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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中国，“知识网红经济”发展围绕“价值空间”建构展开，表现出对“知识”的重新定义，包括在“泛中心化”知识分布格局中，价值性知识涵纳事实性知识，并有认知性知识让位于实践性知识的趋势。在步入共享文化时代的今天，调动个人和社会双重同步知识协作创新模式、实现全民价值共创势在必行。由此，提出对“有机知识进化论”的初探与展望。
关键词：知识网红经济；价值空间；价值共创；有机知识进化论
当前，“知识网红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并引发了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的内涵、社会地位、社会效用等一系列反思。什么是“知识网红经济”？其演变进程与发展逻辑如何？共享文化背景下对“知识网红经济”的本然和应然态度如何？以“价值空间”建构为纽带，“知识”具有怎样的时代涵义？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探讨。
1.1 “网红”
2015年，《互联网周刊》发布了“2015年中国网红排行榜”，“网红”正式走入公众视野。《咬文嚼字》编辑部对该词的解释是：“‘网红’即‘网络红人’，其是指被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一般而言，“网红”的身份特征包括：①具有一定的网络影响力；②以娱乐化或生活化形象走入公众视野。大众理解的“网红”一开始并不包括严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涉及商业意见领袖、知名版主和评论员等，他们更多以娱乐化或生活化形象出现；③出身大众或精众。“网红”也并非知名演艺圈明星，他们具有突然走红的特点，媒体对其走红的持续度和稳定性均未清晰预测。从这一角度而言，其影响力随大众多变的注意力而迅速转移和迁流，致使“网红”成为一个群集化称谓；④具有兼职特征。“网红”之所以贴近大众心理，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开始并非专业化机构运营的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业余化自娱自乐的成分，这种贴近生活的展现方式使“网红”本质上更像是将大众或精众的生活常态和生活理念通过媒介放大而呈现给大众，其并未专门凸显其特殊身份特征。
1.2 “网红经济”
“网红”之所以从一种社会现象跃升为“网红经济”，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①“重话题”退位而“轻话题”补位。公共性务实传播走向衰败，私人性浮躁喧嚣趁虚而入[1]。在这一背景下，“网红”以其贴近大众生活的先天优势，通过趣味性和新颖性的个性化内容生产占据了传媒市场一定份额；②“网红”具有超出预期的吸金能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Papi酱，其一上市估值便有1.2亿元，这种吸金能力本身引来社会普遍热议，超出人们预想。也正因如此，“网红经济”被定义为全新产业；③“网红”凭借粉丝经济与大众消费习惯绑定。如淘宝平台上已有超过1 000家“网红”店铺，其中部分“网红”年均净收入过亿元[2]。“网红”在商业上的成功来源于其凭借独特的审美品味并邀请粉丝率先参与反馈、评选进而投入商品生产、上架这一销售模式，一方面使“网红”引领的同款商品生产、销售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其切实引领了粉丝的生活方式，使粉丝打破了以往的审美屏障，将审美体验通过消费行为内化到生活习惯中；④精英阶级和年轻中产阶级的崛起为“网红”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根据《2015-2016中国精众营销发展报告》显示，“精致化转型”是市场需求与企业发展的双向核心，消费文化将更加偏重于身份认同，即品牌应凭借精良工艺和文化内涵帮助消费者建构“认同感”和“归属感”，“网红”在其中刚好可充任品牌代言人的角色，且“网红”往往就诞生于这一批中高端消费者中。
1.3 “知识网红经济”
“知识网红经济”即人们为获取特定知识或具有知识产权的特定服务而向相关领域内专家付费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随着“分答”的出现，“知识网红经济”作为一个较之于“网红经济”更新更细化的时代产物，慢慢开始扭转“网红”内涵中泛娱乐化的倾向。“知识网红经济”的发生及其衍化趋势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1)娱乐主导向知识主导过渡阶段。这是“知识网红经济”当下身处的阶段，也是一个漫长的转型阶段。随着王思聪入驻“分答”平台，原先奠定的围绕“知识”而产生的严肃氛围慢慢被泛娱乐化大众消费心理惯性和商业运作思维习惯吞没，并从中引发了如下思考：首先，“知识网红经济”能否从“网红”娱乐化土壤中脱胎而出，并引发全民对知识本身依托付费而表现出的尊重。此外，除大众对“知识”的态度外，也促发了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于其社会贡献价值、方式、被认可度等问题的系统性思考，这不仅是时代向他们提出的紧迫叩问，关系到“知识”的份量和尊严，也涉及到对新时代下知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这类问题的深思。其次，究竟什么是“知识”？究竟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的态度如何？这里已切入问题的核质。在呼吁知识创新的时代，恰恰“创新”成了因被反复强调反而证明了自身缺场的存在，中国缺乏创新精神的原因是否与对知识的理解和态度有关？置于大众消费视域下的“知识”与正统教育教授的“知识”是何种关系？为何大众面临着为知识付费的时代转型需求？大众需要哪些“知识”？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下都显现出空前的重要性。
(2)浅层内容创新到深层知识创新实质阶段。最新出炉的“网红榜”[3]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全网“网红”排名前50位的人无一例外都与内容创新生产有关。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如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历史老师袁腾飞、宗教导师索达吉堪布、净空法师、延参法师等，这一现象已然反映出人们对“网红”普遍印象的反转，且逐渐提升对“网红”内容创新质量的期待，并促使内容创新生产逐步过渡到深层。具体而言：①由长尾生产逐步过渡为头部生产，专业性、权威性知识越来越成为知识构成的主流；②由非知名内容提供者逐步过渡为具有综合人格魅力的网络大IP。
从形成的内容供给生态而言，信息内容供给3.0时代已然到来，并形成了从“去中心化”到“泛中心化”的趋势和潮流[4]。相较于1.0时代信息单向、密集的传播形态以及2.0时代伴随“去中心化”带来的信息碎片特征，3.0时代昭示的“泛中心化”包括如下几层含义：①个性化内容组织方式既能保证信息质量又能满足个性化需求；②以共同兴趣为导向的知识细分网络社群已然初步构建，IP是这一组织形式实质上的精神领袖和话题引导者；③新兴知识学习型组织对个人的专业素养、社会责任意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个人需要夯实专业知识并在互动社区中探索、锻炼价值的现实转化力，为小众知识社群向大众知识社群转化作好准备。
(3)知识创新季候到全民实践转化的理想阶段。知识创新季候是指以知识创新小社群作为知识传播网络的若干细胞，在这些细胞充分发育并焕发自主性活力且这一趋势渐成气候之时，在整体上形成社会性知识创新有机体，将全民知识创新转化为良好社会风气，并促发知识从理论向实践转化。可充任这一社会性知识创新与转化的行业目前尚处于蓝海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是目前面向商家或企业(“2B”)的知识生产专业整合机构，它们在现阶段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即联结专业知识生产渠道和大众多样多变的知识需求，搭建精英知识和大众知识转化与融合的中间桥梁，合理分配知识资源。以“2B”新媒体为例，它们在供应链融资服务、孵化服务、专业培训、线下交流、行业展会等方面都大有可为[5]。未来，知识创新理想发展阶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层含义：①知识创新季候表现形式以集专业化和个性化为一身的知识整合服务为主；②知识创新和运作模式将在垂直细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形成良性循环自发展模式，知识的“知行合一”内涵将以网络空间为过渡在社会范围内形成气候；③知识创新及其价值兑现周期增长，知识精准度较高且运作机构化、团队化等将带来知识价值兑现的巨大社会效用；④知识创新载体和目标群体都将不再限于“2B”或“2C”，而将置于全产业链条中，并以“知识”为枢纽形成全价值生态圈；⑤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引领下，“2B”或“2C”的分别将愈发模糊，不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发展之道在于回归自我，重点在于结合社会需求提升自身专业化素养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⑥个人与企业将围绕价值共创型知识生产而空前地绑定在一起，“制度溢价”和“团队溢价”将显露出重要意义，“创新保障机制比创新本身更重要”[6]。
(1)“泛中心化”将整合大众与“大V”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网络空间中知识生产和传播规律总是在大众和“大V”间来回摆荡，往往在经历了大众信息传播阶段后，慢慢回归“大V”的权威性信息统领地位，又渐次达成两者的和解，实现“大V”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表现为知识的“泛中心化”分布。
为何大众化信息生产在一定阶段都会呈现命定般的颓势？部分原因在于知识的过度生产使杂芜的意见市场更加混乱，扰攘的知识等于没有知识，这种局面容易造成大众情绪感染基础上的智力退化，使原本能够保持单个个体理性的“大众”成为由群体感性推动的“群众”。“群众”较之于“大众”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在于：“群体在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团结，在智力上导致的结果不是集体智慧，而是多个个体智力中的最小公约数，勒庞将其称为‘原始头脑’(primitive-mind)；心理学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指出，人的心理在危机和群体状态中呈现出逆进化状态，即回到一种原始状态，且有两种表现方式：要么是如孩子般顺从和被动，要么是如动物那样冲动暴虐[7]。”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知识传播在自由呼声过后会自动呼吁权威认证，并慢慢将大众注意力和信任都集中交托于特定的意见领袖手中，由此从事实上推动了“大V”的崛起。从这一角度而言，“大V”具备了如下几重内涵：①“大V”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②“大V”符合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期许的特定品味，能够在大众言论自由和基于个性化知识引领间找到动态平衡；③“大V”具有求新求变的品质特征，不仅能满足大众文化品味，也能积极引领新兴文化潮流；④“大V”尊重大众文化风向，充分开放互动式参与渠道，以开放求发展，绝不做孤傲的信息孤岛。从中可见，“大V”与大众并非截然对立，两者相反相成，就好像网络空间中网络节点与信息流之间的关系。其中，信息节点是信息流特定的聚合形态，信息流是信息节点无限而涌动的动力来源， “大V”与大众文化间这种基于和解的张力表现为“泛中心化”信息传播形态。
(2)价值性知识涵纳事实性知识。一般而言，知识包括两种，即事实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其中，事实性知识是指那些具有科学实证基础的客观知识，而价值性知识则带着人的主观感知加工，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主观推断或态度。当前，“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经验科学知识。一种是描述、解释以及控制‘自然事件’意义上的推论归纳知识，第二种是对现象内容的系统、批判性探究或解释意义上的现象学经验知识”[8]。前者正是事实性知识，后者正是价值性知识。在以共享精神为导向的互联网时代，对于常规纯粹事实性知识的获取并非难事，且越来越普遍的“免费模式”也降低了获取门槛，那这是否会与知识付费构成矛盾？稍加思考后便会发现，人们需要更多的广义价值性知识。广义价值性知识包括如下几层含义：一是包含事实性知识在内的严肃立场及观点表达，其可引发大众广泛思考、热烈讨论并可能引发一系列子问题；二是融合了大量生活实证的实践性知识，这类知识可能由于缺乏权威性认可等原因不能算作事实性知识，但在特定场景中却可对解决实际问题产生效用；三是引发奇思妙想灵感的创意性知识，这些知识更像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头脑风暴，其能在保证一定客观性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并展现出很多“幻”性思维火花，如科幻或奇幻等；四是知识碎片，这类知识往往出于满足人们好奇心的目的而存在，回答的是一些生动有趣、细碎点滴的问题，其有可能一经提出便引起“围观”，并由此汇聚成最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河流，即人们不再过分重视权威，而是以知识共享方式形成基于无特定互动机制的互动热潮，构成以兴趣点为基础的虚拟社交群体，成为意见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小部落。
从广义价值性知识构成看，更切要的问题是基于价值性知识形成的价值空间折射出大众对“知识”的何种态度，以及在价值空间中“知识”具有何种特殊含义。不难看出，价值空间中“知识”具有两重基本特性：一是知识内容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二是知识生产渠道强调大众参与。从这一意义上讲，价值空间中的知识是人际交往中的流态知识，是知识的激荡与共创，虽然其沉淀的“真理性”尚待推敲，但从内容和形式而言，已然迎来了“真理”基于全民知识性互动浪潮在网络时代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对于“真理”的若干思考：“真理”是固定的还是流变的？“真理”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真理”是权威的还是服务于大众的？……“在网络时代，一方面真理意识出现了分裂，表现为真理虚拟化、瞬间化、点击化、程序化、克隆化、片段化和多元化等特征；同时,真理意识也出现了整合，表现为真理无界化、契约化、群体化、管理化、实践化、社会化和整体化等特征”[9]。由此引发的暂时性结论包括：①真理是参与真理讨论的过程本身；②真理更关切参与真理讨论的人的热情和态度；③真理是在网络时代真正被激荡出来的人类意识互联、共享的无限可能；④真理是流变而无限的，并不存在定然的所谓“真理”；⑤真理最终服务于人，真理观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强调真正平等意识；⑥真理有种类之别，但无高低之分。因此，所谓专业和非专业只在特定语境和适用范围内起作用，所谓纯粹的事实性知识只是价值性知识中的一种特殊价值载体。
(3)实践性知识超越认知性知识。价值空间语境下的认知性知识更偏向于一般性了解，而实践性知识则包括内化和外化的实践性知识两种。如今，信息碎片化同时带来时间碎片化、注意力碎片化并最终导致知识碎片化，人们对于认知性知识的理解仅停留在“知道”并满足于构成某种浅表谈话的资本状态，这也使得人们对于“知识网红经济”的内容创新往往只追求广度和浅表趣味性要求，而未形成深度期待。相比而言，实践性知识则对深度有较高要求，它不满足于仅在浅表认知层形成模糊主体意识下可由大众意见推动而随意摆荡、未经反思的认知状态，而要求自主意识当下在场，清晰认知、理解并反思摄取的知识，并形成自主认知成果。随着“知识网红经济”的渐趋成熟，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实践性知识。
内化的实践性知识更偏向于一种以自我感知为基础、在不断向内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相对切实而稳定的感知，这种“知识”并非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逻辑分判，而是在自我确认意义上偏向于认识论的理路。如张载提出与“见闻之知”对举的“德性之知”，是指一种当下既自我确认、符合内部道德舒适感又不失现实规范的实践智慧，其获取过程更偏向于道德主体己身的实证，这种实证甚至不需要外部知识的教导，而只在某种启示作用下自身自明地发挥作用。中国哲学中的“知”与“行”密切相关，只有“知行合一”才能最终达到“诚”的境界。《中庸》中言：“不诚无物”，按照陈荣捷的解读：“‘诚’意指诚实、真理或实在。这一观念在《中庸》里讨论得颇为详尽，它既有心理上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也有宗教的含义。诚不只是心态，它还代表了股动力，即无时无刻地在转化万物、完成万物，将天人联结到同一文化之流中”[10]。只有达到“诚”的道德至境，在道德实行中的“知”才谈得上真知，它是道德本心的一种明澈境界，在心理“真”的基础上可无欺地普照一切起心动念并不加扭曲地尊重它们如其所是。
相比而言，外化的实践知识路径来源于客观物理世界的事实性存在，需要结合外部经验素材、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并进一步通过大量实验指向物理实践基础上的成果达成。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在成果达成的基础上通过反复验证、运用理智之知梳理出可普遍化的科学知识，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身为两种不同的实践知识形态，其共同之处在于：①对人的感知或认知产生了切身影响作用，这是较之“浅知”而来的“深知”，意指人的意识在知识形成中当下在场；②无论是向内或向外，都产生了促发心智模式和行为转变的真实感，使内在精神或外在物质在“实践”推力下产生变化；③均建立在基于“价值”的土壤中，并在特定价值空间中发挥作用。
在“知识网红经济”逐渐成型的当下，大众在价值空间中形成了对“知识”构成的全新定义。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保证作为价值交换活动的“知识网红经济”的合理性和持续性，应考察围绕“知识”而来的价值点何在？换言之，推动“知识”作为经济活动核心的动力何在？价值以哪些方式呈现？谁在创造价值？创造哪些价值？谁来为价值买单？为何买单？知识创造与消费的社会维度是否已经成熟？全民知识创新时代是否已迎来曙光？
(1)价值实现：为个体需求满足提供平台。知识提供者在知识创造与分享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知识创造的源泉和动力。具体而言：①知识提供者在知识分享活动中提升并享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一般而言，知识生产与创造处于社会价值生产上游，知识生产者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人相对高阶的内在需求；②知识提供者在知识分享中体验被人需要与尊重的愉悦感，通过付出与分享带来令人愉悦的感受，这也是令知识分享者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③知识提供者有可能获取受益者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为适应社会奠定基础。无论是兼职还是专职知识生产者，其在具有良好互动氛围的社会中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收获来自于他人对己身劳动成果的认可，这为提升其社会存在感和融入感提供了条件；④知识提供者可根据反馈意见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并使知识创新基本架构更趋完善。知识创造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无有终点的过程，通过新鲜经验材料的不断注入以及持续反思和完善，总会有更新、更全的知识结构，而新的创意和灵感往往来源于外界对自身的激发与贡献；⑤知识创造激励机制与平台建设为知识提供者的社会成就感创造外部支持。一时的知识创造可能不会长久，但从机制和平台建设上对其提供来自社会的重视与鼓励，不仅能使单个知识创造者增加自信，提升其意志力，还可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共同推进知识创新；⑥知识创造者通过分享知识，进而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和积极学习能力。一旦对知识创造与分享的研究有了来自社会维度的实际支撑，则知识创造者便因肩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而在知识创新与分享领域多出许多热情。
(2)价值共荣：为自利利他的愉悦氛围奠定基础。首先，价值共荣需要将知识价值置于特定语境中进行理解。“语境主义在纠正传统知识论片面强调知识逻辑定位、知识沟通与社会、知识史和认知心理学等联系方面，开辟了知识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11]。换言之，知识不仅是关乎个人的知识，知识创造本身既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过来也以服务与塑造社会、文化为己任；其次，价值共荣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的逻辑主线。价值共荣表明，基于社会价值论的知识共享与共创需首先考虑作为知识生产及其成果承载者的个人，考察其在知识激荡的社会化过程中是否切实感到轻松愉悦，且社会是否为调用其更多知识创造力提供了机制保障和外部动力。从这一角度而言，个人与社会间形成围绕“知识”的良性价值循环是价值共荣的最终目标；再次，价值共荣为基于“知识”的社会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以施密特为代表的社会知识论在本质上将知识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将知识产生、接受过程看作是知识在社会中评价的过程”[11]。此处已涉及到知识的伦理特性，即在社会知识论背景下能够被称为“知识”的，必然同时内涵着利己利他的精神特质，有意或无意间带有反社会倾向的一切所谓“知识”，将不被社会认可。
(3)价值共创：为全民知识创新与商业繁盛开创局面。传统知识论将知识作为纯粹思辨的对象，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也随着不可避免地被对象化的窘境而面临“元知识论”缘起的难题。“叔本华通过自己的理解方式，将传统知识论讨论的知识问题重新带回到生存意志的根基上”[12]。这是对传统知识论向人之存在转向的首次尝试，随后经过马克思的实践观，使思维和存在问题被统一起来，并引发了之后实用主义的一系列探讨，将“知识”从纯粹抽象的殿堂拉回到现实生活中，这不仅是理论探讨的必然选择路径，也赋予了“知识”在实用层面更广泛的内涵。“你所需要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不但能运用你智慧的抽象能力，还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存在某种肯定联系”[13]。互联网视域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度的联结，知识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效用的效率大大提升，知识成为人精神外化为现实的枢纽，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实用知识的意味。
从这一角度而言，知识在当今社会所具备的内涵包括如下几点：①知识成为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价值性知识在人类空前的网络化社会交往中开拓出一直潜隐着、充满无限可能的价值空间，将人类知识汇聚成人人皆可取一瓢饮的弱水三千，并通过共享精神将价值无限放大，使人类不再囿于物理距离的限制，从事实上增进亲密感；②知识通过实践成为联结人与物的中间桥梁：一是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基于亲密感达成的共识很容易成为新兴商业风口，并在资本推动下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的资源创造性分配及其社会交往活动，在大数据作为技术支持的条件下，使物的人性化流通越来越顺畅。二是随着虚拟现实的日臻成熟，人与物的界限在基于感官联通的世界真实性蔓延中慢慢变得模糊，人借由物而延展，物借由人而灵动；③知识由于价值共荣的激荡而成为涌现的生命体。在人与人、人与物的紧密联系中，交往的通用货币正是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这一涌动的内核成为社交活动中实质的生命能量源泉，它既不属于个人，又将以实在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切实融入到单个个人的生命之中，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有机构成。从这一角度而言，知识正通过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反过来作用于人，使“人”应然的外延得以无限扩展；④知识以商业繁荣为导向、以全民知识创新为路径创建以知识为中心的价值流动生态。未来，基于商业活动的理念现实化速率将大大加快，世界范围内继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之后将迎来创新理念竞争，知识将搭乘想象力的快车成为未来不可替代的优质资源并引领世界变局的走向，而创新的关键将不再是单个人才的单打独斗，而是伴随着互联融合的精神力与商业变现力而来的全民创新力的激荡与涌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创新为内核的未来世界之争也是民族精神文化之争，是价值空间活力之争，是想象力变现为现实生活方式的反应速度之争。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所谓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也将不再建基于博弈论，而将建立完全的共赢格局。越是敞开己身胸怀求新求变、自利利他的民族，越是能在知识联结与自我革新、自我进化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个认真思考“有机知识进化论”并付诸实践的时代已然来临。当人们还在思考该不该为知识付费的时候，知识已在其自我演进道路上向人们指出了未来共享、共创的价值最大化前景。继抽象知识论、实用知识论之后，“有机知识进化论”伴随着科技进步已然展现出其现实可能性。因此，回到“知识网红经济”这一议题上来，这只是围绕“知识”进行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的第一步，也是知识本身进行自我代谢的关键转折点。未来，哪些知识将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价值自我衍化势能呢？其中，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点：首先，开放而共创的知识。知识将在网络空间的高速发酵中，越来越多地重视其中单个个体的贡献、个体间的协同创新以及高于个体之上的涌现效应；其次，能为人类精神愉悦、生活便利、互动顺畅产生积极作用的知识，这是对“以人为本”的再次强调，一个不能为个人以及作为实体的“人”而服务的知识生态不符合时代发展大趋势；再次，能够调动人类想象力、实现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圆融互济、使每个人都能在价值共荣、共创中成为富足生活奇点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已将网络知识或知识网络视为一个有机体，有机体的活力与作为细胞的单个个体的活力具有基于生命特征的联动性，继续探讨将得出如下结论：单个个体价值最大化同时成为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基点，这也弭合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鸿沟。原因在于，这种联动纽带正在于“有机知识进化论”中蕴含的知识基于价值对社会资源的聪明分配。如一个人将己身“活得好”的经验上传云端，他将因为庞大的知识基因库活力而获取来自整个社会网络的嘉奖。反之，贮存越多来自个人全然生命活力的网络系统也会反过来滋养其中的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兑现了“存在即有其合理性”，并真正形成了平等意识基础上的知识观；最后，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社会性乃至全球性实践智慧的知识，能为未来人类跨越国界等一切有形疆界、围绕“让世界更好”的终极人类夙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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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intellectually-economic-networking" has been rapidly expanded along with "worth-space developing","knowledge" has simultaneously been re-defined. In the multi-center intellectual distribution,the value knowledge has included the reality knowledge,and cognitive knowledge has gradually given place to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When reflect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change on "knowledge" in history,we will find that now we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share cultural stage,with this understanding,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innovative cooperating wa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us forming an intellectually-organic-system.
Key Words：Intellectually-Economic-Networking;Worth-Space;Worth-Creating; Intellectually-Organic-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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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0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IXM005)；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_0072)
DOI：10.6049/kjjbydc.2016070290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03-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