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都需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创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过提高创新绩效实现企业成长不仅契合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也是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的要求。然而，中小企业利用内部生产性资源培育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推动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小企业引入外部资源以促进企业创新成长；仅仅依靠市场配置和调节会使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融资难和投资风险大等阻碍因素，市场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常常会失灵[1]。政府补助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外部资源被认为对企业内部创新资源具有互补效应[2]，是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工具之一，在中国，政府补助也被广泛应用且取得了显著成效[3，4]。
诸多学者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行为或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企业在创新中存在寻租和策略性创新行为[5，6]，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政府补助作为一种重要外部资源对企业成长的真实影响。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存在“黑箱”。在经济转型期，中国政府有意愿和动机通过制定补助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市场环境在此影响机理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因素，它影响政府补助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企业依赖何种要素实现成长[7]。技术创新是否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技术创新中介作用下，市场环境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政府补助政策影响企业成长的微观机理有哪些？上述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作为政府补助影响企业成长的中介变量，市场环境作为技术创新中介作用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的调节变量，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企业成长的结果往往是组织层面综合绩效的提升，因此可以用评价组织绩效的方法评价企业成长。学者们一般用经济指标测度和研究组织绩效，而财务绩效或者公司经济绩效与组织绩效同义，三者均可评价企业成长[8]。
学术界在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政府与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寻租以及企业经理人经营行为异化等[9，10]；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可以给予民营企业资金支持，弥补进入壁垒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11，12]。本文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以从资源基础观、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3个方面加以诠释。首先，企业成长是一个利用资源寻找机会的过程，这里的资源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积累和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外部可以被企业利用的资源[13]。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成长性，决定了企业往往会采用更多的外部资源[14]，政府补助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之一[15]。其次，政府补助充当出了信号传递媒介的角色[16，17]，向接受补助企业所处行业发出认可信号，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指引外部投资者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外部融资以及创新资源，最终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4]。再次，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发展快，创始人与经理人统一程度高，经理人有意愿获取外部资源发展创新能力以索取创新剩余价值，这也决定了经理人更愿意合理利用政府补助为企业成长提供生产性资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学术界有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观点。激励效应观点认为政府补助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激励效应[18]，政府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和激励效应(康志勇，2013)；挤出效应观点认为政府补助与私人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19]，政府补助在弥补企业资金缺口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研发资金[20]。本文认为对于快速成长期的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外部性、融资难以及投资风险大等阻碍因素，市场机制的天然缺陷不能实现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补助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弥补了其先天不足，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功能，政府补助对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激励效应。具体而言，政府补助可以从资源与竞争两个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其一，政府补助给企业直接带来了技术创新所需的研发资金，可以缓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创新融资约束；其二，政府补助降低了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的壁垒，加剧了企业间竞争，从而迫使企业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获取竞争优势[6,21]。
关于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学术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促进企业规模扩张，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改进企业产品结构，促进企业产品多样化[22]。企业绩效和长期发展必须依靠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创新能力[23]。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来替代部分要素投入，还可以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提高[24,25]。创业板样本企业在信息业和制造业中占比较大，且多属于科技型和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投入对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具有促进作用，会正向影响企业生命力[26]。有学者发现技术创新投入与科技型企业和高速成长企业成长密切相关。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27]；高速成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则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员工技术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企业成长[28]。
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希望通过干预技术创新市场加快经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成为政府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政府有动机和意愿通过制定补助政策，从微观经济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干预，激励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取得良好绩效，促进企业成长。可见，政府补助、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传导关系，即“政府补助—技术创新投入—企业成长”，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因此，在考虑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时，需要关注技术创新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发经费投入与技术人员投入被认为是测度技术创新投入最具代表性的参数，本文选取二者测度技术创新投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成长；
H2b：政府补助通过技术人员投入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成长。
市场环境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因素。市场环境对于政府补助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的成长路径具有重要影响。市场化进程是衡量地区市场环境的重要综合性指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反映了地区要素市场环境[29]。本文选取市场环境及市场化进程两个指标研究市场环境在“政府补助—技术创新投入—企业成长”中介关系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预期市场化进程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会对政府补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交互项会对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从政府干预市场视角来看，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经济自由度较高，政府补助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反之，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在政府主导逻辑下，企业策略性创新和寻租行为更容易发生，政府补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被严重弱化。其一，市场化进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职能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种政府职能转变更能显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30]，政府补助政策也更倾向于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其二，市场化进程反映了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程度。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政府干预引起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降低了政策资源错配的程度，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明显的杠杆作用，增强了地方政府补助政策的激励作用，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而优化了政府补助政策的实施效果[4,31]；其三，市场化进程反映了政府补助充当的中介组织角色。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在市场主导逻辑下，政府补助扮演了信号传递媒介的角色[16，17]，政府充当的中介角色降低了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32]，而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向市场发出了认可的信号，这有利于聚集企业外部资源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总之，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政府补助更注重引导企业摆脱对初级要素的依赖，从而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成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
H3b：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
从企业成长视角来看，市场环境良好的地区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同步于商品市场，要素价格受市场调节，企业更倾向于减少对有形要素的依赖[7]，而通过投资技术创新等无形要素资源实现企业成长；反之，要素市场扭曲降低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其一，要素市场化程度影响企业成长路径选择。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受到政府干预和管制而造成价格扭曲[33]，企业接受压低的要素价格并选择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支持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成长。作为要素市场组成部分的技术市场，受价格扭曲的影响而降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企业技术进步[34]，进而影响企业成长。反之，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创新资源配置相对更有效(李德山，2018)，企业难以利用要素“剪刀差”追求超额利润，因而更愿意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竞争力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其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创新收益而不是寻租收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企业寻租收益往往超过其通过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竞争力而获得的创新超额利润[33，35]。相反，如果要素市场化程度高，要素资源的分配权更多由市场主导，与政府建立关联获取寻租的超额收益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获取创新超额利润；其三，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支持企业成长的创新资源供给越充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可以从金融业市场化、人力资源供应条件、技术成果市场化3个方面衡量[29]。金融市场化通过改善外部融资环境有效提高地区研发创新水平[36]，金融业竞争程度以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缓解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融资约束,进而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投资[37]。人力资源供应是制约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瓶颈要素，人力资源供应充足可以保证企业从市场中雇佣到足够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有助于企业创新成长。在完善的技术成果市场化制度下，企业完成技术成果市场化的成本低，研发成果市场化流程更加规范，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意愿更强烈，创新会不断增加[38]。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c：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强；
H3d：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企业技术人员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创业板自2009年推出至今，已成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持续发展的风向标，也为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数据。本文选择A股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对象。考虑到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滞后性，样本时间跨度为2011—2016年。本文以主题研究范围和数据有效性为前提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仓储、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化艺术等非科技型企业；②剔除没有披露本文研究相关数据的企业；③剔除2011-2016年非连续上市企业。最终确定251家企业，共计1 506个有效观测值的面板数据。
本文衡量企业成长的托宾Q值计算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所需的企业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政府补助、企业研发费用、技术人员比例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德(Wind)数据库，缺失数据根据巨潮网发布的企业年报信息统计整理得出；衡量市场环境的市场化进程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两个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29]。
(1)企业成长(tbq)。用评价组织绩效的方法评价企业成长性，考虑到研究样本为上市企业，所以选取股票市值绩效反映未来组织绩效。托宾Q值是一个反映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绩效的综合性指标，被广泛用作企业成长的替代变量。
(2)政府补助(ensu)。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包括直接补助、贷款贴息、创新奖励等。以企业所获政府补助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定义政府补助变量。
(3)技术创新投入(tein)。研发经费投入(rdii)与技术人员投入(terp)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保证，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公认的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两个重要指标。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定义研发经费投入，用技术人员数与企业员工数的比值衡量技术人员投入。
(4)市场环境。市场化进程是衡量地区市场环境的重要综合性指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反映地区要素市场环境。本文借鉴樊纲[29]对市场环境的定义，选取市场化进程(mind)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fama)两个指标作为市场环境的替代变量。
(5)控制变量。考虑创业板企业的特征，选取对中小型创新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非政策性和非技术性因素作为本文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规模(ensi)，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定义企业规模水平；②资本结构(cast)，用资产负债率表示，为企业负债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③盈利能力(prof)，用总资产报酬率表示，为利润总额与财务费用之和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④股本扩张能力(stex)，用每股盈余公积金表示；⑤市场竞争(maco)，用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⑥产业因素(indu)，将高于创业板样本成长性平均水平的行业设置为1，其它行业设置为0；⑦年度变量(year)，用哑变量控制年份对研究的影响。
2.3.1 中介效应模型
温忠麟等[39]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于检验完全中介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与应用。本文借鉴其分步检验方法，分为4个步骤检验程序：第一步，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第二步，检验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第三步，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第四步，检验政府补助、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tbqi,t=α1+β1ensui,t+∑γcontroli,t+∑year+εi,t
(1)
teini,t=α2+β2ensui,t+∑γcontroli,t+∑year+εi,t
(2)
tbqi,t=α3+δ1teini,t+∑γcontroli,t+∑year+εi,t
(3)
tbqi,t=α4+β3ensui,t+δ2teini,t+∑γcontroli,t+∑year+εi,t
(4)
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H1，如果系数β1显著为正，则表示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性；如果模型(2)系数β2显著为正，则表示政府补助对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性；如果模型(3)系数δ1显著为正，则表示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性；如果模型(4)系数β4小于模型(1)中系数β1，且系数显著性明显减弱，则表示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可用于检验H2a与H2b。tbq代表测度企业成长的托宾Q值；ensu代表政府补助；技术创新投入(tein)代表研发经费投入(rdii)和技术人员投入(terp)二维解构变量；control表示所有控制变量；∑year表示年度固定效应；εi,t表示模型随机误差项；α表示常数项；β、γ、δ表示待估计变量回归系数，i表示不同的企业(共计251家)；t表示选取的时间跨度(2011-2016年)。选用Eviews8.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3.2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为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对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三步依次检验[40]：①以企业成长作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市场化进程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回归分析；②分别以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地区市场化水平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回归分析；③以企业成长作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它们的交互项以及研发经费投入作回归分析。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检验模型如下：
tbqi,t=α1+c1ensui,t+c2mindi,t+c3mindei,t×ensui,t+∑γcontroli,t+∑year+εi,t
(5)
teini,t=α2+a1ensui,t+a2mindi,t+a3mindei,t×ensui,t+∑γcontroli,t+∑year+εi,t
(6)
tbqi,t=α3+c1’ensui,t+c2’mindi,t+b1teini,t+c3’mindei,t×ensui,t+∑γcontroli,t+∑year+εi,t
(7)
依次检验模型(5)的交互项系数c3、模型(6)的交互项系数a3、模型(7)交互项系数c3'和中介变量tein的系数b1。如果系数c3、a3、b1均显著，且系数c3'与c3比较，显著性下降，则表示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如果依次检验没有通过，则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再次检验。
2.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了检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检验如下：①以企业成长作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作回归分析；②分别以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作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作回归分析；③以企业成长作为因变量，对政府补助、研发经费投入、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研发经费投入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交互项作回归分析。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检验模型如下：
tbqi,t=α1+c1ensui,t+b1famai,t+∑γcontroli,t+∑year+εi,t
(8)
teini,t=α2+a1ensui,t+b2famai,t+∑γcontroli,t+∑year+εi,t
(9)
tbqi,t=α3+c1’ensui,t+b1’teini,t+b2’famai,t+b3famai,t×teini,t+∑γcontroli,t+∑year+εi,t
(10)
依次检验模型(8)的c1、模型(9)的a1、模型(10)的b3。如果a1
0且b30，则表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如果依次检验没有通过，考虑选用Bootstrap区间检验法进一步验证[41]。
从表1可以看出，企业成长的替代变量托宾Q值的均值为3.855，托宾Q值大于1时，样本企业表现出较高的成长性。技术创新投入方面，研发经费投入均值为7.1%，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奥斯陆手册》中的标准，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超过4%表示创新能力较强，创业板企业整体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技术人员投入均值为28.8%，说明样本企业技术人员占员工比例较高，技术人员在技术创新投入中的作用受到普遍重视。政府补助的均值为0.007，大于中位数0.005，说明样本企业中部分企业获得了较高的政府补助，政府补助最大值为0.058，是均值0.005的11.6倍，可以看出不同企业间补助差额较大。市场化进程指数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8.200(8.670)和7.059(6.590)，最小值分别为2.940和0.590，最大值分别为9.950和12.230，说明各地区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表1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均值标准差样本量tbq31.4291.0723.0873.8552.6751506ensu0.0580.0000.0050.0070.0071 506rdii0.7280.0000.0490.0710.0671 506terp0.9660.0000.2160.2880.2041 506mind9.9502.9408.6708.2000.0361 506fama12.2300.5906.5907.0592.3331 506ensi24.19619.29021.02821.1200.7151 506cast0.8260.0110.2320.2580.1571 506prof0.354-0.4490.0520.0550.0491 506stex15.8020.0112.6053.1222.2581 506maco0.7300.0000.0680.0990.0961 506
为消除量纲影响和变量自身变异大小的影响，本文对主要变量数据进行Z标准化处理。
3.2.1 技术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
依次检验技术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见表2)。具体如下：①模型1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显著(
1=0.049，t=2.055)，H1获验证；②由模型4可知，政府补助对研发经费投入的作用显著(β2=0.160，t=8.471)，由模型5可知，政府补助对技术人员投入的作用不显著(β2=0.009，t=0.492)，表明分步检验不能验证H2b；③从模型2可知，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显著(δ1=0.112，t=4.214)；④对比模型1与模型3可知，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系数从0.049下降到0.023，t从2.055下降到0.938)。从以上分步检验结果可知，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4%，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34.0%，H2a得到验证。而H2b需要进一步作Sobel检验。由Sobel检验可得统计量Z值为0.484，小于临界值，P值大于0.05(Mackinnon提供的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当样本量不大时，Z在5%显著水平上统计量临界值为0.97)，说明用Sobel方法没有通过中介作用检验，H2b没有得到验证。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助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外部资源；研发经费投入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研发经费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较强的传导作用，而技术人员投入的中介效应则不显著。
表2技术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tbqtbqtbqrdiiterpensu0.049∗∗(2.055)0.023(0.938)0.160∗∗∗(8.471)0.009(0.492)rdii0.112∗∗∗(4.214)0.104∗∗∗(3.727)size-0.188∗∗∗(-5.579)-0.203∗∗∗(-6.163)-0.200∗∗∗(-6.045)0.052∗∗(1.733)0.025(0.854)prof0.183∗∗∗(8.381)0.212∗∗∗(9.659)0.207∗∗∗(9.211)-0.205∗∗∗(-12.368)0.005(0.343)cast-0.070∗∗(-2.302)-0.048∗(-1.582)-0.049∗(-1.595)-0.144∗∗∗(-5.574)-0.050∗∗(-2.056)stex-0.114∗∗∗(-4.769)-0.114∗∗∗(-4.838)-0.113∗∗∗(-4.787)-0.039∗∗(-2.204)-0.018(-1.088)maco0.057∗∗(1.858)0.043∗(1.454)0.042∗(1.393)0.206∗∗∗(6.565)0.011(0.347)indu0.085(1.202)0.089∗(1.312)0.095∗(1.388)-0.144(-1.368)-0.307∗∗(-2.498)F106.7108.299.232.48.2Adj R20.4360.4390.4390.1870.102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变量回归结果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3.2.2 市场化进程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前置调节作用
根据前述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可以分3步检验市场化进程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前置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如下：①由检验模型1可知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c3=0.051，t=2.072)；②由检验模型2可知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与研发经费投入显著正相关(a3=0.070，t=3.669)，而模型3的交互项对技术人员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表明H3b不能通过依次检验法验证，需用Bootstrap区间检验进一步验证(叶宝娟、温忠麟，2013)；③检验可知，模型4中研发经费投入(b1=0.087，t=3.091)、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c3'=0.041，t=1.662)与企业成长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交互项系数c3'的值与显著性均小于模型2交互项系数c3，表明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H3a得到验证。为了进一步检验H3b，本文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再次检验，a3b1在95%的置信区间为(0.002，0.013)，不包括0，表明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H3b得到验证。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越高，政府补助通过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影响企业成长的间接效应越强。
3.2.3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后置调节作用
根据前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可以分3步检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后置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如下：①由检验模型5可知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c1=0.046，t=1.958)；②由检验模型6可知政府补助与研发经费投入显著正相关(a1=0.159，t=8.405)，而模型7政府补助与技术人员投入的影响不显著，H3d不能通过依次检验法，用Bootstrap区间检验进一步验证(温忠麟、叶宝娟，2014)；③由模型8可知，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研发经费投入的交互项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b3=0.030，t=1.525)。由检验结果可知，以研发经费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时，a10且b30，H3c得到验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H3d，本文选用Bootstrap中介效应差异法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当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好，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位于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时，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0.022，在0.01水平上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当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位于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时，中介效应不显著，95%的置信区间包括0；二者的差异显著(中介效应为0.013，在0.05水平上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由此可知，H3d得到验证。上述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即当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时，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强。
表3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tbqrdiiterptbqtbqrdiiterptbqensu0.055∗∗(2.328)0.170∗∗∗(8.950)0.009(0.484)0.033∗(1.337)0.046∗∗(1.958)0.159∗∗∗(8.405)0.007(0.403)0.021(0.880)rdii0.087∗∗∗(3.091)0.080∗∗∗(2.683)fama0.085∗∗∗(2.750)0.080∗∗(2.123)0.143∗∗∗(3.734)0.066∗∗(2.198)fama∗rdii0.030∗(1.525)mind0.126∗∗∗(4.005)0.073∗∗(1.899)0.099∗∗∗(2.412)0.111∗∗∗(3.634)ensu∗mind0.051∗∗(2.072)0.070∗∗∗(3.669)0.012(0.654)0.041∗∗(1.662)size-0.205∗∗∗(-6.095)0.039∗(1.298)0.010(0.334)-0.212∗∗∗(-6.434)-0.20∗∗∗(-5.956)0.042∗(1.389)0.007(0.251)-0.207∗∗∗(-6.215)prof0.181∗∗∗(8.428)-0.203∗∗∗(-12.302)0.008(0.508)0.201∗∗∗(9.058)0.182∗∗∗(8.400)-0.203∗∗∗(-12.227)0.010(0.647)0.202∗∗∗(9.023)cast-0.065∗∗(-2.147)-0.145∗∗∗(-5.629)-0.051∗∗(-2.098)-0.048∗(-1.579)-0.061∗∗(-2.007)-0.144∗∗∗(-5.560)-0.051(-2.094)-0.044∗(-1.447)stex-0.102∗∗∗(-4.322)-0.029∗∗(-1.639)-0.009(-0.518)-0.103∗∗∗(-4.405)-0.11∗∗∗(-4.470)-0.032∗∗(-1.790)-0.006(-0.358)-0.109∗∗∗(-4.602)maco0.048∗∗(1.575)0.201∗∗∗(6.466)0.006(0.178)0.037(1.226)0.053∗∗(1.740)0.202∗∗∗(6.429)0.003(0.086)0.046∗(1.540)indu0.151∗∗(2.075)-0.110(-1.056)-0.255∗∗(-2.063)0.151∗∗(2.158)0.098∗(1.390)-0.132∗(-1.267)-0.285∗∗(-2.431)0.101∗(1.490)f92.928.96.986.998.830.18.685.9adj R20.4420.1940.1030.4440.4380.1890.1020.441
表4Bootstrap中介效应差异法检验
调节变量条件中介效应标准误Z值95%的置信区间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好(均值+标准差)0.0220.0063.635(0.012,0.036)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差(均值-标准差)0.0090.0071.298(-0.004,0.024)组间差异0.0130.0071.893(0.001,0.028)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在分析政府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影响机理过程中，讨论了政府补助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成长，以及市场环境在技术创新中介作用下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揭示了政府补助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打开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黑箱。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技术人员投入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为了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设定H1，检验政府补助对于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定H2a和H2b，检验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经过分步回归，H1和H2a得到验证，并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4%，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34.0%。经过Sobel检验，H2b被否定。具体如下：其一，政府补助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外部资源，虽然政府补助向企业提供的资金有限，但更重要的是其充当了信号传递媒介通道的角色，促使外部创新资源进入企业，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必需的生产性资源。其二，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说明政府补助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间接促进了企业成长，这符合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预期，即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成长。其三，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没有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说明政府补助、技术人员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传导关系，政府补助对激励企业增加技术人员投入实现企业成长未取得显著效果，发挥的引导作用有限。
(2)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为了检验市场化进程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前置调节作用，设定H3a、H3b，经过分步检验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H3a和H3b均得到验证。具体如下：其一，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补助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研发经费和技术人员配置，政府补助引导企业创新成长的效果更强，即政府补助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间接影响企业成长的效果更好。其二，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仍是阻碍企业获取市场资源的重要因素，政府补助充当了企业与外部市场的中介角色，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市场上的资本和技术人员等创新资源流向企业，从而促进企业成长。
(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和企业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为了检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在技术创新投入中介模型中的后置调节作用，设定H3c、H3d，经过分步检验和Bootstrap中介效应差异法检验，H3c和H3d均得到了验证。具体如下：其一，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同步于商品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较弱，企业更倾向于减少对有形要素的依赖，而更多地通过技术创新积累无形要素用于企业成长；其二，要素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寻租和策略性创新行为减少，政府补助引导企业创新成长效果更好；其三，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市场供给、人力资源供给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率在市场配置下更加优化，企业创新资源供给更充分、创新动力更强，政府补助更能发挥杠杆作用引导市场创新资源流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强。
(1)进一步推进与完善政府补助政策。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在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企业成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该继续加大补助力度，完善政府补助机制，减少企业迎合政府而策略性创新的行为。其一，丰富政府补助政策工具包，充分发挥政府补助的引导作用。目前政府补助主要以财政贴息、研发补助、政策性补助为主，应该加大和完善创新成果奖励、技术升级改造、产业升级贷款贴息、质量与品牌建设、国家创新课题配套资助等政府补助举措；增强政府补助、研发经费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传导关系，加大引导企业以技术创新实现企业成长的力度。其二，政府补助加大对技术人员投入的支持，聚集优质要素资源。实证研究表明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没有明显的中介作用，这说明政府补助政策对企业技术人员的聚集与培育支持力度不够。现有政府补助政策多倾向于对项目、创新产品进行补助，缺少直接对技术人员的补助政策，而技术人才是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应加大对技术人员引进、培训与创新奖励等方面支持力度，制定有利于技术人员引进和培育的补助政策，从而增强技术人员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传导作用。
(2)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成长的市场环境。市场化进程反映了地区总体市场环境状况，本文研究证实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这表明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增强政府补助的实施效果。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政府补助政策引导企业创新成长和经济增长。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该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包括更加慎重运用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给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市场地位；加速金融业市场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该改善本地区市场环境，培育企业创新文化，引导企业通过创新实现成长，为培育一批符合新经济运行规律的独角兽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不断提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加速优质要素资源流向创新企业。要素市场扭曲，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选择有形要素获取利润，而忽视自主创新。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将影响地区企业成长路径选择和政府补助的实施效果。本文研究证实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大。地方政府应该放弃依靠要素市场扭曲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减少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让要素市场发育同步于商品市场，使企业减少对有形要素的依赖，而通过技术创新积累无形要素资源实现企业成长，从而使政府补助更好地发挥引导企业创新成长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从放开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改善地区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和为技术创新市场化创造条件等几个方面促进要素市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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