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学习、创新方式与企业多维绩效关系研究

摘要：探讨了探索性和应用性市场学习、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与企业效率和效果绩效之间的差异化关系。基于303家中国企业双份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渐进式创新正向促进突破式创新，并受竞争战略独特性正向调节；探索性市场学习比应用性市场学习更有助于促进突破式创新，而应用性市场学习比探索性市场学习更有助于促进渐进式创新；两种市场学习交互正向影响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强；突破式创新比渐进式创新对绩效效率与效果两方面的提升都更大。

关键词：探索性市场学习；应用性市场学习；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竞争战略；效率；效果

0 引言

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注科技创新政策安排和战略规划以来，科技创新屡次被提到战略高度：十八大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APEC会议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更是关注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核心作用。科技创新不仅决定了我国自主创新道路的方向，还对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指明了方向。

现有研究一致认可技术创新对于推动企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1-3]，并从组织内部资源能力与架构、外部环境与制度情境两方面大量探讨技术创新的前因与结果变量，认为技术创新由组织内部资源与能力状况、组织结构特征与设计、组织外部环境和宏观制度政策等因素共同驱动[4-5]。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与回顾，揭示出在技术创新这个备受关注的领域，仍存在以下亟待完善之处：

首先，不同类型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企业绩效的整合性研究不足[6]。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创新类型，往往被割裂开单独研究。但实际上两者区别仅仅在于创新幅度差异，并非迥然不同、不可整合，可以将两者纳入同一框架，研究其相互作用、转化路径以及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绩效。竞争战略是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核心情境变量之一[7]，有必要将竞争战略独特性纳入该整合框架，探讨其情境调节作用。

其次，组织领导者与理论学家将组织学习作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并广泛认可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提供了企业创新的独特优势来源，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学习和处理能够有效重构企业竞争性产品市场能力，激发企业技术创新[8]。但除Kyriakopoulos和Moorman[9]，Kim和Atuahene-Gima[10]外，鲜有学者讨论市场学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同时探讨探索性与应用性市场学习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影响的文献更是匮乏。

最后，现有研究大多将企业绩效作为单维度变量进行测量[11-12]，缺乏对于企业绩效的分维度研究[13]。分维度绩效指标能够更准确地衡量企业运营与盈利状况，其中，效率和效果绩效的区分分别表征了企业资源运营能力和竞争获利能力[14]。因此，有必要研究技术创新对效率和效果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立足于上述讨论，致力于研究如下问题：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转化路径？竞争战略独特性如何影响上述关系？这两种创新对于企业效率和效果绩效有什么不同影响？探索性和应用性市场学习及其交互如何影响两种创新？

1 研究假设

1.1 市场学习与技术创新

组织学习理论将企业学习分为探索性与应用性两种[15]。若将学习范围限定在市场方面，则探索性市场学习来源于对组织现有顾客和竞争者以外的知识与技能的获取和利用，代表企业对新知识的追求。在探索性市场学习中，企业处于全新、异质、与现有顾客和竞争实践相分离的知识情境中，企业通过丰富其知识基础而获得更多潜在市场机会。应用性市场学习是指企业对现有顾客和竞争者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开发和利用，增强与巩固其现有知识基础。应用性市场学习能够增强企业对于现有顾客和竞争者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提高组织活动效率。此外，探索性市场学习通常建立在对组织惯例扩展与开发基础上，而应用性市场学习则是基于对现有组织惯例的深度挖掘[16]。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区分5种创新以来，各国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技术创新进行分类。按照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亦即新颖科技进步的程度，可以将技术创新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建立在现有管理实践上，表现为企业创新活动发生根本性变革，包括根本性观念突破和重大技术突破，是高层次的、对技术系统产生深刻影响的创新，并且往往会影响到经济部门,伴随新兴产业出现；渐进式创新建立于企业现有管理实践上，基于其现有资源和能力，对当前技术水平进行渐进、连续的微小改进与调整，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创新。

从事探索性市场学习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顾客和竞争者方面的新颖、异质和颠覆性知识，扩充了企业现有的知识积累，突破了企业当前的知识边界。这有助于企业开拓新市场，寻找新的潜在产品卖点，提高企业对产品市场变化的适应性，使企业充满引领产品市场潮流的激情和动力，从而研发出更符合未来潜在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产品，而不是将视野局限在当前稳定市场，在面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时只能束手就擒、被动适应[8-9]。因此，探索性市场学习赋予企业在产品开发中位列前茅所需新颖、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以及引领市场变革的视野与能力，能够成功进行探索性市场学习的企业就能够在颠覆性产品开发中表现优异，从而更有利于孕育突破式创新。

与此相反，应用性市场学习关注对现有顾客和竞争者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是对企业现有知识的补充和增砖添瓦，是企业现有知识边界内的学习活动[8]，其目的是改善和提升现有产品质量和性能，更好地满足现有顾客需求，抵抗来自现有竞争者的产品竞争，而非思考如何突破现有产品市场。这与培育渐进式创新所需要的条件相适应，因此应用性市场学习比探索性市场学习更有利于促进渐进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探索性市场学习比应用性市场学习能够更强地影响突破式创新；

H2：应用性市场学习比探索性市场学习能够更强地影响渐进式创新。

现有研究认可探索性市场学习与应用性市场学习分别在互补领域发生，对企业绩效存在互惠共赢与协同作用[17-19]。同时采用两种学习模式有助于高层管理者整合组织资源与能力，营造更为融洽的组织文化与氛围，有利于协同的产生，而协同作用机理的关键在于吸收能力与互补资产[20-21]。应用性市场学习在促进组织创新活动过程中，起到了吸收能力的作用，提高了企业探索新知识和开展新活动的有效性。根据吸收能力理论，企业知识基是其鉴别、吸收和利用新知识的基础[22]。重复使用企业现有资源和知识能够强化吸收能力的功能，促进企业吸收外部知识，促进创新活动对新知识的探索[23]。此外，应用性市场学习能够扩充企业互补资产，如营销能力、渠道能力以及顾客关系维护能力等，从而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因此，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交互对于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均具有正向作用，而要比较其影响强弱，则需引入学习曲线。技术创新是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同时随时间而积累的双因素动态过程。但是，这两种学习模式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尽相同，探索性市场学习对于企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大于应用性市场学习[24]。当同时采用高水平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时，由于前者主导了企业技术学习过程，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类型，因此，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交互更有助于产生突破式创新，而非渐进式创新。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的交互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大。

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是根据创新幅度大小区分的，但两者之间并无严格清晰的界限。郑兵云和李邃[8]认为，从辩证法角度而言，渐进创新通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局部积累和改良创新，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根本性创新。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渐进式创新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

权变理论认为，情境因素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而企业竞争战略是重要的情境变量之一[7]。首先，独特的商业模式有助于企业利用其战略和组织建构能力获取竞争优势[25]，而竞争优势相当于给企业提供能力输入，有助于触发渐进式创新到突破式创新的转化。其次，对战略独特性的追求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少有人走的路”，而往往被忽略的因素却蕴含着巨大商机，对这些隐藏因素的探寻和开发，可以帮助企业在现有框架内实现跳跃式变革，从而有助于产生突破式创新。最后，企业如果采用和竞争对手相似的竞争战略，则企业难以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及其巨大商业价值，而企业竞争战略越独特，越容易在产品、服务、市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5：企业竞争战略独特性正向调节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1.2 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组织绩效衡量方法多种多样，学术界对此至今未达成共识[26]。根据企业绩效多维度观点，只有多重指标才能最准确地反映组织绩效，其中效率和效果的区分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14]。效率衡量的不是市场竞争成败问题，而是运营过程中的资源利用问题，提高效率即提高资源使用的成本收益比[27]。效果衡量的是企业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或盈利能力，企业越接近其预设目标，表明效果越好[28]。效率和效果之间存在取舍或替代的可能性,不存在绝对相关关系。因此，在衡量企业绩效时，区分效率和效果有助于得到更准确和细化的结论。

突破式创新由新技术引起，而新技术往往与新的市场结构相联系。通过识别与创造新的顾客需求，并采用新技术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导致市场结构发生改变，催生新产业。突破式创新涉及的新技术具有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跳跃性：宏观产业层面的突跳意味着新生产业的出现，市场结构彻底发生改变，是对产业边界的突破；微观企业层面的突跳则与新的顾客需求和创新产品开发有关，是对企业自身边界的突破。无论是何种层面的突破，企业都可以借此把握市场发展脉络，在新旧市场更迭中屹立不倒，并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显著提高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绩效，以更强的获利能力取得更丰厚的绩效结果。

渐进式创新着眼于对产品或技术的微小提升和持续改进，通过提升产品性能，更好地满足现有顾客的体验和需求。渐进式创新具有短期导向性，代表企业对于短期财务回报的重视，但短期绩效的提高往往有赖于企业对于现有资源及能力的充分利用和重新配置，即关注企业获利过程和方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突破式创新比渐进式创新对企业效果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

H7：渐进式创新比突破式创新对企业效率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

本文的三阶段模型(学习-创新-绩效)如图1所示。

2 实证检验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模型。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2010年6月至2011年1月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发放的1 500套双份问卷。调研分3个阶段进行：①问卷设计阶段。阅读大量理论文献，走访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社会实践家，选取国外成熟量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将原有成熟的英文量表翻译为中文后，让不同翻译者将其回译为英文，以确保翻译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②预调研阶段。于2010年6月在西安市高新区随机选取10家企业，根据预调研过程中的企业反馈修改初始问卷，形成用于大规模调研的最终版问卷；③调研阶段。按照等距分组原则，将各省市按照2009年GDP总量先后排名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排名第1-10位的省市，第二组为排名11-20位的省市，第三组为剩余省市。三组各发放问卷500套，合计1 500套双份问卷。因为调研内容为企业创新行为，所以选择有一定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企业名单从调研目的地的开发区管委会或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企业目录中随机抽样产生。

正式调研于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进行，采用上门面访和发送电子版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每个企业发放问卷一式两份，分别由被访企业中两名中层及以上管理者独立填写，消除了所有变量信息来源于同一个调查者而产生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其中，A卷由高层管理者填写，B卷由中层管理者填写，从而保证了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最终收回490家样本企业的问卷，剔除只有单份问卷和至少有一份问卷缺失值较多的企业，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企业303家，涵盖中国大陆23个省市自治区，有效回收率为20.2%，具体见表1。样本企业规模大小分布平衡，大型企业80家，中型企业112家，小型企业111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划分，以法人企业或单位作为对企业规模的划分对象，以从业人员数和销售额两项指标为划分依据)；所有制类型分布多元化，国有企业占比38.28%，民营企业占比28.71%，集体(合伙)企业占比4.62%，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占比10.56%,外商独资企业占比10.23%，其它企业占比7.59%；所处行业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电子和能源等领域。

本研究的外生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来源于B卷，内生变量(因变量)来自A卷，从而有效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如无特别说明，本研究变量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1)自变量。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指标来源于Kim和Atuahene-Gima[11]的研究。其中，探索性市场学习用5个题项测量，应用性市场学习用4个题项测量。

(2)因变量。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测量指标是在Lavie等[29]和De Luca 等[30]的研究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后得到的。其中，渐进式创新由3个题项测量，突破式创新由5个题项测量。效果和效率测量指标参考了Auh和Menguc[12]的研究，结合会计和公司理财领域对企业绩效评估方式，最终选择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3个指标测量效果，选择投资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2个指标测量效率。

(3)调节变量。竞争战略独特性定义在企业层面，对其测量整合了Tidd和 Bessan[31]的研究，并根据我国企业商业模式选择情境进行了适当调整，加入对竞争战略独特性和独特商业模式的追求等指标，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

(4)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企业与产业层面外生变量对分析结果的干扰，对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行业竞争程度、行业发展阶段加以控制。企业年龄为企业成立到2010年经历的年数，取其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以保证其服从正态分布。企业所有制类型被定义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编为1，非国有企业编为0。企业规模采用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测量。行业竞争程度用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1 代表“基本没有竞争”，5代表“竞争异常激烈”)。行业发展阶段采用产品生命周期的4个阶段度量(1为“投入阶段”，2为“成长阶段”，3为“成熟稳定阶段”，4为“衰退阶段”)。

(1)信度和效度检验与描述性统计。所有潜变量的信度用Cronbach′α系数衡量，由表2可看出，所有变量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或接近0.7，表明所有指标均具有良好信度。聚合效度由因子载荷和可解释方差百分比(AVE)确定。表2中绝大多数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7，AVE均大于0.6，各指标符合聚合效度要求。区分效度通过比较每个潜变量AVE的平方根(结构变量的内部方差)是否大于结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构变量之间的方差) 判断[32]。如果某一变量AVE平方根比此变量与其它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值都大，则满足区分效度要求。表3中列出了各因子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位于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值比其所在行和列的其它相关系数值都大，说明指标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自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7，因而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3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各模型的VIF，其值均小于2，远低于临界值10，因此，模型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34]。

注：显著性水平：*p<0.05，**p<0.01；粗体值为所解释方差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下面的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2-tailed)

(2)假设检验。主效应检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模型1、8、12、14是基础模型，只包含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研究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从模型3可以看出，探索性市场学习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β=0.234，p<0.001)强于应用性市场学习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β=0.144，p<0.01)，H1得到支持；从模型10可以看出，探索性市场学习与渐进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53，P>0.05)，而应用性市场学习和渐进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β=0.130，p<0.05)，H2得到支持。在验证探索性和应用性市场学习的交互项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时，对交互项(探索性市场学习*应用性市场学习)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从模型4和11可知，交互项与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均正相关，且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显著(与突破式创新β=0.305，p<0.001；与渐进式创新β=0.153， p<0.01 ),H3得到了支持；从模型5可知，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257，p<0.001)，H4得到支持；从模型13可知，突破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效果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β=0.155，p<0.05)，而渐进式创新和绩效效果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β=0.09，p>0.05)，H6得到支持；从模型15可以看出，突破式创新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β=0.224， p<0.001)，而渐进式创新和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89，p>0.05)。因此，突破式创新比渐进式创新与绩效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H7没有得到支持。

在检验调节效应时，对交互项(渐进式创新*竞争战略独特性) 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6说明，渐进式创新和竞争战略独特性都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β值分别为0.170和0.322，显著性水平分别为p<0.01和p<0.001)。而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渐进式创新*竞争战略独特性时，交互项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β=0.108，p<0.05)，竞争战略独特性正向调节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间的关系，H5得到了支持。为了进一步明确调节作用模式，以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绘制不同竞争战略独特性水平下，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间的关系图，如图2所示。

(3)未通过的假设分析。 H1-H6均得到了实证结果支持，H7未获得支持。渐进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效率间的正相关性不显著，而突破式创新与效率显著正相关。该结论说明，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能够在效果和效率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但渐进式创新却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贡献甚微。该结论并不表示渐进式创新不能为企业带来优异绩效，只说明渐进式创新不能使企业在绩效表现方面产生大幅提升和跳跃式改变，即企业依靠渐进式创新，能够实现既定目标、获取预期收益，但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渐进式创新给予企业在低风险环境中稳步发展的可能性，通过低资源投入可以在很短的周期内获得良好的绩效回报，但无法跨越当前研发和生产阶段而获得显著绩效增长。

3 结语

本文从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间的关系及其推动因素出发，研究了企业市场学习、技术创新以及绩效间复杂的差异化关系。以303家企业的双份调研样本对7个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正相关，竞争战略独特性正向调节二者间的关系；探索性市场学习比应用性市场学习与突破式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而应用性市场学习比探索性市场学习与渐进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探索性市场学习和应用性市场学习的交互与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均正相关，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强；突破式创新比渐进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效果和效率提升更大。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证明了探索性和应用性市场学习及其交互对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呈现差异化趋势。现有的少量关于市场学习和创新间关系的研究，多从两者内涵出发，鲜有对两者分维度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市场学习和技术创新进行分类讨论，细化了市场学习和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其次，检验了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效率和效果的差异化影响，同时衡量了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源运营能力和竞争获利能力的影响；再次，证明了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并不是相互孤立、完全割裂的，渐进式创新的逐步积累可以促进突破式创新产生，并且构建了不同类型技术创新之间的转化路径关系；最后，证明了企业竞争战略独特性能够促进渐进式创新向突破式创新转化，新增了创新转化的边界条件。

本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首先，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不是完全独立、相互割裂的两种活动，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转化与作用关系，渐进式创新的逐步积累可以导致突破式创新的迸发。在当前我国突破式创新面临诸多困难的现实背景下，企业不妨转变思路，通过应用性市场学习积累和丰富其技术及顾客基础，构建与培养渐进式创新的资源能力，静待突破式创新爆发。该结论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中“量变引起质变”的观点，也与我国关于积累和沉淀的文化传统一致，即企业通过“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其次，企业要想加快渐进式创新向突破式创新转化，应该“不走寻常路”，从竞争战略独特性入手。企业竞争战略越独特，越容易利用先动优势看到突破式创新的曙光。总是跟在竞争者身后，追随和模仿竞争对手的产品和管理模式，难以产生颠覆式创新；再次，探索性和应用性市场学习以及二者交互对培育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的作用不同，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竞争模式和战略目标恰当选取学习模式与创新模式。对于期望利用突破式创新迅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效率和效果的企业，采用探索性市场学习比应用性市场学习更加有效。探索性市场学习能够直接促进突破式创新的产生，而应用性市场学习只能通过影响渐进式创新间接作用于突破式创新。总而言之，企业技术创新实践需要同时考虑学习和竞争战略两种驱动因素，因地制宜，恰当选用。

当然，本研究存在需要进一步补充与深化的问题。其一，研究采用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无法显示出市场学习、技术创新和绩效间的动态演化过程，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动态方法进一步验证。其二，市场学习、技术创新与绩效的关系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制度情境、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资源冗余状况等，在后续研究中可作为调节变量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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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rket Learning,InnovationMode and Firm Performance

Abstract：Different relationships among explorative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firm performance are discusse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303 paired Chinese enterprises indicates that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radical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uniquenes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is relationship; explorative market learning affects radical innov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but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affects incremental innov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explorative market lear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plorative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positively influences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but stronger for radical innovation; radical innovation influences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firm performance more strongly tha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Key Words：Explorative Market Learning;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Radical Innovati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ompetitive Strateg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基金项目(7117218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70)；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2016JQ7002)

作者简介：韩晨(1989-)，女，陕西户县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创业；高山行(1963-)，男，陕西兴平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管理、技术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