析实践主体框架，是践行者的行动空间及关系存在。它既是一种力量场域，也是一种斗争场域[10]。场域对大学知识生产主体及其实践外力具有型塑机制，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如学术场域具有自主性，行政场域则表现出计划性，市场场域更多地显示出商品性)，从而为分析大学知识生产的活动空间、运作模式、评价范畴提供了崭新视角。
大学知识生产的资源需求造成了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国外学者杰弗里·菲佛(Pfeffer.J)与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Salanick G..R.)[11]指出，作为引导他人的组织要为自主权和自由支配权不断奋斗，面对限制性和外部控制，组织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得与维持资源的能力。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 Leslie)[12]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大学创业趋向源自于大学的资源依赖性。资源配给机制是影响大学组织行为和知识生产变革的重要环境因素[13]。
同时，大学组织获取不同性质或类型资源的路径不同，如图2所示，例如人力资源类的学者聘用、物质资源中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购置及技术转让收入等民事财产性科研经费基本上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而人力资源类的学位点授予、招生额度、物质资源中的财政拨款、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获批、各级政府科研项目则是在遵循一定行政程序的基础上，通过行政路径获得。此外，还有一部分资源既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又不能通过行政给付获取，如大学文化、学术信念、大学制度是大学组织及成员经过文化筛选、集体认知及理性规划逐渐形成的，明显区别于市场和行政获取路径。可见，大学知识生产的资源获取存在行政、市场与学术三维场域分化。与此同时，三种场域在一种交互作用下形成某种互促关系，例如拥有深厚学术底蕴的大学更容易吸引高层次人才，也更容易获得更多物质投入。
人力、制度和物质资源的划分直观地展现了不同性质的投入要素，却未能触及不同类型资源投入的功能和资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知识生产资源进行深度界分。
基于大学与企业的可比性，企业成长理论中的资源类型划分为大学知识生产资源类型界定提供了新思路。伊迪丝·彭罗斯[14]构建了企业资源—能力—成长分析范式，强调资源是企业能力形成的基础[15]。但企业能力成长并非源于所有资源，而是源于异质性、难以模仿、效率优于他人的专有资源[16]。有学者依据资源对企业能力的贡献度，将企业资源分为独特性资源和通用性资源[17]，前者作为企业独特能力形成要素，是难以模仿、效率优于他人、异质性、专有性资源；后者作为企业一般能力形成要素，是可以效仿、非专有性资源。据此，基于对大学知识生产的贡献度，将知识生产资源分为通用性资源和独特性资源。
通用性资源作为维系大学知识生产最低限度的投入要素，一般以数量形式存在，具有低稀缺性、非专用性及可还原性等特征。它包括各类物质、人力投入等，是较为容易获取的一种资源，主要通过市场交易路径获取。通用性资源过度投入映射了现实问题，例如一些科研基础薄弱的院校通过强化物质基础，力图实现“以科研为中心”的战略目标，虽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知识产量的高速增加，但其知识生产能力却在低水平上徘徊。
独特性资源即大学知识生产中异质性、难以模仿、能带来组织优势的投入要素，一般以质量形式存在，具有高稀缺性、专用性、排他性、不可还原性等特征。它不仅包括以质量形式存在的学者资源，还涵盖长期积淀的优质文化与制度要素，主要在学术场域通过文化建构获取。此外，笔者发现，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即基于一些优势地理位置或环境而形成“发展极”，表明地缘因素也可能成为独特性资源，从而给大学带来组织优势。
在研究型大学发展史上不乏一些大学因为拥有独特性资源而形成了优于他人的组织优势。德国柏林大学的科学素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理念，使其成为其它大学争先效仿的对象。
图2 大学知识生产资源获取路径场域分化
大学知识生产以资源为基础，在资源与能力互动中实现获取并保持组织优势。长期以来，学者们往往将大学知识生产能力测度等同于纯粹的学术探究能力，这导致一些问题：①在知识生产中不仅存在大学产出能力竞争，还存在投入能力竞争，但资源获取能力并非完全在学术场域内进行判定；②一些获得高度学术评价的成果未必同样受市场认可，即产出能力也不完全在学术场域内进行评价。
基于从投入到产出的动态循环，笔者将大学知识生产能力界分为输入性能力和输出性能力。输入性能力是大学进行知识探究的资源获取能力，由行政、市场、学术三维场域评判；输出性能力是大学对各类知识创新、创造和发明的能力，主要由学术场域评价。两种能力广泛存在于大学科研生活中，是在大学组织运行中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机能。关联方面，两种能力在场域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产生马太效应，即在一种场域的认同会连带在另一种场域被认可，产生一种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差异方面，两种能力的评价主体、评价准则不尽相同，在一种能力上胜出未必在另一种能力上也胜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场域分化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随着知识生产由模式Ⅰ(Model 1)向模式Ⅱ(ModelⅡ)变革[18]，以及创新科学(Entrepreneurial Science)[19]的兴起，市场领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输入性能力评价中，而且对输出性能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市场渗透力往往对一部分知识的需求远超过对另一部分知识的需求，如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为代表的知识领域早已成为高科技企业、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宠”，且知识评价由学术标准向学术与应用双重标准转变。同时，大学知识生产运行对行政资源投入的刚性依赖使得博弈和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可见，大学知识生产能力超出学术探究能力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评价场域分化。
由此可见，虽然大学和企业具有某种可比性，但也无法回避两类组织的能力差异，即企业输入性能力与输出性能力具有一致性，大学输入性和输出性能力既相互区别又具有非线性关系。与具有应用价值和实际效用的应用性知识生产(更多体现为自然科学或部分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浓厚理论化倾向和理想化色彩的纯粹知识生产(主要是人文科学)的输入性能力往往处于劣势，但两类知识价值却难以评判，因为知识本身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而且大学是一种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的机构[20]。无论是输入性能力还是输出性能力，其评价均已超出学术场域和学术准则的范围。
尽管行政场域因素较为复杂，但总体上还是以学术水平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标准。本文出于简化测度坐标以便于操作的考虑，将行政因素归入学术因素中，建构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双重测度坐标，如图3所示。
从横向上看，大学知识生产能力表征为输入性能力和输出性能力，如果大学既能够在输入性能力上顺利获取知识生产所需的各类资源，又能在输出性能力上充分体现政府、市场、社会及大学自身需求，就能形成组织绝对优势。从纵向上看，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可拓展为学术探究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学不仅要在项目与经费、制度与文化、论文与专著等方面表现出学术竞争力，而且要在设施设备、专利产权等方面体现出市场竞争力，从而形成组织绝对优势。如果在双重坐标上仅有一种能力胜出，说明只形成了一种相对优势。
图3 大学知识生产能力衡量坐标
将上述衡量坐标与中国高校科研运行实践相结合，寻找影响学术探究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输入性、输出性要素，试图建构大学知识生产能力的表征框架，如图4所示。学术探究能力不仅包括以质量形式呈现的学者资源、纵向课题及经费等物质基础，还包括文化渗透和机制完善等制度资源，以及论文、专著和奖励等。市场竞争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待遇、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技术转让收入等物质保障，创业文化、创业行为等制度活力，以及一定数量的发明专利、研发产品等。
大学知识生产场域分化集中表现为：支配大学知识生产主体价值取向、行动策略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控制力量存在于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不同实践场所和运作空间内。简而言之，行政、学术和市场多维场域共同制约大学知识生产行为。在资源投入方面，行政、学术和市场三维场域内的力量共同影响大学及其成员的资源获取策略；在能力形成方面，差异化评价标准使不同大学及其成员趋向知识生产能力中的不同侧面。场域分化给大学科研发展战略带来了巨大挑战，但随着现代大学职能拓展，场域分化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现代大学的科研战略设计必须在尊重场域分化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积极策略选择。笔者在推演各变量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试图回答场域分化规律如何应用于大学科研发展战略设计的实践问题。
具体而言，就是在大学外部各种渗透力的强势输入下，完成基于场域分化客观规律的主观设计以达成提升能力的目标。从科研管理实践看，现代大学无论知识生产职能拓展到何种程度，其基本架构仍可作为基础性与应用(开发)性的界分。前者作为一种“德国式、纯粹知识观”[21]一直流淌在大学的血液里，后者已占据大学的一席之地。鉴于开发性研究以企业为主体，本研究在探讨大学战略管理时只涉及前两者。
据此，大学科研发展战略管理客体可简化为两个运行系统：①资源与能力互动形成的投入产出系统；②基础性和应用性知识生产构成的科研架构体系。两个系统囊括了两种资源、两种能力、两种活动共6种要素，它们以一种互嵌结构运行，如图5所示。此架构隐含以下3个命题：①现代大学虽然存在学术与市场、认知应用的定位纷争，但基础性和应用性两类知识生产已成为客观存在；②基础性知识生产和应用性知识生产在资源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特性资源在基础性知识生产上占据更高比例。当然，这种资源结构也会因为主观设计的改变而变动；③基础性知识生产能力形成和应用性知识生产能力形成存在差别，存在于市场领域的应用性知识生产由市场驱动，也通过市场标准评判，存在于学术领域的基础性知识生产以“探索哲理、脱出愚蠢”[22]为原动力，由学术准则评价。
图5引申出两个问题：①市场竞争能力能否发展为学术探究能力；②应用性知识生产能否促进基础性知识生产。第一个问题：前者直接转化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小，原因在于通用性资源不可能直接、迅速地向独特性资源转化。无论是柏林大学崇尚的纯科学理念塑造，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导向科学文化养成，都是战略管理者和学者们长期积淀的产物，是短期内无法复制的结晶。因此，中国大学科研战略设计必须着眼于平衡基础性知识与应用性知识的生产比例，将通用性资源和独特性资源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在持续加强通用性资源投入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文化、信念、制度等独特性资源的培育。
图4 大学知识生产能力表征框架
图5 各要素矛盾运动及科研战略管理运行逻辑
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议题。1996年，司托克斯 (Donald Stokes)[23]提出，具有明确应用目标的研究可以驱动基础研究发展，主张将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随着现代大学研究主动或被动融入各方利益诉求，两者结合应当成为大学战略管理的发展方向。大学战略管理应着力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相融合，积极推进应用引发型基础研究，特别在农学、工学、医学等实践性强的学科领域，既是一种科学的资源配置，又是一种积极的战略调整。
本研究对大学科研发展战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大学以资源为基础维系知识生产的运行和发展，其最终目标在于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提升知识生产能力；②大学的资源投入与能力形成不仅体现出场域分化特性，而且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矛盾运动；③大学科研发展战略是在遵循资源和能力场域分化及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上作出的主观战略选择。正如迈克尔·波特(Porter M E)[24]所言，战略说到底就是在寻找高于平均的报酬。
就中国研究型大学而言，根据自身资源和能力特点，一方面，必须在战略定位、教师评价、资源分配等制度设计层面维持基础性知识生产，保持大学的合理向度。在政策扶持的外力驱动和历史悠久的内在沉淀双重作用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研究型大学拥有无法比拟和复制的独特性资源；另一方面，促进基础性与应用性的知识生产、互补，实现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融合共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动态平衡是大学战略定位的新向度。完全依靠行政拨款生存的制度环境已一去不复返，只有实施稳固基础、融合共生、良性转化等科研战略，才能形成行之有效制度设计，从而提升知识生产能力，推动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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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Bingying1, Dong Weichun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production's capacity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strategy of "Double-World-Class".The basis of universit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resources, but the path of resources' achievem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iation of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 fields.The ai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to gain the capability through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Th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knowledge production's capability is an double-coordinates system including input-output capability and academic-market capability.The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universities' knowledge production's capability is decided by differentiation of evaluation fields.Universities' research management is the subjective choice between "fixing basement", "inosculation accretion" and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following the rule of fields'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radiction movement of these factors.
Key Words:Knowledge Production of University; Differentiation of Field;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Research Strategy Management
收稿日期：2017-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GL124)；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SK2016011)
作者简介：朱冰莹(1984-)，女，安徽黄山人，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研管理与高等教育管理；董维春(1964-)，男，江苏兴化人，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DOI：10.6049/kjjbydc.2017040202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132-06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