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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starts with a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origi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n, the discussion of dynamic and unique dimensions of firms'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s conducted, and four development modes of firm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re analyzed considering the variation in these two dimensions mentioned before. These four modes are inertial development mode, re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mode, isomorphic development, and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second part, a systematic sorting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literature is conducted, including explanations from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The study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curr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explaining the variety of development mod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nalyzes why these three schools of literature fail to explain all the mode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one by one.
After that, an emerging theory of institution named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is introduced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future research with the guidelines and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study regards this theory as a meta-theory when trying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firms'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 compatible treatment of 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ag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researchers to choose between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s institutional logic has the function of connecting the external macro-force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with the internal micro-foundations.
Specifically, it provides two theoretical interfaces to connect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with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first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dominant logic transition, and the other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logics coexistenc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help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s, avoiding the need to emphasize solely the shaping (selective) rol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an organization is embedded or to isolate the function of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or motivation i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forecasted from two aspec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pportunities and contextual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utur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gap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s adoption, research on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 Meanwhile, contextual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clude the green innovation field, which relates to environmental logic,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novation field which relates to state logic and efficiency logic, and the 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 field which relates to soci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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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能力是决定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因素[1],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作为具备文化嵌入性的“游戏规则”,制度可为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提供机会或约束[2]。将创新能力置于“技术—社会”系统中,探讨不同层次制度规则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尽管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创新能力发展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但仍面临重大挑战:第一,理论基础多元化。相关文献散布于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制度理论领域[3-6],涉及制度比较优势、交易成本分析、组织同构等不同研究议题,研究间对话壁垒较高。第二,研究层次单一化。无论是基于何种制度理论流派,现有制度与创新能力发展关系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强调宏观结构之于组织个体的首要性[6],缺少来自微观、中观以及跨层次视角的解读。第三,现实解释力有限。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呈现多元化与异质化特征,而以往任一制度流派的研究都无法充分回答企业创新能力在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复杂变化,这极大限制了制度理论与创新能力研究融合发展。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厘清创新能力发展概念内涵,基于动态性维度与独特性维度剖析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4个方向以及各自特征;对照两大维度与4个方向,梳理不同制度研究流派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解释机制与解释范畴;总结三大主流制度理论在分析创新能力发展上的优势与局限;探讨以制度理论的前沿成果(制度逻辑观)作为元理论开展后续研究的应然性与必然性;从理论构建机遇和情境化研究机遇两个方面,提出将制度逻辑观与创新能力发展研究相结合的未来研究方向以及若干研究问题,期待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不仅阐释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面临的困境,而且从理论根源上剖析这种困境成因,为后续研究提供突破困境的可行方案,进而为确保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与统一性奠定基础。
企业创新能力概念源于企业能力理论在创新管理领域的应用。一方面,该概念基于演化经济学与核心能力理论,将创新能力视为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传衍性的组织惯例集[7];另一方面,该概念融合了创新经济学与动态能力理论思想,强调创新能力通过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资源编排方式帮助企业适应动态环境。在部分研究中,能力发展、能力演化、能力提升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义词。实际上,能力发展描述了能力创建后的状态、性质或结构变化[8]。能力发展研究的目的是回答“企业竞争优势如何延续”这一战略管理领域的经典议题。
回答上述问题无法回避对创新能力独特性与动态性的探讨。具体而言,创新能力独特性关注焦点企业与竞争者能力发展方向是否一致。当能力独特性增强时,意味着企业相关组织惯例集或资源配置方式与同类企业差异越来越大;当能力独特性减弱时,意味着企业相关组织惯例集或资源配置方式与竞争对手趋同[9]。创新能力动态性关注能力在时间维度上是否发生变化。当能力动态性增强时,意味着企业相关组织惯例集或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当能力动态性减弱时,意味着企业创新相关组织惯例或资源配置方式变化不大[10-11]。因此,能力独特性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扩大差异创造竞争优势;能力动态性维度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不断动态调整实现环境适配与持续生存。
围绕企业创新能力在动态性和独特性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方向分为4个,即惯性发展、重构发展、趋同发展、异质发展,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维度与方向
Table 1 Dimensions and directions of firms'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能力发展维度比较对象能力发展方向动态性与企业自身比较惯性发展重构发展独特性与同行企业比较趋同发展异质发展
1.2.1 企业创新能力在动态性维度上的发展差异:惯性发展与重构发展
能力惯性发展是指由于利润驱动,企业复用并强化那些能够触发租金创造与占用的组织惯例或资源编排方式。一旦企业创新能力与绩效构成正反馈关系,能力就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进而导致企业行为刚性和锁定效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沿既定轨道惯性发展的、制度化的能力仍是企业租金创造与占用的重要来源[12]。当外界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消费者偏好变化或产业生命周期进入衰退期,沿既定轨道惯性发展的能力极可能由企业竞争优势转变为企业竞争劣势。能力惯性发展的主要成因如下:一是组织成员认知惯性,导致能力复用与强化;二是组织风险厌恶倾向,面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部分企业愿意采用挖掘和利用已有能力的方式维持自身竞争优势;三是互补资产专用性与以往资源投入的约束,专用性导致某些资产无法顺利转移至新能力建设过程中,因而沿既定方向强化已有能力成为保守选择。
能力重构发展是指能力在结构上发生改变,是切换能力发展方向的过程。根据Lavie[13]的研究观点,能力重构发展包括能力替代、能力转化与能力演化。其中,能力替代主要关注能力组合或能力构型的变化;能力转化与能力演进主要关注能力组合中子能力的变化,是构成子能力的组织惯例获取、摒弃或修正。引发企业创新能力重构的原因如下:从管理认知角度看,管理者注意力转移可为企业创新能力跃迁提供微观解释[11,14];从组织特征角度看,高管团队特征、组织学习、网络关系变化是推动能力重构的关键[15];从产业环境角度看,演化理论认为环境变迁(制度、技术、市场等环境)是驱动能力重构的重要因素。
1.2.2 企业创新能力在独特性维度上的发展差异:趋同发展与异质发展
能力趋同发展是指在面对相同制度性压力或竞争性压力时,为了获取合法性或降低不确定性,企业在组织惯例上采取与其它企业相似的做法,进而导致能力趋于同质化的发展过程。合法性驱动的能力趋同过程中,在模仿压力、强制压力与规范压力下,为获取合法性和关键资源,企业会采用标准化运营流程或特定规则结构,最终导致能力同构[16-17]。效率驱动的趋同现象在成熟行业更为普遍。在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以寻求效率为目标的模仿行为会产生同构知识转移机制,并导致“能力陷阱”。正如Porter(1996)所述,“当竞争对手模仿他人成就的时候……战略开始收敛,并且竞争将变成同一赛道上的赛跑,最终无人能胜出”。因此,对于创新能力发展而言,对抗同构力量、保持能力独特性至关重要。
能力异质发展是指焦点企业创新能力朝着与同类企业差异逐渐扩大的方向发展。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需要积累与其它企业不同的创新能力[18]。Jacobides等[9]认为,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偏离行业共性特征的原因隐藏在与决策者认知密切相关的微观机制中。一方面,在企业创新能力创建初期,由于情境、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个人感知能力差异,不同组织行动者面对相同问题会采取不同起始解决方案,这为后期差异化组织惯例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不可逆的资金投入、沉没成本、资源承诺增加导致企业最初选择差异在能力发展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从未停止从制度角度探索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奥秘与规律。制度理论作为一个标签,在不同学科领域指向不同理论,并延续不同理论分析脉络。政治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方式与规律进行解释。因此,本文重点梳理上述3个学科最具代表性的制度理论流派,即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主义中有关企业创新能力发展问题的观点。
比较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比较资本主义领域的文献通常关注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制度嵌入性。这类研究通常认为国家或区域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能力成长发挥重要作用,注重评估国家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19-20]。例如,Lehrer(2000)基于国家层次分析发现,在德国制度框架下,突破性高科技创新实际上只占德国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小部分,德国传统优势在于中等技术的渐进式创新。同类研究基本延续了这种采用数据检验宏观制度与国家创新产出关系的传统。运用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的短板如下:第一,研究假设国家是最重要的分析单元,并设定理想企业类型,假设企业间无差异[3],由此导致针对企业个体目标的分析无法展开。第二,含蓄地将企业视为“制度接受者”,企业战略由制度环境决定,由此导致研究最终回归到“寻找相关性”,而非评估特定制度对企业实践及其结果的实际影响。第三,基于国家数据的研究隐含将企业所处制度背景与国家经济体系视为封闭系统的假设,忽视了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的影响[21],削弱了将特定国家企业创新能力发展与制度环境相联系这一观点的说服力。
当焦点转向国家内部时,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了相较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理论与实证研究所预期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国家制度背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将企业制度环境视为动态变化因素。政府和公共政策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例如,熊焰和杨博旭[3]认为,制度环境发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情况,这种差异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杜梅等[22]发现,企业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监管环境; 俞睿骁等(2022)发现,我国正式制度与传统主义文化同时存在,两者构成企业高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这些制度差距导致的员工流动水平差异、价值独占性风险差异、融资方式差异均会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方式。因此,尽管基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企业创新能力分析研究部分解释了创新能力发展在独特性维度与动态性维度上的变化,但这些研究的分析单元主要停留在国家与区域层面,研究结论具有局限性,无法对同一区域内企业个体间创新能力发展差异作出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能力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为规范和管理经济交易而制定的体制规则、治理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关系。这种体制规则和治理结构既可以是企业层面的,也可以是产业或部门层面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设定和制度变革目的一般与降低交易成本或不确定性风险有关。在整合制度经济学框架与能力理论时,学者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
以Nickerson&Zenger(200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能力概念与制度经济学存在互补关系。能力理论有助于管理者理解自身需要哪种资源,而制度经济学可以告诉他们如何获得并整合上述资源。Lo等[23]运用理论叠加方法,探究组织能力对公司交易合同定价形式的影响;Langlois(1999)提出,交易成本会调节行业内与行业间的能力分布;Jacobides&Winter[5]构建了交易成本与能力共演的产业演化模型。这类研究的共性在于,在整合能力观与交易成本理论时更加强调能力观的解释性,即能力优先(Capability First)。该类研究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与组织学习会直接影响治理结构,但忽视了其它替代路径。“能力优先”理论整合方式导致能力异质性被视为客观存在。然而,这种能力异质性的观点无法提供相应的选择模型,对能力在独特性维度上的发展缺乏解释力。
Argyres&Zenger[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未将异质性作为理论焦点,但依然提出了解释能力异质性形成的有效机制,如资产专用性和知识治理。第一,在交易成本理论文献中,驱动企业边界选择的关键概念(如资产专用性)直接与企业能力异质性形成相关。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治理研究认为,能力产生于交换过程或交换协议达成后的共同专用投资。通过共同专用化,大量同质供应商会被兼并成少数有实力的供应商。这种共同专用投资产生了“可供使用的准租金”,进而带来昂贵的议价、合同协商与执行。因此,为促成共同专用投资而作出的治理选择会支持某种资产组合,这种资产组合正是能力异质性的主要来源。第二,制度经济学在企业如何组织知识探索与传播行为方面提供了重要洞见,而对知识本身或知识生产过程的有效治理有助于促进创新能力产生[24-25]。受限于静态化分析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尽管未对创新能力在动态性维度上的发展变化进行解释,但依然提供了部分解释机制以解答企业间创新能力异质性问题,进而部分回答了能力在独特性维度上的发展变化。
资源基础观与能力理论认为,初始状态下企业资源组合或能力构型异质性是企业间创新能力差异的起源。因此,在整合新制度主义与能力理论时,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同能力差异的先天性,同时强调为了生存与发展,企业需要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交换。在获取合法性的同时,企业会将制度因素融入组织结构,进而导致企业行为与能力趋同。因此,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同一制度场域内创新能力发展是趋于收敛而非发散的。新制度主义虽然能够解释企业在主导制度逻辑作用下的同构行为,即为获取合法性而出现组织行为趋同现象,却因无法解答同构压力下个体能力存在的独特性现象而饱受质疑[26]。
在解释创新能力发展的动态性上,新制度理论通常将其与制度转型、制度变迁、制度演化现象相联系。例如,刘兆国和蔡莉(2020)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动态演进能够驱动创新能力形成与提升,它通过改变制度安排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创新能力动态发展提供新的机会。Ekman&Rondell[27]认为,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是促进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机制,发现能力发展过程中包含多个主动或被动从事制度工作的行动者。行动者可以通过即兴而非精心编排的制度工作改变制度的规制基础、规范基础与认知基础,进而从企业内部、外部与边界3个方面加快企业创新能力动态变化,最终实现市场创新。
本文对三大制度理论在企业创新能力领域研究的分析层次、作用机制、解释范畴进行梳理与回顾(见表2),发现制度理论视角下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表2 不同制度理论学派对能力发展问题的剖析
Tab.2 Analysi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ssues from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theory schools
项目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主要分析层次国家层面社会层面部门层面产业层面社会层面场域层面理论关注焦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济交易规则治理体系与结构社会文化场域规则关键作用机制理性选择制度嵌入性交易成本分析资产专用性合法性机制制度工作对创新能力发展的解释与局限部分解释能力独特性维度的发展;部分解释能力动态性维度的发展部分解释能力独特性维度的发展;没有解释能力动态性维度的发展可以解释能力动态性维度的发展;没有解释能力独特性维度的发展
(1)现有研究在理论传统上大多强调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嵌入性,限制了组织能动性作用,忽视了组织行动者在理解制度存续与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嵌入性意味着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被视为组织对环境的被动适应,驱动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被归结于组织外部高阶制度力量。强调组织能动性,即组织可以独立自主选择能力发展方向与方式,就是强调经济行动者有能力尝试按照对自身有利的方向重塑能力与环境。尽管多数情况下这种重塑可能以失败告终,但是少数成功案例证明一旦成功就能创造巨大的商业财富,并可能引发系统变革。实际上,创新能力是个体能动性与制度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现有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较少考虑组织嵌入性和能动性问题[28]。对这两种力量进行统合思考的重要前提是找到兼容组织能动性与嵌入性的理论视角。
(2)上述3个学派的制度理论均无法充分解答企业创新能力在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双重发展。由于创新能力概念融合了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的双重特征,描述能力发展特征仍需回归到能力独特性与动态性上。当前制度研究中,比较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了不同区域企业能力在横向比较时的差异;新制度主义主要解释了相同制度场域内企业能力同向演化原因。两者为基于制度理论视角观察能力在独特性维度上的变化发挥互补作用。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基于交易成本与能力共演视角,对产权制度与能力如何相互影响、动态演化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对能力独特性发展并未给出直接理论依据。
(3)在论述制度与能力发展关系时,上述理论流派主要基于宏观结构视角,强调结构之于行为的首要性[29],缺少来自微观视角的解读。无论是关注国家制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关注产权与交易规则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是强调组织场域文化的新制度主义,都将制度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高阶力量。这种高阶力量可以在企业创新能力孕育与发展阶段提供约束或机遇。实际上,它通过价格均衡、合法性等一系列宏观机制对相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发挥无差别的塑造作用。对于企业个体如何选择性地受制度影响的探讨不足,特别是从管理认知和组织行为出发的微观机制尚不明晰[30],导致现有研究较少基于内生视角对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关系展开讨论。
一直以来,新制度主义因无法解答同构压力下组织异质现象而遭受质疑[26]。为解决上述问题,近年来制度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制度变迁、制度多元化以及制度复杂性等制度框架下的组织行为问题。由此,制度逻辑研究成为组织理论中发展最迅速的学术领域。制度逻辑最早由Alford&Friedland(1985)引入,用于描述现代西方社会制度中固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相互矛盾的实践和信仰,并率先将其应用于组织行为研究。在此基础上,Jackall(1988)将制度逻辑定义为“复杂的、由经验建构的一套规则。在其之下人们以一种规则化和可预测的方式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创造和再创造活动”。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Thornton&Ocasio[31]将制度逻辑定义为“由社会建构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假定、价值观、信仰和规则,它支配人们对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为社会现实赋予意义”。简单来说,制度逻辑定义了制度的内容与意义,代表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不同领域的“游戏规则”[32],它嵌入在组织成员认知与偏好中,塑造后者的认知与行为。随着制度逻辑概念研究深入推进,采用制度逻辑及衍生的逻辑多重性概念界定制度环境的内涵、意义以及与行动者关系的元理论及分析方法——制度逻辑观被提出[33]。围绕一系列基本假设,制度逻辑观为研究者理解制度情境如何调节个人或组织行为并为能动性与变革提供机会作出了解释。本文对制度逻辑观中3个与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假设进行简要说明。
(1)制度逻辑观认为,个人或组织具备嵌入式能动性。个体是嵌入在制度系统中的,制度逻辑会塑造个体偏好、组织利益及行动,主导制度逻辑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制度逻辑并不提供特定行动脚本,而是建立组织行动和引导利益的核心原则。
(2)制度逻辑观将社会看作一个交互制度系统,即任何组织面对的情境都会受社会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多重影响,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冲突、矛盾与互动决定了组织行为异质性。
(3)制度逻辑的层次性。与以往强调社会层面制度逻辑对个人与组织的影响不同,制度逻辑观作为一种元理论,其应用范围更加宽泛。制度逻辑观认为,制度逻辑是可以在组织、场域(行业)和社会3个不同层面上存在和发展的。
主导逻辑变迁与多重逻辑共存是将制度逻辑观引入创新能力发展研究的重要接口,也为研究能力发展在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情境。
3.2.1 主导逻辑变迁
在制度研究中,主导逻辑通常是指在场域内对行为主体认知与行为发挥主要塑造作用的某个关键制度逻辑。主导逻辑研究大多关注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制度逻辑对场域内组织制度的同构作用。例如,Raynard等(2021)运用跨层次比较研究方法分析发现,旧的主导逻辑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印刻效应;Hills、Voronov & Hinings(2013)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酿酒业修辞史分析发现,在试图设立新的主导逻辑过程中,酿酒商们受到“低质量、大规模生产”旧主导逻辑的影响。上述研究中,主导逻辑通过制度印刻方式被嵌入特定制度领域的组织身份与基本属性中,告知组织默认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范式,进而影响组织在制度范畴内甚至范畴外与其他实体互动的能力。
作为一种外生力量,主导逻辑能够反映指导组织行动的价值与规范体系,是抑制变异与创新以及组织获取稳定性与一致性的机制。因此,具体到企业创新能力发展问题上,不难发现,主导逻辑既可以是能力塑造的前因,也可以是导致能力刚性与能力同构的关键。实现创新能力变革式发展,企业需要摆脱既定主导逻辑束缚。因此,主导逻辑变迁成为能力动态发展研究的关键。制度逻辑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两种主导逻辑变迁结果,即新逻辑对旧逻辑的替代以及新逻辑与旧逻辑共存[33-34]。其中,新逻辑替代旧逻辑意味着组织需要通过忘却式学习(unlearning)为新的心智地图让路。忘却式学习是企业消除旧逻辑、旧行为模式并为新逻辑与新能力提供发展空间的过程[35]。回到能力独特性维度,主导逻辑更替不过是引发了新一轮同构行为与能力同向演化。主导逻辑更替虽然能够破解能力刚性发展困境,但不能确保个体能力异质性发展。因此,从多重逻辑共存角度对创新能力异质性发展进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
3.2.2 多重逻辑共存
多重制度逻辑共存与组织行为关系研究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第一,关注多重制度逻辑对组织行为的共同塑造作用;第二,关注组织领导者和参与者如何利用多重制度逻辑为组织变革及发展创造诠释空间与战略意义。基于交互制度系统与嵌入式能动性的基本假设,两类研究均对组织异质性作出了解释,也为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化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
前一分支的相关文献通常将多重制度逻辑视为互不相同的外部要求,它们或兼容或冲突,但都会对组织具体行动过程或行动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这类研究观点如下:组织能力并不是由单个制度逻辑塑造的,而是多重制度逻辑同时施加影响后的叠加效果。例如,Zhou等[36]考察效率逻辑与国家逻辑对中国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度的国有股权占比能够促使上述两种逻辑在塑造企业创新能力上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创新产出,Pahnke等[37]检验3类投资伙伴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遵从专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能够促使新创企业培育较强的商业创新能力而非技术创新能力;遵从公司逻辑的企业投资者与遵从国家逻辑的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帮助远不如遵从专业逻辑的风险投资者,因为前者制度逻辑特征会约束新创企业资源获取效率。文献回顾发现,与仅关注主导逻辑的研究相比,考虑多重制度逻辑共塑作用的研究能够弥补新制度主义在解释组织异质性上的不足。尽管这些研究考虑了不同制度逻辑的功能性差异,但未涉及不同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而这种相互作用是能力异质性的重要来源。
另一分支的相关文献通常将多重制度逻辑视为相互竞争的内部主张,侧重考察如下问题[30]：制度复杂性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何种影响?组织在面对上述制度复杂性时会制定何种创造性解决方案?组织如何创造性地结合多重制度逻辑以寻求发展机遇?相关研究的重要发现如下:当局限于一种逻辑导致组织能力相形见绌时,可通过借鉴多重制度逻辑形成混合组织,进而发展特定能力。例如,市场逻辑与科学学术逻辑相结合能够加速生物科技公司药物研发[38];市场逻辑与慈善逻辑相结合有助于小额信贷组织开展组织创新,从而实现扶贫目标(Battilana &Dorado, 2010)。尽管部分学者强调,整合多种逻辑会为创新与能力发展带来机遇,但也会导致制度复杂性问题。因此,遵从相同的制度要求可能导致创新能力惯性发展或发展停滞问题,但接受多重逻辑的影响也可能招致过度变革与内部冲突。当变革导致一种逻辑的主导地位或多种逻辑的均衡状态发生崩塌时,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弱化组织创新能力[32]。
引入制度逻辑观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制度逻辑观不仅能够弥补以往制度理论在解析能力动态发展与独特发展问题上的不足,而且为探讨制度与组织特征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1)制度逻辑观为探讨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成为联系制度理论与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制度逻辑观对组织嵌入性与能动性的兼容处理,使研究者无需在制度与创新能力关系的内生观点与外生观点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制度逻辑具备连接那些影响创新能力发展的外部宏观力量与内在微观基础的功能。一方面,它承认历史性、社会性力量对场域内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能够某种无差别的同化作用;另一方面,它接受企业具有以独特方式理解、加工、改造制度逻辑,从而按组织自身意愿发展创新能力的观点。
(2)与以往创新能力研究关注单一组织特征概念不同,制度逻辑定义了规范、价值观和信仰,它们共同构成组织行动者认知[38],并为战略利益和决策制定提供集体理解。制度逻辑内容与构型能够塑造组织类别及其行动,为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提供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理解[39]。
(3)对多重制度逻辑的关注为从制度理论视角讨论创新能力变异发展提供可能。多重制度逻辑为创新活动提供可供选择的指导原则,对构成能力的组织惯例施加差异化影响。在结合多重制度逻辑时,企业会作出不同的能动反应。这为解释企业创新能力如何在发展过程中突破路径依赖、避免能力陷阱,从而实现异质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制度逻辑观有助于研究者从社会与组织互动关系角度理解创新能力发展,避免单纯强调组织所处社会环境的塑造(或选择)作用或孤立看待组织个体认知或动机在能力发展中的功能。
不同制度理论流派在解析企业创新能力发展问题过程中具有哪些优势与局限?制度理论的新发展能否全面回答企业创新能力发展中的多元化与异质化现象?围绕上述两个研究问题,本文系统回顾了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主义3个理论流派的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并从能力发展动态性维度与独特性维度以及4个能力发展方向,对不同制度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嵌入性,忽视了组织能动性以及组织行动者根据自身能力推动制度存续与变革的重要意义。上述3个流派的制度理论均无法充分解答企业创新能力在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双重发展。在论述制度与创新能力发展关系时,上述理论流派主要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强调结构之于行为的首要性[29],缺少来自中观与微观视角的解读。
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寻找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理论视角对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关系进行充分解析。追踪制度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发现,制度逻辑观在解释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动态性与独特性问题上具有先天优势。
(1)制度逻辑观关于嵌入式能动性的假设以及对行动者认知的关注不仅能够弥补以往制度理论在解析能力发展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不足,而且为基于社会和组织互动关系视角探讨制度与组织能力特征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工具。
(2)主导逻辑变迁与多重逻辑共存的分析思路既为研究者将制度逻辑观引入创新能力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接口,也为研究能力发展多元化与异质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情境。
(3)制度逻辑观对组织层面、场域层面和社会层面制度逻辑的系统关注,为从宏观、中观、微观甚至是跨层次制度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发展问题提供了支撑。
目前,制度逻辑视角下的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从理论构建机遇与情境化应用机遇两个方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见图1)。
图1 未来研究方向
Fig.1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4.2.1 理论构建机遇
(1)创新能力缺口与制度逻辑采纳决策关系研究。能力缺口是企业期望拥有的能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Teece, 2007),也是影响企业变革与发展决策的关键因素。作为决策变革,企业对新制度逻辑的采纳可能受到创新能力缺口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制度逻辑可被视作有价值的战略资源以弥补能力缺口 [40-41]。上述结论与企业行为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即企业会因能力缺口导致的绩效落差而实施变革或创新行为,从而实现能力关差。然而,基于威胁刚性理论的竞争性解释认为,由于存在信息壁垒和资源约束,面对能力缺口,企业倾向于规避风险,进而阻碍自身对新制度逻辑的采纳。面对冲突的理论预测,未来研究需要探索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寻找整合两种解释机制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不同边界条件下哪种机制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边界条件涵盖个人、组织以及场域层面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者认知特征、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社会地位、组织身份、行业成熟度、行业环境动态性等。
(2)制度逻辑与创新能力共演关系研究。近年来,制度逻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这一问题受到管理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42]。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某种具体制度逻辑(如国家逻辑或市场逻辑)对企业创新能力或创新活动的线性影响,忽视了两者互动关系及动态过程。制度逻辑与企业创新能力共演机制既是连接宏观社会力量和微观组织特征的重要环节,也契合制度逻辑观关于嵌入式能动性假设的表述。因此,未来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应注重制度逻辑与创新能力互动,关注两者共演关系形成过程,并对共演规律与共演机制展开跨层次分析。未来研究可从组织嵌入式能动性的基本假设入手,将行动者认知作为连接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能力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引入意义建构和注意力分配两种理论机制,解析由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引发的主动制度变革、制度重建、制度操控,从而塑造新规则和标准的现象[33]。例如,创新会带来组织情境变化,促使组织对注意力进行重新配置并激活新的身份、目标、图式,为释放个体能动性创造机会,引发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进而对宏观层面的制度逻辑进行类比、组合、转换。意义建构是理解制度逻辑被组织行动者加以改造的关键机制,创新能力发展带来的变化会引发组织针对环境的意义建构行为,而这种意义建构可能会引发多重逻辑关系调整或新制度逻辑涌现。
(3)制度复杂性与创新能力结构关系研究。在创新领域,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某种制度逻辑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单一影响或多重制度逻辑对某种要素创新能力的叠加影响,较少关注多重制度逻辑间内部关系对能力结构的影响[43]。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制度复杂性角度出发,剖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结构特征的影响。与关注技术创新能力、战略创新能力等单要素创新能力的研究不同,关注能力结构的研究通常将创新能力看作是由多个子能力构成的能力系统,探讨子能力种类、子能力间的连接方式以及整体能力构型。逻辑复杂性研究有助于学者们从组织文化与制度角度解读创新能力的结构特征[44]。未来制度复杂性与创新能力结构关系研究可沿以下方向推进:第一,从个体层面出发,剖析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制度复杂性时,如何通过制度工作推进创新能力结构迭代更新,从而满足受众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不同期待;第二,从组织层面出发,揭示组织制度复杂性与企业二元创新能力培育的关系,探讨有助于利用式创新能力与探索式创新能力均衡发展的组织制度环境;第三,从场域层面出发,考察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的兼容性或中心性与场域内企业创新能力构型关系,揭示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内在关系对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创新能力构型的影响。
4.2.2 情境化研究机遇
在有效融合制度逻辑观与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与我国企业创新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情景化研究有助于探索上述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而探索现有理论边界并作出新的理论贡献。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企业面临数字技术涌现、绿色发展要求、社会责任履行等多重挑战。因此,企业应如何回应多方利益相关者诉求、融合不同场域制度逻辑的规范元素,从而为自身能力发展营造更多空间,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
(1)绿色创新研究。随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创新成为某些企业创新战略选择[45]。一方面,绿色创新要求企业遵循环保逻辑(environmental logic),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能够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作为营利性机构,市场逻辑(market logic)要求企业创新活动服务于其经营目标,以更低的创新成本创造更多的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同时满足两种制度逻辑要求?创新活动如何在绿色创新带来的额外成本与创新经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企业管理者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工作形成混合逻辑(blending logic),从而促进创新能力发展[46]?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2)国有企业创新研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担负着创造经济价值与保障国计民生的双重使命。与私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并非完全由商业利益驱动,而是受市场逻辑(market logic)与国家逻辑(state logic)的双重影响[36]。在创新资源获取与调配、基础研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方面,相较于单一制度逻辑,国家逻辑具有相对优势。国家逻辑的相对优势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如何体现?在塑造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同作用是否更具优势?在产品创新能力与商业化创新能力塑造上,国家逻辑是否发挥无差异作用?上述一系列问题有待实证检验[37]。
(3)企业社会创新研究。企业社会创新是企业通过技术、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创新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同时产生可持续经济效益的过程[47]。企业社会创新需要企业融合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social logic)的规范要素[48],将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相统一,进而重新对产品或服务创新进行定位。社会创新要求企业具备社会创新能力,能够在一次创新活动中实现商业与社会的双重目标。与二元创新能力关注平衡模式与平衡绩效不同,社会创新能力构建与发展要求企业将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嵌入于共享价值创造过程中,从而实现“一石二鸟”。如何通过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内嵌,延长企业创新能力生命周期、增强创新能力的环境适配性与创新合法性?这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1)本文比较了制度理论领域三大流派的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丰富了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4,11]。研究发现,现有制度理论过于强调企业嵌入性且主要关注宏观层面问题,不能充分解释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在动态性与独特性维度上的双重变化。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梳理指明了现有研究局限性的理论根源。
(2)本文将制度逻辑观引入企业创新能力研究,阐述了制度逻辑观的基本假设、与创新能力发展研究的理论接口以及将其引入能力发展研究的意义,拓展了制度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创新能力研究思路[41]。同时,从理论构建机遇与情境化研究机遇两个方面,本文对制度逻辑视角下的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为深入理解制度逻辑观与以往制度理论流派在基本假设、分析层次、关注焦点与解释机制上的差异提供了思路,从分层、多元和动态3个制度特征入手,推动了制度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方式、结构特征、演化规律的关系研究。同时,为系统、全面和统一地基于制度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规律与机制创造知识增量,降低不同研究间的对话壁垒。
企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体,而制度是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环境要素。因此,了解制度的层次性、多元性及复杂性对掌握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规律至关重要。
(1)企业管理者应认识到,尽管制度对创新能力具有塑造作用,但企业也具有能动性,可以根据自身创新能力从不同层次、不同场域制度逻辑中选择与自身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制度逻辑,以此提升组织合法性与行动力,从而将制度逻辑转化为自身战略资源。
(2)创新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制度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思考,预判政策可能引发的组织反应,进而制定精准创新支持政策,引导企业创新能力向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健康成长。
[1] 吴画斌, 许庆瑞,李杨.创新引领下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高——基于海尔集团的纵向案例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9, 22 (5): 28-37.
[2] WUA J, MAB Z, LIUC Z. A contingent view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irm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9, 82(7):148-157.
[3] 熊焰,杨博旭.双重网络嵌入、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J].科研管理,2022,43(6):32-42.
[4] ARGYRES N, ZENGER T. Capabiliti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firm boundarie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6): 1643-1657.
[5] JACOBIDES G, WINTER S G. The co-evolu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explai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5): 395-413.
[6] KNOKE D, POWELL W W, DIMAGGIO P J.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2):501.
[7] ZOLLO M, WINTER S G.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 (3): 339-351.
[8] GAVETTI G. Cognition and hierarchy: rethink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6):599-617.
[9] JACOBIDES M G, WINTER S G. Capabilities: structure, agency, and evolu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2012, 23(5):1365-1381.
[10] SALVATO C, VASSOLO R. The sources of dynamism in dynamic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9(6):1728-1752.
[11] PENTLAND B T, FELDMAN M S, BECKER M C.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 generative model[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 49(8):1484-1508.
[12] GIMA K A. Resolving the capability—rigidity paradox in new produ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2005, 69(4):61-83.
[13] LAVIE D.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n analysis of incumbent response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1):153-174.
[14] KAPLAN S, EGGERS J P. Cognition and capabilitie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7(1):295-340.
[15] HUY Q, ZOTT C. Exploring the affective underpinnings of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how managers' emotion regulation behaviors mobilize resources for their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0(1):28-54.
[16] HEUGENS P, LANDER W. Structure! agency! (and other quarrels): a meta-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2009, 52(1): 61-85.
[17] 寿志钢,李慧珍,邱搏．企业同构问题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及其应用[J].珞珈管理评论,2017, 11(4):158-172．
[18] DUTTA S, ZBARACKI M J, BERGEN M. Pricing process as a capability: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7):615-630.
[19] SCHNEIDER M R, SCHULZE-BENTROP C, PAUNESCU M. Mapping the institutional capital of high-tech firms: a fuzzy-set analysis of capitalist varie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6):246-266.
[20] STORZ C.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 the case of cool Japan[J].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08, 14(3):401-424.
[21] CROUCHER R, WOOD G, BREWSTER C. Employee turnover, HRM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J].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2012, 33(4):605-620.
[22] 杜梅,任声策,操友根.中国创新能力发展趋势、困境、差距与政策建议[J].科研管理,2023,44(12):1-10.
[23] LO D, FRIAS M, GHOSH M. Price formats for branded components in industrial markets: an integr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the resource-based view[J].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5):1282-1297.
[24] WINTER S G, NELSON R 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5] BUTLER C, GRAHOVAC J. Learning, imitation, and the use of knowledge: a comparison of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team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5):1249-1263.
[26] 杜运周,尤树洋．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12):4-12．
[27] EKMAN P, RONDELL J, KOWALKOWSKI C. Emergent market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echnology-drive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work[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4(1):469-482.
[28] BRIDOUX F, COEURDEROY R, DURAND R. Heterogeneous social motives and interactions: the three predictable path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38(9):1755-1773.
[29] DIMAGGIO P,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147-160.
[30] LOUNSBURY M, BOXENBAUM 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action[J].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013, 39(1):3-22.
[31] THORNTON P H, OCASIO W.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32] JAY J. Navigating paradox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hybrid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1):139-159.
[33] THORNTON P H, OCASIO W,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4] PRAHALAD C K, BETTIS A B.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6, 7(6):485-501.
[35] KOR Y Y, MESKO A.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 and orchestration of top executives' capabilities and the firm's dominant logic[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2):233-244.
[36] ZHOU K Z, GAO G Y, ZHAO H.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6, 62(2):1-30.
[37] PAHNKE C E, KATILA R, EISENHARDT K M. Who takes you to the dance? how partners' institutional logics influence innovation in young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5, 60(4):1-38.
[38] STYHRE A.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move away from the small molecules therapies model in the post-genomic era[J].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1, 20(4):311-329.
[39] KOOIJMAN M, HEKKERT M P, VAN MEER P J K. How institutional logics hamper innovation: the case of animal testing[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8(3):70-79.
[40] DALPIAZ E, RINDOVA V, RAVASI D. Combining logics to transform organizational agency: blending industry and art at Alessi[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6, 61(3): 347-392.
[41] DURAND R, SZOSTAK B, THORNTON P H.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strategic resources[J].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013, 39(1):165-201.
[42] LUSCH R F, NAMBISAN S. Service innovation: a service-dominant logic perspective[J].MIS Quarterly, 2015, 39(1):155-175.
[43] 许庆瑞,李杨,刘景江．结合制造与服务逻辑发展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海尔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J].科研管理,2020, 41(1): 13-35．
[44] BESHAROV M L,SMITH W K.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9(3):364-381.
[45] XIN P, CHEN X. Are firms with state ownership greener? an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view[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0, 29(1):196-211.
[46] DAHLMANN F,GROSVOLD J. Environmental managers and institutional work: reconciling tensions of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17, 27(2):263-291.
[47] DIONISIO M, DE VARGAS E R. 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29(2): 1-12.
[48] 肖红军, 阳镇. 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J].中国工业经济,2018,35(7): 17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