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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divides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into two dimensions: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how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facilitates enterprise value co-creation, with CDR introduced as mediating variables to reveal the new mechanisms for multi-stakeholder value co-creation. Throug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test on 317 sets of corporate questionnaire data,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 value co-cre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enhance it by elevating CDR.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expands firms' access to heterogeneous digital resources and data elements, strengthening their centrality within the network and thereby fostering resource exchange and risk-sharing.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mproves the transparency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duces collaboration risks through trust and reciprocity mechanisms. Second, CDR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value co-creation. By fulfilling corporate digital responsibility and establishing ethical norms and trust mechanisms, enterprises attract more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thus achieve value co-creation.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this study extend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extends the focus from individual-firm performance to value co-creation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Second, this study deepens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value co-creation under service-dominant logic and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ctors embed themselves in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s. Third, this study enrich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CDR and verifies its critical mediating role in how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empowers value co-creation.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study offers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or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embed themselves in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s, occupying structural holes and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s to access non-redundant resources and emotional support. Furthermore, they should prioritize fulfilling CDR and enhance reputation and trust through transparent digit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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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企业是数字创新的关键主体(冯华等, 2025)。对于企业而言,开展数字创新可能存在以下顾虑:一是数字创新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技术和快速变化的用户偏好,降低企业开展数字研发活动的意愿[1];二是数字技术具有非排他性,竞争对手可能模仿已经取得的数字创新成果,企业需要持续改变战略与优化资源配置以保持竞争优势[2];三是数字创新资源建设与开发需要投入较高的固定成本[3],可能需要承担风险,不利于激发传统企业数字创新潜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多主体协同开展数字创新已成为创新主体间价值共创的重要方式[4]。企业拓展创新网络,亟待与创新网络中其他企业合作构建价值共创机制(陈劲等, 2022)。许多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特别是数字服务企业合作形成数字创新网络,通过嵌入数字创新网络整合数字创新资源,加快建成新的价值共创模式,这一现象被定义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5]。
数字创新网络代表一种协作生态系统,聚集包括不同网络参与企业在内各类参与者,利用数字创新资源生成共享价值途径[6]。创新网络中参与者嵌入性是理解资源整合过程的关键要素,有学者强调创新网络对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重要性[7]。不同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的VRIN资源,数字创新资源具有收敛性和自生长性(刘洋等, 2020)。收敛性意味着组织间数字创新壁垒逐渐被打破,数字化产品和资源边界变得模糊,有助于促进企业间数字创新合作;自生长性意味着数字技术是动态、可延展和可编辑的,开发者可根据用户反馈对数字化产品进行实时迭代更新。因此,数字服务企业与客户企业以积极方式交换及整合资源,促使嵌入数字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实现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是指所有参与方通过资源调配、交换和整合,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8]。得益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发生较大变化[9]。这些变化模糊了组织间边界,使企业从价值提供者转变为价值共同创造者。数字经济时代,战略与创新管理学者采用多利益相关者生态系统的概念解释数字创新网络视角下的价值共创动因[10],其本质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创新网络。价值共创概念也由此得以拓展,交互模式由二元关系拓展为多元参与者构成的复杂网络,参与主体由企业与消费者拓展为企业与企业[11]。有研究表明,微观行动者通过创新网络嵌入推进价值共创实现[12]。
现有研究基于数字机制探讨多元利益相关者间的价值共创,如李雪灵等[13]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创新企业实现价值共创的异质性模式,并构建了相应的过程路径;李玥等[14]分析发现,不同数字化赋能方式通过提高动态能力促进创新服务平台企业价值共创;Schiavone等[10]基于数字化视角,研究多元利益相关者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中创造、交付并获取共同价值。通过梳理发现,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在探讨企业价值共创的数字化动因时,多集中于企业借助自身数字技术赋能其价值创造的过程,忽视了数字创新组织模式变化,且未从数字创新网络视角考察。②在探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作用结果时,主要聚焦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常规效应(如新产品开发绩效、核心技术攻关),未关注其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数字时代下由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创新网络如何赋能价值共创尚未明晰。本文综合考虑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该背景下企业通过网络嵌入实现价值共创的微观机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数字时代下企业价值共创能否通过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实现?其内在作用机制如何?
企业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数字创新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担忧,这些担忧直接构成价值共创的潜在障碍[15]。数字创新网络情境下,相关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在数据层面,企业间数据共享与合作是资源整合的前提,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数据隐私泄露风险;在算法层面,合作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内嵌算法歧视,既损害公平性又侵蚀信任;在企业层面,开源程序与代码贡献的普遍性,导致知识产权归属模糊不清,易引发合作纠纷(姜雨峰等, 2024)。这些内生于数字创新过程的独特风险表明,单纯技术与资源交换不足以保障价值共创实现。作为关键治理机制,企业数字责任应运而生,成为填补上述治理空白、保障数字创新网络健康运行的必然选择。本研究认为,企业数字责任是在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方面指导并管理企业运营的共同价值观与规范,其核心在于:组织与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互动时,必须公平且道德地使用数字技术[16-17]。
将企业数字责任置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其必要性得以凸显:企业在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并获取数字创新资源的同时,也面临随之而来的伦理与责任问题。能否履行数字责任,直接决定企业能否在网络中建立并维持的“信任”资本,例如主动保护合作方与用户数据隐私、避免算法“黑箱”与歧视、明确数字知识产权归属等负责任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企业数字责任是连接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价值共创的“桥梁”。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为企业履行数字责任提供动机与场景,而企业通过构建信任、降低交易成本、规避伦理风险、保障合作可持续性履行数字责任,最终为多元主体间的深度互动与价值共创奠定基础(肖红军等, 2024)。当前,关于企业数字责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界定与宏观论述层面[18],未将其作为具体可测量的中介变量,实证检验其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价值共创”这一路径中的作用(刘海建等, 2025)。基于此,本文将企业数字责任纳入研究模型,探究其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价值共创间的中介机制。
本文围绕“数字时代,价值共创能否通过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实现”这一核心问题,构建企业通过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实现价值共创的研究框架,以企业数字责任作为中介因素,旨在明晰数字创新背景下企业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创的内在机制,丰富数字责任对企业发展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从而为企业更好地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履行数字责任、实现价值共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在网络关系中的嵌入模式会影响外部资源获取和开发,并借助与网络中其他企业成员的纽带关系和结构创造价值[19]。网络嵌入是指企业间通过过往互动和联系构建的稳定关系,可被划分为两个代表性维度: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19]。本文参考余传鹏等[8]的研究,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划分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
价值共创是指活动所有参与方通过资源调配、交换和整合,创造至少有益于一方的新价值[20]。Prahalad等[21]提出价值共创的DART模型,包括对话、获取、风险评估和透明度。其中,对话是客户参与产品设计、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企业间沟通机制,旨在共同商讨产品开发方向和制定服务方案。获取的特点是强调客户端的意见主张,基于客户需求导向获取必备的资源和能力。风险评估反映价值共创主体共担风险,只有降低各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才能保证共同价值实现。透明度体现为价值共创过程中知识共享的透明度,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并增强信心。数字创新背景下,价值共创是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网络互动实现的。
结构嵌入强调企业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以及密集网络中的资源交换能力,主要反映在网络大小、中心性和密度上[22]。首先,随着数字创新网络中结构嵌入程度提高,企业能够与更多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获取异质性数字知识和数据要素,进而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数字创新资源。其次,企业在数字创新网络中越处于中心地位,越易成为数字知识和数据要素交汇的枢纽,吸收不同技术路径内的核心技术(施萧萧等, 2021),开发更好地满足数字创新网络中其他成员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价值共创。最后,数字创新网络中,高集中度企业不仅可以控制知识流,还能够整合知识,特别是决定市场产品发展趋势的显性知识[23],使新产品和服务更符合未来市场发展趋势,降低价值共创主体的共担风险。
关系嵌入是指网络成员企业间基于认可、信任和互惠的关系质量,可反映有凝聚力的结构和互动[24]。较高程度的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能增进网络中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信任。首先,与数字创新网络成员频繁互惠互动能够促进隐性知识共享[25],为合作方提供大量数字技术开发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知识共享的透明度。其次,对于数字创新网络中主体间的合作,相互信任至关重要。数字服务企业并非仅交付数字产品就能实现自身价值,还需与合作伙伴深度合作以降低数字产品开发风险,增强数字知识转移意愿[26],从而体现出价值共创属性。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价值共创具有正向影响;
H1b：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价值共创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责任是企业在从事技术开发和使用技术提供服务时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专注于通过系统规范管理并控制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27]。首先,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主要技术挑战是缺乏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姜雨峰等, 2024),这一问题在小型企业中尤其突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程度较高的企业拥有更多数字技术获取渠道,能够将技术应用于数据管理、维护数据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随着结构嵌入程度提高,与数字主体合作能持续拓展高层管理者的“数字化视野”[5],提升高管对企业数字责任的重视程度。
企业责任从“社会责任”转变为“数字责任”,客户会对数字技术的道德、隐私和公平性表示担忧,而信任是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28]。首先,较高程度的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能够增进网络中数字服务企业与客户间的互信。其次,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关键优势是能够提高自身声誉。声誉较高的企业通常被视为可靠且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企业通过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培育利益相关者对自身的积极认知,这种声誉的提升与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数字实践密切相关[29]。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正向影响;
H2b：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责任包括一系列数字实践和行为,能够指导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也为数字创新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负责[16],为自身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企业通过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数字实践在以客户为主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并提高声誉,吸引更多客户和关键利益相关者[30],进一步推动各方以积极方式交换、整合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成为价值共同创造者。有学者指出,企业需将数字责任全面、透明地传达给利益相关者[31]。此过程中,可能会向外界传递有关企业数字化方法的积极信号,有利于客户与企业间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价值共创过程中数字知识共享的透明度。数字时代,在遵守技术道德、保护隐私和缩小数字“鸿沟”方面,企业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数字责任可通过阐明企业在利用数字技术时应遵循的价值观和规范,满足企业合法性需求[27],降低价值共创主体的共担风险。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数字责任对价值共创具有正向影响。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通过提供丰富的资源促进企业履行数字责任。高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的企业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成为信息和知识交汇的枢纽(施萧萧等, 2021),能更便捷地获取关于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的最新知识(姜雨峰等, 2024),进而解决履行数字责任时面临的技术资源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多元主体广泛连接能使管理层认识到数字风险的普遍性,以及履行数字责任对于维持自身网络地位与声誉的重要性[27]。这种认知层面的转变是驱动企业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数字责任实践的关键。企业通过部署隐私增强技术、构建算法审计框架等负责任的数字实践,向网络中合作伙伴传递值得信赖的信号,有效降低因数据滥用、算法“黑箱”带来的合作风险,增强合作伙伴的信心,为深度资源交换与价值共创奠定基础。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通过构建高质量信任关系强化企业数字责任的中介作用。关系嵌入的核心是基于认可、信任与互惠的深度联结[24]。在高度信任的关系中,合作伙伴之间更乐于开展对话,共同商讨负责任创新的标准与方案。这种开放沟通氛围有利于企业获取合作伙伴对其数字责任的期望与反馈,也愿意为维持信任,主动投资数字责任建设[28]。企业履行数字责任的行为会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网络中的相互信任[30]。这种由企业数字责任强化的信任能够促进隐性知识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并促使合作各方更愿意为共同目标投入专用性资产,从而实现价值共创。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为企业带来价值共创机遇的同时,也通过塑造认知、提升能力、响应期望驱动企业履行数字责任。企业数字责任履行则通过“建立信任—提升透明度—降低合作风险”这一核心机制,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所带来的资源与关系优势,转化为切实可行、可持续的价值共创成果[22]。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企业数字责任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价值共创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企业数字责任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价值共创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法收集研究数据,选择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者作为调研对象,具体如下:首先,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编制初始量表。其次,考虑到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企业数字责任等变量是相对较新的概念,实践上存在模糊性,故在问卷正式发放前与本单位MBA学员围绕题项设计展开讨论,并根据反馈对题项语义描述进行调整,确保问卷填写者准确理解题项含义。最后,采用打乱题项顺序的方式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编制问卷。
正式调研时间为2025年4-5月。考虑到多渠道数据收集方法有助于缓解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通过两种渠道发放正式调研问卷:一是向本单位符合要求的MBA学员发放问卷;二是借助见数Credamo平台定向发放问卷。见数(Credamo)平台可通过设置一系列选项筛选研究对象,确保问卷填写对象有针对性。调研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为63.4%。样本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项目类别 频数百分比(%)企业年龄10年及以下6821.511～15年7724.316～20年11335.621年及以上5918.6企业规模100人及以下6921.8101～500人8426.5501～1 000人11937.51 000人以上4514.2所处行业能源154.7原材料268.2工业6921.8非日用消费品72.2日用消费品206.3医疗保健113.5信息技术11837.2电信服务82.5其他4313.6企业性质国有企业9028.4民营企业19160.3外资企业278.5合资企业92.8产业链位置上游企业13943.8中下游企业17856.2
本文选择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对各变量进行测量,测量方式选择Likert5点量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测量量表参考余传鹏等[5]的研究,在网络嵌入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融合数字创新情境,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维度设置4个题项,如“本企业在数字化合作伙伴圈子里具有一定影响力”;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维度设置6个题项,如“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都能信守承诺”。企业数字责任测量量表参考刘海建等(2025)的研究,并结合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特点,设置7个题项,如“本企业重视数字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责任管理”。价值共创测量量表参考廖民超等[32]的研究,并结合Prahalad等[21]的价值共创DART模型(包括对话、获取、风险评估和透明度4个维度)设置6个题项,如“本企业能够与合作伙伴进行开放和良好的沟通交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处行业、企业性质和产业链位置。具体题项设计如表2所示。
表2 题项设计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2 Measurement item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量表题项因子荷载Cronbach's α系数CRAVE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0.8500.8510.588本企业在数字化合作伙伴圈子里具有一定影响力0.802上下游企业经常通过本企业获取行业、市场相关数据和信息0.768上下游企业经常通过本企业与数字原生企业建立联系0.768在与本企业紧密合作的数字原生企业中,掌握关键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企业占比较大0.726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0.8670.8670.521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都能信守承诺0.801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在沟通时都能实事求是0.737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能够相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或信息0.718本企业依赖数字化合作伙伴并注重与之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0.702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能够相互帮助并解决对方面临的问题0.687本企业与数字化合作伙伴经常相互提醒可能存在的变化和挑战0.679企业数字责任0.9160.9160.610本企业重视与数字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责任管理0.783本企业已将数字责任纳入企业战略发展规划0.791本企业不断制定并完善行业数据管理标准0.774本企业有保障各类数据、信息不被第三方获取的技术0.797本企业有保障数据运营、数字技术管理的专业团队0.815本企业不断加深数字技术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互动0.775本企业不断优化数字技术,解决企业运营技术问题0.730价值共创0.9040.9050.614本企业能够与合作伙伴进行开放和良好的沟通交流0.784合作伙伴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得本企业产品或服务信息0.770当现有产品/服务不能满足合作伙伴需求时,本企业通过新的渠道帮助其获取想要的产品或服务0.795本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评估并承担风险0.719本企业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和规避机制,以帮助自身和合作伙伴规避风险0.793本企业与合作伙伴坦诚以待,不隐瞒关键信息0.836
本研究使用SPSS27.0和AMOS27.0检验问卷数据信度和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在信度检验方面,计算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表2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和CR值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在效度方面,计算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各题项因子荷载均大于0.5,各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收敛效度。χ2/df=1.988,RMSEA=0.056,CFI=0.947,TLI=0.940,IFI=0.947,均处于区间内,说明模型拟合较好。表3显示,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较高区分效度。此外,本研究的所有题项来自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具有较高内容效度。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lu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对角线为AVE的平方根
变量1234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0.7672.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0.572**0.7223.企业数字责任0.329**0.450**0.7814.价值共创0.321**0.458**0.525**0.784均值3.7253.2573.4533.215标准差1.0211.0971.1571.265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因子解释总方差的38.858%,低于40%的标准,存在4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因而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本文采用SPSS27.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数字责任(r=0.329,p<0.01)和价值共创(r=0.321,p<0.01)均显著正相关,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数字责任(r=0.450,p<0.01)和价值共创(r=0.458,p<0.01)均显著正相关,企业数字责任与价值共创显著正相关(r=0.525,p<0.01)。由此可见,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符合假设预期。
本文使用软件SPSS27.0并采用层次回归法、Bootstrap法和简单斜率图进行数据分析。
(1)主效应检验。以价值共创为因变量,以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作为自变量,加入所有控制变量。表4模型6和模型8显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9,p<0.001;β=0.545,p<0.001),H1a和H1b得到验证。
表4 层次回归结果
Table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注:*p<0.05,**p<0.01,***p<0.001
变量企业数字责任模型1模型2模型3价值共创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企业年龄0.0210.015-0.004-0.053-0.064-0.059-0.066-0.085-0.083企业规模-0.043-0.040-0.0030.0630.0860.0650.0850.1130.115所处行业0.0400.0320.0280.057*0.0360.0480.0320.0410.029企业性质-0.051-0.070-0.080-0.065-0.037-0.086-0.052-0.102-0.067产业链位置0.719***0.499***0.1540.658***0.275*0.406**0.158-0.059-0.126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0.277***0.319***0.181**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0.429***0.545***0.359***企业数字责任0.534***0.497***0.434***R20.1040.1560.2120.0820.2950.1380.3120.2260.350Adj R20.0900.1390.1960.0670.2820.1210.2970.2110.336F7.258***9.520***13.861***5.531***21.639***8.274***20.047***15.098***23.803***
(2)中介效应检验。首先,以企业数字责任作为因变量,以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作为自变量。表4模型2和模型3显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企业数字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7,p<0.001;β=0.429,p<0.001),假设H2a和H2b得到验证。其次,以价值共创为因变量,以企业数字责任作为自变量。表4模型5显示,企业数字责任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34,p<0.001),假设H3得到验证。最后,采用层次回归法,以价值共创为因变量,以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作为自变量,同时将中介变量企业数字责任纳入回归方程。表4模型7显示,同时纳入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企业数字责任后,企业数字责任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97,p<0.00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1,p<0.01);与模型6相比,回归系数从0.319降低为0.181,表明企业数字责任部分中介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假设H4a得到验证。表4模型9显示,同时纳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和企业数字责任后,企业数字责任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4,p<0.001),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价值共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59,p<0.001);与模型8相比,回归系数从0.545降低为0.359,表明企业数字责任部分中介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假设H4b得到验证。本研究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企业数字责任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价值共创间的中介作用。表5显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通过企业数字责任对价值共创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138和0.186,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72,0.221]和[0.113,0.274],均不包含0,H4a和H4b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5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Table 5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the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路径效应值标准误95%置信区间下限上限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价值共创0.1810.0650.0530.309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企业数字责任→价值共创0.1380.0380.0720.221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价值共创0.3590.0700.2210.497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企业数字责任→价值共创0.1860.0400.1130.274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模糊了企业边界,企业创新网络正逐步向外拓展,亟待与创新网络中其他企业合作构建价值共创机制。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两个维度如何赋能企业价值共创,并检验企业数字责任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不仅能正向促进价值共创,还能正向促进企业数字责任;企业数字责任正向促进价值共创,同时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价值共创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1)本文探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拓展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影响机制的研究。现有研究中,余传鹏等[5]提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以此描述企业与数字服务企业合作并形成创新网络结构的现象,厘清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作用机制;杨震宁等[33]进一步明确了企业通过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作用机制。上述研究主要聚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单个企业的影响,而数字创新网络代表协作生态系统,包括不同参与者,他们聚集在一起,利用数字创新资源生成共享价值途径[6]。本文响应了余传鹏等[5]的研究呼吁,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单个企业的作用,拓展至其对多元利益相关者间价值共创的作用,深化了数字创新网络对企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并进一步引入企业数字责任这一变量,以丰富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赋能企业价值共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作用路径。
(2)本文围绕“数字时代的价值共创能否通过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实现”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夯实了服务主导逻辑下实现价值共创的微观行动者基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价值互动。这些变化模糊了组织间边界,使企业从价值提供者转变为价值共同创造者,参与价值共创的主体也拓展至多元利益相关者。已有研究基于数字化视角探讨企业在数字商业模式中如何创造、交付并获取共同价值[13-14],但聚焦“行动者嵌入数字创新网络能否实现价值共创”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尚未明晰数字时代下多个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创新网络对价值共创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揭示了数字时代下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创新网络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网络理论和网络嵌入在价值共创相关研究中的发展。
(3)本文将企业数字责任纳入研究模型,探讨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赋能企业价值共创的中介路径,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相关研究。有学者认为企业数字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延伸[34];也有学者建议独立于企业社会责任考虑企业数字责任[16]。企业数字责任是新兴概念,现有相关文献以概念化的定性研究为主,关于企业数字责任如何影响企业发展的定量研究匮乏(刘海建等, 2025)。鉴于此,本文将企业数字责任界定为“指导并管理企业在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方面运营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既拓展了企业数字责任的促进机制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边界,也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实证研究。
(1)企业可通过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实现价值共创。因此,企业需积极与创新网络中大量数字服务企业建立联结。在结构嵌入方面,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推动关键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在网络中以资产流、信息流形式流动,从中吸收非冗余资源;在关系嵌入方面,强化网络合作伙伴身份认同感,满足合作伙伴对数字创新资源的诉求,加强数字创新网络成员间互信和互惠。此外,企业可积极参与数字创新网络成员举办的交流会,提高与数字服务企业的互动频率,向其传递自身数字技术需求,共同商讨数字产品开发方向与数字服务方案,从而创造数字创新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价值。
(2)数字时代,企业需积极履行数字责任,这有助于其应对数字技术迅猛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挑战。企业数字责任是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赋能企业价值共创的中介机制之一,高管团队需要加强企业数字责任观念。对于数字创新网络中的数字服务企业而言,由于不同客户企业战略业务目标和数字创新资源需求存在差异,在价值共创过程中,可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灵活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这不仅能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还能赢得数字创新网络中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对实现价值共创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网络嵌入还包括社会嵌入、业务嵌入和技术嵌入等维度,本研究采取两维度划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未来可深化多指标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影响,或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嵌入数字创新网络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扎根分析,以完善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发展过程研究。第二,本研究未对企业数字责任的内容结构进行深度剖析。企业数字责任仍是新兴概念,亟需构建更多可量化的企业数字责任评价体系,为后续企业数字责任的动态变化研究提供支撑。第三,对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价值共创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仅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路径机制,在情境机制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将数字背景下更多的内外部情境变量作为调节变量,以丰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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