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isting research on platform ecosystem governance has predominantly adopted a static perspective.While the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features of digitally integrated governance have been identified, dynamic governa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main underexplored.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examin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as governance foundations,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se elements drive governance evolution has receive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is end,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resource-capability" synergy perspective.Draw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case typicality and theoretical appropriateness, the study selects Haier Haichuanghui as the case study, analyzing the case data through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platform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the early stage faces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forms the governance model that is dominated by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and supplemented by contract mechanism; the middle stage faces the generation dilemma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forms the governance model that is dominated by control mechanism and supplemented by benefit commit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the late stage faces the consistency dilemma of value co-creation, forming an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trust mechanism, supplemented by control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2)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platform-base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has evolved in stages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resource alertness and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3)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model, resource vigila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ternal resources to external resources and then to ecological resource vigilance, and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basic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to network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and then to ecological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This study make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 it reveals the phased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platform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that are mostly confined to static perspectives, and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evolution direction of platform ecosystems in a multi-subject context. Second, it introduces "resource-capability" synergy, clarifying how resource vigilance and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y co-evolution impact governance model evolution, thus expanding platform governance theory. Third, drawing from case studies, it suggests platform architects should focus on governance model evolution and stage adaptation, flexibly adjusting mechanisms to avoid solidification or unitary tendencies. The key is strengthening synergistic effects among mechanisms for overall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国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简称为平台生态系统)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资源整合与利益分配,进一步激发多元主体持续创新创造而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也是传统创业平台(如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陪跑空间等)转型发展的新方向。平台生态系统是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主体虚拟化、关系平台化和要素数字化等方式,在市场、资源、技术或组织等多个维度重塑多层次交互机制和构建价值共创逻辑的新型组织模式[1-2]。 因融入数字技术,该系统具备海量异质性主体参与、高度动态性网络关系以及跨时空边界模糊等新特征,成为新的竞争优势来源。实践中,海尔海创汇、小米生态圈等成为典型案例。在发展过程中,平台生态系统常常面临治理窘境。因此,平台生态系统如何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优势,核心在于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同时,推动其治理模式适应性演化。不同于交易型平台以接入通路和控制权治理为主,网络组织以信任和嵌入性等非正式治理为主[3],平台生态系统是数实结合的开放式系统,其治理需求与目标会随着平台成员及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也随之演化[4]。动态治理成为解决平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中价值背离、协调困难及系统崩溃等难题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此缺乏深入探讨。
现有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展开,明确了数字技术融入情境下治理的挑战和新特征,但对动态治理及其实现机制关注不足。仅有研究分别从动态能力、边界资源调优和裂变创业视角展开探讨。如徐海卿等[5]提出数字生态系统的三阶段治理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基于动态能力的治理体系演化过程;袁宇等[6]指出边界资源调优是实现创业平台多阶段动态治理的主要方式,并提出从单边单核调优、多边分布式调优到无边界跨域调优的多阶段治理机制演化逻辑;李志刚等[7]从内生因素入手,探讨母公司与平台企业结构对关系治理演变的影响。上述研究普遍关注平台资源与能力[8-9],将其视为治理实现的基础,认为二者的适应性重组与更新驱动治理模式演化,但对资源与能力的驱动机制探索不足。事实上,资源与能力关系的关键在于平台生态系统治理者能否有效识别资源价值,并形成相匹配的能力结构。本文引入认知领域的资源警觉构念,以揭示资源价值识别的认知来源。资源警觉因善于解释资源动态价值感知与潜在价值洞察而广受关注,同时数字技术引入为平台生态系统培育新的动态能力提供支撑,二者间的适应性关系驱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二者是否呈现协同关系?在不同阶段二者内容变化如何?如何驱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上述问题仍有待解答。
本文基于“资源—能力”协同视角,从资源警觉和数字动态能力入手,选取海尔海创汇作为研究案例,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探讨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下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机制,以期为平台生态系统在数字技术融入情境下应对多阶段治理挑战提供对策建议,丰富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理论在平台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情境。
经济学家Kirzner[10]将警觉性定义为“无需搜索便能发现尚未被注意到的机会的能力”,用以阐释创业者对资源与机会的敏锐感知及其将资源线索转化为实际效用的能力。该研究奠定了资源警觉的研究基础,指出其既包括信息搜寻,又涵盖基于信息差异的资源识别过程[11]。后续研究逐渐拓展至组织层面,形成平台视角下资源警觉的新内涵。平台情境中,警觉性体现在平台可通过资源感知与价值传导,系统性支持在孵企业机会识别与开发[12]。具体表现为资源识别与灵活运用[13],会直接影响平台资源高效组合与配置[14],成为平台治理的重要基础[15]。由此可见,资源警觉是平台动态调整治理模式的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强调组织需具备整合、构建与重构资源的能力[16],以解释企业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获得竞争优势[17]。现有研究提出,动态能力包括感知、吸收与重组3个维度[18]。随着数字化浪潮兴起,动态能力扩展为数字动态能力[19]。现有相关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本身并非组织绩效提升的直接动因,数字动态能力才是驱动组织创新与流程优化的核心动力[20]。面对危机或高度不确定性时,数字动态能力成为支撑战略敏捷响应、结构性调整与生态系统适应能力的关键[21]。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动态能力中的感知能力是组织利用数字技术感知最新数字化趋势、搜寻机会和规避风险的能力[22];响应能力是组织处理数字信息,抓住机遇与创造性利用资源的能力[23];变革重构能力是为实现持续发展,组织内部开展数字化架构变革的能力[24]。朱国军等[25]研究表明,数字动态能力已成为平台构建持久竞争优势、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平台架构者可通过数字动态能力实现平台治理[26]。由此可见,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中,数字动态能力成为重要驱动力。
平台生态系统是指围绕某焦点企业或核心平台组织起来的[27]、由互补性参与者组成的网络系统,核心目的在于创造新价值[28]。数字化背景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组建的数字平台重塑创业生态系统边界与空间结构,形成由线上数字创业平台与线下实体空间相结合的新结构[29]。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会随着生命周期发生动态调整。起步阶段,契约治理机制因其确定性与可控性成为平台协调多方参与、规范合作的重要方式[30]。随着生态系统发展,单一依赖契约治理机制逐渐显现成本较高、灵活性不足等局限,信任、激励与关系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31]。因此,平台架构者如何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动态调整和推动契约、约束、激励等不同治理机制灵活组合,成为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研究关注的重点。
平台生态系统面临着协作挑战,利益相关者间的行动可能导致利益和目标错位、权力斗争与冲突。在生态系统中,这些挑战超出市场交易范畴,因而需要平台治理[32]。Cao等[8]指出,资源互动与协同是生态系统治理的基础。随着平台规模扩大,其资源吸引力增强,大量异质性主体进入生态系统,但也加剧了“搭便车”和资源滥用等治理风险。因此,平台治理通过访问权限等控制机制对参与者数量与质量进行筛选[30],从而缓解竞争失序。进一步看,如何治理资源流动与互动方式以促成新旧资源合作,成为维持平台生态系统运行的关键,这也反向影响着治理模式[33]。Heaton等[34]指出,动态能力可影响生态系统治理,有助于平台生态系统在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灵活调整资源管理策略。数字时代下,动态能力成为平台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35]。如果平台生态系统缺乏动态能力,则难以有效应对动态变化与不确定性,治理效能随之受限[9]。得益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组织治理逐步突破内部流程边界,向跨主体、跨流程模式转变[36],传统治理结构由此面临重构。
综上所述,从“资源—能力”视角看,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可作为解释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驱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源警觉反映平台在不确定环境中对潜在资源的识别、重组与匹配,使平台能够识别潜在资源价值与高效配置方式,为治理模式演化提供资源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反映平台依托数字技术感知、响应和重构资源并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为治理模式演化提供能力支撑。因此,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协同,为揭示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该方法的合理性在于:①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适用于解决“如何”(How)类研究问题[37],适合本文研究问题。目前,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如何”协同驱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尚不清晰。②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强调过程导向,可系统呈现复杂现象的动态过程与逻辑演进,揭示事件发生的全过程[37]。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具有阶段性与演化性特征,需要捕捉资源与能力协同对治理模式演化的影响过程,因而选择该方法较为适合。
基于案例典型性与理论适配性,本研究选取海尔海创汇作为案例对象,主要原因如下:①海创汇由海尔集团于2014年发起建设,作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经历了从传统企业孵化器向开放式平台生态系统的转型过程,其治理模式也发生了阶段性演化,为本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观察窗口。②在资源与能力层面,海创汇整合海尔内部产业资源与外部社会资源,并依托AI大模型、工业软件、数字孪生等数智技术构建平台,构建以资源与能力为支撑的治理体系,逻辑上高度契合本研究。
为保证研究信度与效度,本文通过多种数据来源收集资料,并采取“三角验证”方法对研究数据进行交叉检验[38],具体数据来源如下:
(1)一手数据:2024—2025年,课题组多次赴海创汇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参观海尔生态品牌展厅和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访谈内容围绕海创汇的业务结构、资源搜寻与运用、数字技术应用及平台治理模式等方面展开,共形成约3.6万字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
(2)二手资料:①平台官网资料、新闻报道和微信公众号相关推文等;②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案例集。编码过程中,对本文收集的案例资料进行反复迭代分析,直至各构念的维度达到理论饱和。数据类型、来源、获取方式及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数据类型数据收集 获取方式数量及内容说明编号一手数据半结构化访谈与首席架构师、平台副总经理、运营总监及分支机构经理等进行座谈3份,约3.6万字,涉及平台运营、资源与能力、治理问题及治理成效等核心议题F参观展厅以调研人员身份参观海尔生态品牌展厅、项目路演和分享会等2份,含展厅信息的现场资料二手数据期刊、著作等文献类资料CNKI网站、中国案例管理中心和图书馆26份,约12万字,涵盖海创汇发展相关研究S其他公开资料新闻报道、官网资料、微信公众号相关推文等18份,约3.3万字,补充平台信息W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结构化编码策略,采用“一阶—二阶—聚合”式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编码[39]。首先,对案例原始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提炼关键信息,形成74个一阶概念。其次,以研究主题与理论维度为核心,对具有相似语义的表述进行聚合与抽象,开展主轴编码,归纳形成30个二阶主题。最后,形成聚合归类,对所有编码结果进一步抽象与聚类,形成更高层次的12个聚合构念。以故事线的形式,围绕“治理问题—治理基础—治理模式”逻辑主线,分析各聚合构念间的关系。囿于篇幅,详细编码以网络版附录呈现。
本文围绕核心范畴,故事脉络概括如下:资源平台整合阶段,受制于资源惰性与科层刚性,平台面临价值共创的整合性困境。平台通过资源警觉激活惰性资源,并促进基础数字动态能力生成。随着该能力增强,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二者协同推动平台形成以去中心化机制为主、契约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网络平台形成阶段,随着入孵项目数量增加与业务拓展,平台面临价值共创的生成性困境。平台通过外部资源警觉推动跨组织机会识别与资源链接,并促进网络数字动态能力生成。随着该能力增强,推动跨主体、跨地域资源耦合,二者协同推动平台形成以控制机制为主、利益承诺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异质性主体目标差异加剧,平台面临价值共创的一致性困境。平台通过生态资源警觉聚焦整体价值目标,生态数字动态能力进一步增强并加速资源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二者协同推动平台形成以信任机制为主、控制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综上,在3个演化阶段,资源警觉维度的3个聚合构念与数字动态能力维度的3个聚合构念,协同推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
(1)治理问题:价值共创的整合性困境。资源平台整合阶段,价值共创的整合性困境在于传统科层体系导致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内部资源惰性未被激活。海尔亟需突破原有组织结构,实现跨部门、跨单位资源协同,支持员工自主创业,推动内部孵化并实现与员工的价值共创。
(2)治理基础。该难题得以有效破解,根本在于内部资源警觉与基础数字动态能力的协同作用。第一,内部资源警觉。内部搜索与扫描方面,海尔识别内部创业者的关键标准在于其能否基于市场、技术与用户需求的洞察,识别出集团现有产品或服务体系的潜在空白领域,并通过产品与市场细分、价值链分工重构或主业利基切入等方式实现创新创业。内部评估与判断方面,构建以动态筛选为核心的评估机制,通过举办创业大赛、发起创客活动和孵化小微企业等途径,系统考察项目在技术创新性、产品可行性及产业契合度等方面的表现,筛选出可执行的创业项目。内部关联与联系方面,促进成立的小微企业与海尔内部产业资源高效对接,构建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多维赋能机制。第二,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基础数字组织能力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倒三角—扁平化”组织结构,使海尔转型为平台型组织。通过搭建统一的数字资源平台,推动产品设计、研发、制造、物流与售后等环节实现结构化协同和资源扁平化配置,为内部创业和项目孵化创造条件。基础数字传感能力方面,体现在依托数字化运营系统,向内部创客提供产业资源,以及共享空间等多元化创业支持,允许创客实时获取市场与用户需求变化。基础数字响应能力方面,依托数据赋能与信息处理技术,实现用户需求、业务流程和生产环节全面数字化与标准化。内部创客能够基于实时掌握用户数据,并迅速调动平台资源开展创新实践。
(3)内部资源警觉与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下的治理模式。此阶段,海尔海创汇形成以去中心化机制为主、契约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去中心化机制的实施取消了中层管理者职位,并赋予员工根据创业需求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权力,使员工创业不再受限于层级链条。为应对去中心化后资源分散与失序风险,海尔以契约机制为补充,利用以对赌协议为代表的契约治理工具,将资源投入与市场回报绑定,确保创业项目在享受资源支持的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引入链群合约,对未履行承诺的项目实行自动退出机制,从而提升契约治理的执行力与透明度。
在上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内部资源警觉和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发挥积极的协同驱动作用。海尔凭借内部资源警觉扫描并评估集团内存量资源情况,推动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建设,而基础数字动态能力提升会增强内部资源警觉。内部资源警觉识别出的内部创业需求,推动海尔治理模式由集中调整为去中心化,并通过持续机会识别与评估机制,判断不同小微企业潜力与风险,为契约制定提供信息基础。同时,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可重构扁平化组织结构,突破层级边界,既为小微单元自主运行提供数据支撑与结构保障,也为契约执行提供可视化与可验证的数据支持,实时反映项目运营状态并动态调整资源配置。
可见,资源平台整合阶段的“价值共创整合性困境”治理问题,其根源是科层结构导致资源僵化,难以支撑内部创业过程中的价值共创。内部资源警觉与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形成以去中心化为主、契约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为后续价值生成与生态协同阶段的演化奠定基础,如图1所示。
图1 资源平台搭建治理模式形成过程
Fig.1 Governance mode formation process of resource platform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1)治理问题:价值共创生成性困境。随着平台入孵项目数量激增、业务类型快速分化,平台面临的治理问题转向如何实现价值共创的持续生成。其根源在于内部资源供给已难以满足多样化创业需求,平台需要突破组织边界,引入并高效配置外部市场、技术与资本等异质性资源要素,构建由平台架构者、内部小微企业与外部多元创业资源共同组成的网络平台,以满足扩张的资源需求,确保平台与内外部创业资源价值共创的持续生成。
(2)治理基础。破解价值共创生成性困境,需要外部资源警觉与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发挥协同作用。第一,外部资源警觉。外部搜索与扫描方面,围绕创业企业多样化需求形成机会集合,对外部资源开展系统性搜寻,与不同行业大型企业实现资源互通,以丰富和扩展平台内部资源库,实现资源的乘数级拓展。外部评估与判断方面,平台依托市场预测、技术评估与专家评审等标准化流程,快速筛选高潜力项目,并据此实施资源对接。创业项目在形成商业计划后,需经过平台技术与市场团队评估,从而获得资金、渠道与供应链等支持。外部关联与联系方面,平台引入行业专家对入孵企业进行风险识别与失败复盘,帮助创业团队在对标学习中实现新资源再链接,并通过连接外部前沿技术与产业专家网络构建导师协同机制。第二,网络数字动态能力。网络数字响应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平台通过线上路演、投资撮合与场景接入等数字模块,将信息流直接转化为资金流与物质流。例如,疫情期间,海创汇迅速上线“海创汇云”一站式工作台,实现尽职调查、融资、签约流程全面线上化,审批节点由五级压缩为三级,保障项目运行“零中断”,并依托云路演系统举办“武汉加速”等活动,助力企业获得融资。网络数字传感能力方面,依托资源共享与数据分析系统,实时采集并反馈创业项目市场变化与使用数据,通过线上创业服务平台实现服务资源一键检索,降低创业者资源搜寻成本。网络数字组织能力方面,通过持续完善数字化管理系统,协调跨地域、多元参与主体,实现跨主体、跨行业的协同作业与远程管理。例如,海创汇构建了交互云、数据云以及资源云三大云平台,通过实时收集、分析网络内创业者产品需求和市场数据,帮助其快速调整产品设计、研发方向及生产计划。
(3)外部资源警觉与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协同推动下的治理模式。此阶段,海尔海创汇逐步形成以控制机制为主、利益承诺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其中,控制机制通过设定访问控制标准对创业项目入驻资格进行筛选,并借助输出控制对项目绩效实施动态评估,从而实现项目评估、撮合与入驻的全过程管理,确保资源持续流向高绩效项目。在此基础上,利益承诺机制通过确立平台利益分配制度,引导成员有序进入与退出,要求创业主体遵循公平竞争与责任共担规则,提升自组织与自管理能力,形成稳定的合作秩序。同时,激励机制从资本与政策层面进一步增强平台吸引力。平台通过引入外部风险投资机构分担创业风险,构建多层级资本支持结构,并依据项目市场表现与发展潜力,提供品牌背书、市场渠道与资金支持等激励,持续提升对优质创业项目的吸附与扩展能力。
在上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外部资源警觉与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发挥协同驱动作用。外部资源警觉帮助平台突破内部资源边界,实现对外部优质资源与创业机会的持续扫描、识别及匹配,并推动网络数字动态能力提升。网络数字动态能力通过资源数据整合与实时反馈机制,提升外部资源警觉的搜寻与匹配效率。具体而言,外部资源警觉通过识别与海尔主业互补且具有高成长性的创业项目,并结合专家评审与市场验证结果,为控制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对创业主体合作意愿、信用记录与行为表现的识别,为利益承诺机制提供支撑,使平台能够判断企业发展阶段并动态调整资源配置,构建基于承诺的合作约束体系。进一步地,对创业主体需求与潜在价值的识别,为差异化激励机制设计奠定基础,平台据此实施品牌背书、市场渠道拓展与资金支持等精准化激励。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将访问控制与输出控制嵌入云路演、数据云与资源云平台,实现优质项目高效入驻与阶段性成果评估。通过智能监测与反馈系统强化利益承诺机制的执行,并依托开放数据接口实现与政府、产业政策及外部资源的互联,实施智能化激励机制,使创业主体能够及时获取政策、资本与市场等多方面支持。
在网络平台形成阶段,治理问题是“价值共创生成性困境”,其根源在于内部资源难以满足多元创业需求,平台需要依托外部异质性资源实现价值共创。外部资源警觉与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协同形成以控制机制为主、利益承诺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从而破解价值共创持续生成的资源约束与协同障碍,如图2所示。
图2 创业网络平台搭建阶段治理模式形成过程
Fig.2 Governance model formation process at the stage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platform construction
(1)治理问题:价值共创一致性困境。在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平台内外部多方主体参与,使得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日益提升,不同参与者的目标、需求和期望存在差异。此阶段,如何协调不同主体间的价值共创目标一致性,确保平台内外资源高效协同,是平台治理的核心任务。
(2)治理基础。面对平台生态价值共创一致性困境,生态资源警觉与生态数字动态能力协同发挥作用。第一,生态资源警觉。生态搜寻与扫描方面,平台依托的海尔产业资源并非封闭静止,如卡奥斯、HOPE等生态品牌本身具备整合和扩展外部资源的功能。此外,海创汇平台参与起草团体标准《大企业共享创业平台创建与运营规范》,将产业需求清单和资源库精准导入创业企业。生态评估与判断方面,平台筛选可以与海尔生态进行合作的创业项目,并持续评估资源的新用途。平台持续追踪创业企业表现,对符合海尔生态圈战略的项目,通过股权回购或注资等方式整合上下游资源。生态关联与联系方面,平台推动新旧资源互惠整合和跨领域流动,依据产品与技术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资源配置,构建灵活协同的新机制,并通过开放产业场景,将创新技术与市场需求高效对接,实现从技术验证到商业订单的转化。以易冲无线为例,平台助其接入海尔智能家居产品线,成为物联网生态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为企业创新创业拓展新路径。第二,生态数字动态能力。以生态数字组织能力为主导,依托海尔生态品牌建设,形成跨界协同与资源整合的数字生态结构。例如,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底层逻辑架构,HOPE平台链接供需双方,海达源整合全球技术资源,共同助力创业。平台通过数据架构与区块链构建统一信息底座,实现数据可追踪、可验证与不可篡改,保障合作透明。例如,平台推出睿雅AI导师,基于创投数据与评估模型,为创业者提供商业计划书结构化诊断与技术资产估值服务,辅助优化融资材料,提升投融资对接效率。生态数字传感能力方面,海创汇全球布局了40个加速器,整合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汇聚全球创业资源,助力创业项目快速扫描全球资源并实现个性定制。例如,创客借助HOPE平台发布需求、改进产品和提出方案,进而实现资源搜寻和定位。生态数字响应能力方面,依托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算法实现从信息分析到行动执行的智能闭环。创投智能体依托AI算法对创业者、项目及资源画像进行实时评估与学习更新,自动推送最优资本、技术与应用场景组合。同时,数据即时反馈使平台能够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自我优化的动态响应能力。
(3)生态资源警觉与生态数字动态能力协同推动下的治理模式。在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海尔海创汇形成以信任机制为主、控制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信任机制依托公开的需求清单与持续更新的资源库、透明的评估与榜单路演、可追踪的绩效与风险筛选规则,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可验证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并巩固生态互信。但仅依靠信任难以确保多元主体在生态目标层面的协调一致。控制机制聚焦主体行为约束与战略校准,以统一的价值主张与合作规范,对接创业企业研发与市场活动,发现其发展目标偏离时能够调整支持策略或引导其独立运营,以维持生态平衡。同时,平台引入激励机制,利用平台的行业资源和生态优势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精准对接,并推动创业项目全流程赋能,提升平台创业成功率,增强优质主体的黏性与活力。
在上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生态资源警觉与生态数字动态能力发挥协同作用。生态资源警觉面向跨行业与全球网络,持续识别高价值节点与关键补位资源,提升资源库的可信度,为信任机制奠定基础。同时,动态评估创业项目与平台战略的匹配度,为控制机制提供行为偏离预警与方向校准依据,确保生态整体协同。此外,生态资源警觉还可识别生态中面临创新瓶颈的创业主体,依据其发展目标精准配置资源,为激励机制提供差异化赋能与阶段性扶持依据。生态数字动态能力以数据透明化、算法可视化与实时监测为支撑,将规则与流程嵌入数字化评估与追溯体系,巩固信任机制的实施。基于实时指标与智能绩效评估,提升控制机制实行的精准度与响应速度。通过动态追踪项目进展与阶段性成果,并结合算法模型对创业成效进行量化评估,使激励机制贯穿创业全流程,支撑生态价值共创。
平台生态形成阶段的治理问题是“价值共创一致性困境”,其根源是平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日益提升,导致共创目标分化与协作摩擦加剧。生态资源警觉与生态数字动态能力协同推动下,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为以信任机制为主、控制机制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如图3所示。
图3 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形成阶段治理模式形成过程
Fig.3 Governance model formation process at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platform-base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本文以海创汇平台为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揭示了“资源警觉—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下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初期,由于内部资源惰性与科层刚性约束,平台治理面临价值共创整合性困境,形成以去中心化机制为主、契约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中期,随着入孵项目数量增加与创业需求多元化,治理难题转向价值共创生成性困境,形成以控制机制为主、利益承诺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后期,随着平台生态系统日趋复杂与多元主体目标分化,平台治理面临价值共创一致性挑战,形成以信任机制为主、控制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
(2)资源警觉和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下,平台型创业生态治理模式发生了阶段性演化。初期,内部资源警觉与基础数字动态能力协同作用,推动形成以去中心化为主、契约机制为辅的内部治理模式,聚焦突破组织层级、重塑权责体系。中期,外部资源警觉与网络数字动态能力协同推动下,形成以控制机制为主、利益承诺与激励机制为辅的治理模式,实现外部资源有序进入与成果可追踪。后期,生态资源警觉与生态数字动态能力协同推动下,治理模式演化为以信任机制为主、控制与激励机制为辅的生态共治模式,构建认知、文化与制度互信体系,防止生态战略失衡并提升创业成功率。
(3)在驱动治理模式演化过程中,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呈阶段性协同演化特征。初期,内部资源警觉聚焦对内部惰性资源的整合利用,以重构价值创造路径,而基础数字动态能力提供支撑,以基础数字组织能力为核心,推动组织结构由层级化向平台化转变。中期,资源警觉由内部导向转变为外部导向,强调跨组织边界的机会发现与外部资源链接,而网络数字动态能力以网络数字响应能力为核心,支撑跨主体间的数据交互与资源流动。后期,生态资源警觉聚焦生态整体的价值共识与战略平衡,而生态数字动态能力以组织能力为核心,构建以数据透明、智能决策为特征的自适应治理体系。
(1)本文廓清了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在不同阶段的治理模式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平台从资源平台整合阶段,经过网络平台形成阶段,到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其治理模式呈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与渐进式演化特征。该发现丰富了动态视角下平台治理模式演化相关研究,为研究多主体情境下平台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与演化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2)本文揭示了协同视角下,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协同对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的影响。以“治理问题—治理基础—治理模式”为分析主线,本文揭示,资源警觉通过搜寻、评估与关联过程识别并重构平台资源边界,数字动态能力通过传感、响应与组织过程强化资源体系,二者协同作用成为治理模式动态演化的关键驱动力。相较于以往研究关注治理结构,本文基于“资源—能力”视角探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拓展了平台治理研究的理论内涵,为理解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形成所适配的资源与能力基础提供了系统框架。
(1)平台架构者需注重治理模式的动态演化与阶段适配。实践中,平台可结合所处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灵活调整治理机制配置,避免治理模式固化或单一化,同时基于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协同奠定治理基础。一方面,构建制度化的资源监测与反馈体系,主动识别并评估内外部创业资源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构建动态数字化管理机制,强化治理机制的实时监控与反馈,及时根据市场环境与内部战略变化调整资源配置策略。二者协同推动治理机制的阶段性匹配,从而实现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的动态优化。
(2)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效能取决于机制间的动态匹配与组合逻辑。平台架构者需避免治理机制“堆砌式”配置,重视机制间的互补性与协同性,转向基于平台阶段性目标的机制耦合设计。例如,在平台资源整合与网络形成阶段,以控制与契约机制保证规范化运作;在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引入信任与激励机制激活创新动能。通过明确不同机制的作用边界与协同方式,平台能够调节治理结构的内在张力,提升应对复杂生态的治理韧性。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选取海创汇作为典型案例,揭示了企业主导型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演化过程。然而,不同主导逻辑下(如政府主导、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的平台或多主体共治型平台在治理目标及治理模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情境,对比分析不同主导逻辑下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形成与演化路径,从而丰富和完善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理论体系。第二,聚焦单案例探索性研究,通过多源数据收集与编码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资源警觉与数字动态能力协同驱动治理模式演化的内在机制。未来可基于现有理论框架,结合多时点纵向追踪与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资源警觉、数字动态能力与治理模式演化间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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