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跃平,夏筱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基于技术轨道理论与制造企业服务化间的关系,认为技术轨道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机理包括3类:驱动机理、拉动机理和差异化机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内在机理是技术轨道驱动下投入服务化、企业边界变化以及用户需求、产出、政策拉动下与技术轨道的协同演化过程,且通过技术轨道形成服务化转型差异。制造企业对自身技术轨道的识别有利于确定发展所需主要技术来源及技术演化轨迹,把握实现服务化的关键机理。
关键词:技术轨道;制造企业;服务化机理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关系到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发展。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主要表现为服务要素投入和服务产出不断增加,以及制造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持续创新。本文认为,技术进步是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根本驱动力,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关技术演进,正是由于二者协同发展形成合力才促进了企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技术在演化过程中会形成相应技术轨迹即技术轨道,其决定了技术进步方向和强度。
本文认为,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演化所形成的技术轨道,服务化是一定技术轨道演化的外在表现。深入研究技术轨道与制造企业服务化间的互动机理,既可以深层次理解制造企业服务化这一现象从而有效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又可以丰富和拓展现有理论研究成果。
技术轨道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多西[1]在发展演进论者纳尔逊和温特关于自然轨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是技术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沿着范式规定的经济和技术折衷的技术进步轨迹。从企业角度出发,以往研究发现,技术作为企业关键战略要素具有多元化发展特点,引致这一发展趋势的核心就在于技术轨道多样性[2]。正是因为技术轨道多样性使得制造企业产出多样化成为可能。产出多样化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这也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3]。与此同时,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伴随着收购、兼并、部分业务剥离等活动,导致企业边界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在高技术企业中表现为技术范式变化与企业边界变动间的联系[4],判断这种联系变化对于企业成长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技术轨道是技术范式下技术演化的方向,其具有不确定性,直到主导设计出现才能有效降低技术轨道不确定性。技术范式变化必然导致技术轨道发生改变,使技术演化重新进入多轨竞争状态,此时企业边界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最终,制造企业价值创造也不再仅仅围绕边界进行,与之具有利益关系的行为主体间也存在着价值创造。于刃刚和李玉红[5]认为,技术轨道演化引起的企业边界变化也存在于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并且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组织形式向网络化、模块化等方向发展。
从产业角度出发,制造与服务融合作为产业融合的一种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6]。每一项技术创新,无论是来自于技术轨道累积性演化的渐进性创新,还是在原有技术轨道累积性演化接近物理极限时融合新技术实现的跃迁式创新,都会通过技术扩散产生技术创新价值溢出效应。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技术创新会溢出到其它产业中,并由此引发基于新技术的产业融合。单元媛和赵玉林[6]提出,产业融合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以知识技术扩散为主的技术融合。企业作为产业的基础单位,制造企业服务化也遵循以知识技术扩散为主的演化轨迹。
除此之外,制造企业所处技术轨道对其服务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Tidd和Bessant等[7]在Pavitt[8]划分的包括供应商主导、规模密集、基于科学、信息密集、专业化供应商5条企业技术轨道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行业所处技术轨道类型。其中,制造企业所处技术轨道包括供应商主导、规模密集、基于科学、专业化供应商4条路径[7]。由于其主要技术来源不同,技术演化路径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它们在服务化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可以看出,学者在技术创新、技术轨道演化和企业服务化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缺乏对于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没有对依托技术轨道演化形成企业服务化内在机理的深入探索,则难以解释制造企业服务化根源。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基于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服务化内在机理可概括为以下3种:驱动机理、拉动机理和差异化机理。
技术轨道演化可以看作是一个包括创新技术机会搜寻、知识获取和创新行为活动的完整过程,其中搜寻深度决定企业渐进式创新几率[9]。所以,技术轨道驱动投入服务化分3个阶段实现。首先是以产品为核心的制造企业对技术轨道进行识别和把握。技术机会识别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新基础研究成果发展机会进行识别,二是对现有改进技术新市场机会进行识别。在制造企业所处行业主导技术尚未出现前,技术轨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Dosi[10]的理论,技术轨道能否保留取决于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因此,企业对技术轨道的识别和选择必然伴随着知识、技术扩散及融合。这也是投入服务化的第二个阶段,即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形成和强化企业技术轨道。该阶段可以弥补由于缺少外部知识搜索而降低内部研发创新效果的不足,这也正是资源互补性理论中资源整合附加值大于单一资源价值总和的体现,有利于同时发挥知识内部创造和外部获取的作用。一方面,知识内部创造通过交换和整合两个核心环节实现隐性技术知识外部化、成文化和可视化,使技术知识能够有效分享和传递,再通过组件性知识结构转化,使知识成为创新投入要素。另一方面,知识外部获取对于制造企业发展发挥了不同作用,包括科学知识获取下的技术发展、行业知识获取下的企业能力及现有产品改进。在创新型文化和支持型文化的双重作用下,这些从外部获取的新知识将实现有效转移,此时投入要素已开始发生服务化。
由于制造企业在沿技术轨道应用新技术时必须考虑自身技术能力匹配问题,因此实现顺轨创新必须根据自身技术能力构建所需的互补性资产[11]。于是,技术轨道演化对服务化的驱动进入第三阶段,重点进行互补性资产构建,即以核心技术为中心的制造、分销渠道、服务、营销、互补性技术、资金和资源集合构建。根据约翰·哈格尔三世的“杠杆增长战略”,利用组织间互补性资产有利于降低传统增长战略带来的投资风险并促进企业销售额、利润增长。所以,制造企业需要以同侪生产方式实现分布性知识、能力、资源有机组合,以构建自身互补性资产,该过程涉及营销、研发、服务等要素投入与整合,这不但是互补性资产关系行为互补性和一致性提出的要求,也是制造企业顺沿技术轨道实现服务化的需要。
最终,制造企业主要通过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投入实现对技术、知识的应用。由此,技术轨道演化引起研发设计服务要素投入增加,进而驱动制造企业投入服务化。
从历史角度分析,最早的研发活动主要在私人作坊进行,随着研发活动对专业技能、仪器设备要求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知识和用户需求向专门财产的转变以及研发活动对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研发活动逐渐向企业内部化方向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科技进步从根本上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技术演化使得专业化成为比规模经济更为有效的战略选择,企业研发活动呈现外部化趋势,并逐渐形成研发服务业。此时,很多制造企业边界都开始发生改变。
然而,制造企业边界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因为制造企业一般优先考虑的是本企业技术,通过公共知识、其它企业研究成果扩散改进本企业技术,这是由技术关联性和系统性决定的。技术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在技术轨道演化过程中令原本不相关、独立的技术累积产生溢出效应,这既可以应对技术物理极限形成的企业技术瓶颈,又可以提升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利用分散化降低技术轨道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核心业务来源,即知识基础固有技术轨道[1],制造企业首先会选择接近固有技术轨道的轨道进行研发活动,并且其所处初始条件决定了企业能力和产品开发范围。但是,一旦技术轨道演化过程出现技术断点,便意味着企业赖以生存的技术远离企业研究领域,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只能从外部获取研究能力以进入新技术轨道。此时,技术轨道将对制造企业边界产生重大影响。
起初,制造企业更倾向于以纵向一体化方式获取进入新技术轨道所需的相关技术。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如果技术进步使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则企业会选择并购符合业务发展需求的既有企业;如果企业内部协调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则其会通过在内部设立独立部门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最终引起企业边界扩大。但随着技术轨道变化速率的提升,企业为适应技术轨道变化速率加快引起的技术进步方向和强度变化,将组织形式由大规模生产转向具有较强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弹性组织形式发展。于是,“纵向逆一体化”逐渐成为趋势,具体表现为制造企业外购、外包中间产品及服务,提供中间投入要素的企业因市场规模扩大而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促进纵向逆一体化发展,制造企业边界缩小。可见,技术轨道变化和交易费用节省需求,必然驱动制造企业组织边界不断突破刚性限制,实现服务化发展。
除科技进步推动技术轨道形成和发展外,市场需求是拉动技术轨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制造企业服务化发展在于发现客户潜在需求[12],特别是与产品相关的未来服务需求,这些需求主要来自于制造企业领先用户。领先用户与普通用户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需求领先和开发领先两个方面,他们或是在新产品、新服务尚未普及前就对需求不满足,或是倾向于先于新产品或新服务而进行自主开发。因此,制造企业不但可以从领先用户那里获取潜在需求信息,还可以获取与产品概念和产品设计相关的信息。
产品作为技术的集合,这些需求终将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作用于技术轨道,进而实现产品创新和服务提供。由于技术轨道保留取决于创新扩散速度,换言之,技术轨道创新扩散速度越快,技术轨道排除的其它轨道数量越多、强度越大,其越有可能成为主导技术轨道。因此,对于制造企业而言,需求拉动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发现领先用户创新成果吸纳引发的服务需求。领先用户先动开发者由于专业技术背景和生产条件缺乏不具有经济性,因此他们倾向于转让研发成果[13]。制造企业首先需要对领先用户的创新成果进行评估,只有符合制造企业发展战略、顺应行业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得到现有产品开发体系支持并具有商业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才能够被吸纳[13]。其次,要对自身吸纳能力进行评价,综合考虑企业组织结构、文化、资源、产品创新体系等能否对领先用户创新成果商业化形成支撑。随着制造企业对领先用户创新成果的不断吸纳,产品技术复杂性逐渐提升,与产品相关的服务需求产生,进而对制造企业服务需求形成拉力。
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认为,技术是一种转换,可视为一组有关“投入—产出”转换的执行指令,其是技术知识的载体。可见,技术轨道是有关“投入—产出”转换执行指令的变化轨迹,其演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投入产出转换。技术轨道对产出服务化的拉动作用表现为知识服务促进方面,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与服务发展具有协同双向互动性特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作为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知识在组织间转移需要知识服务支持;二是支持技术知识转移的知识服务业自身知识得到更新并实现绩效增长。前者是因为技术逐渐成为独立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需要在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流动,这一输送过程需要通过服务来实现;后者是因为知识加快了技术要素输送速度、扩大了输送规模。
知识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间的双向知识转移通过提高制造企业知识存量、拓展企业知识边界即制造企业创新可能性边界实现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提升。二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使制造企业可以突破原来组织、技术边界获取新知识,打破边际搜寻导致的路径依赖,突破“创新陷阱”。知识服务业也通过外部知识整合获取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而将隐性知识外显化并重新组合,最终将解码后的知识传递给客户实现知识更新。在此循环过程中,制造企业通过知识存量提高和企业知识边界拓展获得的创新产出将不断拉动知识服务投入。
制造企业服务化是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型装备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引发的制造环节在价值链比重下降的一种发展趋势,是数字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不断融合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互联网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进程[14]。可见,技术发展对制造企业服务化具有内生性决定作用,而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技术政策的有效支持。
一国科学和技术政策是政府实现对科学技术资源有效利用与管理的有力方式,是将科学技术资源转化为技术进步的提纲挈领。与科技有关的规划对国家科学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对技术轨道具有方向引领作用,能够保证科学技术沿着目标路线有序演进。
另外,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样受相关政策的引导,如在用地用电、税收、融资等方面制订公平性政策条款、通过鼓励措施引导制造企业进行联合重组、积极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优先采购等均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重要拉动作用。
在政府科技发展政策和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激励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有助于促进企业对超越组织边界要素的搜寻、吸收和转化应用,改变其价值创造模式,形成以研发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为主的研发成果提供者联盟、以各行业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成果需求者、以科研中介机构为连接及政府、风险投资者为支撑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研发服务价值共创网络[15],既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战略性资源,又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带来更多机遇。
根据Joe和John的研究,由于每个制造企业技术来源及技术演化路径不同,使得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差异化技术轨道,即供应商主导、规模密集、基于科学、专业化供应商4条技术轨道[7],也由此形成了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化驱动力和拉动力的差异。
(1)基于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演化的供应链优化驱动。处于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其技术进步来源于供应商和制造企业的生产学习[7]。这类企业关注生产方法和相关技术投入的改进、调整,使得企业内部积累的技术机会较少,传统制造业属于这一类技术轨道。相较于其它制造企业,处于该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创新来自于非技术优势的建立。由于传统制造企业供应商处于供应链上游,在很长时间内,制造企业对上游企业采取投资自建或控股、兼并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以对整个供应链进行管理和控制。这种一体化战略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比较适用,有利于制造企业增加市场利润。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变化,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必然加剧技术轨道不确定性,导致制造企业纵向一体化管理在投资和建设周期方面存在一定风险。于是,优势互补的“横向一体化”管理模式得到运用。考虑到供应链整体优化,“横向一体化”制造企业转而与企业外部供应商、销售商建立合作关系,并结成利益共同体。作为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表现,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分别对“横向一体化”战略产生影响。其中,投入服务化影响供应链上游创新,使制造企业集中于产品研发设计,以生产加工环节外包减少制造企业业务流程,以供应商管理库存抑制“长鞭效应”。产出服务化影响供应链下游分销与售后服务运营模式,最终通过制造企业组织边界的缩小使传统制造企业供应链转化为基于服务产品的服务供应链。因此,由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化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轨道供应链优化驱动。
(2)基于规模密集技术轨道的知识整合驱动。处于规模密集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其技术来源包括生产工程部门、企业生产学习和供应商设计部门[7]。由于未经测试的突破性技术的应用使其产品和生产系统面临很大风险,因此,处于这一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其技术演进的显著特征是基于运营经验及组件、机械、子系统改进渐进演化,即新知识渐进式整合[7]。根据上述技术轨道驱动投入服务化机理,行业外部知识对渐进式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更强,加之沿规模密集技术轨道演化的制造企业可以获取上游供应商的纵向知识流,进而可推动其过程创新。因此,规模密集型制造企业知识获取应以行业外部知识为主、以科学外部知识为辅,并且还要考虑以知识转化为投入要素的知识整合和吸收。该过程同时受创新型文化和支持型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中创新型文化既直接促进知识转移,又以人员交流和团队交流为中介对知识转移发挥间接促进作用。支持型文化通过程序交流间接促进知识有效转移。吸收能力综合了制造企业识别、获取、整合、应用、转化为外部知识的能力,对渐进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规模型制造企业新知识渐进式整合需要培养创新型文化,通过企业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整合、科学外部知识与行业外部知识整合促进知识有效转移,从而实现以知识要素投入促进服务化。
(3)基于科学技术轨道的互补性资产投入驱动。基于科学技术轨道演化的技术进步来自于与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企业技术积累依赖于学术研究成果,包括知识、技术等。企业创新在技术机会识别的前提下,以互补性资产投入促进基础研究新产品商业化[7]。这是因为,科学主导型制造企业创新受科学外部知识的显著影响[16],制造企业内部技术积累通过产品市场横向搜索拓宽了搜索广度,得以接触大量异质性技术知识,增加了其进行突破性创新的商业机会。但是,根据Wolf规律,某种技术沿技术轨道发展受自然规律和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的影响较小。因此,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机会识别以实现持续发展,这对科学主导型制造企业尤为重要。
在把握技术机会识别的前提下,科学主导型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构建互补性资产促进新产品商业化。根据创新成果商业化涉及环节,可将互补性资产分为生产类、销售类和服务类3种类型[17]。其中,生产类互补性资产影响制造企业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创新产品的商业化,销售类互补性资产可构建制造企业新产品商业化壁垒,服务类互补性资产则同时具备提升商业化速度、构建商业化壁垒的作用,是基于科学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化的重要投入要素。
Teece[18]指出,独占性资产和互补性资产是影响企业边界选择的关键因素,因此互补资产构建将引起制造企业边界的重新确定,主要表现在制造企业纵向边界、横向边界、能力边界调整上。其中,互补性资产对制造企业纵向边界的调整作用于企业价值链上。制造企业难以具备所有互补性资产,其需要通过管理、调度协作网络流程调整纵向边界或构建互补性资产经济关系网,以进一步获取外部互补性资产。横向边界一般情况下由生产效率或单位平均成本决定。生产类和服务类互补性资产对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制造企业会根据互补性资产寻找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最优横向边界。企业能力边界即企业核心能力所构成的边界[19]。当突破性创新出现时,制造企业原有核心竞争力开始僵化,如果再不做出相应调整,极有可能受到新进入企业的威胁。互补性资产具有一定价值且难以模仿,因此可成为竞争优势来源。依靠专业化互补性资产增加能力边界深度以提升互补性资产形成的核心能力水平,依靠互补性资产多样性拓宽能力边界广度以增加核心能力种类,最终基于科学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通过互补性资产投入驱动企业边界变化,进而实现服务化转型。
(4)基于专业化供应商技术轨道的信息与技术要素投入驱动。专业化供应商技术轨道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研发设计和高级用户,所以处于该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通过机械、仪器、软件等专业化投入进行设计、建设、操作使用并形成技术积累[7]。在该技术轨道驱动下,制造企业实现投入服务化需要从领先用户使用经验中获取与技术改进、技术创新相关联的信息和技术。
由于领先用户具有先动开发意愿,并因为专业技术背景和生产条件缺乏而使其研发成果不具有经济性,所以他们倾向于转让研发成果[13]。而专业化供应商制造企业对信息和技术要素的投入需求使其只有通过对领先用户创新成果的吸纳才能为己所用。通过对领先用户创新成果进行评估选择,并综合考虑组织结构等方面对自身吸纳能力进行评价,才能保证创新成果吸纳的适应性并将其作为自身创新投入要素,由此驱动专业化供应商制造企业要素投入服务化。
(1)基于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演化的共性技术发展政策拉动。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演化除依靠向供应商和制造企业学习外,还需要依靠IT技术这样的产业共性技术[7]。这是因为,供应链横向一体化促使经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到最终用户的物流、信息呈现网络化发展,所有相邻节点企业都对应一种供需关系,需要对项目、客户关系、物流、融资服务进行管理以发挥横向一体化优势。在整个供应链中实现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需要对各类信息作出快速准确的响应,而信息技术正是推进信息共享的关键[20]。共性技术发展同时受国家、产业、企业3个层面技术路线的共同影响。其中,国家技术路线具有引导科技政策制定的作用,因此供应商主导型制造企业发展受共性技术发展政策的拉动作用。由于该技术轨道制造企业科研能力薄弱,需要以项目目标为主,形成以政府、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产业集群、企业研发部门技术增值价值链为基础的完整的技术发展生态链,实现官产学研紧密结合。因此,供应商主导技术轨道拉动力主要体现在共性技术发展政策上。
(2)基于规模密集型技术轨道演化的知识整合创新产出拉动。规模密集型技术轨道通过新知识整合实现技术演化,根据知识与服务的双向互动性特征,制造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必须依靠知识服务的支持。知识服务通常由知识服务企业提供,这类企业由于具有高中心度和较多结构洞能够提升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这是因为,在由知识服务企业和客户企业组成的创新网络中,知识服务企业与网络中很多客户企业具有直接联系,因此中心度较高,在易于获取新知识的同时将自身知识存量直接转化为客户企业知识存量,从而成为创新源。与此同时,知识服务企业可以接近具有潜在联结关系的个体,并占据较多的结构洞,进而获取异质性信息并将其传递给缺乏知识联系的客户企业,通过这种知识分配增加制造企业的知识存量并提升其创新能力。由此可见,规模密集型技术轨道是以知识为投入、以创新为产出的典型技术轨道。在产出的拉动下,知识服务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规模密集型制造企业长期稳固发展离不开知识储备和服务支持,因而逐渐走向服务化转型道路。
(3)基于科学技术轨道的基础研究政策拉动。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该领域具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催生出新兴技术,进而催生新产业或带动新产业发展。由于基础研究在初期具有不确定性、高创新性、高风险性及发展环境高度依赖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政府重点支持[21]。在主导技术尚未出现前,基础研究处于多轨竞争状态,技术发展方向不明确,需要不断进行试错,也未能形成一定市场空间。此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创新活动供给方的拉动方面,包括对科学界、公共研发机构和研发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进行专利数据库建设和服务以及促进新技术转移等。随着技术性能的不断完善,政府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在供给侧方面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创建利基市场以政策拉动需求侧。当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出现时,技术轨道结束多轨竞争状态,技术有了明确的演进方向,此时将主要发挥需求方政策的拉动作用,如制定相关法律、技术标准、进行政府采购、对新产品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在政策的拉动下,基于科学技术轨道的制造企业沿着基础研究演进轨迹构建自身互补性资产,从而有助于促进服务化转型。
(4)基于专业化供应商技术轨道的领先用户需求拉动。专业化供应商技术轨道是4条技术轨道中唯一将高级用户作为主要技术来源的。高级用户作为技术源的根本在于其需求领先及开发领先,充分发挥这种需求拉动作用首先需要进行领先用户识别。应主要考虑以下3类领先用户:与制造企业产品具有相近应用并占据类似市场的领先用户、位于制造企业目标市场中的领先用户以及与制造企业目标市场用户需求相关的领先用户[13]。第一类领先用户通常乐于向企业提出意见,或者以投诉等方式表现出对产品的不满,这些信息将成为产品创新来源,可使用金字塔模式进行筛选;第二类领先用户处于目标市场前沿,可通过调研和专业咨询识别组织用户,通过网络论坛方法识别个人客户;第三类领先用户选择范围较大,不同行业中具有近似领先需求的用户均可作为领先用户。
在进行领先用户识别后,需准确把握其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通过成果转让、专利购买等方式获取创新成果以快速实现用户需求。满足用户服务需求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围绕实物产品提供维修、远程诊断等服务;二是围绕客户潜在需求,以产品作为服务载体实现服务创新,由此才能实现产品、服务领先需求的转化,拉动制造企业不断向研发和服务两端转移。
制造企业可能同时处于多条技术轨道,并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处技术轨道也可能发生变化。不同制造企业在自身所处技术领域如果能够理性认识和把握技术轨道演化规律,并且能够基于技术轨道实现制造企业服务化,就能不断强化企业竞争优势。本文基于技术轨道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机理的意义在于:
(1)制造企业需要科学选择主要技术来源和技术轨道演化方向及路径。制造企业主要技术来源决定其研发服务体系构建是否以供应链、价值链、价值网为中心,有利于企业明确重点合作对象;制造业服务化离不开技术轨道限制,因此对技术轨道的识别和把握有利于增进企业对技术进步方向、消费者需求变化、政策导向的全面认识,并合理确定企业发展战略和创新战略。
(2)制造企业在推进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识别主导因素和可行模式。通过分析发现,制造企业基于所处技术轨道的服务化转型通过优化供应链、知识与服务协同发展、企业边界模糊、投入要素性质改变等,要求企业选择合适的服务化转型模式,充分考虑自身特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化转型。
(3)有利于提升研发设计水平。制造企业基于技术轨道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依靠技术进步驱动、市场需求和政策拉动的共同作用,实现知识转移和创新,不但有利于需求与技术衔接,更有利于技术融合发展,从而提高制造企业研发设计水平。
参考文献:
[1] DOSI G.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J].Research Policy,1982,11(3):147-162.
[2] 杜跃平,王林雪,高雄,等.技术轨道与企业多元化[J].预测,2004,23(6):33-37.
[3] 綦良群,赵少华,蔡渊渊.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市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14):47-53.
[4] 董华,赵生冬.企业边界理论的发展——观点比较与理论反思[J].工业技术经济,2013(7):143-153.
[5] 于刃刚,李玉红.论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J].生产力研究,2003(6):175-177.
[6] 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评论,2012(5):152-160.
[7] TIDD J,BESSANT J,PAVITT K.Managing innovation: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marke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M].Wiley,2007.
[8] PAVITT K.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ical change: towards a taxonomy and a theory[J].Research Policy,1984,13(6):343-373.
[9] CHIANG Y H,HUNG K P.Exploring open search strategies and perceive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flows[J].R & D Management,2010,40(3):292-299.
[10] DOSI G,et al.Technical chance and economic theory[M].Pinter Publishers,1988.
[11] 高峻峰,蒋兰,尹波.技术壁垒与互补性资产视角下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24): 58-63.
[12] NEELY A.Exploring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teri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J].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2008,1(2): 103-118.
[13] 吴伟.企业吸纳领先用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3):28-32.
[14] 童有好.“互联网+制造业服务化”融合发展研究[J].经济纵横,2015(10):62-67.
[15] 简兆权,陈键宏,杨金花.研发服务价值共创研究——基于价值网络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3):1-5.
[16] VEGAJURADO J,GUTIÉRREZGRACIA A,FERNND EZDELUCIO I.Does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ing matter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J].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2009,18(4):637-670.
[17] 何俊岑,银路,王敏.互联网时代互补性资产对创新获利的影响机理[J].技术经济,2016,35(7):32-37.
[18] TEECE D J.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collaboration,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J].Research Policy,1993,15(6):285-305.
[19] 郭树民.基于“三重边界”的企业开放式成长研究[J].管理学刊,2016,29(5):29-35.
[20] 韩江波.服务型制造的全球管理变革及实现路径[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4):122-128.
[21] 王灿友,苏秦.政策措施对新兴技术演化的影响分析——以3D打印技术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6):110-116.
Du Yueping ,Xia Xiao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dian University,Xi' an 710126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and servicizing,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on the serviciz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clude three kinds: driving mechanism, pulling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ervicizing is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input servicizing and changing of enterprise boundar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and the pulling of user demand, output and policy with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it also forms differences of serviciz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erprises’ own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is beneficial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dentify the main technological source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echnology and grasp the key mechanism of realizing servicizing.
KeyWords:Technological Trajectory;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ervicizing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7-09-19
作者简介:杜跃平(1958-),男,四川邛崃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产业经济;夏筱萌(1993-),女,北京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7070308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0-0088-06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