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理论模型
姚艳虹，孙芳琦，陈俊辉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研究企业知识结构、环境波动和知识动态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通过实证调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均对企业突破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动态能力在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形关系，并负向调节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拓展了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可为企业优化知识管理以促进创新活动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知识结构；突破式创新；知识动态能力；环境波动
微信扫码看作者独家介绍本论文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要求企业时刻保持创新能力。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强调创新驱动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表明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突破式创新是企业前所未有的一种创新行为，能够大幅度提升创新绩效[1]。突破式创新强调突破企业原有价值网络，构筑新的核心能力，既是对产业技术和市场的双重颠覆，也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2]。突破式创新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现有顾客和潜在市场需求，使企业在市场中保持主导地位，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市场，为企业提供占领市场的机会，甚至影响产业重新洗牌与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对已有创新要素依赖性较小，突破式创新被视为实现跨越式追赶的绝佳“机会窗口”。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需要对科学知识进行探索，因而企业内部知识结构对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对创新成功起关键推动作用。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使用和配置不同资源的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宝洁总裁德克雅格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知识和思想的更新是宝洁优势所在，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把公司在全球的创新与知识结合起来。以“矢志创新”为企业价值的西门子公司也十分注重知识管理，西门子研究中心通过对具有潜力的突破性创新技术进行系统探寻、辨别、评估、验证及孵化，并与西门子业务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商业化，其实践足以表明知识对突破式创新的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知识结构的研究多侧重于定义、内涵及其对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影响，有些文献从知识显性和隐性角度，探讨知识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3]，但鲜少研究探讨知识结构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Nonaka[4]提出从知识创造视角动态审视企业创新活动，动态能力有利于培养企业竞争优势[5]，但动态能力对突破式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鲜见。也有文献从环境波动视角研究企业创新[6]，然而以突破式创新为目标，从内外双重视角系统研究知识结构、知识动态能力和外部环境动荡性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机理鲜见。知识结构能否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直接影响？知识动态能力与环境不确定性在二者关系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对上述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寻找突破式创新成功路径。
本文从企业内、外部双重角度，分析组织知识结构、知识动态能力及外部环境波动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试图揭示突破式创新情境影响要素，发现突破式创新实现机制，为企业优化知识结构，正确应对环境波动，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知识结构概念最早由Anderson[7]提出，但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是指知识系统中各因素相对稳定的结合方式[3]。Nonaka与Takeuchi[8]将知识分为可表达、用于沟通、外显的显性知识和非具体、主观经验性、无法传授的隐性知识。Herderson与Clark[9]最早提出知识结构包括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认为无论哪种知识结构改变都会对企业已有能力产生影响，其中元素知识代表企业元件核心设计原理等知识，架构知识是指元件间整合方式和系统性知识。随后其他学者均采用元素知识与架构知识概念研究知识搜寻和技术创新等问题[3,10]。本文借鉴Herderson与Clark对知识结构的定义，从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两个维度研究其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突破式创新以新知识为基础，对现有技术产生破坏甚至替代作用，主要表现为新产品开发、技术根本性变革以及吸引新消费者进入新市场[11]。突破式创新通过在现有产品中不断注入新技术，使其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10]，能够快速帮助企业占领市场并获取主导地位，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企业绩效。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异质性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源泉，知识结构差异使企业资源使用和配置能力产生差异，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不同影响。元素知识是指个体、团体和企业解决特定问题所需的有关元件概念、核心设计原理及任务实现方式的知识，是知识结构的基础。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强调获取新知识的突破式创新需要在稳定的核心元素知识基础上开展。知识元素既是知识本身，又是企业创新的基础。架构知识是指元件之间整合为有机系统的知识，是元素知识间的连接性知识，主要包括可以被识别的问题和解决模式，表现为企业沟通方式、信息过滤机制及问题解决方法等。高架构知识水平的企业可以有效协调内外部元素知识，充分利用沟通渠道和流程，有效整合企业内外部知识以改良现有产品，快速满足市场中消费者的新需求，实现创新。在整合过程中更新现有知识，获取新技能和新渠道，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满足新兴市场需要，实现突破式创新。突破式创新是指一种突破乃至颠覆核心理念或模块与元件的创新，旨在创造、运用全新架构知识和系统元件的新产品，具有强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要求企业能够将元素知识高效整合。因此，架构知识是突破式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在知识获取方面，架构知识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影响，但元素知识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正相关。
H1a：元素知识与突破式创新正相关；
H1b：架构知识与突破式创新正相关；
H1c：架构知识比元素知识更有利于突破式创新产生。
环境波动描述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与不确定性，包括技术波动和市场波动。技术波动是指技术变革速度和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波动是指市场需求和偏好变化，两者均会使企业现有知识迅速变得陈旧[12]。
1.2.1 环境波动对突破式创新的直接效应
Laive与Raisch 等[13-14]提出环境波动是导致组织进行突破式创新的前因。在低动荡市场环境中，随着环境波动程度加大，消费者偏好可能趋向模糊或不确定，不明显排斥任何产品且容易尝试新产品和服务，因此突破式创新的产物容易被消费者接受[15]。同时，技术波动为企业提供大量创新空间，获取组织外部信息是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的催化剂，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通过创新维持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但当环境波动很大时，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用户需求变化加快，企业对市场预测变得更为困难。高技术波动使竞争对手加速产品创新以抢占市场份额，从而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产生竞争性威胁。环境波动既为企业创造机遇，也带来威胁。适度的环境波动能够有效推动突破式创新，但当其超过一定阈值时，就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形关系。
1.2.2 环境波动对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环境拥有稀缺的、有价值的、组织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它使组织在获取资源时面临不确定性，在缺乏必要资源时寻求或依赖于其它组织以获得所需资源。企业快速利用已有技术知识，促进新知识、新技术产生，能够减少技术知识陈旧带来的威胁，而频繁的技术波动影响企业知识的适配性，会增强企业创新对于外部技术知识的依赖[6]。在变化的环境中预测变得更加困难，企业无法迅速预判市场需求变化，不能及时调整知识结构进行突破式创新。随着技术波动增强，外部环境竞争加剧，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受限，无法将异质性资源融合并转化为有用知识，导致突破式创新活动无法开展。
企业需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探寻使用知识的潜在机会，积极主动地捕捉需求变化，选择与市场需求匹配的知识进行吸收转化，并应用于创新活动。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需求变化加快，企业有效应对时间缩短，对环境的不熟悉使企业采取谨慎发展战略，导致突破式创新热情降低。当环境波动小时，企业容易分析用户需求变化进而通过创新适应这一变化。当外部环境变化过快时，元素知识仅能够维持企业常规生产活动，无力支持突破式创新。同样，对架构知识而言，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需要通过更新经营性惯例提高效率，获取外部知识难度提升，知识整合效果不佳，不利于实现突破式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环境波动负向调节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
H3a：环境波动负向调节元素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
H3b：环境波动负向调节架构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
动态能力理论是在传统资源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Teece[12]里程碑式地提出动态能力概念，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对内外部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重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Zollo与Winter[16]从学习和知识演化角度，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并将新知识应用于运营惯例，通过调整以提高效率的能力。Eisenhardt与Martin[17]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运用资源以适应或创造市场变革的一种可识别的常规过程和惯例，由整合能力、重构能力、获取能力及释放能力4个过程构成。基于资源基础观，Wang[18]明确提出了知识动态能力概念，将其定义为企业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企业知识库以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Han 等[19]将知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知识库并系统解决问题的潜力。本文基于Han的定义，从知识感知、知识利用及知识再配置3个能力维度对知识动态能力进行分析。
知识结构决定了动态能力的形成。学者们逐渐将知识作为最具战略价值的资源，各类型知识活动是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来源，动态能力演化依赖于企业知识管理活动。Khedil[20]提出动态能力随着知识变化而变化，其演化过程就是追求新知识的过程。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知识结构是动态能力的基础，相关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活动均能促进企业动态能力发展。
知识动态能力对突破式创新也有一定影响。企业通过知识开发、保留、利用等一系列动态活动感知、应对变革，并利用内外部知识实现创新绩效。从企业知识理论角度看，动态能力和创新都被赋予了知识涵义：创新活动是指企业现有知识存量的重新组合，知识存量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机会发掘；动态理论作为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能够解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知识结构如何推进突破式创新活动的实施。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创造性地使用内外部知识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决定了企业主动从外部网络中搜寻有价值信息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也决定了企业内外部知识整合效果。知识感知能力使企业发现创新缺口、捕捉机会并快速反应，知识利用能力使企业作出决策、整合知识从而形成优势，知识再配置能力有助于企业有效重组和优化知识结构，最终使创新行为发生[21]。现有研究发现，知识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克服惯性、学习新技能、开展创新项目并实现战略变革[16]，即促进企业创新。在突破式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结合市场需求对资源基础进行调整，而动态能力通过协调资源信息推动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知识动态能力在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理论模型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湖南省内搜集100份数据进行预调查以评估问卷的有效性及遣词的恰当性，修改完善后再展开正式问卷调查。为获得准确的企业创新发展信息，调查对象主要涉及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和资深员工。问卷以委托企业人力资源部现场发放为主，网络发放为辅的方式进行。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原始性和便捷性，样本企业主要来自湖南、广东、辽宁、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四川等省市，涉及制造、计算机软件、通讯服务、汽车等行业。本研究共发放400份问卷，所有问卷均采用不记名方式进行填写。在剔除一致性过高和数据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共获得283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0%。其中，性别方面，男性占68.9%，女性为31.1%；学历方面，本科学历以上人员占94.3%；职位方面，高层管理人员占7.4%，中层管理人员占19.8%，基层管理人员占27.9%，员工占44.9%；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45.2%，民营企业占32.2%，外资企业占12.4%，中外合资企业占10.2%；公司年龄方面，5年以上企业占83%；公司规模方面，500人以上企业占68.5%。
本研究除控制变量外，其它变量测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问卷调查所用测量指标均在国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回译及调整方式进行编制。
知识结构量表采用笔者与李扬帆[22]于2014年开发的量表，包含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两个维度，元素知识包括公司专利、员工专业技能等7个题项，架构知识包括知识传播速度、部门间沟通合作程度等6个题项。
突破式创新量表在Jansen等[23]开发的问卷基础上修订而成，包含对新产品、服务的注重程度等5个题项。
知识动态能力量表在借鉴Han[19]、Wang[18]、Zheng等[24]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运用知识补救客户投诉、辨识机会与威胁等7个题项。
环境波动量表在参考Jaworski与Kohli[25]提出的方法并借鉴Citrin等[26]的问卷后编制而成，包含技术波动和市场波动两个构面，技术波动包括技术更新频率等3个题项，市场波动包括顾客偏好变化等4个题项。
在研究模型中，企业性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等可能会影响问卷结果，因而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使用SPSS23.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在0.773～0.944之间，均在0.75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量表KMO值均大于0.8，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0.5，通过效度检验。
使用AMOS18.0数据分析软件对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效度，如表2所示。参考模型的判断标准[27]，χ2/df<3、RMSEA<0.08、CFI>0.90、IFI>0.90、TLI>0.90，修正后各项拟合指标均较理想，因此本研究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各变量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均显著相关(p<0.01)。其中，元素知识与突破式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元素知识与环境波动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元素知识与知识动态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架构知识与突破式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架构知识与环境波动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架构知识与知识动态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知识动态能力与突破式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上述结果为后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必要条件。
表1各量表信度、效度分析结果
表2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3.2.1 直接效应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H1，本研究使用SPSS23.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多层回归模型验证变量间关系。如表4所示，将突破式创新作为因变量，再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得到模型1，引入自变量元素知识得到模型2。当模型2引入元素知识后，对突破式创新的解释力度增强(△R2=0.375，p<0.001)，元素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得到验证(β=0.658，p<0.001)，该结果支持H1a。同理，模型5引入架构知识后，对突破式创新的解释力度增强(△R2=0.448，p<0.001)，架构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得到验证(β=0.683，p<0.001)，该结果支持H1b，即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正相关，H1部分得到验证。
从模型8可以看出，环境波动对突破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75，p<0.001)。模型9在加入环境波动平方项后，结果显示环境波动平方项对突破式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26，p<0.01)。结合模型8可知，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形关系，H2得到验证。
3.2.2 环境波动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检验H3，对元素知识与架构知识以及环境波动的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多层回归模型中生成“元素知识×环境波动”和“架构知识×环境波动”两个交互项，以突破式创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共形成7个模型。在所有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1.301～1.853，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相关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4中的模型3和模型6引入调节变量环境波动后，对突破式创新的解释效应显著增强(△R2=0.124，p<0.001；△R2=0.085，p<0.001)。由模型4可知，“元素知识×环境波动”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β=-0.106，p<0.01)，且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R2=0.011，p<0.001)，H3a得到支持；由模型7可知，“架构知识×环境波动”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β=-0.138，p<0.001)，且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R2=0.018，p<0.001)，H3b得到支持。因此，H3得到验证。
表3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解释上述结果，笔者绘制出不同程度的环境波动对两类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的影响，如图2、图3所示。
3.2.3 知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使用AMO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潜变量路径分析，拟合方程的相关参数如表5所示。3个模型的各拟合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但模型一的各拟合指标更适配，为最佳匹配模型。其中χ2/df为2.192，RMSEA为0.065，CFI为0.943，IFI为0.944，TLI为0.937，拟合度最理想。
图2元素知识与环境波动交互影响突破式创新
图3架构知识与环境波动交互影响突破式创新
表5结构方程模型比较结果
根据完全中介模型分析得到该模型路径系数结果(见表6)，元素知识正向影响知识动态能力(β=0.185，p<0.01)，架构知识正向影响知识动态能力(β=0.724，p<0.001)，知识动态能力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β=0.850，p<0.001)。因此，知识动态能力在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H4得到验证。架构知识与知识动态能力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元素知识，说明架构知识更容易通过知识动态能力推动突破式创新，H1c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H1、H2、H3及H4均成立，模型总效应如图4所示。知识动态能力对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企业内部知识整合能力比其拥有的核心知识本身更能促进突破式创新；环境波动对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有负向影响，且适度的环境波动能够有效推动突破式创新，但超过一定阈值后会产生反作用。
表6最优拟合模型路径系数及检验结果
图4模型总效应
本文旨在探讨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验证知识结构、知识动态能力及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知识结构对突破式创新有正向影响。本文认为，知识结构对创新活动起关键性推动作用，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通过识别、获取、整合、转化，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经比较发现，架构知识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元素知识更显著。元素知识是创新的基础，但系统性架构知识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从外部获取的信息，更有效地改变原有路径依赖和惯例，实现突破式创新。由此可知，知识结构的不同维度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这一观点深化了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理论研究，为企业优化知识结构提供了新思路。
(2)环境波动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形关系，这与邢新朋等[28]提出的环境波动对突破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的观点有所不同。权变理论提出，环境动态性是影响企业经营活动和绩效的重要因素，企业战略能否实现价值取决于经营环境。从组织适应视角看，环境与管理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管理活动依照环境变化进行调整，不同程度的环境波动对企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本文认为，当环境波动较小时，企业容易从外部获取信息，也有足够的创新空间实现突破式创新。当环境波动过大时，一方面市场预测变得困难，另一方面竞争对手的技术更新会带来威胁，对企业突破式创新产生不利影响。适度的环境波动能够促进突破式创新，但如果超过一定阈值则会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补充和拓展。
(3)环境波动负向调节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环境波动使企业原有知识结构无法适应技术和市场变化，需要从外部识别并获取新的知识，只有通过重组并动态利用核心元素知识与系统架构知识,才能开展突破式创新，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然而，动荡的环境使企业难以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知识吸收转化也变得困难。同时，面对频繁的技术变动，企业知识结构调整往往存在滞后性，即对应的技术知识无法及时进入组织并在其内部传播和沉淀，从而无法为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重组和整合提供坚实的基础。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创新需要多种资源，尤其是外部资源，但环境波动使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难度提升，不利于开展突破式创新。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知识结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机理，深化了对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的认识。
(4)知识动态能力在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该结论表明知识动态能力在知识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承接作用，揭示了知识结构通过动态能力作用于突破式创新活动的机制和路径，是打开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黑箱的有益尝试。通过对知识结构-知识动态能力-突破式创新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明晰知识管理路径，从能力角度细化知识感知、利用、再配置过程，为解释知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研究。
环境波动对突破式创新的推动作用存在阈值，企业需要精准洞察并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创新活动。同时，企业内部知识结构和动态能力是实现突破式创新的基础，企业可以促进内部知识结构优化，提高知识整合能力以加速实现创新。基于此，在管理实践中，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1)企业应该重视知识结构构建。元素知识与架构知识均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不能顾此失彼，需要维系两者动态平衡，充分了解企业拥有的知识资产，一方面确保基础性原件知识的稳固性，另一方面不断搜寻、获取系统整合的架构知识，调整、优化知识结构。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在动荡环境中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取信息、整合知识，实现突破式创新。同时，企业要及时摒弃陈旧知识，保证知识结构与多变环境的适配性，从而维持行业竞争力。企业可构建学习型组织，增强员工学习动机，提升知识获取能力和速度，实现创新。
(2)企业应重视知识动态能力提升，保持对技术和市场变化的敏锐性，及时发现缺口，把握机遇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异质性知识，加快知识吸收利用，增强外部环境应对能力。
(3)辩证认知环境波动。企业想要提高市场份额并增强市场竞争力，必须密切关注市场及技术变化，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环境波动，并制定环境波动应对策略。在动荡环境下，企业需要抓住时机，利用动态能力优化、调整知识结构，降低环境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以“变”应变，持续创新。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受研究条件所限，本研究问卷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自同一对象，数据来源的一致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同源偏差问题，未来可以考虑将问卷不同部分交由企业内的不同人员填写或采用企业面板数据，以便获取更客观的数据。其次，采用方便抽样方式使得样本数据缺乏代表性，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提高，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最后，突破式创新活动的开展可能会影响企业知识结构，从而形成知识与创新循环系统，知识结构与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有待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PISANO G P, VERGANTI R.Which kind of collaboration is right for you[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8,11(6):1-9.
[2] 肖海林.不连续技术创新的风险探究[J].经济管理,2011(9):54-62．
[3] 郭东强, 何丹丹, 余呈先.知识结构异化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机理研究——基于元素-架构的知识结构分类[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17):94-97.
[4] NONAKA 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1):14-37.
[5] 陈志军, 徐鹏, 唐贵瑶.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与影响研究——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5, 29(5):59-62.
[6] 郭爱芳, 陈劲.基于科学/经验的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科研管理,2013(6):1-8.
[7] ANDERSON R C.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J].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84, 13(9):5-10.
[8] NONAKA I, TAK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HENDERSON R M, CLARK K B.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9-30.
[10] CHANDY R K, TELLIS G J.Organizing for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 the overlooked role of willingness to cannibaliz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8, 35(4):474-487.
[11] 薛红志.突破式技术创新、互补性资产与企业间的整合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8):102-106
[12] TEECE D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13):1319 -1350
[13] DOVEV LAVIE, URIEL STETTNER, MICHAEL L TUSHMAN.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in and across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0, 4(1):10-155.
[14] RAISCH S, BIRKINSHAW J.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moderator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34(3):375-409
[15] SIMONSON I.Determinants of customers' responses to customized offer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 69(1):32-45.
[16] ZOLLO M, WINTER S G.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3):339-351
[17] EISENHARDT K M, MARTIN J A.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21(10):1105-1121.
[18] WANG E, KLEIN G.IT support in manufacturing firms for a knowledge management dynamic capability link to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07, 45(11):2419-2434.
[19] YUQIAN HAN, DAYUAN LI.Effec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y[J].Management Decision, 2015, 53(1): 40-56.
[20] KHEDIL T M, LEFEBVRE L A, MASON R M.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the key to prosperity to the third millennium[M].Oxford: Elsevier Science,2001:481-490.
[21] 辛晴, 杨蕙馨.知识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动态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6):12-22.
[22] 姚艳虹,李扬帆.企业创新战略与知识结构的匹配性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10):150-158.
[23]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J, VOLBERDA H W.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11):1661-1674.
[24] ZHENG S, ZHANG W, DU J.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in networked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1, 15(6):1035-1051.
[25] JAWORSKI B, KOHLI A.Market orientati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3,57(3):53.
[26] CITRIN A, LEE R, MCCULLOUGH J.Information use and new product outcomes: the contingent role of strategy type[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7,24(3): 259-273.
[27] HU L T, BENTLER, P M.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J].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1999,6(1):1-55.
[28] 邢新朋,梁大鹏.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及平衡创新的前因和后果：环境动荡性和新创企业绩效[J].科技管理研究,2016(13):1-7.
Yao Yanhong，Sun Fangqi，Chen Junhu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source basic theory and dynamic ability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y to radical innovation.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dicate that elemental knowledge and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all can enchance rad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rad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radical innovation, and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radical innovation.The results expand the relationship study between knowledge and radic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promote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Knowledge Structure; Rad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DOI：10.6049/kjjbydc.2017080025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0-0001-08
收稿日期：2017-10-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078，71473076)
作者简介：姚艳虹(1963-)，女，湖南沅江人，博士，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孙芳琦(1994-)，女，湖北襄阳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陈俊辉(1991-)，男，福建晋江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