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loy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his study draws on data from women entrepreneurship samples across 1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base from 2020 to 2023.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es three micro-level individual perception elements—perceived capabilities,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and fear of failure—as well a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macr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regulative, normative, and cognitive. The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distinct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to high and non-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in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identify and address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by examining the factors that deter women from selecting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omen′s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is a concurrent mechanism involving multiple-factor combinations. Three types of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are identified for women′s 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e "individual-environment" dual high-match type, the "opportunity-fear of failure" dominance type, and the "capability-opportunity-cognition" synergy type. For women′s non-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wo types of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are identified: the cognition-led type and the norm-led type. The pathways leading to women′s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and non-high-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are asymmetrical, indicating that the reasons for non-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cannot be inferred directly from the inverse of the reasons for 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 Firstly,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women′s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six core elements from bo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 revealing their synergistic role in driving women′s selection of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is highlights the holistic, interconnected, and systemic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that drive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ve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Secondly, by analyzing the combinational pathways influencing women′s selection of non-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women′s reluctance to choose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ereby enriching the field of women′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Lastly, the study employs QCA to reveal that the pathways leading to women′s non-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are not merely the inverse of those leading to high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underscoring the asymmetry inherent in QCA methods. By revealing these diverse pathways,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women′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t also offer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policies aimed at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随着女性创业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女性创业已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到创业浪潮中,她们打破刻板印象,打破传统以男性为主导的商业领域。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女性影响力誉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隐形引擎,女性在创业领域的崛起不仅改变着商业世界的面貌,也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现实中女性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模仿型创业,创新型创业比例相对较低[2]。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2022/2023女性创业报告数据显示,女性在创新型创业中的比例为38.3%,相比之下,男性则高达61.7%,显示出女性创新型创业率显著低于男性。创业本质上是对机会的挖掘与利用,而创新则为这一过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创业与创新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机会的开发与利用[3]。在创业领域,男性创业者占据主导地位,女性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由性别差异驱动的创新型创业选择并非随机发生,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创业者在个人风险偏好、资本积累、外部环境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因素会影响她们是否选择创新性机会。因此,更全面地了解影响女性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因素,对于提高创新型创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性机会的识别与开发是创新型创业的起点,它影响创业活动最终的价值创造潜力[4]。因此,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创新性机会识别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从宏观环境层面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宽松的商业环境以及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创造更多创新性机会[5-6]。从微观个体层面看,自信[5]、高风险承受能力[7]、接受过高等教育[6]以及拥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更倾向于抓住创新机会。女性创业者识别创新性机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多元话题。由于性别差异的存在,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女性个体特征,相对忽视创业环境的影响[8]。女性创业者识别创新性机会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9]。若仅关注单一因素,则很可能导致难以深入了解多种因素影响创新性机会识别的复杂机制。此外,在女性创业研究中,现有研究多关注驱动女性创业者识别与开发创新性机会的积极因素,而相对忽视抑制因素,对女性创业者在某些情况下不愿选择创新性机会原因的研究较少。为更全面地揭示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型创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同时关注积极因素和潜在抑制因素。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全面地剖析女性创业者在选择创新性机会时所面临的多重影响因素及其复杂机理。已有研究往往集中于单一因素对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影响,而忽视了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非对称性。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深入探讨多层面前因条件协同作用对女性创业者识别创新性机会的组态影响。本文选取2020—2023年GEM数据库中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创业样本,以微观个体感知的3个关键要素(能力感知、机会感知、失败恐惧)以及宏观制度环境中的3个维度(规制、规范、认知)为分析框架,揭示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与非高创新性机会的不同组态路径,识别潜在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创新创业质量提供实践启发,并为优化创新型创业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性机会通过打破现有经济体系均衡,引入新的“手段—目的”关系,如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研发新技术或新工艺等,以改变当前供求关系,进而创造更大价值[10]。相较于一般机会,创新性机会的识别更为复杂多变,这源于宏观和微观多层面要素间的相互作用[11]。然而,尽管创新性机会具有重要价值,但学术界对如何识别创新性机会的关注仍显不足[12],尤其是对女性如何有效识别创新性机会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从女性个体微观层面和外部宏观环境两个维度切入,对女性创业者创新性机会识别内在机制的系统性阐述较少,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信息是创新性机会识别的基础[12],从个体微观层面看,个体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影响创新性机会识别。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对信息的加工和解读存在差异。由于创新性机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较高[5],不同性别创业者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信息解读能力,进而影响创新性机会的识别和开发。能力感知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能力或技能的主观评估和认知。在创业过程中,能力感知涉及对个体创业所需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主观评估,直接影响创业者自信心、行为决策以及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对创业成功与否起关键作用。能力感知是影响女性创业者识别和开发创新性机会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女性创业者倾向于从事低附加值、低技术行业[13],但也有研究强调良好的能力感知能增强女性创业者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创新型创业机会的识别[14]。因此,拥有较高创业能力的女性创业者更容易识别创新性机会,开展创新型创业活动。机会感知是指能够识别并把握所在区域潜在机遇的能力。创新性机会意味着创业者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选择进入新兴市场或未成熟市场。创业者创新性地解读和处理信息对于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至关重要,有助于把握并利用创新性机会[15]。女性创业者通常能够从独特视角解读创业信息,从而增强识别和开发创新性机会的能力[14]。除创业技能和对机会的敏锐洞察力外,失败恐惧也是影响创新性机会识别与开发的重要因素。失败恐惧是指个体在面对创业所需承担的不确定性风险时,因担忧失败而产生的负面情绪[16]。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评估某些情况的风险性时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并在行为选择上体现出更强烈的风险规避倾向。这种风险规避态度可能会对女性创业者在识别和评估创新性机会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失败恐惧能够激发个体投入更多努力,这种由恐惧诱发的情绪反应也可能为创业者带来兴奋,促使他们保持对环境信息的警觉[16],从而有助于识别更多创新性机会。
从外部宏观环境层面,现有研究揭示个体所处制度环境对于识别和开发创新性机会的重要性[17]。根据制度理论,正式制度可细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其中,规制维度主要指推动或限制特定行为的法律法规及政府政策等;规范维度涵盖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规范;认知维度则关注个体或集体认知模式,这3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综合性制度框架[18]。已有研究发现,制度环境3个维度对不同创业活动具有不同影响(郑馨等,2019)。制度环境异质性会导致不同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对个体所选择的机会类型具有显著影响[19]。研究发现,制度越规范,越有利于创业者利用资源进行创新[20],进而激发女性创业者积极性。在具备支持创新的规范性制度国家中,女性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会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和接受度,而女性创业者在社会上获得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越高,她们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意愿也就越强[21]。然而,这些规范制度带有性别特征,它们通过塑造和强化社会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间接影响大众对女性创业者的接纳程度。通常情况下,创新型创业活动与男性的冒险精神和积极进取等品质紧密相关,这种现象可能会在社会上形成刻板印象,导致女性在面对创新性机会时的选择较少[22]。此外,社会期待和文化规范为女性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方面带来挑战,家庭责任与义务的性别差异影响女性创新型创业行为[23]。研究表明,制度在协调家庭生活与工作矛盾方面的作用越显著,女性参与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工作环境平等程度越高,女性所创造的创新成果就越多[21]。类似于规制性、规范性维度,认知性维度也表现出性别化特点。创业认知对于个体提升机会识别能力以及增强创业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具有积极作用[24]。已有研究表明,高度自信心与创新性机会识别和开发之间存在积极联系[4]。
综上,尽管已有研究从个体或创业环境不同层面对影响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因素进行积极探索,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多数研究仅侧重于制度环境或个体认知单一层面,缺乏对两个层面要素如何协同联动影响创业的研究[25],忽视了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层面因素的独立影响。对于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多重并发性和等效性,现有研究未进行深入剖析。其次,多数研究关注创新性机会选择积极影响因素,忽视了抑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因素。因此,本研究以个体感知和制度环境两个层面共6个影响因素作为前因条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女性创业者在选择创新性机会时多重条件之间的复杂作用及其影响路径。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是一种以布尔代数为基础,运用集合论组态分析,将案例视为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通过案例层面的比较分析,揭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条件对结果的组态效应。QCA认为不同案例前因条件通过构成多种组态或多个等效性模型来实现相同的结果。QCA尤其适用于探索哪些前因条件组成的组态是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以及识别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定性比较分析法通常涵盖3种类型,分别是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其中,相较于其它QCA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能够更为全面地捕捉到不同水平前因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细微影响(张明等,2019)。因此,本文选择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多个前因条件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与联动匹配,共同促进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
本文样本量为125个,属于大样本范畴。样本规模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相匹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研究外部效度,同时也能保留案例独特性和深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影响女性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影响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产生高创新性机会或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结果。此外,本研究还聚焦于微观个体感知因素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为创新性机会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本研究数据来自全球创业观察(GEM)发布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是美国巴布森学院与英国伦敦商学院联合开展的一项全球性调研项目,旨在比较各国创业活动水平及其差异,该报告中的数据在创业研究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实用性。目前,该报告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持续进行创业动态研究的项目,也是关于创业个体与创业生态系统最丰富、可靠的信息来源。每年,GEM会在各个参与国家和地区进行广泛调研,以确保案例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在选择样本案例时,本研究遵循伯努瓦和查尔斯(2017)所倡导的QCA原则,以确保案例充分同质性和内部最大异质性。基于这两大原则,本研究选取2020—2023年GEM数据为研究基础,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鉴于GEM项目每年调研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固定,选择3年数据跨度能够最大限度覆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同时避免长时间跨度导致的案例数量减少和有限性问题。其二,3年研究案例及变量表现出相对稳定性,且涵盖高创新性和低创新性案例,为挖掘更具推广价值的研究结论提供了坚实基础。
GEM 2022/2023女性创业报告显示,我国创新型创业中女性的比例为30.2%,男性比例为69.8%。通过这些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女性在创新型创业方面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因此,本研究根据前因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综合2020—2023年GEM女性创业报告和专家调研报告,探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组态效应。通过严格的数据筛选流程,保留12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分析案例。其中,创新性机会、个体感知3个维度(能力感知、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数据来自GEM女性创业报告,制度环境3个维度(规制制度、规范制度、认知制度)数据来自GEM的专家调研报告。在二级指标选取上,本研究参考程建青等(2019)的研究,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见表1。其中,规制和认知各包含两个二级指标,采用这两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变量数据。
表1 变量选取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变量数据来源二级指标变量定义与描述创新性机会GEM女性调研报告———18~64岁女性参与创新性产品或流程的比例能力感知GEM女性调研报告———18~64岁女性认为自身拥有创业能力、知识和经验的比例机会感知GEM女性调研报告———18~64岁女性认为自身能识别自己所在地域中创业机会的比例失败恐惧GEM女性调研报告———18~64岁女性由于担心创业失败而不愿创业的比例规制制度GEM专家调研报告政府支持政策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并促进创业GEM专家调研报告税收和管理体制政府出台对新企业减免税收等相关政策规范制度GEM专家调研报告———社会与文化层面积极鼓励创业精神认知制度GEM专家调研报告创业基础教育开展创业理念普及与基础创业技能培育GEM专家调研报告创业高等教育开设创业与管理中小企业的教育与课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案例集合隶属赋值过程即为校准(杜运周等,2017)。在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前,需将变量转化为集合形式,设定完全隶属、交叉点及完全不隶属3个临界值,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因缺乏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校准标准阈值,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选取规制与认知两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变量数据。本文使用Excel确定3个校准锚点,计算75%、50%及25%的百分位数,分别设定完全隶属、交叉点及完全不隶属的阈值。因存在不因失败而恐惧的(NFF)情况,失败恐惧(FF)的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阈值分别设定为45.5和57.1,利用fsQCA3.0软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范围内的模糊集隶属分数。变量校准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校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2 Variables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校准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描述性分析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创新性机会IPP43.60034.80025.30034.09312.54163.0002.600能力感知PC62.80049.40042.30052.47115.75592.60010.100机会感知PO63.70050.90039.10051.47018.43293.00011.800失败恐惧FF45.50051.00057.10051.9399.71182.70032.800规制制度REG5.2504.4503.7504.5201.1197.2501.900规范制度NOR5.8004.9004.1005.0061.1697.9002.500认知制度COG4.6003.8503.2504.0101.0417.2501.900
在进行结果充分性分析之前,需对单一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对样本进行必要性检验,是后续进行充分条件因果分析的基础。当某一条件集合的一致性临界阈值达到0.9且其覆盖度足够时,可认定该条件集合是结果集合的必要条件[26]。表3中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与非高创新性机会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各条件一致性均未达到临界值0.9,因此未产生必要条件,意味着单一前因变量对创新性机会识别的解释力较弱。基于此,本研究将6个前因变量继续纳入fsQCA组态分析,进一步探索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和非高创新性机会的路径,通过对结果充分性进行分析来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
表3 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le 3 Necessity analyses of single condition
条件变量 一致性高创新性机会非高创新性机会覆盖率高创新性机会非高创新性机会能力感知0.580 0.507 0.585 0.493 ~能力感知0.497 0.573 0.511 0.568 机会感知0.597 0.480 0.606 0.469 ~机会感知0.477 0.597 0.487 0.589 失败恐惧0.554 0.515 0.567 0.509 ~失败恐惧0.521 0.562 0.527 0.548 规制制度0.525 0.552 0.540 0.547 ~规制制度0.559 0.536 0.564 0.521 规范制度0.527 0.544 0.542 0.539 ~规范制度0.552 0.538 0.556 0.524 认知制度0.527 0.539 0.551 0.544 ~认知制度0.564 0.555 0.559 0.531
注:“~”表示逻辑运算“非”
根据杜运周等(2020)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设定为1,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基于这些参数进行计算。运用QCA分析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3种结果,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对结果的解读策略,确定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共同存在的条件为核心条件,而仅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视作边缘条件。据此,计算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存在5条组态路径(H1a、H1b、H2、H3a、H3b),以及产生非高创新性机会包含3条组态路径(NH1a、NH1b、NH2)。由表4可知,各组态总体一致性系数均大于0.8,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各组态构成产生高或非高创新性机会识别的充分条件。
表4 创新性机会识别前因条件组态
Table 4 Configurational antecedents of innovative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前因条件 高创新性机会H1aH1bH2H3aH3b非高创新性机会NH1aNH1bNH2能力感知(PC)● ●● 机会感知(PO)●●●●●● 失败恐惧(FF)●●●● ●规制制度(REG)●● 规范制度(NOR)●●●●●认知制度(COG)● ●●●●●一致率0.7940.8360.8380.8400.8560.9430.8810.885原始覆盖度0.1100.1550.0670.0590.0660.0650.0530.088唯一覆盖度0.0060.0500.0310.0190.0410.0270.0320.052总体一致性0.8380.898总体覆盖度0.2710.150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前因条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下同
表4展示了高创新性机会识别的6个前因变量组态。为更好地识别不同类型创新性机会差异,本研究根据组态中各条件出现情况,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女性创业者及其外部环境特点,将其命名为“个体—环境”双高匹配型、“机会—失败恐惧”支配型、“能力—机会—认知”协同型,具体分析如下:
(1)“个体—环境”双高匹配型。该类型对应的前因变量组态为H1a(PC * PO * FF * REG*NOR)和组态H1b(PO*FF*REG*NOR*COG),该路径强调同时具备个体感知和制度环境的双高要素,尤其突出个体层面机会感知(PO)和失败恐惧(FF)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层面规制制度(REG)和规范制度(NOR)的存在,这些要素有助于女性识别高创新性机会。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代表国家为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显示,智利、印度尼西亚两国女性创新型创业率分别达到47.4%和56.4%,远高于全球女性创新型创业的平均水平。智利政府高度重视女性创业者培养,通过搭建女性数字平台,提供相关创业培训项目,拓宽女性职业视野。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女性对创新性机会的感知,还提升了她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因此该国女性创新性机会识别得分较高。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男女在创新型创业活动中享有平等机会。政府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激励女性企业家进行技术、产品研发。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印度尼西亚多数女性创业者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27],拥有充分的创新创业知识和较高的创业能力感知。她们具备较高的机会感知和风险意识,积极投身于创新型创业活动,为国家创新创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2)“机会—失败恐惧”支配型。该类型对应的前因变量组态为H2(~PC*PO*FF * ~ REG*~NOR*~COG),即女性创业者能力感知不足且在外部环境制度缺失情况下,机会感知与失败恐惧发挥核心作用。该路径表明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对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极为重要。该路径典型案例代表国家为波兰,其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型创业率为42.9%。波兰的创业制度环境相对落后,创业氛围不佳,创业面临多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的女性创业者对潜在失败风险更警惕,通过提升能力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变化的市场中寻求发展机遇,促进创新型创业发展。
(3)“能力—机会—认知”协同型。该类型对应的前因变量组态为H3a(PC*PO* FF* ~REG *~NOR*COG )和H3b(PC*PO*~FF*~REG*NOR*COG),即在规制制度缺失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感知(PC)和机会感知(PO)的女性创业者在宽容的认知制度(COG)环境中更容易识别高创新性机会。该案例典型代表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女性创业者创新型创业率达到55.9%,这很可能与国家在女性创业教育方面的投资密切相关。为提升女性入学率,阿联酋实施男女分校教育模式,并引进新式课程。在高等创业教育方面,政府加大教育投资,加大创新型创业教育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为女性开设专业技术培训[28]。创业环境中良好的认知制度推动着创新型创业知识的普及。阿联酋高度重视创业教育体系建设,转变女性对创新型创业的认知[29],提高女性创业者能力感知和机会感知能力,因此女性创业者在创新性机会识别方面表现较好。
从整体上看,机会感知为5条组态路径的核心条件,体现其引致结果发生的重要作用。从核心条件看,第一条路径显示个体感知要素与制度环境共同发挥核心作用,形成女性选择创新性机会的有效路径,体现出个体感知与制度环境的相互联系。第二条路径表现出个体感知对女性选择创新性机会的主导性。而第三条路径则以认知制度为核心条件,分散了个体感知的主导作用,逐渐展现出制度环境中认知的重要性,体现了能力、机会与认知的联合作用。
表4中非高创新性机会识别组态路径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女性创业者个体微观创业能力感知缺失,外部制度环境中规制制度缺失。呈现出两类非高创新性机会识别前因变量组态,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认知主导型、规范主导型。
(1)认知主导型。该类型对应的前因变量组态为NH1a(~PC* ~PO* ~FF* ~REG* ~ NOR*COG)和NH1b(~PC*PO*~FF*~REG*NOR*COG)。该路径表明,在良好的认知制度下,因为缺乏规制制度,创业能力感知较低以及缺乏失败危机意识的女性创业者会选择非创新性机会,意味着能力感知、失败恐惧和规制制度是导致创新性机会选择的重要条件。在女性能力感知存在不足,且规制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境下,她们将面临巨大挑战,难以有效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更多女性群体会基于认知主导放弃高创新性机会识别和开发,倾向于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该组态典型案例代表国家为埃及,该国女性创业者创新型创业率仅为6.8%,显著低于全球女性创业者创新型创业的平均水平。埃及外部制度环境有待完善,创业壁垒较高、创业受到的约束限制较多,若女性创业者缺乏相应能力感知,她们便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精准识别和把握创新性机会。这也表明,在其它要素缺失情况下,受到创业认知主导的女性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
(2)规范主导型。该类型对应的前因变量组态为NH2(~PC*~PO *FF * ~REG * NOR *COG),该组态强调规范制度(NOR)的存在以及能力感知(~PC)、机会感知(~PO)和规制制度(~REG)3个核心条件的缺失。该路径显示,在良好的规范制度背景下,对失败感到恐惧、缺乏能力感知和机会感知的女性更有可能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这可能是因为害怕失败的女性更关注失败后果[30],导致她们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获取与创新相关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如果她们在能力和机会感知方面存在不足,她们就难以从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识别出有价值的创新性机会。在没有足够创新创业政策支持背景下,女性创业者更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支持不足而选择非高创新性商业机会。现有研究表明,制度环境主要为创业活动提供一个框架或活动空间,框架本身并不会直接对创业活动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创业者对框架的了解和把握形成创业认知,进而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31]。该组态典型案例代表国家为塞尔维亚,其女性创业者创新型创业率只有21.7%,低于全球女性创业者创新型创业的平均水平。该国外部规制制度反映出政府在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不足,且市场、资金、人才等资源面临较大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创业者挖掘和把握创新性机会的能力。在这种环境下,若女性创业者缺乏足够的能力感知和机会感知,则难以从当前市场环境中有效识别和把握创新性机会。塞尔维亚政府为激发经济活力,通过增强社会舆论宣传力度,积极倡导大众创业,特别鼓励年轻人投身于创业浪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有良好规范引导但没有其它要素匹配,致使女性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非高创新性商业机会。
综上,能力感知与规制制度缺失在两条非高创新性机会识别路径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推动结果产生的关键因素。第一条路径中,能力感知、失败恐惧、规制制度缺失以及认知制度的存在共同作用于结果产生,反映出个体感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而在第二条路径中,能力感知、机会感知、规制制度缺失以及规范制度的存在构成核心条件,进一步凸显了个体感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1)制度环境与个体感知的相互作用。通过分析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的第一条路径发现:在理想的制度环境下,具备机会感知和失败危机意识的女性创业者更有可能选择创新性机会。这突显了制度环境与个体感知的相互作用,对比其它类型创新性机会识别路径发现,机会感知在规制制度缺失时尤为重要。
(2)制度环境的价值。通过比较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和非高创新性机会路径发现,制度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女性创业者利用政策优势,在政府扶持下更容易识别更多创新性机会。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拥有较高机会感知、能力感知的女性创业者也容易选择创新性机会。若国家制度不完善,政府未出台有利政策,则女性创业者难以识别创新性机会,将倾向于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
(3)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驱动机制存在因果非对称性。比较影响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不同组态路径发现,影响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因素具有非对称性,非高创新性机会的3条路径并不是高创新性机会5条路径的对立面,非对称关系揭示了创新型创业现象的因果复杂性。
本研究采用改变校准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校准值设定为85%、50%、15%,同时保持频数阈值为1,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通过重新分析发现,女性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和非高创新性机会构型略有变化,但仍属于基准组态分析结果的子集,虽然路径个数略有减少,但其路径与原始路径保持一致,且简约解与原始简约解相同,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度也有提升,说明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与表4中女性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和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路径进行比较,发现研究结果基本相同,说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前因条件 女性高创新性机会H1H2H3aH3b女性非高创新性机会NH1NH2能力感知 ●● 机会感知●●●● 失败恐惧●●● ●规制制度● 规范制度●● ●认知制度● ●●●●一致率0.8650.8830.8970.8780.9300.902原始覆盖度0.2020.1250.1210.1230.1330.153唯一覆盖度0.1120.0390.0170.0430.0420.062总体一致性0.8570.905总体覆盖度0.3260.195
本研究从个体感知和制度环境两个层面出发,探索导致女性选择高创新性机会以及非高创新性机会的不同路径,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得出如下结论:
(1)个体感知与制度环境因素均不是单独构成女性创业者选择高与非高创新性机会的必要条件。单个前因变量对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解释力较弱,个体感知层面与制度环境层面多因素共同影响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
(2)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路径有3种类型,即“个体—环境”双高匹配型、“机会—失败恐惧”支配型、“能力—机会—认知”协同型。其中,制度环境因素对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并不是选择高创新性机会的必要条件,女性创业者可通过个体感知识别潜在机会,锁定创新型创业方向,提高创新型创业率。
(3)女性创业者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路径有2种类型,认知主导型、规范主导型。
(4)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驱动机制存在因果非对称性。导致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和非高创新性机会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即不能根据产生高创新性机会原因的对立面来直接推导产生非高创新性机会的原因,而是要通过对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与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组态比较,为创新型创业提供实践指导。
本研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丰富了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影响机制研究。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环境或创业者个体层面,探讨某一要素对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影响。本研究整合制度环境与个体感知两个层面6个核心要素,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各要素如何协同驱动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强调创新性机会驱动条件的整体性、关联性和系统性特征,剖析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时所面临的多重影响因素及其复杂机制,从而深化了对创新性机会识别的认知。
(2)拓展了抑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往研究多聚焦于驱动创新性机会识别和开发的积极影响因素,忽视了抑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组合因素。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制度逻辑与个体感知层面的协同联动机制,分析影响女性创业者选择非高创新性机会的组合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抑制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的背后逻辑,丰富了创新创业领域研究。
(3)运用fsQCA方法发现女性创业者选择创新性机会驱动机制存在因果非对称性。通过fsQCA方法识别出导致高创新性机会的5条驱动路径以及产生非高创新性机会的3条组态路径,发现非高创新性机会路径并非产生高创新性机会的对立面,而是基于新的条件组合,揭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非对称性,充分展示了fsQCA方法对于解释组态内各要素间关系的优势。
(1)强化女性创业者的创新机会识别能力,鼓励她们抓住数字经济机遇,通过社群支持和政策响应,提升创新创业活力。机会感知对女性创业者实现创新型创业至关重要,数字经济发展为女性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女性创业者应积极拥抱新兴平台,以创新的方式开展新业务,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实现灵活创业的目标。此外,构建支持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社群,为她们提供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和情感支持平台,提高她们识别和把握创新机会的能力。女性创业者应积极响应政策,通过社区支持和教育培训发现和利用创新性机会,为创新创业领域注入活力。
(2)优化制度建设,为创新型创业提供政策保障,营造性别平等的创业环境。首先,在借鉴国外女性创新型创业政策和先进模式的同时,应制定适合我国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政策,确保政策与制度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其次,应降低女性创业者融资成本,设立女性创业基金,为女性创业者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再次,打破刻板印象,通过媒体宣传和公共活动改变公众认知,提升对女性创业者创新能力的认同,创造公平的创业环境。同时,优化创业认知制度,加强女性创业者创业技能培训,提升女性创业者数字素养。加大女性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缩小性别差距。最后,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共建多元化创业生态系统,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孵化器、加速器、创业竞赛等多样化服务和支持,激发其利用新业态、新模式来把握创新性机会。
(3)针对女性创业者选择高创新性机会的非对称性特质,需深入理解制度感知,构建包容性创业环境,激发女性创业者的创新潜能。首先,解决创新困境,提高女性创业者对制度的感知能力。政府应定期组织女性创业座谈会,邀请专家参与其中,促进信息交流,增强女性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敏感度。其次,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跟踪分析女性创业者对制度的感知变化,为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再次,优化良好的创新型创业环境,如在创业服务平台设立女性专属空间或服务板块,为其提供定制化服务。最后,为激发女性创新创业潜能,可通过建立灵活的工作制度、设置弹性工作时间、支持远程办公、建立育儿补贴等机制,帮助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鼓励女性持续创新。总之,需构建多元化、包容的创新型创业生态系统,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持续有效支持,激发其创新潜能,提高其创新型创业水平。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GEM跨国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涉及125个国家和地区跨年度数据,虽然具有一定典型性与代表性,但所得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其次,发展中国家女性创新创业领域研究尚显不足,在大样本调研与多地区比较维度上还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最后,由于数据受限,制度环境选取指标主要集中于部分二级指标。虽然本文所选指标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制度环境的具体内容复杂、广泛。以规制制度为例,其涉及政府支持政策、税收、管理体制以及政治环境等,未来可增加指标数量,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1] 杨静,王重鸣.女性创业型领导:多维度结构与多水平影响效应[J].管理世界,2013,39(9):102-115,117,187-188.
[2] MADISON K, MOORE C B, DASPIT J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women on SME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2, 16(2): 281-313.
[3] 蔡莉,张玉利,蔡义茹,等.创新驱动创业:新时期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学术构念[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4):217-226.
[4] BROWNELL K, KICKUL J, HECHAVARRIA D. Power to the she: early-stage female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24, 16(4): 425-445.
[5] KOELLINGER P. Why are some entrepreneurs more innovative than othe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1(1): 21-37.
[6] YOUNG S L, WELTER C, CONGER. Stability vs. flexibility: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on opportunity typ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4): 407-441.
[7] HSIEH R M, KELLEY D J. The role of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 in the recognition of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6, 54(1): 297-311.
[8] DHEER R J 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4): 813-842.
[9] 蔡莉,王玲,杨亚倩.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女性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4): 45-57,125.
[10] SAMUELSSON M, DAVIDSSON P. Does venture opportunity variation matter? investigating systematic process differences between innovative and imitative new ventur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9, 33(2): 229-255.
[11] 朱晓红,张欣,孙淳.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4):143-152.
[12] 纪炀,周二华,李彩云,等.创业者信息扫描与创新机会识别——直觉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8):29-42.
[13] 邓巍,宋芮,周雯昕.女性社会创业:身份认同策略、合法性获取及绩效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24,32(4):579-593.
[14] HUANG Y, LI P, WANG J, et al. Innovative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female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Innovation &Knowledge, 2022, 7(4): 100257.
[15] VAGHELY I P, JULIEN P A. Are opportunities recognized or constructed: an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5(1): 73-86.
[16] CACCIOTTI G, HAYTON J C, MITCHELL J R, et al.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ear of failure in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6, 31(3): 302-325.
[17] STEPHAN U, UHLANER L M, STRIDE 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void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3): 308-331.
[18]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5.
[19] NAVEED A, SHABBIR G. Effect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indicators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a global sampl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164(2): 665-691.
[20] BARASA L, KNOBEN J, VERMEULEN P, et 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in East Africa: a firm level approach[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1): 280-291.
[21] CARRASCO I. Gender gap in innovation: an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4, 52(2): 410-424.
[22] LINAN F, JAEN I, MARTIN D. Does entrepreneurship fit her? women entrepreneurs, gender-role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cultur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8(2): 1051-1071.
[23] MARI M, POGGESI S, ABATECOLA G, et al.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Journal of Innovation &Knowledge, 2024, 9(3): 100519.
[24] WU J, LI Y, ZHANG D. Identifying women′s entrepreneurial barriers and empowering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worldwide: a fuzzy-set QCA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15(3): 905-928.
[25] 郑馨,周先波,张麟.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7,52(11):59-73.
[26] DOUGLAS E J, SHEOHERD D A, PRENTICE C.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20, 35(1): 105970.
[27] ANGGADWITA G,LUTURLEAN B S,RAMADANI V,et al.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emerging economy entrepreneurship: women entrepreneurs in Indonesia[J].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17, 9(1): 85-96.
[28] ITANI H, SIDANI Y M, BAALBAKI I. United Arab emirates female entrepreneurs: motivations and frustrations[J]. Equality Diversity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1, 30(5):409-424.
[29] MADICHIE N O, GALLANT M. Broken silence: a commentary on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2012, 13(2): 81-92.
[30] 郝喜玲,刘依冉,杜晶晶,等.失败恐惧的形成及对创业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21,29(9): 1551-1560.
[31] 何良兴,张玉利.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5):6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