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效度评价研究

(1.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3.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摘要：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明晰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目标与遴选标准变化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确定遴选效度评价指标并提出假设，以学部和相应学科为单位，统计分析19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全部获奖科研成果学科分布，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该奖项情况。验证假设发现，在以目前院士遴选目标为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效度良好，导致院士遴选制度存在缺陷的关键原因在于遴选目标的设置。藉此建议：重视分析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以提高遴选效度评估的准确性；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奖励在院士遴选效度评估中的作用，设立总理科技顾问委员会以优化院士遴选目标。

0 引言

在科学研究成为专门职业后，科学家队伍形成了具有金字塔式分层结构的社会建制，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该社会建制中多处于高端塔尖位置。在美国科学界，居于塔尖的是数百位美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紧随其后的就是国家科学院数千位院士[1]。可见，院士影响着国家科技发展，其研究水平体现了国家科技水平。1949年后，考虑到当时科学发展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于1955年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历经近40年发展，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简称“院士”)，是国家在科技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2]。

效度是评价现状与目标一致程度的指标。院士遴选效度反映了增选院士履行制度设计和产生的职责效果。1955—2015年共遴选出1 306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但院士遴选效度一直受到科学家同行和社会公众的双重质疑。“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3]”。2007年李爱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使得该质疑演化为社会公共事件[4]。2008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多次参与中科院院士遴选但总是落选，而此前他于2006年当选拥有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表示：“个人认为，他(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落选)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遗憾[5]。”该疑问在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中被强化。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院士遴选体制。为完成该项改革任务，2014年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修改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涉及院士增选的相关条文。2015年，多次在院士遴选中落选的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使得改革院士遴选体制以提高院士遴选效度再次被提上公共议程。准确描述改革前院士遴选效度，能够为科学评价院士遴选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客观参照。

科学引文计量分析与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情况研究是评价科学家学术水平的两种主要方法。科学引文计量分析多以论文数量、被引次数、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等传统统计指标进行研究。如曹聪[6]通过比较中外院士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得出结论：“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体上代表着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但说他们不如国际同行、不如海外华人中的杰出科学家、不如其前辈，却并非贬辞。”传统统计指标的缺陷使得院士遴选效度存疑难以消除。H指数被提出后，因其能够综合评价科学家论文的数量与水平而被广泛使用[7-8]，也被用于评价院士的研究水平[9]，但并非总是适用[10]。

也有研究者以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作为院士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开展研究。如徐飞和赵明[11]统计分析了1991-2009年增选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情况，发现院士遴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形之间存在弱关联。唐爱国[12]比较了2003-2011年中科院5次院士增选中，院士候选人和当选院士在参选前以第一完成人名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比例，进一步发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对院士增选第一轮评选有明显正面影响，但对第二轮评选及学部院士投票无明显影响。目前，此类研究多以整个院士群体为研究对象，缺乏分类分析，将复杂的现象不当化约，作出了非此即彼的判断。

“目标是否实现”强调应然与实然的统一性，“实现目标能否产生预想作用”关注于应然的合理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存在虽实现了目标、但并未产生预想效果的情形，也会有产生了预想效果、但目标并未实现的状况。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学部为单位，评估院士遴选目标实现情况。在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解析院士遴选目标，确定效度评价标准。统计分析19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全部获奖科研成果学科分布，以及所有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情况，基于此，评价中科院院士遴选效度。

1 遴选目标分析

准确与否是以目标为标准所得到的评价结果，院士遴选目标即意图选出具有何种特征的科学家，其设置服务于院士组织功能的发挥。因此，明晰院士遴选目标，需从分析院士的职业身份与遴选标准入手。

1954年中科院从中央政府组成部门序列剥离，成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经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常被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科学活动也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斗争而独立地存在[13]”被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下来。为确保学术领导与政治可信统一，需建立与之结构适配的科学组织系统，即以中科院为全国科学工作的组织中心，由学部具体行使学术领导权，掌握国家科学发展方向、规定科学任务[14]。“把科学家中的进步分子适当推选到各级学术领导机构中去，党主要就应该依靠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15]。”

基于上述目标，中科院党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拟定，于1955年5月9日呈报学部委员名单，中共中央宣传部于5月15日审批。在呈报报告中将遴选标准概括为：“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16]。” 学术水平并非遴选学部委员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必要条件。政治可信度也是重要的，有时超过对学术水平的考虑因素。实施该标准力图产生两个主要作用：

一是赋予学部业务领导权以合理性，确立中科院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地位。为此，少数学术水平较高、政治可信度并不高的科学家被列入学部委员名单。他们之中有的属于学术声望很高的“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为“照顾旧的科学传统”而被列入；有的“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为将专业领域纳入学部学术领导之下而列入。甚至容纳了政治忠诚虽存在瑕疵，但学术水平高超、不入选学部委员可能有损学部学术领导权威的科学家。

二是确保学部学术领导权的集中与政治可信任，确保科学家为国家建设服务。为此，“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16]”也可入选。而属于“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即使学术水平达标也绝无可能入选。为团结已成为政治支持者、承担科技管理领导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即便学术水平与政治忠诚度均达标，也被排除于学部委员之外。

学部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被撤销，至1979年才恢复。学部恢复后依旧如1967年被撤销前，作为行使业务领导权的机构部门。不仅如此，为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其业务领导权被扩大，学部委员大会代替中科院党委成为“中国科学院最高决策机构[17]”。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同意中科院呈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的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确定学部遴选标准为：“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就与贡献[18]。”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由于文革结束不久，1978年刚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此时在遴选标准中未在政治可信上书面提出要求。1980年的遴选依然属于选拔业务管理干部，按照“党管干部”原则，且实行的是“推荐制”而非“申报制”，因而并非没有政治条件要求。

1984年，学部委员大会不再行使业务领导权，由“中国科学院最高决策机构”调整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16]，只具有评议和指导职能。组织功能改变后于1991年进行学部委员遴选。1990年6月中科院和原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提出遴选标准“主要应根据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具有的学术水平，及其思想政治表现。”在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第二条中正式表述为“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务院在同年11月16日的批复中进一步强调应“具有突出学术水平，热爱祖国，学风正派[19]”。

上述遴选标准被载入1992年12月4日学部主席团会议通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院士遴选自此实现了制度化。后续11次遴选虽每次均会对实施细则作修改，但主要是调整遴选程序、学部间院士名额分配、院士年龄结构等，遴选标准并未改变，沿用至今。1955、1980和1991年3次遴选所用标准使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对其进行比较(见表1)，可以发现：

(1)遴选标准一直包括学术与政治双重要求，学术水平并非唯一标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遴选的目的在于识别杰出科学家，遴选标准仅要求“在原创性研究中取得卓越和持续成就[20]”。与美国不同，中国在学部组织承担业务领导责任时，遴选目的为选拔称职的学术领导；在院士(学部)组织被定位为国家最高科技咨询机构时，遴选目的为认定高级科技智囊。与国外相比，中国政府赋予院士的地位高、权力大，不适宜用其它国家院士遴选标准衡量中国院士遴选效度。

(2)学术水平评价标准虽有波动，但呈上升趋势。1955年遴选标准对学术水平的要求高于1980年，1990年的要求高于1955年。1990年的遴选标准要求“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1955年遴选要求为“学术水平较高”，1980年仅需“有丰富的专业知识”。1955年凭借声望可当选，1991年则必须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学术水平评价以同行定性评议为主，成果定量评价为辅。如要求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被推选人附件材料》中列明重要引用和评价情况、获奖情况、发明专利及专利实施情况等学术贡献，但填写要求也明确提出，必须反映候选人的实质性科技成就和贡献，并非简单地关注获奖次数、等级和文章数目。

2 评价设计

分析院士遴选目标可以发现，遴选标准数度变化，并非始终如一。然而，无论院士身份定位如何变化，作为在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顶端位置的科学精英，只有享有极高学术声望的科学家才能当选。而科学家“在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他发表的科学成果(数量与质量)[21]。”此外，在评价标准上，对学术水平采取择优比较的相对标准，对政治条件则适用非竞争型的绝对标准。鉴于此，本文评价内容选取应以互有关联的评价标准共性特征为基础，寻求多种遴选标准间的“最大公约数”，即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所体现出的学术水平。

国家自然科学奖设立于1955年，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至2015年已颁发25次，是国务院设立的五大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之一。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必备条件之一是“主要论著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尤其是重要学术刊物以及学术专著所正面引用或者应用[22]。”该奖以宁缺毋滥著称，2000-2012年间一等奖曾经空缺9次，是中国基础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科技奖项，代表中国科学原创性研究最高学术水平。

根据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19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共奖励科研成果1 183项，中科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每次增选总额不超过60名。根据中科院官网“院士信息”栏目公布的数据，1956-2015年共增选中科院院士1 306名(含已故院士542名，不含外籍院士)，分属数学物理学学部、化学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地学学部、信息技术科学学部以及技术科学学部等6个学部。假如所有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奖项完成人中均有中科院院士且不计重复获奖，院士获奖比例最高可达90.58% 。

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可知，院士遴选目标设置使得非学术水平因素对遴选存在关键性影响，目前以学术条件主导，兼具政治与学术双重条件的遴选标准设置，是遴选目标导向的结果。院士获奖情况可反映学术条件主导强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对院士名单与简介进行分析，可得到中科院各学部学科主要涵盖的一级学科情况如表2所示。

衡量学科在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中所处地位通常用“学科权重”这一指标。对于学科权重大、经验知识统一、研究范式成熟程度高的学科，科学家获得重大发现的机率更多[23]，在学术评价对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下，获得科学奖励的几率也更大。根据《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公报》中获奖成果项目编号，可对获奖成果进行学科分类，进而统计描述获奖成果的学科结构，可测算出各学科获奖项目数在获奖总项数中的占比，即学科获奖率。

学科权重大的学科研究范式成熟，学术评价相应更为规范，非学术因素影响相对更少，学术水平评价对院士遴选结果的主导作用更强。学部获奖院士人数在本学部院士总人数中的占比，即院士获奖率也随之更高。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反映了院士遴选效度。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应创造出代表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理论上重大科学发现成果更多应由院士做出。在学术水平评价的主导下，学科获奖越多，院士获奖率相应也越多。

由于“学科权重”“学科获奖率”和“院士获奖率”之间存在计量单位异类，以学部为单位作定序比较，以分析其关联。如果中科院院士遴选具有较高效度，以下3个假设应成立：

H1：学科权重排序与学科获奖率排序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H2：学科权重排序与院士获奖率排序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H3：学科获奖率排序与院士获奖率排序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3 评价指标描述

3.1 学科权重排序

“学科权重”测算方式主要有两种：

(1)根据学科成果数量在本国基础学科成果总数中所占比例测算。如1989年赵红州[24]曾从上海《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中采集1 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计算学科成果数量占比，以此测度学科权重，发现当时中国基础学科结构保持战前世界基础学科“数理化”三足鼎力基本结构，但数学权模太小，生物学明显不够发达。该测算方式的特点在于,重学科研究成果产出的数量比较，对学科成果产出的质量分析存在不足。

(2)根据论文引文情况测算。如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2001年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分22个专业领域,统计SCIE和SSCI数据库收录论文的论文数量、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6个指标。该测算方式的特点在于,重点比较学科成果产出质量，但其学科分类与中科院学部学科归属差异较大。

以该种方式测算“学科权重”既可通过国际间比较实施，又可在国内学科间比较进行。庞景安等[25]通过对1998-2008年ESI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大陆有材料科学、数学、化学等8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数跻身世界前10名之列；刘立[26]根据同样的数据来源统计发现，2005年中国基础研究学科权重以材料科学与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以及生物学为主导；张晓加和毕家正(1997)基于2001-2010年数据统计得出，中国大陆化学、材料、数学、工程技术等学科进入世界前3名，物理、计算机科学、地学等学科进入世界前5名。本文基于2004-2015年ESI中国大陆部分学科数据的学科间比较，对中科院各学部学科权重进行排序(见表3)。

统计19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学科分布，计算学科获奖率(见图3)。由图3可知，化学、地学、生物学、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获奖率较高。据此，对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所属学科按表2所示中科院学部学科归类，并将学部所涵盖的各学科获奖率进行合计，可得到中科院各学部学科获奖率(见表4)。

对比中科院各学部“学科权重”与“学科获奖率”排序(见表5)可知，其基本一致，略有一名上下波动的差异。生命科学和医学、地学两个学部相同；化学、技术科学两个学部学科获奖率排名低于学科权重排名；数学与物理学部、信息技术科学两学部学科获奖率排名高于学科权重排名。初步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标准以学术评价为决定性因素。

根据中科院院士名录与《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公报》，可统计出1956-2015年各学部院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获奖院士占比及排名(见表6)。院士获奖率平均为47.25%，化学学部最高(63.08%)，技术科学学部最低(36.44%)，地学、化学和数理3个学部高于院士获奖率平均水平。

对比学部“院士获奖率”与“学科获奖率”(见图4)，化学学部、数学与物理学部院士获奖率与学科获奖率均较高。地学、生命科学和医学部院士获奖率偏低，如生命科学和医学学科获奖率与化学学科相当，院士获奖率却低19.44%；信息科学学部和技术科学学部院士获奖率与学科获奖率均较低。上述结果显示，院士遴选效度在学部间存在差异。

按奖项统计分析院士获奖项数在所属学科组获奖总数中所占比例及排序(见表7)，与院士获奖率排序相比较，信息技术科学与技术科学位序大幅提升，数学与物理学科组明显下降。

技术科学与信息技术科学的院士获奖率较低，但院士获奖项数在学科获奖总数中的占比却较高。技术科学62.5%的获奖项目由院士主持或参与完成，信息技术科学更是高达73.81% 。表明这两个学部虽整体科学研究水平相对偏低，但与同行相比，获奖院士的科学研究水平遥遥领先。化学学科院士获奖率和院士获奖项数在学科获奖总数中的占比均较高，这表明该学科研究水平与化学学部院士的研究均达到较高水平。数学与物理学科院士获奖率较高，但院士获奖数在学科获奖总数中的占比相对偏低，这表明该学科研究水平已较高，但与同行相比，获奖院士的研究水平领先程度有限。

4 评价结果

使用SPSS 22检验中科院各学部“学科权重排序”与“学科获奖率排序”，“学科权重排序”与“院士获奖率排序”，“学科获奖率排序”与“院士获奖率排序”之间的相关性，得到3个变量间Spearman相关系数(见表8)，均呈显著正相关。

以“学科权重排序”为自变量，“学科获奖率排序”为因变量，对两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表9)。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H1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标准以学术评价为决定性因素”得到了证明。

以“学科权重排序”为自变量，“院士获奖率排序”为因变量，作线性回归分析(见表9)。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H2成立。“学术水平评价主导着院士遴选标准”得到了证明。

以“学科获奖率排序”为自变量，“院士获奖率排序”为因变量，作线性回归分析(见表9)。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H3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与院士遴选效度关联密切，反映院士遴选效度”得到了证明。

综上所述，本文3个假设均成立，证明院士遴选整体效度较高。结合指标描述情形可知，非学术因素对院士遴选的影响在学部间有所不同：在化学学部、信息学部、技术学部较小，以上3个学部大部分奖项由院士获得；在数学与物理学部、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等学部较大，这3个学部中40%以上的奖项被非院士科学家赢得，而学部中约半数院士未曾获奖。

5 政策建议

基于对院士遴选效度的分析结果，以及目前对院士遴选制度的质疑，提出两个政策建议：

(1) 重视分析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分析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有助于科学评价遴选效度，为校正院士遴选制度运行创造必要条件。科学奖励具有滞后性，而推动院士队伍年轻化是院士遴选制度改革的重要导向之一。在该情形下，在遴选阶段强化参选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的影响，“年轻化”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然而，院士遴选制度需要适时校正运行偏差。遴选院士时，未获奖并不足以对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作出否定性判断，但当选院士后历经较长时期仍未获奖，其学术水平是否达到遴选学术标准就值得合理怀疑。强化院士获奖情况在遴选效度评估中的作用，有助于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2)逐步将院士的科技咨询职责剥离。遴选目标设置分歧是院士遴选制度引致批评的重要原因。提高遴选效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质疑，需要强化遴选目标设置共识。简化多重遴选目标，将院士遴选目标逐步由选任高级科技智囊转为遴选杰出科学家，是推动与巩固共识的有效途径。建议独立于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另行专设科技咨议机构总理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总理选任。目前，院士对国家科技决策建议权的权利属性强，附随的义务与责任偏弱。设置总理科技顾问委员会既可减少行政体制条块分割对科技咨询的影响，又有助于增强建议权行使的统筹性与主动性，以强化国家战略层次的科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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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olicy text analysis,this paper defined the change process of selection criteria and objectiv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nd then determined selection validity index and put forward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ward system. In units of facul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bject,it analyzed the identity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Winners,as well as the aacademician who wo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from 1956 to 2015,the result showed that linkage exists betwee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 and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der current academician selection target,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election validity is good,but it defects selection goal setting. Whereby we recommend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Science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selection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for the academician selection,the prime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 should be set up.

Key Words：Academician Selec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Validity Assessment

收稿日期：2016-1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GL1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630194，14YJC63015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2160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6A030313498)

作者简介：王福涛(1976-)，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管理；周丹丹(1989-)，女，湖北巴东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张振刚(1963-)，男，广东南海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杨红明(1979-)，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