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cross-border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universities play a unique role.When universities act as gatekeepers,they can not only regulate the flow of knowledge between regions but als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cross-border university-industry connections.As the key actor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universities in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can reflect their network roles.With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adjustment of universities' own cooperative strategies,the network roles they demonstrate in the innovation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change.Therefore,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is necessary.Using the collaborative patent data of univers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1,this study mak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focusing on the cross-border university-industry connection.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focal universities and its bridging industry or academia,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ternal bridging and external bridging,then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 terms of the strength of their connections.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are identified with a focus on the gatekeeper,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patterns among different roles are discussed by region,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result shows that univers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lay various roles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oles,collaboration tendencies,and role evolution path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In terms of role distribution,there are many inactiv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the number of gatekeepers is relatively small but showing an upward trend.In Hong Kong and Macao,besides inactive universities,gatekeepers are the main part.In terms of collaboration tendencies,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clearly tend to establish local partnerships,and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s.Hong Kong and Macao universities have interactions with industry or academia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s,but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uangdong industry are weak.As for the evolution paths between roles,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have a relatively simple and clear pattern,mainly evolving from inactive ones to local collabor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and then further developing into gatekeepers;while with unstable role positioning,the role chang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iversities are more diverse and complex.
Thus,cross-border connec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the role evolution of universities should be guided differentially;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optimize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introduce specifi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ns,and break interaction barrier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atekeepers in transferring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复杂性使得组织对外部创新资源的依赖逐步增强,创新合作作为联结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纽带,能够促进异质性知识高效耦合,对组织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随着开放式创新的纵深推进,开展跨区域合作有助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因此,跨组织边界、跨区域边界的创新合作成为组织技术创新的必然选择。然而,外部知识吸收、传递和组合是一项复杂任务,跨边界合作需要“守门人”的引导与协调[1]。区域创新研究[2,3]指出,能够跨越不同区域创新系统边界的守门人基于其与区域内外联系,能够有效吸收和传递外部非冗余知识,并进一步增强跨边界联系。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调要“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4],而构建高效运行的协同创新网络是重要任务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但粤港澳三地间尚存在产学研脱节、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创新要素流动受阻、区域创新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5],如何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建设成为关键。促进粤港澳跨边界产学合作有助于弥补广东省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同时,也能够为产业基础薄弱的港澳地区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高效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全面推进粤港澳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高等院校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高校的知识创新活动对区域创新具有直接正向效应[6]。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极具竞争优势的高等教育资源,是世界一流高校分布较密集的地区之一。利用高校的独特优势,将大湾区内的高校资源与产业创新相匹配,促进资源跨边界自由流动和产学协同创新,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区域创新系统关键主体的高校,其建立合作关系的模式反映出高校网络角色与地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校自身合作战略的调整,高校在创新系统中的网络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合作网络中的高校角色进行动态分析非常必要。探索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变化及演化规律,可以为不同区域产学组织建立桥接提供启示,并为打破港澳与内地跨边界合作中的制度壁垒提供思路,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特殊制度框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但针对跨边界产学合作以及创新主体的角色作用尚缺乏深入探讨。此外,既有研究多基于地理或组织的单一层面识别主体网络角色,少有从地理位置、组织类型两个维度对角色进行界定与划分。基于此,本文利用粤港澳高校合作专利数据构建创新合作网络,聚焦跨边界产学连接,动态识别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结合高校地理位置和组织类型界定高校角色并根据连接强度作进一步划分,从而揭示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及其演化趋势。
区域协同创新聚焦于特定区域,涉及目标、组织、制度和环境等多种创新要素的协调与整合[7]。由于资源限制、能力约束等因素,单一创新主体的创新动能不足,因此创新合作是提升组织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形式[8]。同时,区域内的创新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同区域协同创新成为催生新知识的重要途径[9],跨边界合作也成为创新的主流方式。通过区域内外知识的跨边界传播与扩散,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提升。在合作创新过程中,跨边界产学合作是重要方式之一。跨边界产学合作是指不同国家、地区或领域之间的产业机构与学研机构进行的合作。不同区域产学主体基于创新目标进行合作,能够促进不同创新系统中异质性知识互动和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区域整体合作网络发展与创新水平提升。现有的跨边界产学合作研究主要关注跨边界产学合作特征、影响因素和作用。如刘芳芳、冯锋(2015)对我国内地31个省份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现状、特征和成果进行分析;陈暮紫等(2019)立足于京津冀地区,利用区域“211高校”的跨区域合作专利数据,基于高校—企业所在省份专利合作关系下的知识流动构建有向网络,探讨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和知识流动的动态演化;胡双钰和吴和成[10]采用中国内地31个省份间的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探讨经济、制度、地理和认知邻近性及其交互项对跨区域产学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王海花等[11]基于我国跨区域产学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合作网络,实证分析网络结构特征和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Tang[12]等利用166家广东省制造业企业与区域内外高校合作数据,探讨不同程度的高校与企业联系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差异化影响;Petruzzelli[13]基于12个欧盟国家33所高校的产学合作专利数据,检验技术相关性、合作经验和地理距离对产学合作研发绩效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和“三关税区”,区域发展不均衡,协同关系复杂,跨边界产学合作可以促进大湾区内部的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跨边界合作能够促进不同区域产业组织与学术机构紧密联系,通过共享知识、资源和技术,实现多方互惠互利。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这为跨边界产学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合作伙伴和资源。通过产学合作,产业组织可以获得丰富的科研成果、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从而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创新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学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与商业化。不同区域的产业组织与学研机构通过合作互动,共享资源、市场和人才,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促进粤港澳产业链整合和创新生态系统完善,进而提升整个大湾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李文辉等[14]基于合作申请专利,分别从城市层面和组织层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何喜军等[15]分别构建了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城市间、组织间以及主体间技术转让网络,进而对比分析湾区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匡贞胜等[16]从多维、动态过程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粤港澳三地产业结构、府际关系、社会文化变迁与跨域协作的内在关联;程海龙和张永庆[17]以粤港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分析单元,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探讨粤港澳区域协同创新特征及影响因素;冯粲等[18]基于城市间创新主体共同申请专利和专利转让数据,对比分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并进一步从邻近性视角探讨创新网络结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跨边界产学协同创新研究多是基于国家或省份尺度,其中,跨边界产学合作网络影响机制研究主要采用多维邻近的理论框架,聚焦于邻近性对合作网络影响的数理分析,少有学者关注创新主体在跨边界合作中的位置和作用。在跨边界合作中,存在着连接不同区域主体的跨界者,其能够促进边界两侧交流与互动。跨界者在合作网络中起到桥接的作用,可以有效弥合边界效应带来的影响。为此,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产学合作关键主体——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及其演化趋势,以期拓展跨边界协同创新网络研究视角。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研究已获得较丰富的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对粤港澳的整体合作状况进行探究,尚未有研究从跨边界产学合作视角对粤港澳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在地域上涵盖珠三角九市与两个特别行政区,是具有跨行政制度属性的特殊城市群[19],且内部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协同关系更复杂。因此,本文研究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殊区域,对其跨边界产学合作进行探讨,以期丰富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理论研究,并为区域创新网络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由于合作组织之间缺乏通达性,创新主体中会衍生出中间人这一角色。中间人被界定为从某个行动者处获取信息与资源,并向另一行动者传递信息与资源的主体[20]。Gould &Fernandez[21]根据所涉节点的从属关系,将中间人区分为协调员、守门人、顾问和联络人四类。其中,守门人是指能够跨越区域边界的节点,其通过与不同区域创新主体互动,创造、吸收和转移信息知识,促进创新资源跨边界流动,为内部信息流通和外部信息获取作出巨大贡献[22]。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中间人角色,守门人能更好地实现区域内外知识传递与交流功能,并促进新的跨边界连接[23,24]。
广东与港澳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相互需求,双方具备合作意愿和动机,但跨边界合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粤港澳跨边界产学合作涉及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主要存在两重障碍:一是区域层面的宏观制度差异。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且分属于不同关税区,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产学组织在创新互动中面临差异化的规定和限制,给跨边界合作带来阻碍。如在知识产权共享和保护问题上,由于粤港澳三地在专利申请、管理和保护制度上拥有各自的体系,因此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风险。二是组织层面的微观制度差异。产业组织和学研机构在价值观、目标和利益上存在一定冲突,如产业组织注重实际应用,追求商业利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学研机构更重视科学研究,追求产出研究成果与建立学术声誉。这种差异会影响合作伙伴互动与合作效果。因此,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互动亟需守门人角色的引进和作用发挥,以削弱制度差异带来的阻碍,帮助双方建立互信,降低合作成本和不确定性,加强跨边界交流互动。
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作为科技创新主要策源地的高等院校具有独特作用。高校是合作网络中知识技术传播和溢出的主要源泉,在产学合作和技术创新中具有基础性地位。Lissoni[25]对大学发明人合作网络内的中间人角色展开分析,发现与企业合作的大学更多地占据中间人位置,且充当守门人角色的高校发明人在网络中拥有的联系强度更大;Roesler &Broekel[26]研究发现,高校是区域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能够促进本地组织与区域外连接,并调节区域之间的知识流动;Francoso &Vonortas[27]研究指出,高校作为守门人,能够有效克服制度、认知和地理障碍,降低与其它组织之间的认知距离。
此外,Graf[28]基于德法两国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指出,高校和公共研发组织更倾向充当守门人角色,且随着组织合作倾向的改变,其扮演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并呈现出一定规律。粤港澳协同创新系统关系复杂,创新主体角色变化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探索高校角色演化规律有助于厘清不同区域高校守门人角色变化。
针对守门人角色,Graf[28] 根据联系强度,将网络中的创新主体区分为活跃与不活跃两类,其中,活跃类主体又根据其在地理层面的联系方向和联系强度,细分为内向、外向和双向三类,而拥有双向联系的创新主体即为守门人。本文借鉴其对网络角色的定义,结合区域边界与组织类型,对粤港澳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高校角色进行分类,并识别各高校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根据制度环境差异,按照行政边界,将粤港澳划分为广东和香港澳门两个区域,并将区域内部合作界定为本地合作,将区域之间的合作界定为跨边界合作。充当跨边界产学互动守门人的高校需要与不同区域的产业组织和学研机构建立连接,因此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焦点高校与桥接的产业组织同属一个区域,桥接的学研机构来自另一个区域;二是焦点高校与桥接的学研机构同属一个区域,而桥接的产业组织来自另一个区域。依据焦点高校与其桥接的产学主体的区域关系,可以将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守门人定义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内向型与外向型守门人
Fig.1 Internal-oriented and external-oriented gatekeepers
对于内向型守门人,其桥接区域内产业组织和区域外学研机构,同时具有本地产学合作关系和跨边界学学合作关系。因此,内向型守门人可利用区域外学研机构的非冗余知识服务于本地产业技术创新。对于外向型守门人,其桥接区域外产业组织与区域内学研机构,拥有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和本地学学合作关系。外向型守门人可以利用与本地学研机构的连接关系以及跨边界的产学合作,将本地技术知识向区域外产业组织扩散,促进本地科研成果转化。
因此,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高校角色界定可以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根据高校桥接方式,分别定义为内向桥接和外向桥接;其次,根据联系强度进行划分。其中,内向桥接是通过本地产学连接和跨边界学学连接实现的,因此根据焦点高校的本地产学合作关系数和跨边界学学合作关系数,可将其划分为内向型守门人、本地产学合作导向、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和不活跃高校4种角色。外向桥接则通过跨边界产学连接和本地学学连接实现,因此根据焦点高校的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数和本地学学合作关系数,将其划分为外向型守门人、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本地学学合作导向和不活跃高校4种角色。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高校角色划分
Fig.2 Classification of university roles
图3 广东高校内向桥接角色分布情况
Fig.3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bridging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守门人能够有效调节不同区域间创新要素的流动。有关跨边界产学合作和合作网络中的守门人角色研究已获得较丰硕成果,但是鲜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与分析。因此,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网络,结合合作关系类型和强度,对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多类型高校角色进行区分,并重点识别出充当守门人角色的高校,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专利作为创新的重要产出形式,能够体现创新主体将基础研究转化为产业应用的能力(刘凤朝等,2013)。同时,专利文本中含有丰富的结构化数据,如专利权人信息为组织合作网络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两个或多个权利人共同拥有专利,可以推断专利权人之间曾发生知识转移并存在合作关系,属于一种创新合作。因此,合作专利是研究创新合作最为直接有效的变量。
本文选用IncoPat专利数据库中的发明专利数据分析粤港澳高校的协同创新活动,以粤港澳大湾区69所高校作为专利权利人进行检索,高校名单以粤港澳三地教育部门公布的2020年本科院校为准,并将获得的专利数据根据扩展同族规则进行合并。以专利的优先权日作为时间基准,选取2010—2021年间的样本数据。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并能被检索存在18个月的滞后期,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将时间截止点设定为2021年。为对高校角色进行动态分析,以3年为一周期将2010—2021年划分为4个时间段,即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8年和2019-2021年,分阶段探讨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变化。
由于专利数据中的专利权人和地址信息均为字段,可能存在拼写错误、缩略词、名称拼写差异等不同形式问题,需要对专利数据进行清洗,对组织专利权人赋予唯一识别码,再根据专利权人地址确定其所属地理区域。本文将组织权利人划分为两大类——学研机构和产业机构。其中,前者是致力于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校、研究所等组织,后者则更关注技术应用与商业化,包括企业、政府机关等组织。最终筛选出区域范围内的粤港澳高校合作专利数,共得到15 594条专利数据。
由于创新合作涉及大量主体,创新主体关系错综复杂,并呈现出网络化形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网络视角对创新合作进行研究。网络是各组织高效共享知识和开展创新的重要载体,创新主体借助网络中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开展创新合作,从而促进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与区域之间传递。
专利合作创新网络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网络,不同主体之间的网络连接强度、信息资源传递能力均有显著不同[29]。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视角,重点关注关系结构及其属性,能够揭示更深层次的组织构成和演变规律。创新合作网络由不同节点和它们之间的连接组成,节点数量、密度以及连接强度决定网络整体知识与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能力,其中,节点位置决定其信息控制能力[30]。因此,本文基于粤港澳高校的专利合作数据构建创新合作网络,并聚焦高校节点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根据网络连接类型和强度对高校角色进行划分与界定。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本研究将合作关系视为无向的,利用研究时期内的专利数据建立合作矩阵,并输入UCINET软件中构建合作网络。矩阵中每行或每列均代表一个网络节点,即组织创新主体。行列相交的单元格代表两个节点间的合作次数,即两个组织均为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数量。本文中的合作次数界定为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合作关系的数量,即为合作矩阵中高校相应节点所有行或列中数值大于零的单元格数量。
各阶段合作网络的结构指标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网络中的创新主体和关系数量不断增加,但整体网络密度较低,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较稀疏,同时,网络中的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数量较少,但其增长速度不断提升。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指标
Table 1 Structure indicators of th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指标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8年2019—2021年节点数7091 1291 6321 791关系数8321 3862 0682 403网络密度0.0030.0020.0020.001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数263254102
数据来源:根据数据集计算得出,下同
本文对高校角色的划分是基于其合作关系数量,即以该阶段内所有高校相应类型合作关系数量的中间值(最大值的一半)作为基准线进行划分,同时,采用对数形式以降低不同高校规模差异对合作关系数量的影响。结合桥接模式和连接强度,对高校角色进行分类,并将双向合作关系数均高于基准水平的高校界定为守门人。
3.1.1 高校内向桥接角色识别与分布情况
内向桥接角色以焦点高校的本地产学合作关系数和跨边界学学合作关系数分别作为横纵坐标,再以本地产学合作关系数的中间值为垂直参考线,以跨边界学学合作关系数的中间值为水平参考线,对高校角色进行划分。广东和港澳高校的四阶段内向桥接角色动态分布情况分别如图 3和图4 所示。
图4 港澳高校内向桥接角色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bridging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可以发现,对于广东高校,第一阶段并没有充当内向型守门人的高校,几乎所有高校都位于水平坐标轴上,说明该阶段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开展跨边界学学合作。第二阶段的第一象限中出现中山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两所高校,其余高校仍然是不活跃高校或本地产学合作导向高校,部分高校拥有基准水平以上的本地产学合作关系但没有形成跨边界学学连接,广东高校与港澳学研机构之间尚未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2016-2018年和2019-2021年,内向型守门人高校分别增至6所和8所,但其余大部分高校仍然属于本地产学合作导向或不活跃高校,表明部分高校开始与港澳学研机构开展一定强度的合作,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广东高校没有开展跨边界的学学合作。在四类内向桥接角色中,位于第二象限的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高校数量最少;广东地区充当内向型守门人角色的高校数量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多,从第一阶段的0所上升到第四阶段的8所,但总体上广东高校仍甚少;不活跃高校与本地产学合作导向高校数量最多,说明缺乏跨边界产学合作联系是大部分广东高校的共同特征,广东高校与港澳学研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
对于港澳高校,高校内向桥接角色的分布较为分散。第一阶段识别出3所内向型守门人高校,其余节点多位于水平或垂直坐标轴上,部分高校仅实现单边活跃联系。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第一象限中均出现两所高校,有部分节点分布在基准线上,被界定为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或本地产学合作导向高校,双边合作联系强度差异缩小。到第四阶段,有4所高校被界定为守门人角色,其余高校多为不活跃类型。在不同阶段,港澳高校在4个象限中均有分布,守门人数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越来越多的高校形成双向活跃的连接,但港澳高校的跨边界学学合作和本地产学合作的连接强度均存在较大差异。
3.1.2 高校外向桥接角色识别与分布情况
外向桥接角色的横纵坐标分别为焦点高校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数和本地学学合作关系数,以跨边界产学合作关系数的中间值为垂直参考线,以本地学学合作关系数的中间值为水平参考线,对高校角色进行划分。图5和图6分别为4个阶段广东与港澳高校外向桥接角色的动态分布情况。 广东地区高校中,在第一、二阶段仅有中山大学充当外向型守门人角色,其余高校都聚集在垂直坐标轴上,说明这一时期广东高校几乎未与港澳产业组织合作。随后两个阶段外向型守门人高校增至4所,但大部分高校仍未建立跨边界产学合作。此外,代表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角色的第四象限仅在第三阶段出现唯一节点,表明鲜有高校结成单向活跃的跨边界产学合作连接。同时发现,广东地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进行跨边界产学合作,外向型守门人数量逐步增加,但大部分高校仍未与港澳产业组织建立联系,跨边界产学连接强度远不及本地学学连接强度。
图5 广东高校外向桥接角色分布情况
Fig.5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bridging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图6 港澳高校外向桥接角色分布情况
Fig.6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bridging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港澳地区高校中,第一、二阶段的第一象限中均出现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说明两所大学不仅活跃于本地学研机构合作,在促进港澳学研机构与广东产业组织合作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其余高校则在各个象限中均有分布。2016-2018年第一象限出现空白,显示部分高校拥有单向的活跃合作关系,因此被界定为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高校或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第四阶段港澳高校的外向型守门人数量大幅增长,第一象限中出现5个高校节点,但仍有不少高校被界定为第三象限的不活跃角色。总结发现,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与本地学研机构、广东产业组织结成活跃的双向合作关系,充当起外向型守门人角色,外向型守门人数量在第四阶段实现快速增长。
为捕捉不同区域高校角色分布变化规律,图7和图8展示了各阶段广东和港澳高校不同角色占比分布情况。
图7 广东高校角色占比分布
Fig.7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图8 港澳高校角色占比分布
Fig.8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图7显示,广东高校两种桥接角色的分布和演化趋势相似。其中,不活跃高校占比最大,随时间推移呈降低态势;内向型和外向型守门人高校占比均有明显上升,分别在第四阶段达到14.0%和7.0%,但是比重仍然偏小;本地产学合作导向高校和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占比也有小幅上升,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和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高校几乎没有,说明相比跨边界合作,广东高校更倾向于在区域内部开展创新互动。总体而言,广东高校中不活跃高校占比最大,拥有大量跨边界合作的高校几乎没有,守门人高校数量稳步上升,但增长速度有待提升。
图8展示了港澳高校的角色分布,可以看到,不活跃高校同样占据较大比重,内向型和外向型守门人高校总体上呈波动增长态势,分别在第四阶段达到33.3%和41.7%的最高占比。总体上,本地产学合作导向与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与本地学学合作导向角色的比重趋于平衡,表明港澳高校越来越重视双向合作关系发展。此外,港澳高校角色的分布更为均衡,其中,守门人角色呈显著增长态势,除不活跃角色外,守门人是港澳高校扮演的主要角色。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高校自身合作倾向的变化,高校在合作网络中的角色也随之改变,通过追踪不同阶段的高校角色定位有助于总结其演化规律。图9和图10分别为相邻时间段内广东与港澳高校角色定位演变路径,其中,链路粗细程度代表该演变发生概率的大小。
图9 广东高校角色演化路径
Fig.9 Evolution path of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图10 港澳高校角色演化路径
Fig.10 Evolution path of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图9呈现广东高校角色演变路径,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部分广东高校遵循“不活跃→本地产学合作导向→内向型守门人”和“不活跃→本地学学合作导向→外向型守门人”的两条角色演变路径。初始阶段广东高校与区域内外组织连接较少,在网络中并不活跃,创新合作水平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广东高校主要通过与区域内组织开展创新合作实现知识、经验的积累,进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此时,高校拥有较多的本地合作关系,但是跨边界互动较少,因此被界定为本地产学合作导向或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在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具备一定创新实力的广东高校开始积极与区域外组织进行交流互动,形成跨边界连接,并结合与本地组织的合作优势成功演变为跨边界产学合作守门人,有效提升两个区域产学组织的交流,促进港澳地区学研知识在本地产业中的应用以及本地学研机构创新资源的扩散与传播,同时,有助于强化跨边界产学交流互动。其中,出现概率最大的演化路径是从不活跃高校演变为本地产学合作导向和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说明广东高校开展本地创新合作的频率更高。相比之下,少有高校能够从不活跃角色转变为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或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角色,进而成为守门人,说明广东高校的跨边界合作较欠缺,跨边界联系存在一定障碍。
图10为港澳高校内向型角色和外向型角色演化轨迹,相较而言,其演变路径更为复杂和多样——四类角色间相互转化的情况均存在,且概率相近,同时,高校角色演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具体而言,内向桥接角色中,从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本地产学合作导向和不活跃角色发展为内向型守门人的情况均有发生,同时,内向型守门人也有可能转变为不活跃、本地产学合作导向或跨边界学学合作导向高校。这表明港澳高校与广东学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地区内部的产学互动机制也不完善。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分布不均衡,广东和港澳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高校教学理念与模式不尽相同,在制度、文化、资源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大湾区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虽然香港澳门高校的质量优势明显,但港澳地区经济体量狭小,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产业支撑不足,导致本地产学合作发展受限。
在港澳高校外向桥接角色演变路径中,高校从不活跃角色转变为本地学学合作导向角色的发生概率最高,这种演变是通过加强与本地学研机构合作实现的,说明港澳本地的学研机构之间关系密切。港澳地区科创资源丰富,拥有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港澳高校与高水平学研机构之间的协同有助于科技资源共享、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培养,从而提升院校教育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此外,从不活跃高校演变为跨边界产学合作导向高校或从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演化为外向型守门人高校的概率明显偏小,这类演化需要高校形成活跃的跨边界产学合作,说明大部分港澳高校难以跨越边界壁垒与区域外产业组织互动。
相比而言,广东高校的角色演化历程清晰,而港澳高校的角色变化多样且复杂。总体上,广东高校倾向于在本地合作基础上逐步扩大合作范围,与港澳地区组织开展互动;港澳高校虽然与区域内外的产学主体都有交流互动,但其角色定位具有不稳定性,且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参与度较低。
本文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结合粤港澳高校的合作专利数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聚焦跨边界产学合作,从地理位置和组织类型维度界定桥接形式,并根据合作关系强度划分高校角色,动态考察高校在跨边界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定位及其演化。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中不同区域高校的角色分布存在差异。广东高校两种桥接类型的角色分布相似,其中,不活跃高校占比最高,其次是具备大量本地连接的本地产学合作导向和本地学学合作导向高校,未出现以大量跨边界合作为特征的高校,守门人高校数量稳步上升,但增长速度有待提升。港澳高校在各类角色之间的分布更为均衡,各类角色均有一定占比,其中,守门人角色呈现明显增长态势,是港澳高校扮演的主要角色。
(2) 不同区域高校的合作倾向存在差异。广东高校明显倾向于建立本地合作关系,开展跨边界合作的高校较少,与港澳地区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待加强。港澳高校与区域内外产学主体均有联系和互动,但与广东产业组织的跨边界产学合作较少。
(3) 不同区域高校具有不同的角色演化路径。广东高校遵循“不活跃→本地产学合作导向→内向型守门人”和“不活跃→本地学学合作导向→外向型守门人”两条角色演变路径,通过深化本地合作筑牢知识基础与增强创新能力,再逐步开展与区域外组织合作,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守门人,促进异质性创新资源的跨边界流动。港澳高校的角色转变复杂多样,角色定位不稳定,四类角色之间的相互转化都有发生,高校角色演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缺乏长期稳定的创新合作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以及新发展格局下的重大战略部署。本研究从高校视角分析粤港澳协同创新网络中的跨边界产学合作,对于推动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1) 守门人是区域间建立合作创新关系的枢纽,高校是维持产学合作关系的关键,高校充当守门人能够有效促进不同区域产学组织联系和创新资源整合。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守门人高校逐渐增多,但增长速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有助于区域实现整体创新能力和成果质量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但协同创新网络中高校的核心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跨边界合作有待加强。高校应该利用自身的网络位置优势,充分利用和挖掘潜在的合作可能性,积极扩展和加强不同区域产学主体联系,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换机制,形成创新要素跨边界高效便捷流动。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管理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引导不同区域高校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扮演。由于内地与港澳在发展水平、规划方针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两区域高校的创新环境不同,角色演化路径也各有千秋,因此区域高校培育政策也应因地制宜。
广东高校集群规模大,但不同高校间的创新能力极差也较大,开展跨边界合作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需要整体提升广东高校科研水平,增强其与港澳合作实力,并通过系列发展战略和计划推动跨边界科技交流与合作。首先,可以整合本地高校科研资源,扩大资源配置规模和种类优势。促进网络中不活跃高校与守门人高校加强交流及合作,提升不活跃高校的创新能力,扩大守门人高校创新资源利用基数,实现网络关键节点带动周边发展,促进更多本地高校开放组织边界,降低不活跃高校比重,通过跨边界合作增强广东高校的整体优势。其次,进一步加强高校与本地产业合作。珠三角地区拥有众多新兴产业集群,广东高校可以利用地域优势与本地产业紧密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鼓励广东高校主动加强与港澳地区联系,建立科研合作平台,实现全方位高层次的战略合作。通过与港澳组织的跨边界合作,广东高校能够发挥桥梁作用,整合双边创新要素,加速创新资源的跨边界流动。
香港与澳门高校的综合水平较高,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开展协同创新的经验丰富,但在粤港澳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参与度不高,且角色定位不稳定,因此需要明确的政策引导。港澳高校凭借自身的优势和综合实力,通过创新合作,能够利用守门人角色引导研发方向和资源整合,带动其它创新主体发展,构建完备的大湾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链条。首先,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的桥接作用。利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平台,促进三地高校充分交流和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学术资源流动,提升大湾区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而且有助于搭建粤港澳跨边界交流渠道,对促进大湾区各组织间开展跨边界合作也有裨益。其次,推动港澳高校积极融入内地市场。借助与广东高校的交流及合作,港澳高校有机会接触内地企业,构建合作关系。政府也应为内地产业组织提供与港澳高校交流合作机会,共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推动粤港澳科研、产业、市场的有效结合,开展跨边界应用研究和产业技术开发。鼓励港澳高校与广东企业加强联系,充分发挥守门人作用,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同时,通过技术扩散与应用促进广东产业发展,最终实现粤港澳科创一体化发展。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势头良好,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联互通仍存在一些阻碍。各地政府需要不断优化大湾区关系网络结构和制度安排,出台具体的协同创新方案,打破内地与港澳间的交流互动阻碍,提高守门人高校资源利用与信息传递效率。首先,构建能够发挥各创新主体比较优势的合作网络,实现两个区域之间角色与功能互补。相关部门应与高校联合构建区域创新合作平台,建立高效的合作交流信息传递机制,充分整合粤港澳三地高科技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的创新资源。其次,重点关注制度优化问题。大湾区各地政府应联合制定技术交易规章制度,完善粤港澳知识产权互认机制,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未来深入探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本文研究仅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定区域进行分析,由于不同地区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形式具有显著差异,因此研究结论的适应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其它情景下探索高校在跨边界创新合作中的角色与作用。第二,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专利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大湾区产学合作现状,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其它合作形式,补充如合著论文、科研合作项目等数据,以深入系统地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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