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ing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coopetition along two dimensions: coopetition intensity and coopetition structure.It also incorporates du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novation) to represent the inter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project organizations.In addition, project complexit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re introduced as transaction attributes to reflect th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 delivery.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of 172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s conducted to examine how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relational, capability, and transactional conditions jointly influence value co-creation outcomes.
The results reveal three main findings.First, no single factor is sufficient to drive value co-creation.Instead, value co-creation emerges from the configuration of multiple interacting conditions, demonstrating clear equifinality.Second,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high value co-creation configurations and four low value co-creation configurations, which are further consolidated into three archetypal patterns: (1) Pioneer-oriented projects with vertical coopetition structures leverage both exploitation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novation to integrat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from parent firms while simultaneously adapting to host-country environments, particularly under high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2) Deep-plowing projects embedded in high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environments adopt horizontal coopetition structures and emphasize exploration-oriented innovation to develop new local knowledge, expand markets, and enhance responsiveness.(3) Conservative projects with lower complexity rely mainly on vertical coopetition and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achieving value co-creation without requiring extens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Third, the study finds that national cultural context significantly shapes the choice of value co-creation paths.Collectivist cultures promote resource integration by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norm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whereas individualist cultures rely more on struc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capability matching to enhance allocation efficiency.Meanwhile, uncertainty avoidance exhibits a differentiated effect: 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 cultures emphasize rule-based coordination and risk control, whereas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cultures depend more on flexible structures and adaptive adaptation.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It enriches coopetition research by distinguishing its structural and intensity dimensions and demonstrating how their interplay influences outcomes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networks.It advance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theory by showing how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perate not independently but configurally within cross-border project settings.It also extends value co-creation research by revealing multiple effective pathways rather than a single optimal strategy,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of context-sensitive decision-making.Finally, by incorporating cultural heterogeneity into the configur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broadens the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of coopetition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Overal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nd policymakers: effective coopetition strategies must align with project complexity,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value co-creation in global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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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背景下,国际工程作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重塑和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202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 819.9亿元,同比增长4.2%,新签合同额达19 036.3亿元。以中亚天然气管道、蒙内铁路、亚吉铁路、汉班托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提升了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也为东道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这类项目通常跨越多国制度环境并涉及多元主体,其内部协作与治理机制面临高度复杂的现实挑战[2]。
在多主体、多目标和高不确定性的项目情境下,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内部往往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竞合关系。此类项目普遍具有技术复杂、投资规模大、资产专用性强和利益相关者众多等特征[3-4],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项目交付,项目参与方因资源互赖而展开合作。例如,一方提供技术与管理能力,另一方提供当地政府关系、土地和许可等专用性资源,通过资源互补共同推进项目实施[5]。与此同时,参与方在收益分配、战略目标和风险承担等方面保持相对独立性,在合作框架下形成持续的战略博弈与竞争,这种“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的状态构成竞合关系的核心内涵。以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分国分段”的“双边合资—多边协作”模式实现多项关键技术创新,但在管输费定价等问题上,各方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形成差异化主张,体现了合作结构中围绕价值创造与分配形成的竞合张力。
国际背景下,这种合作与竞争的互动张力愈加强烈[6]。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嵌入在项目成员母国、东道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规范、文化认知以及经济市场构成的多重复杂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可能对合作造成阻碍。此外,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具有地域范围广、主体群规模大、技术实施难度高等挑战,使得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并与原有环境系统耦合形成重大工程—环境复合系统[2]。因此,竞合成为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显著特征[7]。若竞争与合作关系处理不当,则会导致重大国际工程项目失败,这种动态竞合互动加剧了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多重制度约束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情境下,竞合逐渐成为理解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运行逻辑的重要分析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竞合被定义为一种同时包含竞争和合作元素的关系[5]。近年来,组织竞合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8-9]。现有研究对竞合与价值共创间的关系存在矛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竞合关系有助于实现价值共创,竞合有助于开发新知识、保持战略灵活性并扩大市场[10-1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竞合对价值共创具有负向影响,会引发组织张力、机会主义行为与冲突[12-13]。矛盾复杂的竞合与组织结果关系,阻碍了竞合理论进一步发展。此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然而,重大国际基础设施竞合互动发生在复杂系统中,整体论视角下组织现象触发条件是相互依赖而非彼此独立,组织成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间存在传统回归分析难以验证的组态效应(杜运周等,2017)。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如何在复杂系统环境中匹配合适的竞合策略,进而保障项目实现价值共创,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价值共创界定为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内部成员通过相互作用实现项目价值增值的过程。基于制度理论,构建关系属性(竞合强度和竞合结构)、能力属性(利用式创新能力和探索式创新能力)、交易属性(项目复杂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因果构型,探究特定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国际市场背景下文化异质性对组态结果的影响,明确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实现价值共创的匹配机制,进而为工程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参考。
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构建以关系属性、能力属性和交易属性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用以刻画影响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价值共创的三个维度。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处于多国、多制度并存的复杂环境中,其价值共创过程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制度约束、组织响应与治理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理论指出,制度环境通过多种路径影响组织行为:一方面,制度规则与社会规范塑造跨组织互动的边界及秩序,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组织并非被动接受制度约束,而是通过能力建构与战略调整对制度差异作出回应。同时,制度差异还通过影响交易结构与治理方式,改变风险分担与协调成本[14-15]。基于这一“制度环境—组织互动—治理安排”的分析逻辑,本研究将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归纳为关系属性、能力属性与交易属性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用以系统刻画制度嵌入情境下价值共创的形成机制。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语境中,价值共创是指多主体在制度嵌入情境中,通过持续互动与协同治理形成的共享收益、联合能力与长期发展潜力,而非单一主体的绩效回报。
第一,关系属性对应制度理论中制度嵌入与合法性获取的核心命题。跨国项目情境下,组织需在东道国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行业惯例等制度性约束下,与外部伙伴建立互动关系。制度差异通过合规压力、社会认可和声誉机制塑造合作边界与互动秩序,进而影响信任形成与关系结构。因此,关系属性用于刻画组织在制度环境中实现合法性与协同效率的跨组织互动方式(杨震宁等,2020)。第二,能力属性对应制度理论强调的组织能动性与制度适应机制。组织并非被动接受制度约束,而是通过学习、整合与创新对制度差异作出回应,形成支撑项目交付与价值创造的能力基础[16]。尤其在海外动荡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组织需要在利用既有经验与探索新方案之间进行动态权衡。因此,能力属性用于刻画组织在运营、管理、决策和创新方面的内部能力基础。第三,交易属性对应制度理论关于制度环境塑造治理结构与交易安排的观点。跨国项目交易面临契约执行差异与监管不确定性等制度性风险,交易结构特征直接影响治理复杂度、协调成本与风险分担方式。因此,交易属性用于刻画制度差异向治理成本与绩效结果传导的关键载体[17]。关系属性影响资源与信息流动及能力形成条件,能力属性塑造组织对制度差异与交易风险的应对方式,交易属性又反向约束关系嵌入深度与治理安排。由此,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共创可理解为“关系属性—能力属性—交易属性”协同作用的结果,并可能呈现多路径等效与组态效应。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文构建组态分析框架(见图1),以揭示价值共创的多条件组合机制。
图1 组态分析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figuration analysis
为了解构竞争与合作交互机制的复杂性,本文从竞合强度与竞合结构两个维度对竞合构念进行概念化。竞争与合作作为典型的悖论关系之一,体现为一组彼此矛盾却又相互关联的对立关系。由此产生的二元性与同时性特征,决定了竞争与合作交互机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16]。
竞合强度被定义为竞争与合作的强度大小。现有实证研究探究了竞合强度对组织结果的影响,如交易成本、组织创新、风险和张力、价值创造等[17]。竞合强度概念强调竞争和合作活动彼此互补。从合作视角出发,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参与方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共同目标,如技术创新、拓展海外市场和提高学习能力[18]。这种合作关系为成员获取、整合互补性资源与技术提供了平台,促使资源在项目各方之间交互和流动[19]。从竞争视角分析,一方面,项目成员间的竞争可以提高项目整体效率,实现价值共创。为保持竞争优势,成员会不断参与竞争以提升自身能力,并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减少资源冗余和浪费。另一方面,成员间的竞争行为促进了组织创新。频繁且积极的战略竞争行为和动态响应,促使项目成员主动寻求新的机会,参与新技术或产品研发和生产,从而在差异化市场格局中获得竞争优势[20]。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内部竞争与合作互动形成正向增益效应。因此,项目各方通过参与协作与竞争实现互补性资源共享、整合与升级,提升组织创新与运营效率,从而实现价值共创(郭润萍等,2022)。
竞合结构可划分为横向竞合和纵向竞合两类。具体而言,竞合活动可发生在具有横向关系的组织间,即处于价值链相同阶段、同一行业并经营相同业务的组织间展开竞合。此外,竞合活动还可发生在纵向关系中,即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公司(例如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同时开展合作和竞争[12]。现有文献对不同结构下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仅少数研究探讨了横向与纵向竞合关系在资源分配和关系依赖性方面的潜在差异[21]。例如,彭珍珍等(2020)发现,在纵向竞合中,运用关系治理比运用契约治理更能提升创新绩效;在横向竞合中,运用契约治理比运用关系治理更有效。具体而言,在横向竞合结构中,处于价值链同一阶段的竞合伙伴比纵向竞合伙伴具有更相似的知识与资源[22]。整合相似知识和资源可以有效促进项目价值共创[4]。在项目共同目标引导下,成员间分享相似知识与资源,可促进知识和资源交互与流通,为知识整合与创造提供便捷渠道[23]。在纵向竞合结构中,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成员位于价值链不同阶段,这种纵向关系比横向关系具有更多互补性知识和资源,且资源不具有相似性。因此,不同竞合结构会对联盟绩效结果产生不同影响。
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背景下,本研究主要关注能力属性框架下的双元创新能力。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双重情境特征:一是,此类项目高度依赖母公司既有技术体系、管理经验与资源基础,以确保交付的稳定性;二是,此类项目深度嵌入东道国复杂多变的制度、市场与社会环境,需要持续调整与重构自身能力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此,项目组织不可避免地面临稳定执行与动态适应之间的张力,而双元创新是刻画这一张力的关键能力结构。Zhan等[24]界定了国际战略联盟背景下的利用式创新能力与探索式创新能力:前者是“整合和利用母公司能力并在特定情境中重构这些现有能力的能力”,后者是“拓展和发展新能力,或升级现有能力的能力”。与其他动态能力相比,双元创新更能系统反映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更能解释项目如何在多主体协作中同时实现短期绩效与长期价值共创。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将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作为能力属性的核心维度,用以刻画项目组织在跨国制度嵌入情境中的动态适应与价值生成能力。
项目成员从母公司获得的既有资源和能力往往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难以直接用于跨国项目日常运营,只有通过再组合、情境化调整与制度适配,才能转化为可用能力和协同价值。因此,高水平利用式创新有助于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减少重复投入和协调摩擦,推动既有资源在跨主体协作中实现规模化与协同化利用,从而促进价值共创[25]。此外,面对东道国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监管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项目成员不仅要维持既有能力的有效运作,还需持续识别新机会并发展新能力。探索式创新通过促进新知识生成、跨边界学习与新市场机会发掘,提升项目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与响应能力,从而为价值共创提供持续的机会基础[26]。
从动态过程视角看,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内部通常存在两条资源流动路径。一是基于利用式创新导向的路径,强调资源从项目成员母公司向项目层面的单向转移与再配置[24]。该路径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协同一致性,降低组织间协调成本,使价值共创更具可控性与稳定性。二是基于探索式创新导向的路径,强调通过项目嵌入东道国的制度、市场与技术生态,开发新知识、新能力与新机会,从而拓展价值共创空间。在项目形成初期,国际基础设施往往高度依赖母公司资源,通过利用式创新实现快速落地与绩效稳定。随着项目进入运营成熟阶段,单纯依赖既有能力难以应对制度冲击、需求变化与竞争加剧,项目需要通过探索式创新持续更新其知识基础与能力结构。尤其在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原有例行程序往往难以及时应对突发状况,易造成组织僵化与机会错失。因此,具有较高利用式创新能力的联盟更擅长将既有资源转化为协同优势,具有较高探索式创新能力的联盟则更有可能通过机会开发、组织学习与战略调整,推动跨主体的长期价值共创(苏屹等,2025)。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属性包括资产专用性与交易不确定性[27]。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资产专用性往往嵌入复杂工程系统中,表现为定制化技术方案、专用设备配置以及多主体任务耦合所形成的资源锁定与调整成本。因此,本文以项目复杂性作为资产专用性的情境化表征变量,反映资源专用性在复杂工程情境中的综合表现,同时,以环境不确定性刻画交易不确定性。
项目复杂性是指项目在技术构成、组织结构与任务安排等方面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中,高复杂性意味着更强的资产专用性,即资源被高度嵌入特定技术路径、组织结构与制度情境中,难以转移或重组[28]。这种情境化嵌入虽有助于局部效率提升,但也提高了转换成本与退出成本,易使参与方形成锁定效应,从而降低其持续协同与联合投入意愿。随着项目复杂性提升,协调与控制难度同步提升,跨主体间的沟通成本与认知摩擦显著增加,从而削弱共识形成、知识共享与资源协同的稳定性。此外,高复杂性项目还伴随更多、更难识别的风险类型。当风险难以清晰界定与合理分担时,组织更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策略,减少特定投入,进而抑制价值共创的深度与持续性。
环境不确定性是指外部制度、经济、市场与技术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与动态变化[29]。从交易成本视角看,环境不确定性是契约不完全与治理失配的重要来源。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情境下,政策调整、监管变化或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原有契约迅速失效,增加重新谈判与制度适配成本。环境不确定性不仅提高了项目成本与进度的波动性,还使得项目不断调整技术方案与执行标准。这种持续外部扰动降低了跨主体合作的预期稳定性,使参与方更倾向于采用短期化、低承诺的协作策略,从而抑制长期协同与联合创新(李宁娟等,2026)。同时,不确定性还会提升决策复杂性、延长协调周期、降低跨组织协同效率,进而削弱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
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中多元因素间的匹配效应。相较于传统回归方法侧重单一变量的净效应,fsQCA强调多重条件的联合效应、因果非对称性与多路径等效性,更适用于揭示复杂系统中多因一果的生成机制。鉴于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共创往往由多种因素协同作用形成,且不同条件组合可能引致相同结果,fsQCA与本研究内容具有高度契合性。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模型,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研究对象为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目标受访者是曾参与或正在参与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中方管理人员。借助ENR数据库,先确定了79家中国国际工程企业,这些企业具有多家海外子公司并在国际项目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本研究利用企业官方网站和天津大学国际工程管理校友数据库,获取相关国际市场部门或海外项目部门经理的联系方式,并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与其取得联系,收集企业所参与项目的具体信息。在获得参与者同意后,通过问卷星平台向其发放电子问卷。对于首次联系未果的受访者,一周后进行第二次问卷发放,以尽可能保证回复率。此外,借助两个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培训课程向培训人员(均是具有国际工程建设经验的大型国际工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发放问卷。
最终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问卷21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保留172份有效问卷,占发放问卷的49.14%,样本信息和受访者信息如表1所示。项目样本分布在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路桥、港口与航道、能源等多种工程类型。此外,超过50%的国际工程项目已持续运营三年以上。由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可知,72.67%的受访者工作年限超过五年,91.28%的受访者为项目管理者或项目工程师(如合同工程师),具有丰富国际工程管理工作经验,对项目内部具体战略经营与项目管理具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了解。综上,本研究样本数据具有充分的有效性。
表1 样本基本信息
Table 1 Sample profile
类别 频数百分比(%)项目所在地区 北美洲74.07 南美洲148.14 欧洲74.07 亚洲10259.30 大洋洲52.91 非洲3721.51基础设施类型 路桥项目3620.93 港口与航道项目116.40 能源项目6336.63 市政工程项目1911.05 通信项目21.16 工业项目116.40 房建项目158.72 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21.16 其他137.56项目工期 < 2年2615.12 2～3年4827.91 >3 年9856.98受访者基本信息工作经验 < 5 年4727.33 5～10年6437.21 11～15年4425.58 16～20年126.98 >20年52.91工作职位 高层管理者4224.42 部门经理4526.16 基层管理者4626.74 专业工程师(如合同工程师)2413.95 其他158.72
剔除数据引发的抽样偏差可能导致总体人口特征分布出现偏差。本研究使用t检验比较被删除的46位受访者和保留的172位受访者间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若样本特征在这两组数据间无显著差异,说明问卷剔除未引起抽样偏差。结果显示,在基础设施类型(t=-0.303,p=0.762)、工作经验(t=-1.591,p=0.113)和工作职位(t=1.470,p=0.143)方面均无显著差异。由t检验结果可知,抽样偏差不会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保留的172份样本数据适合作进一步分析。
在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并基于国际工程项目这一特定情境对原有成熟量表进行修改,以便受访者理解。采用逆向翻译法进行量表设计,并对问卷进行两轮初步评估与预调研,以确保其有效性。首先,与10位工程项目管理领域学者及国际工程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深度访谈,获取问卷反馈,并作进一步修改。其次,对30位具有国际工程管理经验的人员进行问卷预调研,并基于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使其更契合海外基础设施项目语境。使用李克特七分量表对问卷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测度,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具体量表题项如表2所示。
表2 量表题项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2 Scale items and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构念测量题项 SFL价值共创(Cronbach's α = 0.848;CR = 0.914;AVE = 0.520) 1.该项目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相符,实现了成本目标0.857 2.该项目按照预先拟定的进度计划实施,实现了工期目标0.840 3.该项目达到预定的质量要求,实现了质量目标0.520 4.业主对项目表示满意0.697 5.项目成员共担风险,共享资源0.823 6.项目成员互相从对方处学习技能与知识0.750 7.项目成员间建立了长期关系0.771 8.项目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0.584 9.项目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0.601 10.项目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东道国提供物资和捐赠以提升社会福利0.685合作强度(Cronbach's α = 0.878;CR = 0.881;AVE = 0.649) 1.项目成员在工作中经常共享信息0.738 2.项目成员密切合作,以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完成0.845 3.项目成员为项目工作贡献了充足的技术和管理知识0.830 4.项目成员就如何提高工作能力彼此交换意见0.805竞争强度(Cronbach's α=0.783;CR=0.789;AVE=0.559) 1.项目成员都试图获得更多的控制力和谈判力0.666 2.项目成员都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大份额的收益0.880 3.项目成员对彼此的竞争行为反应迅速0.678利用式创新(Cronbach's α=0.929;CR=0.923;AVE=0.707) 1.该项目有能力整合各方提供的现有资源或技术,以尽最大可能创造价值0.866 2.该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合各方互补性资源或技术0.850 3.该项目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各方提供的现有资源或技术0.880 4.该项目有能力配置或重新配置各方提供的现有资源,以满足项目特定需求0.856 5.该项目有能力不断分析新的环境条件并相应地重新部署现有资源0.746探索式创新(Cronbach's α=0.903;CR=0.904;AVE=0.759) 1.该项目有能力通过研发和创新等方式以发展出新资源或新技术0.905 2.该项目有能力向其他同类组织学习以培育新资源或新技术0.887 3.该项目有能力通过形成关系网络的形式以获取新资源或新技术0.820项目复杂性(Cronbach's α=0.872;CR=0.873;AVE=0.546) 1.与同行业中其他项目相比,本项目涉及的分包商和供应商数量很多0.855 2.与同行业中其他项目相比,本项目涉及的工种和专业数量很大0.856 3.与同行业中其他项目相比,本项目信息传递的层级较多0.717 4.与同行业中其他项目相比,本项目任务量很大0.884 5.与同行业中其他项目相比,本项目技术范围经常变化0.452 6.本项目中,技术、人员和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0.560环境不确定性(Cronbach's α=0.842;CR=0.836;AVE=0.510) 1.该项目所在东道国的政治环境非常不稳定0.565 2.该项目所在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如汇率、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0.642 3.该项目受到不可预见的自然环境(如地质条件和极端天气)的影响0.729 4.在该项目中准确预测未来环境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事情0.880 5.该项目外部环境的频繁变化会导致我们的需求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0.716
(1)价值共创。参考Ozorhon等[30]、Tetteh等[31]的量表并对其进行修改,使其贴合调研项目情境与语境,具体包括项目绩效、伙伴关系和社会环境相关题项。
(2)竞合强度。竞合二元性强调合作与竞争活动的交互影响,为体现这一本质内涵,本研究采用间接测量方法,将合作与竞争视为两个独立连续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合作强度与竞争强度的乘积测度竞合强度。对于合作强度,参考Shu等[5]、Raza-Ullah[32]的量表并对其进行修改,以测度国际工程项目内部合作,即参与方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协调与合作的程度。对于竞争强度,同样参考Shu等[5]、Raza-Ullah[32]的量表并对其进行修改,以度量国际工程成员间的竞争情况,具体为联盟成员在谈判权力、利润份额和其他资源方面相互竞争的程度。
(3)竞合结构。本文基于既有竞合研究,将竞合结构划分为横向竞合与纵向竞合。横向竞合是指处于价值链同一环节、具有相似资源基础与功能角色的主体间的竞合关系;纵向竞合是指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具有资源互补性与分工关系的主体间的竞合互动[9]。在测度方法上,本研究参考LeRoy等[23]、Robert等[21]使用的代理变量测度方法,以项目参与方在价值链中的功能角色作为划分依据:当受访者表示项目参与方在项目中承担相同角色(如均为施工方)时,界定为横向竞合结构,并赋值为1;当参与方承担不同角色(如设计方与施工方)时,界定为纵向竞合结构,并赋值为2。该测度方法能够有效反映项目参与方之间的资源同质性或互补性差异,从而刻画不同竞合结构类型。
(4)利用式创新。参考Zhan等[24]的量表并作修改,测量项目现有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利用和重构。
(5)探索式创新。参考Zhan等[24]的量表并作修改,测量项目新资源和能力的构建、探索和发展。
(6)项目复杂性。参考Gao等[33]的量表并对其进行修改,评估国际工程项目技术和组织复杂性程度。
(7)环境不确定性。参考Gao等[33]、You等[29]的量表并对其进行修改,测度与政治、经济、地理和天气条件相关的环境不确定性。
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中各核心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介于0.783～0.929之间,如表2所示。因此,本研究中各核心变量均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和信度。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变量涉及题项均来自权威期刊文献中的成熟量表,且量表被证实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同时,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参考多位专家意见修改量表并进行了问卷预调研,因而量表具有较高内容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为χ2/df=1.541,TLI=0.907,CFI=0.916,IFI=0.918,SRMR=0.070,RMSEA=0.056,说明模型拟合度较高;平均方差提取范围在0.510～0.759之间,超过临界值0.5。因此,本研究聚合效度较高。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本研究区分效度较高。
表3 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注:*p<0.1, **p<0.05,***p<0.01;对角线数值为AVE平方根
变量12345671.价值共创0.7212.竞合强度0.596***—3.竞合结构-0.200***-0.140*—4.利用式创新0.681***0.587***-0.0540.8415.探索式创新0.663***0.555***-0.151**0.658***0.8716.项目复杂性0.0980.220***-0.144*0.183**0.144*0.7397.环境不确定性0.0140.0340.032-0.0270.0350.205***0.714
本研究使用直接校准法对变量进行校准。将各变量的样本均值作为交叉点,在样本均值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将其视为完全隶属值;在样本均值的基础上减去一个标准差,将其视为完全不隶属值。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模糊集隶属度校准阈值如表4所示。
表4 模糊集隶属度校准
Table 4 Calibration of fuzzy set membership functions
条件校准阈值完全隶属最大模糊点完全不隶属前因条件竞合强度37.6228.7419.86利用式创新6.535.434.33探索式创新6.014.803.58项目复杂性6.185.053.92环境不确定性5.614.242.88结果条件价值共创6.135.214.30
从集合关系视角看,必要条件检验需要从结果出发,验证结果相同的案例是否一致共享特定的前因条件或条件组合。表5为国际工程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一致性结果均小于0.9,说明本研究的前因变量单独存在或单独不存在均不构成高价值共创和非高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
表5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le 5 Necessity analysis of antecedent conditions
注:～表示逻辑“非”
前因变量价值共创一致性覆盖率～价值共创一致性覆盖率竞合强度0.7460.7490.4270.420～竞合强度0.4210.4280.7440.742竞合结构0.4890.4780.5460.522～竞合结构0.5110.5340.4540.466利用式创新0.6230.5910.6240.580～利用式创新0.5570.6020.5600.593探索式创新0.6330.6080.5910.556～探索式创新0.5380.5730.5830.609项目复杂性0.6360.6060.5890.549～项目复杂性0.5260.5660.5770.608环境不确定性0.6180.6120.5590.543～环境不确定性0.5390.5550.6000.606
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设定为3,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使用fsQCA4.1提供的标准化分析程序进行检验。
表6展示了国际工程项目价值共创与非价值共创的中间解。识别出四条实现国际工程高价值共创的驱动路径,总体一致性水平为0.898,总体覆盖度为0.369;识别出四条实现重大国际基础设施低价值共创的驱动路径,总体一致性水平为0.857,总体覆盖度为0.457。
表6 驱动因素条件构型
Table 6 Configuration of driving factor conditions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乏,●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乏,下同
条件 价值共创S1S2S3S4～价值共创S5S6S7S8竞合强度●●●● 竞合结构● ●●●●● 利用式创新● ●● 探索式创新●● ●项目复杂性 ● ●环境不确定性●●● ●一致性0.9010.9290.8780.8700.8870.8860.8600.880原始覆盖度0.0950.1600.1060.1220.2950.1700.1700.113唯一覆盖度0.0490.1600.0380.0540.1690.2330.0510.023总体一致性0.8980.857总体覆盖度0.3690.457
根据表6结果,本研究将实现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高价值共创的四个条件构型归纳为三种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实现价值共创的项目类型
Fig.2 Types of projects for value co-creation
(1)先锋型。组态S1为竞合强度*竞合结构*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项目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其中,竞合强度、竞合结构(纵向结构)、～项目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为核心条件,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表明,当项目东道国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具有高不确定性时,纵向竞合结构的项目成员同时开展竞合互动有助于项目整体实现价值共创。高强度竞合互动促进纵向结构中的互补性资源整合与重构。相较于S3构型,S1构型表明,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项目需要同时具备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
组态S1被命名为先锋型,是因为该类型以高强度纵向竞合为核心,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中,通过双元创新能力驱动价值共创,其本质特征在于对不确定性的主动吸纳与能力重构导向。纵向竞合结构意味着项目成员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拥有高度互补且难以替代的资源与能力,这种结构一方面为协同创造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依赖不对称与博弈张力[12]。此情境下,高强度竞合并非单纯的互动频率提升,而是一种通过持续博弈、协商与再协调加速资源重构的机制,使互补性资源能够被快速整合为系统性能力。这一发现深化了对既有竞合研究中张力—绩效关系的静态理解[34],揭示了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竞合张力反而可能成为能力重构的驱动因素。该路径中,环境不确定性被识别为核心条件,表明该模式内生于高度不确定性的制度嵌入情境。当外部规则、需求结构与政策导向频繁变化时,单一能力路径难以维持长期绩效。因此,项目组织需同时具备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能力:前者通过对母公司既有资源的情境化重构,保障项目执行的稳定性;后者通过开发新知识与新机会,使项目具备持续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从条件角色看,纵向竞合结构、竞合强度与环境不确定性构成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决定价值共创“是否可能”;双元创新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则主要塑造价值共创“如何实现”。该类型反映了一种以结构协同为基础、以能力更新为驱动、以不确定性为触发条件的前瞻性价值共创模式。以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为例,该项目横跨多国,面临高度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符合高环境不确定性条件。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方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形成纵向分工结构,体现典型的纵向竞合关系。同时,各方围绕资源配置与收益分配展开高强度竞合互动,并通过技术升级与市场拓展同时推进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此过程中,竞合互动加速资源整合与能力重构,最终实现项目整体价值提升。该案例与S1组态高度一致,验证了先锋型路径在高不确定性情境下的适用性。
(2)深耕型。组态S2为竞合强度*～竞合结构*探索式创新*项目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其中,竞合强度、探索式创新、项目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为核心条件,～竞合结构(横向竞合)为边缘条件。相较于S1、S3和S4组态,该组态表明,当东道国环境具有高不确定性且项目实施具有高复杂性时,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需要选择同质性伙伴以形成横向竞合结构。
组态S2被命名为深耕型,是因为其强调在高项目复杂性与高环境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境下,通过横向竞合结构与探索式创新能力,对东道国市场与技术情境进行持续嵌入式开发,从而实现价值共创。与先锋型的纵向互补不同,该类型以横向同质协同为结构基础,即项目成员处于价值链同一环节,拥有相似的知识结构、技术基础与市场定位。既有研究指出,在复杂系统中,认知相似性有助于降低协调成本并提升集体学习效率[35]。本研究在跨国基础设施语境中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该路径中,项目复杂性与环境不确定性同时构成核心条件,表明该类型适用于技术难度高、任务耦合强、制度规则不稳定的环境。此情境下,项目不仅需要完成既定任务,更需要持续调整其能力结构以应对外部情境变化。因此,探索式创新成为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其通过跨边界学习、试错与知识重组,使组织能够突破路径依赖并持续拓展价值空间。该组态中,横向竞合并非单纯的资源争夺,而是一种以竞争促学习、以学习促协同的互动结构,相似主体之间的对标与博弈反而加速了知识扩散与能力收敛,从而为价值共创提供条件。从条件角度看,竞合强度、探索式创新、项目复杂性与环境不确定性构成核心条件,而横向结构作为边缘条件塑造了协同形式。总体而言,深耕型反映了一种以同质协同为基础、以探索式创新为驱动、以复杂系统适应为目标的嵌入式价值共创模式。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该项目技术复杂性高、系统耦合性强,同时面临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项目实施过程中,多家施工与技术企业形成横向竞合关系,具备相似技术能力并通过对标竞争与协同学习推动项目进展。各参与方通过联合技术攻关与本地化适配持续开展探索式创新,实现对东道国技术环境与制度体系的深度嵌入。该案例在高复杂性、高不确定性及探索式创新主导下实现价值共创,与S2组态高度匹配。
(3)保守型。该类型包括组态S3和S4。组态S3为竞合强度*竞合结构*～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项目复杂性,其中竞合强度、竞合结构(纵向竞合)、～利用式创新、～项目复杂性为核心条件,～探索式创新为边缘条件。组态S4为竞合强度*竞合结构(纵向竞合)*～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环境不确定性,且该前因条件均为核心条件。该类型组态被归纳为保守型,主要适用于技术成熟、施工难度较小的国际工程项目。该类项目通过纵向联盟内部频繁的竞争与合作互动实现价值共创,对母国和东道国的资源需求程度较低。该类型组态涉及案例多为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该路径中,纵向竞合结构仍是核心条件,说明即便在低复杂性环境中,互补性资源整合仍是价值共创的必要前提。与先锋型不同,此处的纵向协同更多体现为执行性协同而非重构性协同,即项目的关键任务并非重新定义能力边界,而是高效组织既有资源以完成既定目标。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在该组态中呈现为缺失或边缘条件,表明在制度规则相对稳定、技术方案成熟的情境下,能力更新并非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此时,过度创新反而可能提升不确定性,增加协调成本。从机制上看,该类型依赖程序化协同、经验复用与稳定分工,而非能力重构与机会开发。因此,保守型是特定情境下具有效率优势的稳态协同模式,其价值共创源于执行稳定性而非结构突破。以中国周边地区某公路与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为例,该类项目技术成熟、施工标准化程度高,项目复杂性较低且制度环境相对稳定。项目参与方主要沿价值链形成纵向分工,通过既有资源配置与经验复用实现高效执行。此过程中,竞合互动主要体现在任务分工与资源协调层面,而非能力重构,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并未发挥关键作用。该案例体现了以执行效率为导向的价值共创机制,与S3和S4组态特征一致。
表6展示了四条非高水平价值共创组态。对比四条高水平价值共创组态可知,高竞合强度是实现国际工程项目的关键核心要素,联盟能力和交易属性无法替代。高水平竞争与合作能够提升效率,促进资源与知识整合和利用,确保项目任务高效完成并减少资源冗余,进而缩短项目时间和降低项目成本。对于涉及项目内关键技术资源的任务,各方高强度竞争与合作互动可激发创新和学习行为,从而高质量实现项目目标。在跨境和高风险国际工程背景下,共同目标促使各方成员间形成共担风险、共享资源的共识,而竞争带来的组织效率有助于加强项目成员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
为进一步揭示文化差异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价值共创驱动机制中的作用,本研究引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将文化特征作为情境性因素纳入组态分析。文化不仅塑造组织间互动的偏好与行为模式,还影响利益相关方在竞合互动中的战略选择,进而可能导致价值共创路径差异。基于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指数,本文选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关键维度刻画文化差异。在变量处理上,鉴于文化变量来源于国家层面指数,且研究重点是识别组态差异而非精细隶属度刻画,本文采用集合划分方式将文化变量转化为二元条件以提高结果解释的清晰性。同时,将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作为前因条件纳入整体fsQCA分析框架,与竞合强度、竞合结构、双元创新能力及交易属性共同构建价值共创组态模型。该处理方式使文化因素直接参与条件组合,避免单纯分组分析可能带来的信息割裂问题,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实现价值共创的文化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7 Analysis of cultural heterogeneity in value co-creation
条件价值共创C1C2C3C4C5C6C7竞合强度●●●● ●●竞合结构●● ●● 利用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项目复杂性●● ●环境不确定性●● ●●集体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规避●●● ●●一致性0.8660.8510.7120.7850.4870.8970.927原始覆盖度0.0830.1500.0630.0270.0230.0650.120唯一覆盖度0.0130.0490.0400.0270.0230.0290.082总体一致性0.803总体覆盖度0.376
表7结果表明,C1～C7均为实现高价值共创的有效组态,而不同路径在竞合强度、结构形式与能力配置上呈现显著差异,体现出典型的多路径等效性。高价值共创并不依赖单一强度的竞合互动,而是取决于其与文化及其他条件的配置匹配。从集体主义文化看,在C1、C2、C6、C7中,集体主义文化与高环境不确定性及高不确定性规避相结合,表明在制度与市场环境波动较大的情境下,项目更依赖关系嵌入、协同规范与共同目标吸收竞合张力,从而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稳定。在C4和C5中,即使项目复杂性与环境不确定性较低,集体主义文化仍通过强化合作导向与一致性认知,为双元创新能力的发挥提供制度性支撑,甚至在C5中替代高强度竞合成为价值共创的重要基础。相较之下,C3路径对应个人主义文化情境。此情境下,价值共创并不依赖关系嵌入与协同规范,而是依托结构分工与能力匹配实现。竞合互动被转化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能力发挥的工具,高强度竞合无需通过信任机制,可直接服务于绩效导向与任务实现。由此表明,集体主义文化对应协同嵌入型路径,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对应结构驱动型路径。
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看,其在七条路径中呈现明显分化特征。在C1、C2、C3、C6、C7中,不确定性规避作为存在条件,通常与高环境不确定性或高项目复杂性共同出现,表明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情境下,项目更倾向于通过规则化协同、结构化分工及利用导向能力降低风险暴露与协调成本。此时,高强度竞合被嵌入稳定的治理框架中,主要服务于执行控制与风险管理。在C4和C5中,不确定性规避表现为缺失,且伴随低项目复杂性与低环境不确定性,说明在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情境下,项目更倾向于通过灵活结构与创新导向能力实现价值共创。其中,C5即便在低竞合强度下仍可依赖双元创新能力与纵向结构实现协同。这表明,不确定性规避并非决定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而是通过在规则控制与灵活适应之间形成不同的治理逻辑,影响竞合关系运作方式与能力配置路径。
首先,将一致性水平从0.8调整至0.85,组态分析结果与先前结果基本一致,且总体一致性为0.898,总体覆盖度为0.369。其次,将案例频数设为2,组态分析结果与先前结果基本一致,且总体一致性为0.898,总体覆盖度为0.295。最后,将PRI阈值调整为0.6,组态分析结果与先前结果基本一致,且总体一致性为0.854,总体覆盖度为0.436。因此,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组态视角,本研究构建了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关系属性(竞合强度、竞合结构)、能力属性(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交易属性(项目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协同作用的分析框架,以172个案例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识别出多条项目价值共创实现路径,揭示国际工程项目竞合策略的匹配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共创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多维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制度理论,本研究构建“关系属性—能力属性—交易属性”理论框架,系统揭示不同条件组合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第二,从组态视角出发,本研究识别出四条高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和四条低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并进一步归纳出先锋型、深耕型和保守型三类模式,揭示了竞合策略的多路径等效性。这一发现突破了传统线性因果范式,表明不同竞合配置可通过不同机制实现相同目标。第三,文化差异并未改变高强度竞合在跨国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基础性地位,但系统性地重塑其治理逻辑与能力匹配方式。集体主义文化更倾向于将高强度竞合转化为稳定协同与资源整合机制,个人主义文化则更易将其激活为能力重构与探索驱动的创新引擎;同时,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强调结构化治理与风险控制,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则更强调动态适应与创新导向路径。
(1)本文从多维结构视角重构了竞合构念。既有研究多采用单维度视角且对竞合绩效效应的结论存在分歧[34,36],本文将竞合拆解为竞合强度与竞合结构两个核心维度,并构建相应的测度体系,将竞合由单一关系概念拓展为结构化分析框架,为解释竞合绩效效应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2)本文引入组态视角,拓展了竞合理论的解释范式。区别于传统基于净效应的线性分析[22],本文从关系属性、能力属性与交易属性出发,揭示多重条件协同作用下价值共创的多路径生成机制,将竞合理论从“是否有效”的单一判断推进至“在何种条件组合下有效”的配置性解释,丰富了竞合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3)本文将文化情境纳入分析框架,拓展了竞合与价值共创理论的情境边界。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维度在竞合结构与能力配置中发挥差异化调节作用,揭示了价值共创路径的跨文化异质性。这一发现为竞合理论提供了明确的文化边界条件,深化了对跨国项目中价值共创机制的理解。
(1)有效管理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竞合关系是保障项目顺利完成的关键。本研究有助于提升国际承包商对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竞合关系的重视程度,使其充分认识到合作与竞争互动所产生的内在价值,尤其需要对竞合强度和竞合结构进行颗粒度更细的识别。
(2)基于不同组态路径实现竞合策略的差异化匹配。对于先锋型项目,该路径多出现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不稳定、政策变动频繁或市场需求波动较大的情境,如跨国能源管道、大型交通走廊等高不确定性工程。此类项目需依托纵向竞合结构整合价值链上下游资源,并强化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能力,通过高强度竞合互动加速资源重构与能力更新,以提升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对于深耕型项目,该路径主要适用于技术复杂性与任务耦合度较高且需长期嵌入东道国市场的工程,如高铁建设、智慧城市或大型水利工程等。此类项目宜采用横向竞合结构,引入具备相似技术能力的合作伙伴,通过强化探索式创新能力与跨组织学习机制,实现对当地技术环境与制度体系的持续嵌入与深度开发。对于保守型项目,该路径多见于技术成熟、施工难度较低、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区域性市政工程或标准化施工项目。此类项目需以纵向协同为主,通过明确分工、流程标准化与经验复用提升执行效率,避免过度引入探索式创新,以降低协调成本与风险。
(3)跨文化情境下,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竞合治理需注重文化适配与路径匹配。对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项目,需强化关系嵌入与协同规范,通过稳定的纵向结构与资源整合提升协同效率;在个人主义文化情境下,突出结构分工与能力匹配,利用竞合互动提升效率与强化绩效导向。在不确定性规避方面,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需强化规则化治理与风险控制机制,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则需提升组织灵活性与探索导向能力,以增强对动态环境的适应性。总体而言,项目管理者需根据文化差异动态调整竞合治理模式与能力配置方式,以实现价值共创的最优路径。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开展纵向研究。竞合构念强调竞争与合作的交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而横断面数据难以捕捉竞合动态性。未来可采用纵向数据或质性研究,探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竞合的动态互动过程及其对绩效结果的作用变化。二是本研究主要关注重大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共创路径,未关注项目内部各参与方的个体绩效。为验证竞合是否为双赢策略,并揭示项目内部竞合与价值共创和价值分配间的关系,未来可进一步区分项目整体绩效与项目内部各参与方个体绩效间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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