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理论模型
彭小宝，张 佳，刘国芳，刘娇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立足于制度理论和企业领导力风格，研究了制度压力如何驱动中小企业接受双元性创新战略以及如何被企业领导力风格调节。通过对247家中小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压力的3个维度，即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均有积极影响。此外，领导力风格，即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和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在制度压力影响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过程中发挥不同调节作用。其中，变革型领导力风格消极调节规范性压力和模仿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积极调节强制性压力对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积极调节规范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对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该研究从制度理论视角丰富了现有双元性创新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作为理性实体，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制度环境的有效制约。其中，企业领导力风格赋予了其在制度压力下的能动性。
关键词：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强制性压力；变革型领导；事务型领导；双元性创新
1976年Duncan最早将双元性概念引入管理学领域，使组织双元性成为组织创新能力的一种描述。1991年March使用“探索”和“利用”描述组织学习能力，将探索概括为组织进行搜索、变化、风险承担和实验等活动的能力，利用则是包括改良、选择、生产和效率等的一些行为。双元性创新是组织同时实施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活动[1]。作为一种兼具拓展当前利益和适应未来变革的创新能力，双元性创新能够帮助企业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克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管理悖论[1,2]。回顾先前学者对双元性创新的研究，大都将大型企业作为研究主体[3]，缺少对中小企业的关注[4]。随着双元性创新研究的深入，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性，针对大企业的研究结论并不都适用于中小企业，选择中小企业作为双元性创新的研究主体具有独特性。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资源匮乏，缺乏层级管理系统，往往难以协调相互冲突的创新需求[5,6]。也即是说，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对中小企业挑战巨大。另一方面，双元性创新对中小企业意义重大，可为中小企业提供合法性环境以及发展所需资源，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面对组织场域中不断增大的制度压力，中小企业应该何去何从？本文将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制度压力如何影响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以及这种意愿又如何受到企业领导力风格的调节。
目前，双元性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网络、战略联盟以及组织学习等视角。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学者们论证了复杂社会网络关系中网络中心性、网络多样性与双元性组织的关系[7]；从战略联盟角度，学者们探讨了基于战略选择的联盟行为对双元性组织的影响[8]；从组织学习视角，学者们提出组织应当努力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实现组织双元性[9]。而关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的研究则集中于管理人员行为整合[4]、双元性战略联盟[10]、产品组合复杂性[3]、产品与市场双元性[11]以及小企业与大企业联盟[12]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前因等方面的研究缺乏。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问题，有助于丰富并深化现有研究。
本文以制度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制度压力如何影响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是否会选择双元性创新战略，不仅受到企业内部资源的限制，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双元性创新浪潮下，中小企业受限于自身结构、资源等因素，双元性创新意愿不足。在此情境下，从制度压力视角进行问题探讨十分必要。制度理论作为近期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以制度为核心，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强调更宏观的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在关于组织对创新与变革的接受度问题上，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13]。在社会生活中，只要存在制度，个体间的互动就不会是任意和随机的，他们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规则的制约，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规则性，从而体现了其特定模式与预测性[14]。在双元性创新的主流价值观面前，中小企业承受了压力的制约。因此，从制度理论视角探讨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为进一步探讨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本文加入企业领导力风格的探究。现有研究表明，领导力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5]。组织的高层领导在双元性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2,16]。一方面，企业具有自身能动性，面对内外部压力，企业将根据自身价值观和制度规则等进行决策，而非采取消极态度接受现时盛行的惯例[17]。在组织决策系统中，企业领导者拥有很大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是否实施双元性创新。不同的领导者风格下会产生不同决策，也就是说在制度压力面前，领导者风格对双元性创新战略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不同于大企业，领导者个人意志在企业决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将领导力风格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制度压力与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有三大贡献：首先，采取制度理论作为前因变量，丰富了双元性创新研究。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组织内部因素对双元性创新的影响，对组织外部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制度理论为从组织外部理解其如何接受双元性创新提供了重要视角；其次，将领导力作为调节变量，深化了制度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分析。变革型领导和事务型领导风格的引入，反映了企业在制度压力下的能动性，有助于揭示真实情境下企业意愿选择状态；最后，将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双元性创新研究主体。中小企业作为市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也有重大价值，其战略决策直接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市场创新进程。因此，研究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探索式创新有助于拓展组织搜寻宽度，利用式创新有利于深化组织搜寻深度。双元性创新实现了探索和利用的平衡，避免了企业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间取舍的失衡[18]。为克服“创新陷阱”和“能力陷阱”[1,19]，大型企业纷纷选择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来弥补资源不足，并形成了双元性创新的主流价值观和制度压力。然而，限于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和行为的自我增强效应[20]，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或是偏重于对现有技术和市场的拓展，从而选择利用式创新；或是偏重于对未知技术和市场的开发，从而选择探索式创新。转型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对中小企业意味着巨大风险和挑战。从资源角度来说，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组织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资源匮乏问题；从管理角度来说，相互冲突的创新需求将对中小企业扁平化的组织管理结构带来巨大挑战。面对组织场域中双元性创新的制度压力，中小企业诉求于组织高层管理团队去解决相互矛盾的创新需求[4]。这种现象既反映了中小企业的战略决策受制于制度压力，又反映出领导力在压力面前的能动性。
本文选取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作为因变量，有利于降低资源等匮乏性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准确测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果意愿测度结果合理，那么它将为行为提供准确的预测[21]。因此，选择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作为因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
制度理论强调组织运行在对其具有塑造、制约和使能作用的各种场域中。组织若想获得长远发展，除了需要具备必需的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外，还必须赢得社会支持和信任，即获得组织合法性[22]。合法性获取一方面有利于增益组织资源，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和存活率。中小企业限于自身组织特点，往往存在资金筹集困难、精英人才缺乏以及抗风险能力弱等缺陷。现有实证研究也表明，随着组织规模缩小，企业死亡率提升[23,24]，即中小企业具有不利生存性[23]。因此，合法性对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而要谋求合法性则需接受制度压力。目前，制度压力被划分成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
规范性压力主要产生于组织场域中成员的集体性期待，一般都是非正式的，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和规范，并以此作为维持秩序的重要基础[25]。通过无形规则的制约，规范性压力引导成员采取合适方法和手段，以符合集体行动者的偏好，构筑组织合法性。在社会群体内，组织目标和行为如果违背集体意愿就会遭到群体排斥，丧失组织合法性[26]。社会网络中的强势组织一般拥有较大影响力和权威性，会通过话语权优势，以组织意志代表所处社会场域的共同愿景。在双元性创新问题上，政府和市场鼓励企业进行双元性创新以应对危机和挑战，大企业积极实施双元性创新，形成了组织应当进行双元性创新的集体性期待。中小企业面对规范性压力，为了避免失去合法性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会接受双元性创新，也就是说，规范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1：规范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
模仿性压力来自组织面临不确定性时，感知到的竞争者所作出的行为决策[25]。当组织技术基础薄弱、目标模糊或者面临的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时，就会有意或无意模仿那些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具有权威性的组织。因此可以认为，组织决策不仅仅建立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基础上，还建立在竞争对手或联盟组织行为的选择上[27]。这种模仿性行为有助于组织在结果难以预料的情形下，找到代价最小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在双元性创新问题上，众多行业领先企业为了获得更好发展，纷纷选择进行双元性创新以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因此，在洞察竞争者或同盟者的战略决策后，中小企业很容易屈从模仿性压力，采取学习成功者的做法。也就是说，模仿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2：模仿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
强制性压力主要源于组织场域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组织对弱势组织施加的影响，它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25]，主要表现为对行为的制约、规制与调节。制度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压力可以相互强化。强制性压力通过一种既支持又制约权力实施的规范框架而合法化，从而使权力转化为权威[28]。在制度环境下，制度一方面具有制约行为选择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具有行为使能作用[29]。强势组织在制度环境中可以发挥制度的能动性，而弱势组织则往往被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在组织场域中，强势组织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通过订立合约或施加无形影响，制约其联盟组织接受相似的组织价值观和社会实践，以培育有利于组织更快发展的环境氛围。同时，为了最大化提升联盟企业的接受度，强势组织还可能采取一定惩罚措施影响联盟组织决策。也就是说，在非对称联盟中，弱势组织会受到来自强势组织强制性压力的制约。在双元性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大企业作为积极接受者，希望联盟组织也能够积极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促进企业间业务合作和信息交流。而中小企业作为组织场域中的相对弱势群体，为了获得组织合法性，会接受制度约束，从而受到联盟企业强制性压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强制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3：强制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积极影响。
领导力风格影响组织战略决策。根据组织领导应对风险的态度，可以将领导力风格划分成变革型和事务型[30,31]。变革型领导力风格追求创造性和冒险性，为了促进组织发展会采取一些冒险性举措[32]。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则力求保持组织现状以及维持组织稳定性[33]。面对制度压力，不同领导力风格会引导组织作出不同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根据制度理论，组织在确定场域内受制度压力的影响，会倾向接受相似价值观并产生相似行为方式，导致组织间日益相像。该制度化过程被称为同态性[25]。具有变革型领导力风格的组织，在组织场域内谋求创新，期冀组织有区别于其它组织的独特优势。因此，在制度压力趋同化下，变革型领导反而更希望将资源投入到区异性战略上，以反抗同态化压力。尤其是在规范性压力和模仿性压力面前，变革型领导更力图使组织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在变革型领导力风格的主导下，中小企业实施双元性创新的战略决策更多建立在自身判断上，即企业组织结构和资源情况等是否准许组织实施，实施后能否取得更好的收益或给企业带来更好发展，而非将决策权交由制度压力。若接受制度压力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则必须加大对探索式创新资源或利用式创新资源的投入，从而减少企业对差异化战略等其它特色战略的资源分配。这样一方面易使组织削弱自身特色，进而与其它组织趋同，另一方面还会给组织未来发展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同一水平的规范性压力或模仿性压力下，中小企业变革型领导力风格越凸显，其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的意愿越弱；而在强制性压力下，由于反抗施压将直接导致可视化惩罚，从而威胁到企业生存。因此，可以认为在同一水平的强制性压力下，变革型领导力风格会积极调节压力对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由此，得出本文研究假设：
H4a：变革型领导力风格消极调节规范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H4b：变革型领导力风格消极调节模仿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H4c：变革型领导力风格积极调节强制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对制度性压力的屈从，一方面导致组织间变得相似，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组织外部合法性。具有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的组织追求稳定性和合法性，在组织场域内更希望同其它组织保持一致，维持组织认同和信任[30]。在是否实施双元性创新的问题上，中小企业如果接受制度压力选择实施，虽然会面临实施双元性创新给组织资源配置、资金流动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但维持了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如果反抗制度压力，选择不施行，虽然有利于避免双元性创新给组织内部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但会使组织丧失合法性，进而承受来自组织场域中不可知的外部压力与挑战。相比于失去合法性给组织带来的外部不可控因素，实施的不确定性相对易于控制，且更有利于维持组织稳定性。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是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还是更大的强制性压力，具有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的组织都更倾向于接受双元性创新战略，避免企业失去组织场域内的合法性和遭遇排斥。因此，可以假设在同一水平的制度压力下，中小企业的事务型领导力风格越凸显，其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的意愿越强，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5a：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积极调节规范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H5b：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积极调节模仿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H5c：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积极调节强制性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
图1 理论模型
本文以我国东部和中部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作为双元性创新研究主体，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向企业经理和高管发放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选择中国情境下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基于我国特殊市场经济环境的考量。由于我国宏观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较大，导致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因此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调查问卷分为总经理卷和高管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通过总经理卷，收集中小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实施双元性创新的意愿；通过高管卷，收集对应企业的领导力风格特征。由于问卷采用成熟的英文量表，因此采用专家回译的方法提高中英文调查问卷的精准匹配性。同时，为确保问卷设计的有效性，在正式发放问卷前选取8家中小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的问题修正题项或删减，形成最终问卷。采用现场、电话以及网络等形式，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74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4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43.03%。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员工规模集中在100～300人的企业占45.75%；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居多，占42.11%；企业类型多样且分布均匀，其中，高技术加工/制造企业居多，占28.74%；私企比重最大，占34.41%；技术研发部门规模超过15人的企业居多，占30.77%。
(1)双元性创新意愿。双元性创新作为一种复杂行为，1年是预测行为的合理时间期限[34,35]。在参考创新意愿测量的成熟量表后[35,36]，最终将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测量题项设为“我们可能在一年内进行双元性创新”、“我们期望在一年内进行双元性创新”和“我们计划在一年内进行双元性创新”。研究主要从主观认知、态度以及实际完成情况3个方面测量双元性创新难度，以精准反映企业是否真正愿意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
(2)制度压力。借鉴已开发量表并结合本文研究需求[34-37]，主要从政府、组织场域和市场3个角度测量双元性创新规范性压力，具体包括3个题项；模仿性压力主要通过竞争者或同盟者进行双元性创新后的收益测量，包括3个题项；强制性压力则是通过不进行双元性创新将面临的惩罚或危机进行测量，也包括3个题项。
(3)企业领导力风格。对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和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的测量沿用Bass等[30]开发的成熟量表，变革型领导力风格主要包括愿景激励、理想化影响、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4个维度，共有16个题项，样本题项包括“总经理会向其下属解释所做工作的长远意义”、“总经理敢抓敢管，善于处理棘手问题”和“总经理不满足于现状，在工作中能不断地推陈出新”等。事务型领导力风格主要包括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两个维度，共5个题项，样本题项包括“总经理会经常向下属询问工作进度”和“当任务圆满完成时，总经理会给予下属积极的反馈”等。
(4)控制变量。将一系列会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量设为控制变量，分别是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企业类型、企业所有权和技术研发部门规模。①企业规模用在职员工数量进行衡量。员工数量是反映企业规模的显著外在表征，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也主要是以员工数量为划分标准[38]。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并结合本文研究特点，本文将中小企业划分为划分为1～100人、100～300人和300～500人三类；②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分别代表了企业不同发展状态；③企业类型划分为高新技术加工/制造、商贸/服务以及电子通讯业等；④企业所有权，根据分类，主要包括国企、私企等；⑤技术研发部门规模采用人数进行衡量，其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科研实力并影响其双元性创新意愿。
为确保调查问卷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使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9，表示问卷具有较好一致性和可靠性。通过SPSS分析，量表KMO值为0.907，显示适合作因子分析且问卷具有较好效度。由于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总经理和高管，其中，关于领导力风格的调查问卷由高管填写，关于制度压力和双元性创新意愿的调查问卷则由总经理填写。因此，采用Harmen单因素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时得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2.95%，低于40%，且抽出的因子数量不止一个，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的问题，因此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由表1可以看出，自变量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与因变量双元性创新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0.485,p<0.01;r=0.516,p<0.01;r=0.429,p<0.01)。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在0.05的水平上显著(r=0.154,p<0.05;r=0.157,p<0.05)，技术研发部门规模则在0.01的水平上显著(r=0.223,p<0.01)。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07～1.676之间，远低于1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表1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注：N=247；*p<0.05；**p<0.01；+p<0.05，下同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检验研究假设，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只包含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企业技术研发部门规模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模型2加入自变量，结果表明规范性压力(β=0.263，p<0.01)、模仿性压力(β=0.329，p<0.01)和强制性压力(β=0.249，p<0.01)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均有显著积极影响，即研究假设H1、H2和H3得到支持；模型4是包含所有变量的全模型，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均被纳入其中，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规范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β=-0.117，p=0.052)，假设H4a得到支持；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模仿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也很显著(β=-0.110，p<0.05)，假设H4b得到支持；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强制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强调节作用显著(β=0.113，p<0.05)，假设H4c得到支持。此外，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规范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强调节作用也是显著的(β=0.111，p<0.05)，假设H5a得到了支持；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强制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强调节作用也是显著的(β=0.116，p<0.05)，假设H5c得到了支持。但是，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模仿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β=-0.039，p>0.1)，假设H5b没有得到支持。
表2回归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2和图3。采用调节变量变革型领导力风格或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均值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作为两个调节作用的示值，进而绘制调节变量图。图2A表示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规范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图2B表示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模仿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图2C表示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强制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图3A表示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规范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图3B表示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强制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图进一步支持了调节效应。
图2 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对制度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3 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制度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压力的3个维度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均有积极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规范性压力、模仿性压力还是强制性压力，都会提升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此外，研究还发现，变革型领导力风格和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制度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如果中小企业的领导力风格为变革型，那么在规范性压力或模仿性压力的作用下，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比较弱；在强制性压力的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双元性创新。如果中小企业的领导力风格为事务型，那么在规范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的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双元性创新。事务型领导力风格对模仿性压力与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数据支持。可能的解释是，企业同盟者或竞争者进行双元性创新的收益不足以让其放弃现有稳定状态，而去承担更大风险。
本文研究丰富了双元性创新研究理论。以往的双元性创新研究主要针对大企业，本文将研究主体切换至中小企业，丰富了双元性创新研究主体。此外，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网络和战略联盟等视角切入，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双元性创新，对双元性创新前因研究不足。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制度压力作为前因变量如何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产生影响，不仅丰富了双元性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有利于弥补现有文献对前因变量研究不足的缺陷。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压力是中小企业是否进行双元性创新的重要考量因素，表明中小企业作为经济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会作为社会理性实体注重其外部合法性的取得，接受制度压力的驱使。最后，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中通常存在忽视客体能动性的局限，通过引入企业领导力风格，弥补了采用制度理论研究问题的局限，深化了研究结果。企业领导力风格作为中小企业在制度压力下能动性的重要体现，调节了制度压力对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中小企业领导力风格在制度压力3个子维度作用于双元性创新意愿的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不同情境下同一种领导力风格对双元性创新的作用，以及在同一情境下不同领导力风格对双元性创新的作用。
本文也为管理者促进双元性创新提供了重要视角。首先，在组织场域内，企业联盟者和竞争者可以通过采取不同压力构筑双元性创新同质性的社会网络，推动企业双元性创新进程。对于具有变革型领导力风格的中小企业，联盟者/竞争者可以选择施加强制性压力来提升其双元性创新意愿；对于事务型领导力风格的中小企业，联盟者/竞争者可以通过增强规范性压力或者强制性压力推动其实施双元性创新战略。其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小企业在制度压力的约束下倾向于进行双元性创新。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和市场准确预测中小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引导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动态变化的组织运行环境中，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知识转移和创造，突破企业创新和知识学习瓶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措施加快企业双元性创新步伐，推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
本文也存在一定研究局限，未来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①本文数据收集主要来自国内。尽管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应用情境，但也限制了研究结论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普适性。未来可以进行跨文化研究，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影响以及企业领导力风格在其中的调节作用；②本文属于意愿研究，探讨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意愿的影响，对于哪些因素会影响从意愿到行为的过程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行为；③样本数量有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采用时间差调研法或纵向调研法收集数据，先从理论上确定制度压力影响双元性创新意愿的时间，然后以这个时间段为间隔，前后分别测量制度压力和中小企业的双元性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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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Xiaobao, Zhang Jia, Liu Guofang, Liu Jiaojiao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Drawing upo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leadership style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driv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SMEs) to take 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effects moderated by leadership style. The supposedly consequential model is tested using survey data obtained from 247 SMEs in China. Findings point out that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i.e. normative, mimetic, and coercive)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intention of SMEs. In addition, leadership styles (i.e.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play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the aforementioned inten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normative and mimetic pressures wherea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coercive pressures. By contrast,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normative and coercive pressures but lacks moderating effects on mimetic pressures. This research likewise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Normative Pressures； Mimetic Pressures； Coercive Pressur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Ambidextrous Innovation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6-0083-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3.1
DOI：10.6049/kjjbydc.2018030097
作者简介：彭小宝(1982-)，男，湖北黄石人，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科技政策；张佳(1992-)，女，河南许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制度理论；刘国芳(1992-)，女，安徽安庆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社会创业；刘娇娇(1993-)，女，安徽淮北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社会认知理论。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08085QG143)；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Z2016D07)
收稿日期：2018-05-21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