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外资产负债监测,完善境外投资分类分级监管体系,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降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1],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探讨了海外背景高管比例、高管过度自信、国际化速度[2]、国际多元化程度[3]等因素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鲜有研究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关系。

动态能力被定义为企业重构内外部资源的高阶能力[4]。动态能力可以解释企业如何在动态环境下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5]。跨国企业动态能力表现为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企业通过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不断获取新资源或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借助动态能力,跨国企业能够在动态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6]。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在帮助母公司建立竞争优势的同时,能否对其子公司生存风险产生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东道国数字化水平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扩张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东道国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使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更加透明,能够为跨国企业决策者提供海量信息,进一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环境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交易成本[7],减少海外子公司的外来者劣势。据商务部统计,2023年中国企业已经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在不同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下,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将检验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在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间所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研究视角,将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考察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为分析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第二,整合交易成本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研究不同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下,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国企业管理者制定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第三,从生产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规模、股权性质等视角,分析不同类型跨国企业中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差异化影响,以期拓展动态能力理论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领域的研究边界,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具有指导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跨国企业动态能力

Wang &Ahmed[8]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创新能力(innovation capabilities)、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bilities)和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bilities)3个维度,这一划分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运用[9-10]。其中,创新能力是指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和管理创新的能力[11]。Golgeci等[12]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国际化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国际化通过提供更高的创新回报激励企业创新,这为跨国企业带来了更高的财务灵活性,有助于其增加研发投资[13]。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识别、同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14],也是企业将技术资源转化为创新活动的能力[10]。适应能力是指企业调整、重新配置资源和业务结构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12]。适应不同东道国环境被认为是跨国企业重要动态能力之一[15]。

过去20年国际情景下的动态能力研究不断丰富[16]。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动态能力对跨国企业适应环境、实现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17]。作为动态能力的3个维度,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如何影响其海外子公司生存?上述问题有待解答。

1.1.1 跨国企业创新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跨国企业创新能力表现为跨国企业在国外建设制造和研发中心,将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相结合[18],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等[19]。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能从以下方面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1)借助创新能力,跨国企业可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20],提升市场地位[21]。当跨国企业在多个东道国加强研发投入时,会获得多样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成为进一步创新的催化剂[22]。借助跨国企业创新能力,海外子公司能够开辟新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借助创新能力,跨国企业能够提升自身在当地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和声誉,进而提升顾客忠诚度,为海外子公司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2)跨国企业在内部运营方面的创新,如对企业流程、管理方法和运营模式等的优化和改进,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现有研究开始关注跨国企业组织内部互动如何激发创新,以实现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的新重组[23]。通过提高组织内部运营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海外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从而降低自身生存风险[24]。

(3)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以增强海外子公司与当地市场的联系。当跨国企业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时,海外子公司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还能够深入理解当地文化和商业环境,提高自身合法性和影响力。这种深度市场融合有助于海外子公司与当地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降低海外运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以有效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1.1.2 跨国企业吸收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若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跨国企业就能更快地帮助子公司学习、利用东道国及全球先进知识和实践,促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其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25]。较强的吸收能力有助于跨国企业更好地理解并融入当地市场,提高在东道国的市场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

(1)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可以促进母子公司之间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使海外子公司减少学习时间和成本,降低生存风险。借助强大的吸收能力,企业能够利用多种渠道整合信息和知识,提高技术获取与应用效率[26]。跨国企业较强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快速掌握并应用母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外,跨国企业较强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海外子公司更好地理解、适应当地市场需求与变化,增强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2)较强的吸收能力可以增强跨国企业跨文化沟通与协作能力[27],降低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对海外子公司而言,了解和适应当地文化是其成功的关键。通过有效吸收当地文化和管理知识,跨国企业可以更加顺利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及客户建立良好关系,缓解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和冲突。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可以有效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1.1.3 跨国企业适应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

在海外经营活动中,跨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远高于国内市场。因此,适应能力对其生存尤为关键。跨国企业适应能力体现了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外部环境变化包括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进步、竞争者行为及法律政策更新等。一个具备强大适应能力的跨国企业能够及时收集和分析上述外部信息,迅速作出决策并有效调整其运营模式,以响应外部环境变化。

(1)适应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能力是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关键。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助于跨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促使海外子公司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快速反应。Teece等[28]认为,具备较高适应能力的企业能够更灵敏地捕捉市场变化,快速调整战略,从而保持竞争优势。成功的跨国企业往往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它们在东道国投资了大量生产和研发设施,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培养当地人才,提升当地机会感知能力,适应当地习俗[29]。适应能力较强的跨国企业能够在市场行动中考虑当地消费者偏好[30],识别、适应当地独特的市场需求和竞争变化[31]。

(2)除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变化外,海外子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波动。一方面,借助较强的适应能力,跨国企业能够灵活应对东道国政策和法律环境变化。在运营过程中,海外子公司需要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而这些规则通常与母国存在差异,且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动。具备高度适应能力的跨国企业能够及时调整其运营策略,规避法律风险,保护自身免受罚款或其他法律制裁。另一方面,适应能力有助于跨国企业及时应对国际市场经济波动[32]。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如汇率波动、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对海外子公司财务状况和运营稳定性构成了挑战。通过灵活的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及供应链优化等措施,企业可以有效应对上述经济变动,维持业务的持续性和盈利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跨国企业适应能力可以有效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1.2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东道国能够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提供更多创新机遇,从而推动跨国企业在该市场的发展。较高数字化水平的东道国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市场信息更加透明和易于获取,这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以及企业信息和资源获取成本;二是信息传输速度更快、准确性更高,这有利于海外子公司快速反应。

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东道国中,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能更有助于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第一,在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借助创新能力,跨国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提高海外子公司竞争力,降低其生存风险。在较好的数字化环境中,跨国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利用合作与联动机制,有效整合全球资源与创新能力,帮助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进行有序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这些创新合作和产业链融合可以帮助海外子公司更好地融入东道国产业生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33],进而降低生存风险。第二,在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借助创新能力,跨国企业能够通过优化和创新内部运营机制降低海外子公司运营成本。高数字化水平意味着信息化程度高、市场开放性强,对企业运营管理和市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4]。当东道国拥有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时,跨国企业能够高效、快捷地实施内部创新,通过有效配置资源提高内部运营效率,从而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第三,在高度数字化的东道国市场环境中,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加强海外子公司与当地合作方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降低生存风险。当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海外子公司拥有更多与当地供应商、分销商合作创新机会,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当地开展创新活动和技术转移,从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竞争力和生存发展空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

在较高的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下,跨国企业吸收能力更能有效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一方面,在东道国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较强的跨国企业吸收能力更能提升母子公司间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的效果,减少海外子公司学习时间和成本,降低其生存风险。在东道国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跨国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在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转移知识和技术,海外子公司学习效率、吸收能力提升,学习成本降低。由此,可以提升海外子公司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降低其生存风险。另一方面,在东道国透明的数字化环境下,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更能增强跨国企业跨文化沟通与协作能力,从而降低其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高度数字化环境意味着东道国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在较高的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下,具备较强吸收能力的跨国企业更能快速、深入地理解当地消费者、合作伙伴、客户的行为,加强与当地合作伙伴密切联系,实现在线沟通、信息共享和协作,从而缓解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摩擦和冲突,进一步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b: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

当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具备较强适应能力的跨国企业能够更快识别市场环境、消费需求变化,并及时作出响应。跨国企业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如使用交易机器人等自动化工具提高运营流程效率[35]。当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拥有较强适应能力的跨国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东道国政策、法律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并迅速作出决策和战略调整,从而降低生存风险。当东道国政策、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在较高的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下,借助较强的适应能力,跨国企业能够快速获取信息并作出反应,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同样,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借助较强的适应能力,跨国企业能够更快地感知经济环境变化趋势,提前制定防范和应对策略,从而避免因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降低自身生存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c: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跨国企业适应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跨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将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得到上市公司中的跨国企业名单。剔除以下样本:证券、银行及其他金融行业上市企业;ST、PT、破产企业;缺少相关数据的企业。由此,获得25 012条观察数据,其中包括5 753家子公司数据,1 486条企业退出记录。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WIND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部分变量可得最新数据为2021年)。

2.2 变量定义与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参考陈初昇等[2]的研究,采用生存状态(事件)和生存时间(事件持续时间)两个变量衡量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2]。事件为海外子公司生存状态(Survive),即子公司是否死亡;事件持续时间(St)为海外子公司从成立到死亡或撤出东道国市场所持续的时间。在样本期内,当观测到子公司破产倒闭或主动退出市场时,即视为企业死亡,则事件Survive=1;当观测到子公司在持续经营时,则事件Survive=0。事件持续时间为海外子公司从成立到死亡或2021年(样本最后一年)所持续的时间(St)。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Wang &Ahmed[8]、Zheng等[10]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动态能力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

(1)创新能力(Innov)。现有研究采用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专利被引量等创新产出指标衡量企业创新能力[36]。然而,企业创新能力不单体现在专利方面,而是包括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和管理创新等与研发投资、技术人才密切相关的多方面能力。因此,参考赵凤等[9]、杨林等[11]的做法,先分别对企业年度研发投资强度和技术人员占比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加总求和,以此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2)吸收能力(Absorb)。吸收能力是企业将技术资源转化为创新活动的能力[10],既有研究采用与企业技术资源转化相关的研发支出强度衡量吸收能力。因此,本文参照Zheng等[10]的做法,采用研发支出强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衡量吸收能力。研发支出强度越高,说明企业吸收能力越强。

(3)适应能力(Adapt)。在已有文献中,大多是关于适应能力的描述性定性研究,关于适应能力的定量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参照杨林等[11]的做法,采用企业研发、资本及广告3种费用支出的变异系数衡量企业资源分配灵活程度,以此测度企业适应能力。为了确保指标与适应能力方向一致,采用计算出的变异系数的负值衡量。因此,调整后的变异系数越大,适应能力越强。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DIG)。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体现为东道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少数研究采用单一指标衡量一国数字化发展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手机拥有率、高速宽带连接率等[37-38]。但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刻画一国数字化水平,因而适合构建综合指标全面衡量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参考Park等[39]做法,选取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固定宽带订阅数、移动蜂窝订阅数4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出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

参考衣长军[1]、陈初昇等[2]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层面和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股权性质、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组织冗余等。其中,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组织冗余借鉴Bourgeois[40]的研究,采用流动比率衡量。上述变量均可能影响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GDP增长率可以反映国家经济总量增长速度,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变动衡量。本文研究对象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跨国企业,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为企业层面变量,因而主要从企业层面控制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

本文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2.3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Cox比例风险模型能够研究解释变量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

2.3.1 Cox比例风险模型

生存分析主要涉及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生存函数描述个体在特定时间点t之后继续存活的概率,如式(1)所示。

其中,S(t)为生存概率(0≤S(t)≤1);P(T≥t)表示个体生存时间T大于等于某一特定时间t的概率。风险函数则用于描述个体在已存活时间t的条件下,接下来瞬间死亡的可能性(概率),如式(2)所示。

本文中的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包括两个指标,即事件[海外子公司是否死亡(终止清算、被母公司撤销、主动退出海外市场等)]和事件持续时间(海外子公司从成立到死亡的生存时长),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将以上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实证模型,考察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如式(3)所示。

Xk为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的风险因素,包括解释变量(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β为待估计参数,为风险比率(Hazard Ratio),即x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促使新风险率变为原风险率的eβ倍。在本研究中,eβ可解释为x每增加一个单位,海外子公司死亡概率将提升eβ倍,即海外子公司死亡的可能性提升了eβ倍。h(t)表示个体在t时刻的风险函数。

2.3.2 生存分析中数据删失问题的处理

在生存分析中,左删失(Left-Censoring)问题是指某些研究对象在观察开始时,其初始状况已经开始,但这一开始的具体时间未知[41]。本文旨在探究2010—2021年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样本中可能存在部分子公司成立时间早于2010年。由于无法捕捉到这部分样本子公司的具体成立及生存时间,造成了样本数据左删失问题。因此,在样本处理上,本文剔除了无法捕捉到企业成立年份的企业,以避免样本出现因左删失问题所带来的偏差。

相应地,右删失(Right-Censoring)问题是指一些样本企业在研究结束时仍然存活,且不知道它们将存活多久。因为它们的真实持续时间被“删失”了,只知道这个持续时间超过了某个值。在生存分析中,Cox比例风险模型能够适当处理右删失的情况。因此,本文采取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展示了本文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样本跨国企业中海外子公司平均生存年限约为3年。

表3显示了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其中,相关系数矩阵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的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基准回归分析

在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回归前,需要进行比例风险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p值均大于0.01,因而可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展开研究。

表4给出了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回归结果。列(4)是基于所有变量(风险因素)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如果变量系数为负,说明该风险因素存在降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可能性;反之,如果系数为正,则说明该风险因素存在提高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可能性。

表4列(1)～(3)分别展示了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列(4)显示了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4)显示,跨国企业创新能力(Innov)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创新能力能够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由此,支持假设H1。根据Cox比例风险模型特有的指数化系数和风险比率,列(4)中跨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系数为-0.117。这表明,跨国企业创新能力每提升一个单位,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降低exp(-0.117)倍,即海外子公司死亡的可能性是原来的88.9%。

列(2)(4)中,跨国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由此,假设H2未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跨国企业吸收能力难以及时反映到海外子公司运营和发展战略中。此外,当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目标不一致或管理理念不合等问题时,即使跨国企业具备强大的吸收能力,其知识和实践也可能难以被海外子公司充分理解与应用。

列(3)(4)中,跨国企业适应能力(Adap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跨国企业适应能力能够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假设H3得到证实。列(4)中跨国企业适应能力(Adapt)的系数为-0.240,表明跨国企业适应能力每提升一个单位,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会降低exp(-0.240)倍,即海外子公司死亡风险降低为原来的78.7%。

3.3 内生性检验

为了处理可能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Cox比例风险模型中引入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实证结果与表4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跨国企业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仍然能够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假设H1、H3得到支持。

3.4 稳健性检验

3.4.1 更换时间加速失效模型

为了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加速时间失效模型(Accelerated Failure Time,简称AFT)进行回归。与Cox比例风险模型不同,加速时间失效模型直接对生存持续时间进行回归,假设解释变量对生存时间具有加速或减缓效应。由于Cox比例风险模型关注风险率,而AFT模型关注生存持续时间,因而两者的系数符号正好相反。对数逻辑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加速时间失效模型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显著延长了海外子公司生存持续时间,从而降低了其生存风险。上述结果与Cox比例风险模型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4.2 更换参数比例风险模型

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半参数估计模型,本文采用参数估计模型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别使用威尔布(weib)和冈珀茨(gom)分布参数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分别如表7所示。实证结果表明,在威尔布分布(weib)和冈珀茨分布(gom)的参数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中,跨国企业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跨国企业吸收能力的系数仍不显著,说明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以上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稳健。

3.5 异质性分析

3.5.1 按生产要素分类

参考尹美群等(2018)的研究,按照证监会于2012年修订并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根据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将所有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实证结果如表8列(1)～(3)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仅在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中,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对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中,3个维度的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均无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涉及大量资金和设备投入,如制造业、采矿业、航空航天业等。由于面临资金压力和技术更新挑战更大,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通过创新提升竞争优势、改善内部运营效率、加强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动机更强。因此,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由于前期在东道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多,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可能会密切关注东道国环境变化,能够及时对东道国政策法律法规变化、宏观经济环境波动作出响应。因此,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适应能力能够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中,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如下:第一,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通常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这些东道国通常拥有大规模劳动力人口,但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因而不利于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第二,海外子公司劳动密集型人力资本的知识储备、知识吸收及更新能力难以有效支持企业知识转移,导致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较弱,更难承接母公司转移的技术和知识。第三,劳动密集型人力资本对外部市场环境、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宏观政治经济波动的敏感度,往往难完全满足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适应能力的要求。

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中,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的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分析如下:第一,为了保持技术创新、追踪技术发展前沿,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如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的跨国企业,往往会选择行业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在这些行业技术领先的东道国投资,与当地企业相比,海外子公司在技术方面往往不具备比较优势,外来者劣势比较明显。因此,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比较有限。第二,尽管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的母公司比较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但仍与发达东道国当地企业技术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加强对中国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限制,进而导致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合作关系的机会减少,并购当地技术较先进企业的阻碍增多。由此,海外子公司吸收当地技术、管理知识的机会减少,与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及客户建立良好关系的难度增大,不利于跨国企业吸收能力提升,也难以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产生积极影响。第三,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成本较高、过程较长,一旦确定研发方向就难以轻易改变。即使市场环境、消费者需求发生了变化,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出现了波动,企业也不可能轻易改变或终止研发项目。

3.5.2 按企业规模分类

不同规模企业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以样本企业规模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将规模大于中位数的企业界定为大型企业,反之则为小型企业,实证结果如表8列(4)～(5)所示。结果显示,大型跨国企业适应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而小型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原因如下:大型跨国企业通常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有助于其保持竞争优势,促使海外子公司对外部环境变化快速反应。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大规模跨国企业能够使其海外子公司快速响应东道国政策、法律法规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从而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相较而言,小型跨国企业资源有限,难以快速应对东道国市场变化和挑战。

3.5.3 按产权性质分类

国有跨国企业与非国有跨国企业在所有权结构、经营目标及市场适应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分别进行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见表8列(6)～(7)。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跨国企业适应能力可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非国有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抑制作用。原因如下:国有跨国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支持和资源保障,如政策支持、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因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而非国有跨国企业可能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加强创新和技术进步,因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3.6 调节机制分析

在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过程中,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可能发挥调节作用。本文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如何影响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见表9。由表9列(2)(5)可知,创新能力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Innov×DIG)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了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这一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4a。列(3)(5)中,吸收能力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Absorb×DIG)系数并不显著,假设H4b未得到证实。这是因为跨国企业吸收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影响的主效应本身就不显著,在考察调节效应时,只有当两个变量之间已经存在某种关系时,才需要采用调节变量界定上述关系变化的条件[42]。列(4)(5)显示,适应能力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了跨国企业适应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由此,假设H4c得到证实。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跨国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跨国企业动态能力的3个维度(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中的创新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一方面,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可以增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提升企业市场地位。跨国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开辟新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从而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在内部运营方面的创新,如企业流程、管理方法和运营模式优化和改进,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2)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中的适应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跨国企业适应能力体现了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包括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进步、竞争者行为变化以及法律政策更新等。借助较强的适应能力,跨国企业能够及时收集和分析外部信息,迅速作出决策并有效调整其运营模式,以响应外部环境变化。

(3)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强化了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创新能力有利于组织内部运营优化和创新,能够降低内部运营成本,增加海外子公司与当地供应商、分销商合作创新机会,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当地开展创新活动和技术转移,从而拓展海外子公司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当东道国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借助跨国企业适应能力,海外子公司能够快速获取东道国环境变化信息并及时反应,从而降低生存风险。

(4)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但吸收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无显著影响,与总样本实证结果一致。然而,这一结论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中未得到证实。在大型跨国企业中,仅适应能力可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而在小型跨国企业中,动态能力的3个维度对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均无显著影响。国有跨国企业适应能力可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非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可显著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4.2 对策建议

(1)为了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跨国企业需要重视创新能力。首先,加强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企业所有权优势,从而更好地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鼓励海外子公司在国外建立制造和研发中心,将先进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相结合,积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AI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其次,加强内部运行方面的创新以提升生产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加快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提升创新能力,构建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增强海外子公司抗风险能力。上述措施均能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有利于其在海外实现可持续发展。

(2)跨国企业需要重视提升适应能力,以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在东道国投资生产和研发设施的同时,跨国企业应积极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培养当地人才,把握当地机遇,适应当地习俗和文化。构建数字化预警平台或系统,及时感知市场环境、消费者需求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提升适应能力。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助于跨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促使海外子公司对外部环境变化快速反应,从而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3)利用东道国数字化环境,提升跨国企业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联动性。借助数字技术,跨国企业能够整合全球范围内子公司资源和能力,快速学习并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东道国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借助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提升自身影响力与品牌知名度。鼓励当地消费者在线参与产品研发,积极应对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环境变化,并及时响应。借助数字技术,加强与当地政府、合作伙伴、供应商、分销商等利益相关者互动和交流,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4)不同类型跨国企业需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资本密集型跨国企业需要重视提升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前期投入的大量固定资产安全。因此,建议大型跨国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数字平台进一步提高外部环境适应能力。大型跨国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管理经验和庞大的组织结构,尤其需要保持灵活性,提升适应能力,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并快速制定应对策略。为了更好地保障海外子公司生存安全,建议国有跨国企业充分获取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重点通过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建议非国有跨国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快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重视创新能力在降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过程中的作用。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分析了中国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关系。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的时代,未来可以研究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动态能力与其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关系。其次,仅研究了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对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子公司生存风险关系的调节机制,未来可以关注母国数字化水平、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数字化转型等多方面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影响因素较多,未来可以从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东道国、母国及双边因素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影响子公司生存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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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urvival Risk of Foreign Subsidiaries:Mode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Levels in Host Countries

0 引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跨国企业动态能力

1.2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2 变量定义与说明

2.3 模型构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3.2 基准回归分析

3.3 内生性检验

3.4 稳健性检验

3.5 异质性分析

3.6 调节机制分析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4.2 对策建议

4.3 不足与展望

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urvival Risk of Foreign Subsidiaries:Mode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Levels in Host Countries

0 引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跨国企业动态能力

1.2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2 变量定义与说明

2.3 模型构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3.2 基准回归分析

3.3 内生性检验

3.4 稳健性检验

3.5 异质性分析

3.6 调节机制分析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4.2 对策建议

4.3 不足与展望

跨国企业动态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