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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symbiotic evolution of the formal system, informal system an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involve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of family firms, this study takes 34 family firms as case samples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al and obstruc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Can a single elemen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system drive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What are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stitutional entities that driv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 single condi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system is not a necessary factor to drive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of family businesses, and the single elements of second-generation multiculturalism, family entrepreneurship,family governance system, leadership identity, and family institution setting are no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improving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the complex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condition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system is the effective path to improve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2)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s that lead to high-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riple helix driven by "regulation-cognition-norm", the four-dimensional drive of "regulation-norm-cognition-identity", and the coupling type of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ubstitu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inkage effect of different subdivision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system of family firms on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offering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First, it addresses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by analyzing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moving beyond prior focus on individual traits (e.g., gender o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uccessors), and thus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Second, from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synergistic driving effect of five key factors at the two levels of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of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of family firms 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hich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revealing three driving path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this paper opens the "black box"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riving mechanism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mong different family firms. Third, the findings suggest actionable strategies for family firms, including adopting best practices, innovating formal systems (e.g., succession planning), and leveraging informal systems (e.g., trust-building) to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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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60%的增长贡献率来自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和竞争愈发激励以及新兴技术变革,对家族企业战略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家族企业存在“后继无人”的困境,研究显示,仅有30%左右的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传承至下一代,传承至第三代、第四代及以后的家族企业少之又少[1]。战略创业行为是家族企业摆脱“短寿”现象的有效工具[2],实施战略创业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在面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时,能够迅速调整战略、抓住机遇,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3]。代际涉入是家族企业中所有权、管理权由一代创始人向二代接班人变更的动态过程[4-5]。因难以传承创始人的经营理念、声誉等特殊资产以及两代人之间的认知冲突,二代继任者在介入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会出现下滑。权力交接是企业最脆弱的时刻,若在传承过程中出现失误,则会造成严重后果。代际涉入是一个长期过程,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在二代未进入企业时就已经开始,它是一个连续互动过程,涉及对二代继任者的考察、选拔以及培养,需要科学的代际涉入制度。
已有研究聚焦于家族企业代际涉入过程中家族治理[6]、职业经理人[7]、家族主义文化[8]等制度因素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家族企业战略目标不仅仅在于获取经济收益,其必须遵循非经济导向的家族逻辑,强调集体、忠诚和延续,加上社会中“任人唯亲”“圈子文化”等现象的影响,其代际涉入制度与战略创业行为关系复杂[9],简单应用因果对称性理解两者关系可能过于片面。制度理论认为,在组织中多种制度通过各种方式同时存在且相互融合,形成一致的组织认同,塑造组织多样化行为[10]。家族企业代际涉入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代际涉入制度组态是家族企业所有权及经营权传递的重要保障,其决定了家族企业能否培养、选拔正确的继任人,进而决定家族企业兴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多个代际涉入制度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路径。 本文以家族企业为样本,分析代际涉入制度与战略创业行为之间的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代际涉入制度的单个要素是否能驱动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驱动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主体有哪些?本文探究代际涉入多元制度要素之间的互动协同作用,以及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组合路径,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代际涉入制度对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对家族企业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实现战略创业的核心是摆脱传统模式束缚,包括摒弃裙带关系、削弱家族制权威,以及减少家族意志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其根本驱动力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治理。家族企业代际涉入不仅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传承,也是家族文化和创业精神的延续。二代多元文化是家族企业文化资本的异质性来源,其影响二代认知差异。家族创业精神表现出家族共享心智模式的延续性,能够体现家族价值传承,其作为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于家族企业中[11]。家族成员基于非正式制度中的传统价值观作出决策,企业文化和故事的塑造作用,使家族成员在代际涉入过程中更容易形成共识和认同感,进而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提高决策效率,有助于企业稳定和持续发展。股权分配细则等治理制度具有结构刚性,对应规制性制度的强制力。领导身份认同体现出代际涉入过程中的二代权力合法性,二代领导者身份是否被认同并非仅停留在心理认知层面,而是通过法定程序和职位赋权仪式完成制度化确认,是权威合法化的体现。作为组织载体,家族委员会等家族机构设置能够加强企业内部治理。此类正式制度为家族企业运营提供了明确的规则,能够削弱家族特权对企业战略创业的负面影响,规范家族企业战略行为。根据制度理论,组织中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互动与共生[12]。家族企业代际涉入过程中,二代多元文化和家族创业精神作为非正式制度,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和家族机构设置作为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
制度理论中的规则体系包含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二代多元文化意味着二代继任者接触并熟悉了不同的规则体系,包括其在不同国家、地区、企业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及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和交流的经历,可分为多元地域文化、多元企业文化及多元教育文化。多元地域文化为二代继任者提供了独特的资源,有助于其获取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进而识别不同国家市场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并在专业知识积累、语言能力提升、机会识别与利用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因此,二代在代际涉入过程中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实施前沿战略策略,进而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战略方向,提升战略创业效能[13]。二代在不同企业中的工作经历使其接触到多元企业文化,一方面,有助于二代解耦特定管理实践与其制度根源,学习多样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引入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方法,激发创新思维,促进企业创新和变革;另一方面,帮助二代建立广泛的商业网络和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家族企业获取资源与信息,实施战略创业行为至关重要。多元教育文化能够培养二代继任者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使其具备更广泛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14],对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具有独特的判断。尤其是在国际化布局中,二代继任者能够有效应对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挑战,通过渐进式制度变革实现战略创业的合法性积累[15]。
创业精神通过家族叙事和仪式实践升华为组织成员共同价值承诺,形成超越个体成员的制度化规范。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核心并非仅限于权力与财富单纯转移,而在于实现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逻辑再生产,通过制度化传承将创业精神转化为组织场域的规范性支柱。相较于管理机制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家族企业更依赖于家族创业精神,即在创立与发展过程中秉持创新、进取、承担风险和坚持不懈[16]。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受到愿景驱动、机遇捕捉以及问题解决导向的共同作用[17]。 制度理论强调,组织需要通过获取制度合法性以降低环境不确定性,而家族创业精神中的风险承担意识、机会识别能力等特质,直接推动企业适应或塑造制度环境。家族创业精神鼓励家族企业在代际涉入过程中不断开发新产品、进入新产业、拓展新市场,降低对原有业务的依赖,积极寻求新的战略方向,实现战略创新和多元化发展。家族创业精神中的变革导向使企业主动调整战略以匹配制度变迁,其蕴含的冒险意识、风险承担能力在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时能够激励家族企业抓住市场机遇,实现长远发展。
代际涉入过程中,家族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可能引起家族企业内部冲突[18]。通过制定专业化治理制度,家族企业能够确保自身核心战略和价值观得以延续,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安排调和代际传承中的制度矛盾,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为战略创业提供稳定的基础。在规制层面,家族治理制度将家族控制权转化为制度化决策程序,要求家族企业优化其治理结构,包括股权集中,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与权力,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从而降低家族企业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过程中的决策风险,有助于家族企业高效运作和稳健发展。部分学者认为,代际涉入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具有负面影响,家族企业所追求的家族控制往往不利于企业战略创新[19]。当面临代际涉入引发的制度逻辑冲突时,治理制度通过制度分层策略,在保留核心家族制度的同时叠加新的商业逻辑要素。随着正式治理制度制定,家族特权和私人利益的负面影响可能被减弱或消除[20]。有效的治理策略能够妥善解决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间的利益纷争,对家族成员权力实施必要的制约,提高企业中其他成员的合法性,有助于企业利用其独特的外部资源实现创新和战略变革。
二代继任者既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掌舵者”,也是整个家族的“掌门人”,在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0]。作为跨越家族制度逻辑与商业制度逻辑的“制度双元行动者”,其身份认同的形成需要经历三重制度性考验:规制性权威的法定化、规范性价值的共鸣化与文化认知模板的内化,能否获得其他成员对其领导者身份的认可会影响家族企业传承。家族企业代际涉入过程中,二代继任者往往面临合法性风险。在此情况下,二代通常通过推进新项目或开发新市场证明自身能力。只有当企业成员认同二代领导人身份时,才会拥护其决策,形成内部统一合力。此时,家族企业的“制度记忆”被激活,企业积累的社会资本将转化为战略创业资源,共同推动企业战略创业行为。若处于正式职位的二代继任者未能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感,则可能导致家族企业在战略创业行为实施过程中面临经营困境与挑战。在获得其他成员认同后,二代继任者的角色认同感增强,进而依靠家族资源支持快速建立个人权威,实施一系列改革行为,领导家族企业进行战略创业[21]。
为了实现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平衡家族利益和企业利益,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加强家族成员沟通和合作并培养专业管理团队。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家族企业开始通过设立家族机构(如家族理事会、家族办公室等)加强战略创业行为[22]。家族机构是家族企业中专门负责处理家族事务的组织,本质上是家族、商业制度逻辑的制度化载体,发挥协调家族成员关系、规范家族成员行为、传承家族文化,以及保护家族财产的作用。此类家族机构由家族成员组成,负责制定家族规章制度,促进家族成员间沟通和合作。通过促进家族规章制度与公司章程条款互嵌,构建战略决策的合法性双轨制,从而为代际涉入提供支持和指导。家族机构设立有助于家族企业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战略决策效率和准确性,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家族机构可增强家族成员间凝聚力和合作精神,为家族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减弱家族内部问题对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负面影响,确保企业战略顺利实施[23]。
在制度理论指导下,二代多元文化、家族创业精神作为代际涉入中的非正式制度要素,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和家族机构设置作为代际涉入中的正式制度要素,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为探究代际涉入制度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复杂驱动机制,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代际涉入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on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在处理多种并发和因果对称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此方法与本研究相契合:其一,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受到多个代际涉入制度影响,即“一果多因”。传统回归分析方法难以捕捉代际涉入制度中多要素的协同效应与替代效应,而fsQCA方法能够发现代际涉入制度要素的互补性组合,以及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的等效性路径。其二,传统回归分析方法隐含“原因与结果对称变化”的假设,而fsQCA方法能够突破此限制,揭示战略创业成功、战略创业失败影响因素之间的非对称关系。
本文研究对象为家族企业,研究样本数据来自苏浙闽地区家族企业调查问卷,原因如下: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苏浙闽地区企业占比达到42.2%。该地区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兼具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治理特征,为观察代际涉入制度与企业战略创业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典型场域。理论适配性方面,本文聚焦于代际涉入的制度化过程,而苏浙闽地区特有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与“家业同构”文化传统,构成了代际权力传递的制度情境,其地域文化特质使代际涉入行为呈现出制度化建构的典型特征,与本文研究问题深度契合。为筛选家族企业的代表性案例,本文遵循以下样本选择标准:第一,案例样本为家族企业,即企业创始人及其家人掌握50%以上的公司股权,同时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人与企业创始人及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亲缘关系。本文在家族企业范畴内作进一步筛选,即至少有两代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工作,且二代继任者与企业创始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亲缘关系。第二,由于战略创业行为为前瞻性决策行为,部分发生代际涉入的家族企业可能尚未实施战略创业行为。为确保本研究样本对象的可靠性,本文在发生代际涉入的家族企业中作进一步筛选。通过问卷预发放方式,以能够表征战略性创业行为特征的关键词为依据,判断发生代际涉入的家族企业是否实施了战略创业行为,并剔除未实施战略创业行为的企业样本。第三,多数发生代际涉入的家族企业已从创立期过渡到成长期或成熟期,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考虑,本文选取的家族企业样本中,企业员工总数需超50人或近3年年均收入超1 000万元。第四,本文选取的企业样本来自福建、江苏等地区,涉及批发零售、信息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研究数据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普适性。第五,问卷填写者为公司高层管理者且为家族代际涉入成员。本文最终研究样本为34个家族企业,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类别特征样本企业数量占比(%)企业年限5年及以下411.766～10年514.7111～15年514.7116～20年720.5820年以上1338.24企业规模50人及以下1029.4151～100人617.65101～500人1029.41501～1 000人38.821 000人以上514.71所属行业批发零售1544.12生产制造1544.12建筑业12.94信息技术服务12.94其它 25.88
2.3.1 结果变量
战略创业行为。借鉴何轩等[24]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家族内部交往网络、企业家特异性知识、创新以及家族企业独特治理结构4个维度测算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其中,家族内部交往网络量表题项包括“企业家族成员之间保持密切的社会联系”等,企业家特异性知识量表题项包括“企业老板拥有大量的私人商业关系资源”等,创新量表题项包括“公司对开发新的生产方法、流程或新的营销分销方式的重视程度”等,家族企业独特治理结构量表题项包括“企业老板会让信得过的雇员帮忙处理一些家族家庭事务”等。本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1～5分别代表“完全不重视”至“非常重视”。
2.3.2 前因变量
(1)二代多元文化。参照郝盼盼等[25]的研究,本文多元文化指数为多元地域文化、多元企业文化及多元教育文化指数之和。若二代具备海外学习、生活或职业背景,则设定X1为1;若二代具有跨越中国南北地区生活、学习或工作经历,则设定X2为1。多元地域文化指数被定义为X1与X2之和。此外,Y1代表二代历任职位数目;Y2代表二代涉足行业数量;Y3则代表二代服务过的企业数量。若二代在其它企业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Y4设为1;若二代在企业内部多部门具有工作经历,Y5设为1。本文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变量所占权重系数,多元企业文化指数可表示为0.268Y1+0.312Y2+0.309Y3+0.218Y4+0.153Y5。为了衡量多元教育文化指数,本文以二代是否选择修读双学位以及是否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作为评估标准。具体而言,若二代曾修读双学位,Z1赋值为1;若二代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Z2赋值为1。多元教育文化指数为Z1与Z2之和。
(2)家族创业精神。创业精神传承过程中,传播家族创业故事成为优化相关制度设计的关键渠道。若家族企业在代际涉入过程中存在家族创业故事传播,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3)家族治理制度。家族企业通过实施专业化治理制度确保代际传承顺利进行。在代际涉入过程中,若家族企业至少有“股权继承制度”“家族股权转让制度”“家族成员聘用制度”其中一项,则编码为1,无则编码为0。
(4)领导身份认同。二代获得作为领导者认可是确保传承顺利的关键[2]。若二代继任有“公司核心高管成员投票认可的制度”或“对其经营绩效考核的制度”其中一项,则编码为1,无则编码为0。
(5)家族机构设置。家族关系与企业运营息息相关,家族机构设置能够减弱家族矛盾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企业家族机构数量为n,则编码为n。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战略创业行为和二代多元文化经历两个连续变量进行校准。在校准前,对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本文中,代际涉入制度要素家族创业精神、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家族机构设置4个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将变量样本值的75%、50%以及25%分位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会导致校准值更多地向0与1两个极端方向分化,存在信息丢失风险并可能产生较多矛盾组态。因此,本文使用95%及5%分位值作为其完全隶属与完全不隶属的定性锚点。参照张明和杜运周[26]的做法,本文将模糊集隶属分数0.5替换为0.501,变量校准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校准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variable calibr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未校准原始变量描述性统计均值和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变量校准阈值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战略创业行为3.343113.6703.1675.0002.0002.2503.1674.875二代多元文化3.632123.5003.3278.6100.0000.5483.3277.210家族创业精神0.41214.0000.0001.0000.000家族治理制度0.58820.0001.0001.0000.000领导身份认同0.64722.0001.0001.0000.000家族机构设置0.58820.0001.0001.0000.000
本文对单个前驱条件(非集)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得分均未超过0.9的阈值,说明5个条件中不存在高战略创业行为和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仅关注各单项前因条件可能导致对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制度与战略创业行为联动效应的理解有限,需要进一步使用fsQCA探讨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制度的不同细分维度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与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组态。
表3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前提条件高战略创业行为一致性覆盖度非高战略创业行为一致性覆盖度二代多元文化0.7460.7630.5200.509～二代多元文化0.5200.5310.7580.741家族创业精神0.4040.5020.4190.498～家族创业精神0.5960.5180.5810.483家族治理制度0.6880.5980.4840.403～家族治理制度0.3120.3880.5160.612领导身份认同0.7320.5790.5580.421～领导身份认同0.2680.3880.4420.613家族机构设置0.7100.5370.4600.382～家族机构设置0.5960.5180.5400.640
注:“～”表示逻辑运算“非”
本文使用fsQCA3.0软件分别分析导致高战略创业行为与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组态,不同组态表示实现同一结果(高战略创业行为或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不同代际涉入制度。
3.2.1 产生家族企业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
本文以34个家族企业作为案例样本,属于中小样本,因而将频数阈值设定为1,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考虑到家族创业精神、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家族机构设置4个变量的粗粒化效应可能导致矛盾组态增加,正常组态减少,本研究将PRI一致性阈值调整为0.6。本文通过理论演绎、文献归纳等方式,明确家族企业各代际涉入制度条件对战略创业行为的作用方向,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假设单个代际涉入制度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贡献高战略创业行为,组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产生家族企业高战略创业行为的组态有3个(H1a、H1b、H2),H1a、H1b的核心条件一样,构成二阶等价组态,即二代多元文化、家族治理制度和家族机构设置对高战略创业行为发挥核心作用。此外,总体一致性为0.917,总体覆盖度为0.613,且每个组态一致性均大于0.8,符合管理领域QCA研究要求。
表4 实现高、非高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组态
Table 4 Configuration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of high-level and non-high-family firms
条件变量高战略创业行为H1aH1bH2非高战略创业行为NH1NH2NH3二代多元文化●●●家族创业精神●●●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家族机构设置●●●一致性0.9120.9371.0001.0000.9860.973原始覆盖率0.3150.4610.0320.1010.1270.110唯一覆盖率0.1200.2660.0320.0760.1020.110总体一致性0.9170.985总体覆盖率0.6130.313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可有可无的条件
(1)“规制-认知-规范”三螺旋驱动型。组态H1a指出,高二代多元文化、高家族治理制度和高家族机构设置作为核心条件,非高家族创业精神作为边缘条件的代际涉入制度可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高二代多元文化赋予的认知弹性使家族企业即使缺乏传统创业精神,也能通过文化嫁接重构战略创业的合法性基础,实现认知合法性的跨界重构。高家族治理制度能够通过风险共担条款(如家族信托、代际联席决策)降低个体冒险行为的潜在损失,使家族企业无需依赖高家族创业精神即可尝试战略创业,是规制合法性的风险治理。高家族机构设置使原本依赖个人权威的决策转化为程序合法性,既保留家族控制优势,又避免“家长式领导”对战略创业试错行为的压制,形成规范合法性的动态平衡。该组态表明,当规制(治理制度)、认知(多元文化)、规范(机构设置)形成制度三螺旋时,可突破单一要素局限,实现非高家族创业精神下的战略创业。该组态在新兴市场、政策波动较大的行业中更为适用,原因在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更多战略创业机会,二代多元文化带来的跨制度认知使企业能够识别制度空隙,通过治理制度中的风险共担机制,将制度落差转化为战略创业机会。
拥有此类代际涉入制度组态的典型家族企业包括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二代继任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以把握因传统商业模式转变带来的机遇。确保专业知识多样化的途径是将教育规划纳入企业继任计划。大部分案例企业二代继任者均具有家族企业内外工作经历或海外留学经历。以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继任者曾出国留学深造,毕业后在家族外的公司工作一定年限再进入家族企业。此外,代际涉入制度创新为家族企业战略创业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是家族治理制度构建和实施,龙津药业樊氏家族设立家族制度,以正式制度规制进行家族治理;二是家族委员会设立,主要负责处理家族事务,包括传承计划制定,以明确企业系统与家族系统的主次关系。
(2)“规制-规范-认知-身份”四维驱动型。组态H1b指出,高二代多元文化、高家族治理制度和高家族机构设置作为核心条件,高领导身份认同作为边缘条件的代际涉入制度可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组态H1b与组态H1a的核心条件相同,二代多元文化提供跨制度认知模板,治理制度和家族机构将其转化为正式决策程序,不同之处在于,该路径突出代际涉入的二代身份认同对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领导者与家族企业深度绑定,构建象征性权力结构。这种认同通过“意义赋予”将战略创业行为升华为家族使命,赋予战略创业行为天然合法性。该组态表明,二代领导身份认同在代际涉入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组态H1a的“规制—认知—规范”的制度三螺旋基础上,形成“规制—规范—认知—身份”四维框架,即高家族治理制度为规制维度,高家族机构设置为规范维度,高二代多元文化为认知维度,高领导身份认同为身份维度。该组态适用于中度制度复杂性、集权型传承的家族企业,二代领导身份认同有助于家族企业集权,驱动突破性创新,以避免企业多元权力冲突。
与H1a组态不同,该路径突出代际涉入的二代身份认同对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拥有此类代际涉入制度组态的典型家族企业包括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继任者曾出国学习深造,结束学业后在家族外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取得一定职业成就后进入自家公司关键岗位进行锻炼。海外留学经历和本地工作经验使继任者熟悉国内市场,了解行业前沿发展动向,通过工作逐步提升自身能力,从而获得高管团队认可。在继任者担任总经理一职期间,公司专门设有制度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考核,其需要作出一定成绩获得高管团队认可。
(3)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替代耦合型。组态H2指出,代际涉入中的高家族创业精神、高领导身份认同和非高家族治理制度为核心条件,非高二代多元文化和非高家族机构设置为边缘条件的代际涉入制度可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高家族创业精神意味着家族企业能够摆脱传统资源约束与制度惯性,一定程度上弥补家族治理制度与二代多元文化的缺乏。在非高家族机构设置下,高领导身份认同成为隐形协调机制,即决策无需通过复杂委员会协商,而是依赖领导者对家族价值观的“直觉式诠释”,大幅缩短从战略创业机会识别到资源调动的响应时间。该组态表明,正式代际涉入制度与非正式代际涉入制度能够形成替代性耦合。即当家族企业中的正式制度家族治理制度、家族机构设置缺失时,家族创业精神能够构建企业行动纲领,替代缺失的正式治理规则;当家族企业中的非正式制度二代多元文化缺失时,领导身份认同能够赋予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权威和合法性。该组态在高文化黏性、低制度密度、强危机驱动的情境中具有独特优势,其本质是通过非正式制度资本的集中式动员实现战略突破。但企业需要预防过度依赖家族传统导致的战略刚性,以及领导者个人失误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等。
拥有此类代际涉入制度组态的典型家族企业为梦娇兰日化。其创始人常向二代继任者讲述自己如何将梦娇兰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三层民房“小作坊”,变成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故事,由此构建家族共同价值观体系。梦娇兰借助家族创业故事传播家族创业精神,既提升二代继任者对企业战略创业的认可度,也有助于获取外部资源支持。在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下,梦娇兰二代继任者对电商渠道表现出较大的兴趣,成立了电商事业部,相关成绩获得公司创始团队认可。
3.2.2 产生家族企业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
本文检验了产生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结果发现,产生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的组态有3个。组态NH1中,非高家族机构设置为核心缺失条件,非高二代多元文化为边缘缺失条件,高家族治理制度为核心存在条件,高家族创业精神为边缘存在条件,领导身份认同是可有可无的条件。由此说明,当家族企业专业机构缺失以及二代继任者缺乏多元文化经历时,即使家族企业具有治理制度与家族创业精神,也会导致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缺失。组态NH2中,非高家族机构设置为核心缺失条件,非高领导身份认同为边缘缺失条件,高二代多元文化和高家族创业精神为核心存在条件,家族治理制度是可有可无的条件。由此说明,当家族机构设置、领导身份认同缺失,即使家族企业具有家族创业精神以及二代多元文化,也难以实施战略创业行为。组态NH3中,非高二代多元文化和非高家族创业精神为核心缺失条件,非高家族治理制度为边缘缺失条件,高领导身份认同和高家族机构设置为核心存在条件。由此说明,当家族企业缺乏创业精神延续、家族治理制度、二代多元文化时,即使具备家族治理制度、家族机构设置,也难以实施战略创业行为。
本文采用调整案例频数阈值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27],将案例数阈值由1提高至2,得到的高战略创业行为组态、非高战略创业行为组态与前文一致(篇幅所限,数据未在文中报告),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家族企业代际涉入是实施战略创业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不断完善的代际涉入制度是家族企业顺利传承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家族企业代际涉入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战略创业行为互动与共生演进关系视角出发,以34个家族企业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条件组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单个条件并非驱动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必要因素。二代多元文化、家族创业精神、家族治理制度、领导身份认同、家族机构设置单个要素不是促进战略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代际涉入制度中多条件的复杂组合是促进战略创业行为的有效路径。从侧面说明,单个条件要素难以成为制约战略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因而促进战略创业行为存在多种实现方式。
(2)存在3种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组态。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3种产生高战略创业行为的代际涉入制度类型,可归纳为“规制-认知-规范”三螺旋驱动型、“规制-规范-认知-身份”四维驱动型,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替代耦合型,体现了不同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多重实现方式。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已成功实施战略创业的其它家族企业,对代际涉入制度进行适时创新,从而促进战略创业行为。
(1)现有研究仅讨论了二代继任者性别、文化背景等个体特征,较少将战略创业行为置于家族企业代际涉入情境中进行探讨。随着时间演进与组织规模扩大,家族企业代际涉入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构建将齐头并进。二代继任者如何在现有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制度框架内,通过一系列战略创业行为实现创业精神传承?本文基于代际涉入情境,探讨家族企业代际涉入制度与战略创业行为的关系及影响机制,丰富了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问题研究视角。
(2)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实证探讨家族企业代际涉入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5个关键因素对战略创业行为的协同驱动效应,通过揭示“规制-认知-规范”三螺旋驱动型、“规制-规范-认知-身份”四维驱动型,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替代耦合型3条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驱动路径,打开战略创业行为驱动机制的“黑箱”,进一步揭示战略创业行为驱动在不同家族企业间的差异,丰富了代际涉入制度视角下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驱动机制研究。
(1)探索最优实践。代际涉入制度视角下,任何单一形式的高水平前因条件均不能引致高水平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因此,家族企业实施高水平战略创业行为,应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优化思维,聚焦于“组态协调”,注重多方能力协调提升,参照“高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组态模板”在代际权力交接中实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二维动态校准。通过建立家族战略委员会,定期评估不同代际成员价值观融合度、治理制度有效性及领导身份共识性,识别当前战略创业过程中的核心矛盾(如治理滞后或文化断层),针对性地激活互补性要素组合。高水平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可借助“规制-认知-规范”三螺旋驱动型(H1a)、“规制-规范-认知-身份”四维驱动型(H1b)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替代耦合型(H2)3条路径实现。因此,需立足企业特征,选择契合代际涉入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的高战略创业行为实现路径。
(2)创新正式制度。第一,设置家族治理机构。对于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可考虑设置家族理事会或家族大会。家族治理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家族章程、明确家族成员权利与义务、监督家族企业战略方向以及协调家族内部利益关系。第二,设计二代身份认同制度。确立双轨认证程序,除内部董事会成员外,还引入管理咨询公司专业人员对二代继任者进行领导力测试。只有在双重认证达标后,二代才能获得继任者身份。构建“三会一层”治理架构(家族委员会确定战略方向,联席董事长会议进行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明确各层级决策权限清单。构建创业项目孵化机制,要求二代继承人主导新项目并设置创新系数考核指标。第三,完善制度实施保障体系。设计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召开制度检讨会,对代际涉入制度进行动态调整。配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发代际知识转移图谱软件,实现隐性经验编码化、传承过程可视化,避免战略创业过程中的传承风险。总之,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与代际涉入制度密切耦合。
(3)重视非正式制度。第一,实行继任者培养、锻造计划。在教育背景配置上,对二代继任者的学历进行规划性提升。尤其是具有科技属性、技术壁垒的家族企业,其二代继承人需要积累相关产业知识储备。在职业发展路径上,鼓励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在外自主求职,通过加入投资公司、金融机构等进行市场化历练,培育投资、金融等相关业务能力,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业务模式。在权威建立机制上,构建“创业勋章”积分体系,通过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方式获取团队认可,在家族企业内部逐步确立领导角色的权威性。第二,开展创业精神制度化的“四化”工程。文化具象化上,编制《家族创业白皮书》,量化定义创业精神的行为准则。教育体系化上,建立家族创业学院,设置课程模块并配套AR技术还原重大决策场景。考核显性化上,将创业精神融入KPI体系,设置“持续创新系数”。传承仪式化上,设计“创业火炬”交接典礼,并嵌入股权授予、战略宣言发布等法律程序。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聚焦于家族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探究代际涉入制度要素影响战略创业行为的组态,未考虑外部影响因素。未来可将外部政策环境、行业竞争强度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探讨其对代际涉入背景下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第二,本研究使用截面数据探究代际涉入制度要素与战略创业行为之间的静态关系,未来可收集更加丰富的个案资料,结合时序QCA方法进行动态研究,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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