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视角

2024年8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2.8%,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打破传统经济地域限制,颠覆行业固有发展模式,带来新一轮创业热潮,并极大改变着创业企业所面临的成长环境[1-2]。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企业成长与演化实质上是生态位不断提升的过程,而环境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使企业生态位出现重叠或分离现象。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构建并巩固差异化优势生态位,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命题[3]。数字经济深度发展为创业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成长环境的变化,也是企业寻求自主突破、占据有利生态位的基点[4]。例如,字节跳动依托其在数据处理与算法优化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成功构建以抖音、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数字平台矩阵,并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和内容分发机制,有效破解流量获取难题,打造多样化商业变现体系,在短视频创业行业占领优势生态位;Uniqlick公司基于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数字技术,实现精准数字营销服务——实时竞拍,实现数字广告行业生态位跨越。尽管实践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创业企业生态位,但对于二者之间存在何种作用机制以及是否受到创业企业特定情境影响的问题,当前研究未给出清晰解释,不利于指导和推动创业企业成长与演化。

纵观当前关于数字经济与企业关系的研究,学者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企业价值创造、创新绩效和成本控制等主题进行探讨。在企业价值创造方面,部分学者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赋予企业4种新能力: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等)能提升组织信息获取与整合效能[5-6];其次,互联网去中介化特征有利于企业与消费者直接互动,并显著提升企业市场洞察能力[7];再次,企业透明度提高和数字化连接的深化赋予组织关系重构与整合能力[8];最后,基于移动互联环境下的实时大数据处理与应用技术赋予企业精准的预测分析能力[9]。这些能力加速企业更新竞争策略,颠覆了企业原有价值创造过程。在创新绩效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加速了数字化技术扩散与吸收,改变了原有创新要素组合方式,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10]。但也有学者认为过高的数字化技术扩散程度容易导致企业没有能力继续支持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也无法及时调整内部活动和动态适应外部变化,致使企业创新绩效降低(余菲菲等,2022)。在成本控制方面,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催生出众多数字平台,企业基于低成本知识、信息和公共资源能降低信息获取成本[11];数字技术的连接功能可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11]。综上所述,当前对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生态位的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展开深入探讨。

生态位理论的核心在于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占位[12]。企业生态位反映企业在一定市场环境中占据的竞争位置和拥有的资源状况,包括“态”和“势”两个方面。其中,“态”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控制的资源和形成的影响;“势”是指企业对环境的支配力和影响力[13]。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开放系统,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权变因素[14],企业对环境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决定其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而自身资源和能力是影响绩效水平的根本因素[15]。因此,如何提高环境利用能力、建立可靠的资源基础,是企业成长与演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经济时代,新兴数字技术的迅速迭代与深化应用正深刻重塑着企业的经营环境。尤其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创新,为组织运营模式带来颠覆性变革。创业企业在此背景下开展创业活动,凭借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快速识别企业内外部资源属性,优化创业资源高效配置,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蔡莉等,2019),为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提供更多机会。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提高创业企业数字化应用能力(蔡莉等,2019),有利于创业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数字技术带来的技术创新能够扩大企业获取资源的范围,识别未被满足的需求及未被利用的资源[16],使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有利于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因此,本研究在探究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作用机制时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变量,并分析其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创业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生态位能级的动态跃升[3]。数字经济使创业企业成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创业企业只有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利用数字技术拓宽企业获取信息的来源、渠道和范围,缓解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困境,才能提高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促进创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信息不对称在数字经济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生态位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构建以“技术—信息”为主的机制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助推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具体路径,探讨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内在动因和发生过程。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创业企业生态位

创业企业生态位是创业企业通过与生态系统环境进行匹配后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和占据的竞争位置。生态位提升是创业企业成长与演化的本质[3]。创业企业由于发展历程短暂,难以形成充足的资源储备。在当前竞争加剧的市场格局下,从资本融通到人力资源配置再到原材料供给等传统要素获取门槛与成本持续攀升,这种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已成为制约创业企业存续与成长的关键因素。数字经济凭借平台共享,通过促进企业间网络构建与联结,弱化企业间交流壁垒,打破资源地理限制,促进创业资源在平台中流动与供需匹配,从而促进创业企业获取所需资源[17]。然而,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并非仅依赖于资源的简单积累,而是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资源整合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人才、技术等要素进行系统性重组与动态配置上,以适应环境的持续演变[18]。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企业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新型技术,实现对海量信息的深度挖掘,准确把握市场机遇与风险。创业企业以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在优化企业战略布局和运营效率的同时,能进一步重塑组织间协同关系,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生态占位[19-21]。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1.2 数字经济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是创业企业实现生态位提升的有效途径[22]。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往往具有风险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23]。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面临投入与产出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研发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创新成果不确定性与风险系数较高,这种投资回报的模糊性往往会制约创业企业的创新意愿。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企业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企业研发成本、激发员工创新潜能等途径来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首先,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会模糊组织边界,强化创业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互动。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不仅能优化企业与用户间的沟通机制,也有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激励创业企业进行持续技术革新以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其次,数字经济时代为创业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物联网、数字化平台及APP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显著优化创业企业价值链成本结构,提升创业企业信息搜寻、运输配送和规模复制等环节运营效率[24-25],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创业企业研发投入,激发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最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能重塑组织内部信息流动模式。它打破传统信息壁垒,优化员工间的协同互动机制,提升组织成员对关键资源的获取与整合效能[26]。创业企业通过数字赋能创新生产体系,实现运营效率的跨越式提升,这种高效的数字化环境能激发员工创造性思维,进而推动组织整体创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

一方面,创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突破既有市场格局,得以重构资源配置模式,形成独特的资源组合优势。这种差异化的资源禀赋能提升创业企业市场辨识度,从而在资源占有与利用、市场空间拓展等方面提升创业企业原有生态位。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使创业企业得以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网络体系,确立有利市场地位,为构建持续性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企业研发成本、激发员工创新潜能等途径激活和赋能创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创业企业借助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战略、构建核心价值网络实现生态位提升。因此,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生态位提升。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创业企业生态位之间起中介作用。

1.2.2 信息不对称

数字经济背景下,由于创业企业固有的资源劣势,其需要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价值生态网络,通过与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互补,实现能力的协同增长,因此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创业企业管理模式的革新,促使传统僵化、多层级治理结构逐步向扁平化、网络化和柔性化方向演进(王炳成等,2023)。这种组织重构不仅能优化内部沟通流程,提升跨层级信息传递效率,还能为创业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决策支持,增强组织应对环境变迁与挑战的适应能力。其次,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能拓展创业企业信息获取维度。通过智能化信息筛选机制,创业企业可在互联网平台上高效获取异质性创业资源信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对用户搜索轨迹、交易数据及评价反馈等信息的整合与分析[27],创业企业能够深入洞察消费者需求,为产品优化升级提供精准指引。最后,数字金融创新重塑了创业企业的融资生态。对于创业企业在初创期面临的资本密集型投入需求,数字金融通过优化市场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问题,提升信贷资源的可及性,拓宽创业企业融资渠道。

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有利于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第一,企业创业过程往往面临来自市场和商业环境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8],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使创业企业能够精准识别和获取关键信息资源,增强对市场动态的洞察能力,有效规避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提升企业对环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进而占据有利生态位。第二,头部企业凭借在规模效应、网络渠道、资本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信息资源获取与处理能力上具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企业往往通过构建市场准入壁垒维持主导地位,限制新进入者的市场渗透。然而,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与信息网络技术迭代升级为创业企业提供了突破口。企业通过数字化平台能够高效获取用户反馈信息,重新配置战略要素,在新竞争维度下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重新定位自己的市场边界,开创一个新的生态位空间。第三,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信息效率提升能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信息不对称往往会导致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受阻,制约创业企业融资能力[29]。数字金融创新可优化市场信息传递机制,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资本获取渠道,创新产品和服务,通过重塑创业企业价值链使其突破原有生态位水平。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信息不对称在数字经济与创业企业生态位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以“数字经济—创业企业生态位”为主线,技术创新、信息不对称发挥中介作用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2.1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创业企业生态位(Niche)。企业生态位源自生物“生态位”,用以描述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包括物种的栖息地和功能。一般而言,物种丰度和分布差异可用不同生态位宽度及位置加以解释[30]。Hannan &Freeman(1977)将生态位理论引入企业研究领域。随后,以Barnett &Burgelman(1996)为代表的学者基于组织生态位视角,将企业成长的实质界定为“企业基于拥有资源状况对竞争力的把握”。企业成长就是在环境中获取、利用资源并构建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31]。关于企业生态位测度,部分学者从“态维”与“势维”两个维度建立评价模型[32]。其中,生态位“态维”反映企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与环境互动产生的积累,体现企业当前发展现状和市场地位;生态位“势维”用于衡量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塑造能力,侧重于度量企业后续发展势头,表现为一种增长能力。创业企业生态位可描述为“创业企业通过与市场环境进行匹配,形成特定企业结构、功能和角色集成关系,并在企业生存和发展方面形成的生态占位”。创业企业具有“态”和“势”两方面属性。其中,“态维”反映创业企业在生存方面形成的生态位,从市场地位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表征。市场地位体现企业历史经营成果在竞争格局中的具体地位,可用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加以表征[33];企业规模则反映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对各类生产要素的整合与积累能力,主要通过营业收入、员工总数、税利总额和净资产等指标综合表征[33]。“势维”反映创业企业在发展方面形成的生态位,从市场创新能力和财务经营能力两个方面表征。其中,市场创新能力反映企业在现有市场基础上开发新市场的可能性,用企业研发强度表征;财务经营能力反映企业在动态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竞争力,这种能力积累有助于企业实现更高阶段的发展平衡,可用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财务指标表征。基于上述分析,借鉴张一进等[13]对平台企业生态位的测度方法,首先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随后采用突变级数法测度创业企业生态位。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创业企业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概念,难以采用单一指标对其进行量化,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得到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是较为常用的方法。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已有评价框架主要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维度[34-35],但评价体系完整性有待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根基性支撑,依托数字产业化的持续壮大,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在良好发展生态中不断扩展数字化融合广度与深度”。基于这一理论内涵,本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发展生态环境4个维度。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包括基础硬件设施和基础软件设施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体现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产出,包括产业基础和产业产出两个方面。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与创新,反映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的深层次融合,主要包括工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发展生态环境为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活力与保障,包括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两个方面。基于上述分析,遵循指标设计科学规范、系统完整、全局性及典型性等原则,充分考量数据可获取性,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大维度的城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源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经济相关专利授权数源自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政府文件中数字经济政策词频源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和EPS数据库,最后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3)中介变量。①技术创新水平(Inv)。数字经济发展可提高创业企业数字化应用能力,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从已有研究看,测度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较多,如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人员数量等,但这些指标往往会造成重复计算,且对投入如何转化为产出的阐释存在一定难度[36]。因此,本研究参考陈经伟和姜能鹏[36]的研究,采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专利申请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衡量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企业专利申请数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企业创新数据库,为确保数据完整性,借助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检索平台填补相关数据空白。②信息不对称程度(Inf)。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创业企业信息不对称,使其更好地掌握潜在资源的关键信息,促进创业资源高效利用。传统研究常用企业基本特征(如经营规模、成长机遇等)作为评价信息不对称的代理指标(胡海青等,2021),这种测度方法虽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但因指标构建过于简化会降低测量精度。因此,本研究借鉴章卫东等[37]的研究,用股票非流动比率测量信息不对称程度。其原理在于,企业股票非流动比率越高,股票流动性越差,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程度越显著。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公式构建如下:

(4)控制变量。为提升研究结果可靠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同时控制微观层面企业因素和宏观层面城市特征变量。

在微观层面,本研究控制如下变量:①企业年龄(Age),用样本年度减去设立年份得出;②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表征,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在宏观层面,本研究控制如下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Eco),用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表征;②基础设施水平(Fun),通过测算城市道路人均占有面积表征;③对外开放程度(Fdi),用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征;④金融发展水平(Fin),用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比重表征。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发展公报。

2.2 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理论推导,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为验证这一理论假说,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2)中,下标i、j、t分别表示城市、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Niche为创业企业生态位水平,核心解释变量Dig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为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δ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性,同时为避免逆向因果关系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Dig作滞后一期处理。另外,为进一步提升模型估计效力,引入时间固定效应(θ)和行业固定效应(μ),以控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对企业生态位的潜在影响。

2.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创业企业通常是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本研究选取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相较于主板上市公司而言,创业板企业成立时间较短,且处于快速成长期,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时更加需要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识别与利用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创业企业的创业活动在信息获取、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发生颠覆性变化,生态位代表创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其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加显著。我国创业板市场作为一种特定证券交易市场,具有门槛低、风险高、监管严等特点(胡海青等,2021),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相应平台和资源,促进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主要以创业型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这类企业通常具有高成长性,但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由于数字中国建设始于2015年,因此本研究将具体研究时段确定为2015—2022年。通过将企业数据与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它变量进行匹配,形成2015—2022年面板数据集。为提升研究结论可靠性,首先排除特殊处理类(ST、*ST)、退市、金融类、房地产类上市公司样本及数据缺失样本,最终获得4 806个有效研究样本。另外,为降低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采用双侧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表3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创业企业生态位(Niche)的均值为6.231,标准差为1.486,最大值为11.014,最小值为2.601,呈现出极值差距大、标准差大的特点。这表明,不同创业企业之间的生态位差距较大,市场竞争力参差不齐。数字经济(Dig)的均值为0.254,最大值为0.552,最小值为0.075,标准差为0.126,表明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指标也存在一定差异。另外,本研究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未超过10,表明各变量选取合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

本文采用OLS逐步回归法验证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1)仅纳入时间与行业固定效应;模型(2)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模型(3)进一步补充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以最大程度降低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统计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层面看,企业年龄(Age)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创业企业成立时间越久,越有利于竞争优势集聚,进而提升生态占位。相反,资产负债率(Lev)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创业企业负债压力越大,对其生态位的负向影响越明显。此外,经济发展水平(Eco)、基础设施水平(Fun)、对外开放程度(Fdi)和金融发展水平(Fin)均对创业企业生态位存在显著正向提升效应,说明当地营商环境越优越,越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进而促进创业企业成长,提升企业竞争地位。

3.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回归模型、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剔除部分样本等,结果见表5。首先,借鉴唐松等(2020)的研究方法,使用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列(1)回归结果表明,更换回归模型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其次,进一步借鉴李健等[17]、李政等[38]的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重新进行测度,并进行回归检验。表5列(2)回归结果显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后,虽然数字经济(Dig)回归系数变小,但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显著改变,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最后,考虑到直辖市在行政级别、经济规模及人口结构等方面与一般地级市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异质性可能影响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作用机制。为此,剔除直辖市样本重新进行检验,表5列(3)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积极影响依然显著,由此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减缓数字经济与创业企业生态位之间的潜在反向因果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有效工具变量需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参考张勋等[39]的研究方法,选取各城市至杭州的地理距离作为初始工具变量。选取依据在于: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其发展经验和创新要素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越近的城市越容易获取发展优势;同时,这种地理距离本身与各城市创业企业生态位无直接关联,从而满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考虑到某地级市到杭州的距离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若直接置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为匹配研究面板数据格式,构建“各地级市历年互联网普及度×地理距离”的交互项作为最终工具变量,以体现时间变化效应。表5列(4)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可见在考虑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p<0.01),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3 机制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仅验证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积极影响,未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Inv)和缓解信息不对称(Inf)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为验证上述机制,参考温忠麟等[40]对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式(3)～式(5)中,下标i、j、t分别表示城市、企业和年份,med代表中介变量,Controls代表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θ、μ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δ为随机误差项。式(3)考察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总效应,前文已进行验证;式(4)考察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式(5)考察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直接影响效应。

表6中列(1)(2)报告了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实证结果。其中,列(1)中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35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地,列(2)中数字经济和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回归系数分别为2.495和0.281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其生态位水平。其基本逻辑在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激活和赋能创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形成差异化发展战略、构建核心价值网络,进而实现生态位提升,假设H2得到验证。

表6中列(3)(4)报告了数字经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实证结果。其中,列(3)中被解释变量为信息不对称,数字经济对信息不对称的回归系数为-0.04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抑制创业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与前期学者研究结论一致[41-42]。进一步地,列(4)中信息不对称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的“绊脚石”。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为创业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有利于创业企业掌握潜在资源的关键信息,重构自身核心能力,突破原有生态位水平,假设H3得到验证。

4 进一步讨论

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发挥显著驱动作用。然而,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这种促进效应强度可能会因企业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不同而不同。基于此,本研究分别引入企业微观特征和宏观环境两类差异因素,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

4.1 企业微观特征视角下异质性分组检验

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作用受企业微观特征的影响。从企业微观特征视角出发,按照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从企业规模看,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将样本划分为大型创业企业与中小型创业企业,对其进行异质性分组检验。由表7列(1)(2)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大型创业企业还是中小型创业企业,数字经济均能显著促进其生态位提升。与中小型创业企业相比,数字经济对大型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可能的解释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优势构建依赖于差异化资源积累和整合能力。规模较大的创业企业凭借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能够有效获取和配置关键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生态占位。相比之下,中小型创业企业由于资源禀赋限制,往往难以持续投入充足资源用于数字化能力建设和市场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其构建独特竞争优势的可能性,不利于生态位优势的形成。

此外,根据企业所有制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创业企业与非国有创业企业,对其进行异质性分组检验。由表7列(3)(4)结果可知,无论是国有创业企业还是非国有创业企业,数字经济均能显著促进其生态位提升。与国有创业企业相比,数字经济对非国有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作用更大。一般来说,相较于国有创业企业,非国有创业企业通常由个人或私人企业家创办,具有明晰的产权和风险共担机制,其内在动力更为强大。数字经济下市场竞争越发激烈,非国有创业企业由于管理体制灵活,能够快速作出决策并对企业内外部获取的资源、人才、技术进行重新组合、部署和配置,创造竞争优势,提升生态占位。而国有创业企业由于采用非市场化运作模式[43],容易导致创业资源浪费和低效,不利于生态位优势的形成。

4.2 企业宏观环境视角下异质性分组检验

我国各区域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生态位水平亦存在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可能具有不同影响。为此,基于企业注册地所在地市不同,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创业企业生态位影响的异质性。由表7列(5)～(7)结果可知,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比可知,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加显著。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互联网与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企业发展较为成熟,核心竞争力塑造已进入创新驱动与数字驱动阶段,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稳定的正向赋能效应。与东、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创业企业资源要素集聚较强,企业发展多处于传统型管理模式驱动阶段,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影响效果尚不明显。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创新创业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作用日益突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正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如何增强创业企业发展韧性、延长其生命周期,已成为关系就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议题。数字化转型浪潮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多元化数字技术平台的普及,创业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获取和整合关键资源,从而优化其在创业生态中的战略定位。这一趋势引发了深入思考:数字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切入点,结合创业板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作用显著。此外,创业企业成立时间越久,负债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其生态位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创业企业生态位亦具有显著影响。

(2)在作用机制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激活和赋能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战略、构建核心价值网络,进而实现生态位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创业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使其掌握潜在资源的关键信息,重构自身核心能力,突破原有生态位水平。

(3)对于大型创业企业和非国有创业企业而言,数字经济对其生态位的提升作用较大。同时,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具有异质性。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且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5.2 理论贡献

(1)以往针对数字创业的研究多从创业企业绩效视角出发评估创业企业成长路径,存在一定局限性,不利于挖掘创业企业长期内在发展潜力。本研究将“生态位”这一创新视角嵌入创业企业成长机制,对数字经济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作用机理进行深层次剖析,为创业企业如何占据优势生态位实现快速成长提供了新思路和独特理论视角,具有一定前沿性与科学性。

(2)从技术创新和信息不对称双重视角出发,弥补了现有研究将视角集中在单一因素上的不足,拓宽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同时兼顾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信息获取的研究视角。技术创新是创业企业实现生态位提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创业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供异质性创业资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使其占据有利生态位。因此,本研究引入技术创新和信息不对称双重视角,为创业企业借助数字经济获得竞争优势提供实践指导,研究具有务实性和综合性。

5.3 实践启示

(1)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释放数字红利效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重点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等。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强化信息网络的战略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保障体系,优化创业资源跨区域配置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标准化评价体系,实现数字红利的充分释放与有效利用,为创业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数字化环境。

(2)发挥数字经济的双重中介效应,构建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新机制。在技术创新维度,创业企业应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创新机遇,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创新激励机制,为生态位提升提供持续动力。在信息不对称维度,应充分发挥数字平台信息集聚效应,构建创业资源共享网络,促进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技术创新与信息共享的协同作用,形成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良性循环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实施差异化数字赋能策略,防范企业数字鸿沟风险。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大型非国有创业企业应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强化异质性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小型及国有创业企业需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运营管理智能化和产品服务数字化弥补资源短板。在区域维度,注重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协同效应,加强区域间数字技术交流与创新合作。同时,中部地区应制定精准化数字赋能政策,完善数字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均衡发展,促使创业企业间开展良性竞争与协同创新。

5.4 不足与展望

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虽然验证技术创新和信息不对称在数字经济影响创业企业生态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但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的影响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特征,现有模型可能未完全捕捉到这一复杂性。未来可探索不同研究视角,纳入其它中介或调节变量,构建更加完整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其次,创业企业成长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处于不同阶段的创业企业具有不同形态,其生态位内涵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可深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创业企业生态位差异及其演化规律,以期形成对创业企业生态位理论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也能为创业企业实践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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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视角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Niche Advanc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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