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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由技术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中国企业正不断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为了阻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2018年起,美国借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将以中兴、华为等为主的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关键产品对华出口,试图对通信电子、软件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产业进行精准打击,中国已有近700家企业被纳入实体清单。美国对中国核心企业实施实体清单制裁,旨在通过“以点击面”的方式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对“点”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1],但对“面”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被波及的高新技术企业如何看待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制裁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从高新技术企业角度讨论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面对这种非线性、突发性的危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及时、快速地进行重大调整和组织惯例更新,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现有研究对危机情境下的企业组织行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但多为一般意义上的危机管理研究,无法为美国实体清单制裁这种具有突发性及重大挑战的危机提供针对性建议。在组织惯例更新领域,基于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的相关讨论也尚未充分展开。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领导者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感知在推动组织惯例更新中变得尤为重要[2]。领导者的有限理性会影响其对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3],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时,领导者对危机的外在识别和内在感知使其调整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组织惯例更新[4]。区别于一般情境下的组织惯例更新,领导者在感知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及其影响后需要迅速且有效地推进组织惯例更新,该情境下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组织惯例被视为驱动组织完成任务、实现不同目标有序交互、推进的复杂系统(Salvato等,2018),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技术、知识和逻辑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操作流程(Pentland等,2012)。组织惯例更新强调企业对组织惯例进行适应性调整,当执行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能主动进行组织惯例搜寻和选择,进而实现与新环境的适应,以维持竞争力[5]。组织惯例更新体现的是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和演化过程,该过程主要与企业感知能力、获取能力以及转化能力有关。对于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突发影响的企业而言,实施组织惯例更新首先需要对这一危机情境有所感知,及时识别其本质内容及影响,并借以指导决策。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切断了中国企业原有的发展路径和供应链体系,面对这种非线性问题,企业需要快速实施跨界搜寻以获取区别于过去的互补性外部资源。企业需借助异质性资源对组织惯例进行适应性转化,进而实现组织惯例更新。因此,本文建立感知—获取—转化模式下企业利用动态能力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框架,分析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通过跨界搜寻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内在机理。
组织惯例更新离不开领导特质和公司治理。从领导特质角度来看,风险倾向会影响个体所感受到行动损失或收益的相对显著性,导致有偏误的危机应对方式(Brockhaus,1980)。面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突发影响,风险倾向较高的领导者更关注企业长期效益,因此更愿意开展跨界搜寻。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领导集权度可能对组织惯例更新流程产生影响。面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中国企业需快速变革、有效变革,领导者需通过保持适当的集权程度提高组织运作效率、规范团队协作模式[6],进而驱动组织更高效地将外部知识融入现有或新构建的组织惯例中。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领导风险倾向与领导集权度在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影响组织惯例更新中的调节效应。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这一危机情境下,领导危机感知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就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就“点”的研究而言,余典范等(2022)基于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创新具有短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从长期来看制裁会倒逼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吕琪等(2024)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高端制造企业的冲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立足核心企业案例分析,宋耘等(2021)以遭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高科技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陈欧阳等(2023)以华为面对合法性危机而展开的传播实践为例,思考如何突破“崛起就要挨打”的困境。就“面”的研究而言,杨策等[1]、程仲鸣等[7]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涉及行业的企业数据展开分析,指出所属行业被列入实体清单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策略选择。聚焦产业,薛耀文等[8]结合投入产出模型与社会网络模型,分析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被制裁的4类产业发展独立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创新领域。面对突发性危机,企业也应关注如何快速实现组织惯例更新以适应环境。因此,本文从“面”的角度出发,讨论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
在实施解决方案之前,组织首先需要发现不寻常的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以创造一个触发因素,使组织能够启动适应过程。危机感知主要涉及个体对受到负面影响的感知概率以及对这些影响所带来损害程度的评估[9],这要求组织在危机发生后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判断其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指导决策。根据现有研究对危机感知概念的界定和梳理[10],结合研究情境,本文将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定义为: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所造成客观危机的主观认知和评估,体现为其对危机情境以及相应后果的感知程度。动态能力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通过重构内外部资源创造、维持竞争优势的高阶能力(Teece,2012),其效能体现为对组织惯例的主动搜寻、选择和重构过程(白景坤,2014)。已有研究指出,动态能力根植于组织惯例中,并通过调整惯例内容和运作结构适应环境变化[11],进而实现组织惯例更新。动态能力分为感知能力、获取能力以及转化能力3个维度,并被外部冲击赋予阶段性[12]。其中,感知能力指对环境变化中威胁或机会的感知、学习和理解能力;获取能力指组织基于所感受到的威胁和机会对外部资源进行策略性搜索的能力;转化能力指借助所获取的知识资源对原有组织惯例结构、内容进行转化、重构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为厘清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动态能力推动组织惯例更新的内在机理,本研究以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波及的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动态能力理论与领导危机感知研究的观点,将动态能力的3个有序维度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中,分析感知—获取—转化模式下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通过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并考虑领导风险倾向和领导集权度的调节作用。
跨界搜寻指企业越过组织、认知以及技术边界获取外部异质性知识,以把握机遇和应对危机[13],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策略选择。危机感知是解释危机为何以及如何激发组织适应性规划的关键因素[14],即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领导危机感知会影响组织跨界搜寻。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会强化组织实施跨界搜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一方面,跨界搜寻带来的异质性知识能有效补充组织资源内容、完善资源结构,面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产生的供应链、创新链“断链”问题,企业无法通过运用现有资源维持生存,这强化了企业实施跨界搜寻的必要性。同时,为打破美国设置的固有知识领域和技术演化模式,企业更加需要敏锐地甄别有助于组织升级、摆脱技术依赖的外部知识资源[1],并通过加强跨界搜寻从前端把握突破危机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使企业突然处于“断供”状态,企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维持组织正常运营。在此基础上,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非线性影响会增加企业制定、实施资源行动决策的紧迫感,组织更倾向于及时通过跨界搜寻适应环境变化[15]。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还可以为组织实施跨界搜寻塑造有益环境。从组织内部角度而言,领导者对危机的感知会通过组织决策和行为风格传递给员工,这有助于强化员工积极行为[16]。在此基础上,突发危机产生的破坏效应促使领导者采用区别于常规思维的组织策略(Beghetto,2021),更具创新性的资源行动有助于提升组织跨界搜寻的有效性。从组织外部角度而言,构建外部合作网络是企业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战略手段,危机感知会推动领导者采取更具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广泛性的外部伙伴合作模式,借助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及互惠共赢的战略原则赋能跨界搜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对企业跨界搜寻具有正向影响。
跨界搜寻是连接企业内部惯例与外部资源的桥梁,企业可以借助异质性知识提高组织惯例更新的动力和能力:第一,跨界搜寻能帮助组织获取有助于全视域洞悉市场需求变化、技术演化趋势的知识资源,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基于自身惯例在运营模式、知识流路径等方面的非兼容性,企业更愿意为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技术结构而推动组织惯例更新。第二,企业通过跨界搜寻能对边界外的知识资源进行聚合、提炼,进而转化为有益于组织突破美国“卡脖子”技术、抑或形成“换道超车”的知识基础。同时,跨界资源所附带的知识内容多样性、结构新颖性会增加组织内外部知识交流、重组的机会(Singh等,2005),有助于形成适用于组织惯例调整的专属知识。在此基础上,更具异质性、适用性的知识库为组织惯例调整提供了更多备选方案和“试错”机会,进而驱动组织惯例更新[17]。第三,动态能力理论指出,过度依赖既定资源的企业极易形成组织惰性,使得组织难以根据外部变化及时调整自身行为(Amit等,2001)。跨界搜寻是获取外部异质性知识的重要途径,可以促使企业塑造基于差异化知识资源的认知和思维模式[18],并借此克服以往依赖外部技术支持、产品供应所形成的组织惰性。换言之,跨界搜索能带来新知识、新方法,帮助企业转变固有行为方式,进而推动组织惯例更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跨界搜寻在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会通过促进跨界搜寻推动组织惯例更新。
风险倾向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性格特质,反映决策制定者冒险或规避风险的内在倾向。作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风险倾向被组织行为研究者广泛用于探讨个体感知与决策行为间关系的边界条件[19]。风险倾向会影响领导危机感知下对行动收益或损失的评估[20],风险倾向较低的领导者更关心危机应对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损失,因此,更愿意采用保守、常规的方法应对危机。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导致组织维持运作的外部供应商、客户资源被突然切断[21],风险倾向较低的领导者为降低危机对企业运营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精简运作流程、收缩资源覆盖范围,以保证危机不会影响组织核心业务。随着紧缩等短期策略的实施,外部资源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积极作用被战术性淡化,企业缺乏实施跨界搜寻的积极性和指向性。同时,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导致其影响的领域及相关区域内各类资源组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22],领导风险倾向较低的企业更愿意采取保守行为,观望目标领域的资源变化趋势,进而降低对跨界搜寻的投入。风险倾向较高的领导者则更关注突破危机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市场地位,并表现出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风险倾向较高的领导者具有更高的成就需求,勇于挑战难以实现的任务,该类领导者面对突发性的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时更关注企业长期发展和正向激励[23],因此更愿意实施跨界搜寻以突破危机。此外,基于及时突破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必要性及其预期效益,领导风险倾向较高的组织更愿意改变自身传统模式,并策略性忽略企业业务的短期受损以及外部资源不确定性,加强跨界扫描、搜寻以获取有益资源。基于上述分析,当领导风险倾向较高时,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对跨界搜寻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领导风险倾向在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与跨界搜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领导风险倾向越高,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越能正向影响跨界搜寻。
领导集权度是与团队授权紧密相关的概念,指团队决策权向领导者集中的程度[24]。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突发性、非线性特征要求企业将通过跨界搜寻获取的外部资源迅速、有效地融入组织惯例中,其实施效果受到组织内决策机制影响。当组织呈现较低的领导集权度时,密集的横向信息流会限制组织间信息同步,冗长的内部谈判和协调时间会阻碍组织惯例更新的及时实施[25];较低集权结构的组织在制定调整决策过程中会加剧员工间利益分割[26],提高员工对冲击其行为习惯、工作常规的新知识的排斥。此时,为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影响下作出非线性转变,组织需要耗费大量协调成本来缓解内部冲突(Joseph等,2020),并有可能达成妥协结果,最终不利于实质性地进行组织惯例更新。随着领导集权度的提升,领导者可以利用集中式结构过滤组织的多层次信息,以快速作出决策;领导者还可以通过构建清晰的命令执行路径和决策等级促使员工明确角色定位、降低行为偏差,进而提高团队运作效率[27]。同时,领导者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协调能力,能够对运营进行有效控制(Andrews等,2009),有助于避免组织内部可能出现的摩擦(Robinson等,2007),进而推进组织惯例更新。当领导集权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局限性会有所展现。具体而言,较高的领导集权度会增强员工扭曲信息的动机[28],使其故意将不准确的信息传递给领导者以维护自身利益(Jimenez,2017),并削弱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自主权,增强员工对领导者决策的不理解、不认同,使得组织惯例更新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阻力。基于上述分析,适度的领导集权度更有利于提高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领导集权度在跨界搜寻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领导集权度不断增高,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的正向影响先变强后变弱。
本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本研究针对浙江省内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波及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变量间关系的影响,本研究采取以下方式进行控制:①分三阶段搜集数据,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时隔2个月,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时隔5个月;②从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两方获取变量数据;③采用序号匹配方式进行问卷填写,降低答卷者主观偏差;④在问卷中不标示变量名称,隐匿研究指向性意义,以保证答卷者尽量按真实感受作答。此次问卷调查以邮寄纸质问卷、线上问卷星以及现场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支持的情况下对中层管理者进行阶段调查。
调查分为3个阶段:第一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3年1月17-20日,发放对象为高层管理者,问卷内容为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与领导风险倾向测量;第二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3年3月20日,发放对象为中层管理者,问卷内容为跨界搜寻测量;第三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3年8月21日,发放对象为中层管理者(与第二阶段相同),问卷内容为领导集权度和组织惯例更新测量[29]。3个阶段均发放问卷400份,第一阶段回收365份,第二阶段回收344份,第三阶段回收321份,通过匹配获得最终有效问卷306份。样本结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结构统计结果
Table 1 Sample structure statistics
类别 特征 频次百分比(%)样本总数企业所有制民营企业18761.1306国有企业9330.4外资企业268.5企业规模100人以下8628.1306100～499人7123.2500～1 999人5919.32 000人及以上9029.4企业成立时间3年以下268.53063～5年(不含5年)3310.85～10年(不含10年)4916.010年及以上19864.7
本文选取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成熟研究,其中涉及的英文量表均严格遵循双向互译程序以保证测量有效性。同时,在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之前,对40家企业进行小规模预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对问卷进行调整。除控制变量外,本研究相关变量均采用Likert7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采用Zhang等[10]开发的三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我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很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业务的影响”等(简称“领导危机感知”)。
领导风险倾向:采用Sitkin等[30]开发的五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我喜欢承担风险”“我愿意去捕捉机会”等。
跨界搜寻:采用Laursen等[31]开发的六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我们常搜索来自研究机构、高校的知识”“我们常搜索来自客户或消费者的知识”等。
领导集权度:采用Jaworski等[32]开发的五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员工很难在工作中自己做决定”“员工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得到领导的批准”等。
组织惯例更新:采用王永伟等[5]开发的八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企业员工能够很快接受并运用新的组织规范”“企业能够及时地为员工提供新组织规范的培训和指导”等。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对组织惯例更新驱动因素的讨论[33],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以1～4分别代表“100人以下”至“2 000人以上”;企业成立时间以1～4分别代表“3年以下”至“10年以上”;企业所有权性质用3个0-1变量表示。
首先,本研究采用Likert7点量表进行打分,以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SPSS统计结果表明总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领导危机感知、领导风险倾向、跨界搜寻、领导集权度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6、0.940、0.888、0.931、0.932,说明研究数据具有较高信度。其次,借助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各变量的最小因子载荷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0.5,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说明研究数据具有较高收敛效度。最后,为验证潜在变量间区分效度,本研究对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如表2所示。五因子模型拟合(χ2/df=2.570,TIL=0.919,CFI=0.927,IFI=0.927,RMSEA=0.072)显著优于其它模型,同时,5个变量AVE的平方根皆大于同行同列变量间相关系数(见表3),说明研究变量具有较高区分效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模型χ2/dfTLICFIIFIRMSEA五因子模型(A、B、C、D、E)2.5700.9190.9270.9270.072四因子模型(A+B、C、D、E)4.2770.8300.8450.8460.104四因子模型(A、B、C+D、E)5.9130.7450.7690.7680.127三因子模型(A+B、C+D、E)7.5650.6600.6870.6880.147二因子模型(A+B+C+D、E)11.6390.4490.4900.4920.187单因子模型(A+B+C+D+E)14.7230.2890.3400.3420.212
注:A表示领导危机感知;B表示领导风险倾向;C表示跨界搜寻;D表示领导集权度;E表示组织惯例更新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123456789101企业规模12企业成立时间0.360∗∗13民营企业-0.280∗∗-0.185∗∗14国有企业0.261∗∗0.121∗-0.828∗∗15外资企业0.0590.124∗-0.382∗∗-0.201∗∗16领导危机感知0.1020.0280.069-0.124∗0.0830.8637领导风险倾向0.166∗∗-0.1050.037-0.0440.0080.426∗∗0.8758跨界搜寻0.121∗-0.0140.137∗-0.182∗∗0.0610.404∗∗0.447∗∗0.7659领导集权度0.042-0.022-0.0650.076-0.0110.0930.0820.142∗0.82610组织惯例更新0.0410.0140.037-0.0760.0600.356∗∗0.298∗∗0.543∗∗0.286∗∗0.797Mean2.5003.3700.6100.3000.0804.4654.8765.1683.9614.885SD1.1850.9810.4880.4610.2791.5831.4441.0861.4631.024
注:**表示p<0.01(双尾),*表示p<0.05(双尾);对角线加粗数值为平均方差萃取量(AVE)的算术平方根
考虑到跨界搜寻、领导集权度以及组织惯例更新均来自中层管理者,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模型涉及的31个测量题项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最终解析出7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首个因子仅解释总变异的29.81%,低于临界值(40%)。另外,采用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效应控制法(UMLC)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纳入方法因子后CFI与TLI增幅分别为0.010、0.006,不超过0.1,RMSEA和SRMR降幅为0.003、0.007,不超过0.0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领导危机感知与领导风险倾向(r=0.426,p<0.01)、跨界搜寻(r=0.404,p<0.01)、组织惯例更新(r=0.356,p<0.01)显著正相关;跨界搜寻与组织惯例更新显著正相关(r=0.543,p<0.01)。此外,领导风险倾向与组织惯例更新显著正相关(r=0.298,p<0.01),领导集权度与组织惯例更新显著正相关(r=0.286,p<0.05)。以上结果为本研究相关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1)采用四步法验证跨界搜寻在领导危机感知与组织惯例更新间的中介效应[29],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2显示,纳入控制变量后,领导危机感知与组织惯例更新显著正相关(β=0.349,p<0.001)。模型5显示,领导危机感知与跨界搜寻显著正相关(β=0.369,p<0.001),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3显示,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91,p<0.001)。运用Bootstrap法验证领导危机感知通过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系数为0.117,置信区间不包含0(95%CI=[0.068,0.175])。因此,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间接效应显著。纳入跨界搜寻后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仍然显著(β=0.167,p<0.01),说明跨界搜寻部分中介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变量组织惯例更新模型1模型2模型3跨界搜寻模型4模型5控制变量企业规模0.0620.012-0.0610.201∗∗∗0.148∗企业成立时间-0.0030.0010.029-0.060-0.056民营企业-0.070-0.042-0.047-0.0200.010国有企业-0.150-0.0710.008-0.243∗-0.160自变量领导危机感知0.349∗∗∗0.167∗∗0.369∗∗∗中介变量跨界搜寻0.491∗∗∗R20.0110.1280.3220.0670.198ΔR2—0.1140.3080.0540.185F0.8608.840∗∗∗23.622∗∗∗5.388∗∗∗14.841∗∗∗
注: ***表示p<0.001(双尾),**表示p<0.01(双尾),*表示p<0.05(双尾),下同
(2)采用层级回归法对领导风险倾向、领导集权度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并在分析前对领导危机感知、跨界搜寻、领导风险倾向、领导集权度以及领导集权度二次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具体而言,以组织惯例更新为结果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依次将中介变量跨界搜寻、调节变量领导集权度与领导集权度二次项,以及跨界搜寻分别与领导集权度、领导集权度二次项去中心化后的交互项引入模型;以跨界搜寻为结果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依次将自变量危机感知,调节变量领导风险倾向,以及领导危机感知与领导风险倾向去中心化后的交互项引入模型。表5模型7结果显示,跨界搜寻与领导集权度的交互项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43,p<0.01),跨界搜寻与领导集权度二次项的交互项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539,p<0.01),说明领导集权度在跨界搜寻与组织惯例更新间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4得到验证。模型10结果显示,领导危机感知与领导风险倾向的交互项对跨界搜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64,p<0.01),说明领导风险倾向在领导危机感知与跨界搜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
表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变量组织惯例更新模型5模型6模型7跨界搜寻模型8模型9模型10控制变量企业规模-0.050-0.054-0.0660.148∗0.0840.058企业成立时间0.0310.0380.041-0.0560.0030.000民营企业-0.059-0.057-0.0470.010-0.002-0.021国有企业-0.015-0.032-0.010-0.160-0.162-0.170自变量领导危机感知0.369∗∗∗0.236∗∗∗0.268∗∗∗中介变量跨界搜寻0.555∗∗∗0.525∗∗∗0.559∗∗∗调节变量领导风险倾向0.326∗∗∗0.385∗∗∗领导集权度-0.0130.105领导集权度20.2300.124交互变量领导危机感知×领导风险倾向0.164∗∗跨界搜寻×领导集权度0.543∗∗跨界搜寻×领导集权度2-0.539∗∗R20.2980.3440.3600.1980.2800.301ΔR20.2870.3290.3400.1850.2660.285F25.521∗∗∗22.371∗∗∗18.468∗∗∗14.841∗∗∗19.413∗∗∗18.331∗∗∗
为直观反映领导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绘制调节效应示意图,如图2所示。当领导风险倾向较低时,领导危机感知对跨界搜寻的正向影响较弱(β=0.097,t=2.273,p<0.05);当领导风险倾向较高时,领导危机感知对跨界搜寻的正向影响较强(β=0.250,t=5.260,p<0.001)。同时,根据领导集权度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到关于领导集权度(M)对跨界搜寻与组织惯例更新间关系的函数Z(Z=0.559+0.543M-0.539M2),如图3所示。回归模型汇报了标准化系数,标准化后的领导集权度取值范围为[-2.024,2.077],顶点坐标(0.503,0.696)在领导集权度值域范围内,即跨界搜寻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随着领导集权度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图2 领导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
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ship risk propensity
图3 领导集权度的调节作用
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ship risk propensity
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具有突发性、非线性特征,企业如何加快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标准链四链重构和战略体系实现组织惯例更新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难题。本研究聚焦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与组织惯例更新间关系,旨在探讨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如何以及何时促进企业组织惯例更新。基于浙江省内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波及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跨界搜寻、组织惯例更新间关系,重点讨论领导风险倾向、领导集权度影响下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通过跨界搜寻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情境问题,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突发性、非线性的影响下,领导危机感知会提高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感,进而促进跨界搜寻;②企业可以通过跨界搜寻增强改善自身组织惯例的动力和能力,进而实现组织惯例更新;③领导风险倾向、领导集权度对上述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风险倾向较高的领导者更重视企业长远发展,并拥有突破危机的强大信心,因此更热衷于推动跨界搜寻;④适度的领导集权有助于企业把控组织惯例更新流程,提高员工惯例重构效率,进而推动组织惯例更新。
(1)本研究讨论了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在组织惯例更新研究领域验证了领导危机感知这种感知层面因素的作用,拓展了组织惯例更新的驱动因素研究。虽然现有研究就领导层面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展开了丰富讨论,但多集中在领导行为特质、思想特征等方面[34],鲜有研究关注领导感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相关研究多立足于企业一般情境下的组织惯例更新问题,对危机等突发情境下企业如何快速、有效实现组织惯例更新缺少探讨。本研究以领导者对危机情境的感知为切入点,探讨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丰富了组织惯例更新理论研究。
(2)基于感知—获取—转化模式的动态能力视角,本研究将领导危机感知、跨界搜寻以及组织惯例更新整合至动态能力理论框架中,完整揭示了动态能力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为理解企业动态能力的效用提供了整合性理论视角。另外,有学者基于案例分析发现动态能力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推动作用,呼吁通过大样本实证分析进行验证(李彬等,2013),本研究响应这一呼吁,检验动态能力推动组织惯例更新的具体路径,拓展了动态能力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实证研究成果。
(3)本研究讨论了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对企业组织惯例更新的驱动机制,为理解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的中国企业组织行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见解。目前相关研究聚焦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创新投入、绩效及策略的影响,对企业组织惯例更新的探讨较少。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领导者特质对组织适应性决策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揭示。本研究基于领导危机感知视角实证检验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与组织惯例更新间关系,丰富了该情境下的组织行为研究,引入领导风险倾向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推动研究者关注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领导者特质的关键作用。
(1)领导者应积极提升自身危机感知能力和忧患意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给中国企业带来重大挑战,其本质及所造成的影响是中国企业管理者需要明晰的重要内容。领导者应积极关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实时信息,科学评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强化对该情境下企业运营变化的深度剖析,及时采取措施对组织惯例进行更新。
(2)面对实体清单制裁这种突发性危机,领导者应积极实施跨界搜寻,尽快获得异质性资源。具体而言,企业应进一步疏通、扩充组织实施跨界搜寻的多元渠道,提高对跨界资源的搜索、吸收能力。同时,领导者应有承担风险责任的担当,面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坚定迎接挑战、追求长期价值的决心,果断决策,并通过跨界搜寻把握企业“涅槃重生”的机会。
(3)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具有非线性特征,中国企业在搜索到所需资源后需快速变革、有效变革,领导者应通过适度集权提升团队协作效率、凝聚团队共识,减少协调造成的时间损耗以及员工偏差、冲突行为,并构建从资源向惯例转化的高效路径,进而快速、有效实现组织惯例更新。
(1)危机情境下企业组织惯例更新研究亟需拓展。本研究仅分析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可能不适用于其它情境。未来研究可以从其它情境视角进行分析,扩大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影响研究的情境因素。
(2)本研究采用传统问卷调查方式测度领导者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危机感知,但作为一种感知行为,领导危机感知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经验取样法讨论领导危机感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
(3)本研究仅对企业特征进行控制,未来研究可以引入中层管理者个体特征变量,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科学性。
(4)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导致部分依赖国际知识资源的企业跨界搜寻对象受限,这使得现有成熟量表所衡量的跨界搜寻频率、强度无法真实展现企业跨界搜寻真实水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和样本企业特征设计更为科学、合理的跨界搜寻量表。
(5)本文研究对象为受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波及的高新技术企业,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危机情境提升问卷针对性,对直接受实体清单制裁的企业展开相关分析,并挖掘实体清单制裁对核心企业的影响波及至高新技术企业的具体路径和机制,以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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