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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firstly,this study collects and arranges the key literature within the domai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managerial behavior.By means of bibliometric analysis,it identifies the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managerial behavior.Secondly,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captures its core feature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Thirdly,founded on the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and the "behavioral man assumption",the pap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governance factors of managerial behavior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ecision-making motives” and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y".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aradigm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as an entry point,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rial behavior" from three aspects:digital intelligence decision-making,digital intelligence incentives,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supervision.From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on the one hand,the in-depth participation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a shift in manager behavior from being "experience-driven" to "knowledge-driven ".On the other hand,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endowed managers with new decision-making perceptions,and the full release of decision-making value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balance point in manager behavior.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new decision-making model,the "benefit-risk" considerations of managers have changed,and the new balance point of manager actions has been created,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the choice of manager behavior.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centives,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incentive system.This enhancemen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salary distribution,the transcendence of conventional incentive system frameworks,and the unlocking of the latent value within incentive data.By integrat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the actions of managers operating under incentive contracts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aligned with the objective of maximizing enterprise valu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upervis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internal oversight entities like shareholders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alongside external watchdogs such as market intermediaries and social media,harness the benefits of technology to perpetually refine and transform their functional strengths.This dynamic process propel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oversight network and the enhance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For managers,the supervisory landscape is revolutionized by the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of the oversight framework.This trans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broadened supervisory scopes,intensified scrutiny,and strategically realigned functional benefits,thereby exerting a more stringent influence on managerial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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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算法治理、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等数智理念的问世,数智化在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优化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效能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现代企业制度下,两权分离的企业组织形式衍生出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组织效能。作为企业的掌舵者,管理者行为深刻影响企业决策。尤其在集权式决策结构中,管理者往往对企业财务战略具有主导性影响力[1],其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经济发展。然而,一方面,由于自利的天性使然,管理者往往会基于切身利益、个人声誉、未来发展等考虑,表现出操纵、迎合、遮掩等行为倾向(谢获宝等,2014;孙晓华等,2023;王剑等,2020);另一方面,受困于自身心理、偏好、信念等特征影响,管理者行为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如过度自信、短视主义、谦卑等(刘柏和梁超,2016;Ladika等,2020;Zhang等,2017),使得企业各项决策也具有管理者行为风格。因此,无论是管理者“利己”的行为动机,还是非理性的行为心理,都可能使决策结果偏离最优状态,造成资源配置损失。如何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优化管理者行为、提高资本管理质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为管理者行为研究注入新活力,也为决策过程中的难题解决提供新契机。区别于传统变革,数智化时代充分展现数智技术新特征,并释放出强大的外部效应。在数智化时代,一方面,技术变革重塑管理决策过程和方式,传统决策范式已然发生变化[2];另一方面,数智化发展孕育新业态和新模式,有助于企业治理结构迭代升级和治理机制优化,形成新治理生态(陈德球等,2022)。数智化背景下面对决策环境与治理环境变化,管理者行为是否呈现新面貌?新决策范式和传统公司治理新实践的涌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管理者行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当前,学者们关注到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探讨人工智能与高管职能关系、数智领导力形成等问题。针对数智化发展对管理者的影响,如Schaf(2019)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将作为强大的行政助理,将管理者从低附加值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更专注于可以增加重要价值的活动;Laura等(2019)发现数字化正在重塑组织、工作和流程,给管理者带来新挑战。还有学者以新时代背景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如何枫和刘贯春[3]发现在数字信息环境下管理者以往经历和业绩表现能够被全面记录,数字媒体可以通过形成职业声誉压力减少企业代理问题;而董明晴和张嘉伟[4]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业绩压力和盈余空间压缩,会助长管理者采取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这些文献虽然涉及管理者问题,但观点较为分散,尤其在“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方面缺乏系统框架清晰展现两者关系。为在数智化时代捕获和释放管理者资本价值,充分利用技术红利赋能企业发展,有必要对该主题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总结,厘清关系,进而提供实践指导。
本文通过对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相关文献的分析,重点探讨以下方面:①数智化概念与核心特征,深化对数智化功能优势的认识,理解新时代下管理者行为发展基础;②管理者行为底层逻辑与治理因素,以了解数智化触发与影响管理者行为的着力点;③数智化发展对管理者行为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渠道,明晰管理者行为变革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智化时代管理者行为研究框架,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引与启发。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展开分析,对国内外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及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文献样本选自中国知网(CNKI)的CSSCI数据库,国外文献样本选自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将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作为检索主题,前者包括数智化、数字化和智能化3个主题词;后者围绕“管理者”这一主题词进行检索,选择管理者、高管、管理者行为、高管行为、管理者决策、高管决策6个主题词,重点筛选管理、经济和商业等领域相关文献。考虑到公司治理与管理者行为密切相关,将基于数智化方面的公司治理研究对文献进行补充。另外,行为表现还深受决策心理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心理学等跨学科领域研究文献作为补充。
本文借助词频分析法,对统计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梳理出数智化发展下管理者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发展动向。图1和图2分别是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的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外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知识图谱中包含若干个节点,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热点关键词的统计发现,聚焦于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这一核心研究主题基本可以形成“行为基础—行为机制—行为后果”的研究脉络。
图1 中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1 Co-occurrence map of Chinese keywords
图2 外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2 Co-occurrence map of foreign keywords
1.2.1 行为基础—数智化的管理支撑体系
数智技术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逐步与企业管理深度融合,日益推动管理者行为变革。结合图1和图2 可以看出,中文文献中以“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数字经济”“数智化”“企业智能化”等关键词,外文文献中以 “digital transformation(数字化转型)” “technology(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等关键词作为节点向企业管理领域辐射。其中,中文文献涉及到的管理者问题主要以人力资本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从高管与高管团队层面展开管理者特质、能力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高管团队、管理者短视、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团队稳定性、管理者能力、信息技术背景等关键词。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国内研究者基于数智化背景对传统管理者行为相关理论及影响因素的探索。而外文文献对管理者问题主要关注领导力形成以及管理者对前沿技术的态度,相关关键词包括digital leadership(数字领导力)、capability (能力)、algorithm aversion(算法厌恶)、algorithm appreciation(算法欣赏)等,形成了数智化影响管理者表现的多维视角。
1.2.2 行为机制—数智化驱动的行为变革路径
数智化时代不断涌现出管理新实践,由图1可以看出,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转变和围绕代理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治理机制创新共同构成管理者行为变革路径,涌现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管理决策(management)、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代理成本(agency theory)、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等。其中,与“管理决策”相关的热点问题,中文文献词频排在前列的关键词包括信息效应、大数据、人机协同等;外文文献词频排在前列的关键词包括big data analytics(大数据分析)、improving judgment(判断优化)、algorithmic management(算法管理)、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人机协同)等。而围绕“公司治理”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涉及激励与监督机制分析,中文文献中的关键词包括高管激励、薪酬差距、容错机制、内部控制、会计信息质量、税收征管数字化、外部监督等;外文文献中的关键词包括governance(监管)、internal control(内部控制)、social media(社交媒体)、investors(投资者)等。在行为机制方面的讨论中,国内外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1.2.3 行为后果—数智化发展的价值效应
数智化发展改变管理者行为的深层次变革体现在经济后果上,国内现有研究主要从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关注数智化转型效应议题。其中,微观企业层面,主要聚焦企业创新、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等研究主题,宏观经济层面则主要涉及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话题。而国外研究也关注到数智化带来的影响,相关关键词包括innovation (创新)、firm performance(业绩表现)、value creation(价值创造)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些低频关键词可以看出,部分学者关注到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伦理道德、安全以及其它潜在负面影响,如bias (偏差)、ethics (伦理)、privacy (隐私)、信任关系等,为认识数智化时代的管理者行为提供更多思考。
综上,通过对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分析发现,数智化时代管理者行为研究涵盖“数智化驱动”“管理者行为表现”“数智化与管理决策”“数智化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数智化概念和传统管理者行为范式的分析与总结,形成对数智化时代管理者行为基础的深度理解;其次,聚焦“传统管理决策范式转变”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从数智决策、数智激励与数智监督3个维度展开数智化发展影响管理者行为作用机制的探讨,最终形成本文的研究框架,以揭示数智化时代管理者行为的创新实践。
“数智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15年北京大学“知本财团”课题开展的思索引擎课题报告中,反映了数字智能化与智能数字化的有机融合,但直到2020年数智化概念才真正引起各界重视[5]。当前学术界对数智化概念尚未有明确的界定,现有研究对其内涵主要强调:①技术驱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数智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前沿技术不同技能的充分释放构筑数智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多数学者认为数智化发展是由数智技术引起的,凭借强大且先进的功能,数智技术对数据的读取、处理、运算、分析、预测能力远超于人力(Frey等,2017;Agrawal等,2019),能够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功能。②要素融合。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延伸应用于各业务场景,以技术融合化、业务数字化与决策智能化共同推动数据价值化运用目标实现。梁玲玲等(2022)提出企业借助前沿数智技术,推动业务、管理等的全面变革,从而形成强大竞争优势;Moreno等(2019)认为数智化利用技术发展构建智能制造系统,能够获取商业模式改进意见,增强循环性。③功能跃迁。作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再配置与升级,数智化更加彰显广泛数据基础与高阶智慧属性的强大功能优势。Forradellas等(2021)认为数智化广泛的数据基础、优化的算法以及卓越的计算硬件凸显人工智能的技术力量,在速度、灵活性、创新以及决策方面实现性能提升。陈国青等[6]也在研究中提出数智化体现了信息系统赋能的显著进阶,通过数据治理追求平衡发展、通过算法创新追求智能发展,并在“治—智”新形势下重塑赋能体系。
结合数智化发展特点,本文认为数智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相融互促构成本质特征,是在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与数字化相比,数智化超越单纯的数据记录与信息化管理,借助高阶智能与数字世界互融,突出利用智能手段达成对数据资源的全方位运用,探寻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与模式,极大提升数据要素的信息含量与利用质效;而与智能化相比,数智化拥有更大的数据规模,可以在大数据基础上革新传统判断分析方式,促使机器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复杂场景,实现在智慧场域里不断开发和释放数实共生的巨大潜力。
对于数智化特征,在理解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提出的信息系统“造”与“用”的思想(陈国青等,2022),从特征表现(能力特征和应用特征)与属性维度(基础属性、迭代属性、变革属性和行为属性)进行识别,旨在厘清数智化发展特征内容以及不同特征之间的关系,建立对数智化作为发展基础影响管理者行为的功能优势的理解,如图3所示。
图3 数智化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1)从“有什么”视角,数智化的能力特征主要关注数智化功能优势形成,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基础属性和迭代属性。该视角侧重强调不同类型数智技术作为驱动数智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以及动态发展特点。
基础属性是指数智化根植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不同数智技术“先天”携带的技术能力不同,这塑造了数智化独特的功能优势。例如Du等[7]以区块链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区块链的分布式簿记、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和智能合约四大技术优势,保证了企业信息的实时性、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人工智能具有的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和创造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赋予其强大功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蔡跃洲和陈楠,2019)
另外,技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基于反馈和新需求不断更新,面临“优胜劣汰”的适用性机制。迭代属性反映了数智化发展中调整与升级的动态性,突出数智技术“后天”进阶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适应性能力属性,通过开发新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Ciarli等(2021)的研究发现,技术迭代升级驱动数智技术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原有技术可能逐渐被边缘化,新技术组合必然出现。
(2)从“做什么”视角,数智化应用特征主要关注数智化功能优势的价值实现,同样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变革属性和行为属性。该视角侧重于数智化的赋能表现以及推动传统生产力跃迁所展现出的深层次效用价值。
变革属性主要关注在技术赋能下数智化对传统业务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与升级,旨在突破原有模式局限,实现价值创造体系重塑。例如有学者认为技术融入企业带来全景性变化,并对企业传统业务流程、运营模式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提出挑战,进而重塑企业价值创造全链条(Meffert,2018;Goldfarb等,2019),引发企业内部、微观的数智化变革。
行为属性主要关注在数据驱动下,数智化以数据分析和处理为基本特征,依靠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核心要素,在不同业务场景中所体现出的“行为人”智慧属性,如财务机器人、智能投顾等智慧业务场景搭建。该属性侧重于考量在人机交互、协同决策、机器交互过程中数智化作为管理要素所体现出的价值特征,聚焦数智化赋能的显著进阶,通过机器能力与人能力的互融,深度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数智化时代人机关系的博弈在持续演化,已有研究发现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如何与算法协同作出决策,许多领域也正朝着“无人”系统演化,在人与机器互动过程中机器被赋予更多决策主体的角色特征,人机关系展现出“算法欣赏”趋势(陈国青等,2022;Fügener等,2022)。
总的来说,数智化能力特征和应用特征共同构成数智化的多维表现。能力特征作为基础,决定数智化在各领域的应用效果;而应用特征则是能力特征在实际情境中的具体体现,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和需求不断变化,应用特征不仅展现能力特征的实际价值,也推动能力特征的持续更新与升级。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作为企业决策主体,管理者行为研究一直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主要从两种不同理论视角展开:一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通过研究代理人行为动机剖析管理者行为(王静等,2014;Nienhaus,2022);二是考量主客观条件限制与决策约束,在分析代理人认知、心理的基础上研究管理者行为(王福胜等,2022)。作为影响决策者行为的重要因素,不同动机和心理状态往往导致不同行为选择,并呈现不同的行为结果。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作为所有者的股东通常会委托专业管理者负责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者本质上是股东代理人,由此形成委托代理关系(Jensen&Meckling,1976)。在这一关系中,委托代理双方致力于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Ross,1973)。作为理性经济人,股东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管理者可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准则,目标的不一致造成双方之间存在代理冲突,同时,也决定管理者行为选择是建立在权衡个人得失的基础上,理性行为结果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已有研究指出,管理者出于高薪追求、地位维护、名望向往等动机,会做出自利的行为抉择。如Shleifer&Vishny [8]发现,管理者倾向于投资能够增加个人专用资本的长期项目,以此稳固自身职业地位;王剑等(2020)认为,在业绩考核压力下管理者会通过事前的目标松弛行为和事中的销售操纵行为提高自身契约执行效率;崔晓蕾等(2022)研究也发现,短期盈余偏好诱使管理者采取迎合行为,以达到提振短期股价的目的,从而为管理者带来更有利的股权减持行权条件和更可观的薪酬,但损害了企业长期价值。
因此,为了防止代理人潜在的机会主义动机,委托人需要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限制代理人采取与委托人利益相背离的行为。一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有效的激励契约,使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一致,从而减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共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Jensen等,1976)。常见的激励模式主要有3种: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晋升激励(肖建华和王若凡,2022)。薪酬激励的本质在于通过将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挂钩,促使管理者行为朝着业绩最大化方向努力;股权激励则以给予股份的方式赋予管理者公司“主人翁”意识,通过利益趋同达到激励目的;而晋升激励则借助“锦标赛式”竞争机制,调动管理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约束机制。通过设立监督者角色,监督代理人规范自身行为,缩小决策过程中的操纵空间(Alchian等,1972)。当前发挥监督作用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其中,内部治理结构以股东、董事会等作为内部监督主体,他们通常具有从内部监督管理者行为的强烈动机和天然优势,能够借助职能发挥对管理者决策的约束效力。外部治理机制则以市场机制、中介机构、社交媒体等作为外部监督主体,他们凭借自身信息优势和专业能力,通过多种手段履行对管理者行为的监督职能。
传统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和自私的,在理智思维引导下,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收集到的信息预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最能满足偏好的行为,最大化其期望效用(Savage,1954;刘永芳,2022)。在这一框架下,现实的人被约化成数理模型中一个简单、孤立的理性人,成为一个“扁平的人”(易宪容,2002)。然而,伴随众多“异象”和“悖论”的产生,经济学家们发现一些经济行为无法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内得到自洽解释(Smith,1982;叶航,2022),如羊群效应、偏好逆转、框架效应、阿莱悖论等。个体在某些金融行为上出现的明显行为偏差,昭示着对理性行为效用最大化的偏离。基于这种鲜明的非理性行为特征[9],理性经济人假说逐渐受到质疑与批判。
研究者们开始引入对现实人心理的分析。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起来,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中,在接受西蒙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形成“行为人假设”,即行为人具有以下特征——兼顾理性与非理性、自利与非自利。在这一框架下,对某个体行为的理解需要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陈春霞,2008;周业安等,2023)。现有的管理者行为研究也引入非理性特征思考,以人力资本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为基础,形成关于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认知。研究发现,以往业绩预告的连续成功会引发管理者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从而影响企业未来业绩预期质量(宋云玲等,2022);管理者对时间认知的特质决定其行为,短视的管理者会表现出对长期投资的不重视,倾向于削减企业资本支出与研发支出(胡楠等,2021);在不确定性环境下CEO认知偏差的存在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张璐等,2023)。
这些研究拓展了基于个体特征的管理者行为研究,尝试从决策者非理性特征角度寻求更为科学与全面的解释。区别于管理者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更多源于管理者自身特质对决策带来的局限性。因此,除公司治理手段外,学者们也尝试从优化决策机制的角度探索约束管理者非理性程度的手段。如借助可视化工具、数据分析,能够改变管理者依赖直觉、经验的决策习惯,优化决策过程,树立理性决策思维(McAfee等,2012),以缓解“认知有限”与“决策无限”之间的矛盾,降低管理者行为的非理性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不同理论视角的行为分析实际上构成了对管理者行为的认知。决策动机视角下的管理者行为分析侧重于探究管理者行为抉择的出发点,将管理者看作一个理性决策主体,认为其行为方案选择受理性思维引导与控制。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大脑类似于一个标准的“机械脑”,以最大化自身收益为终极目标,寻求决策最优解。而决策心理视角下的管理者行为分析进一步引入决策者个体层面特质,认为管理者是什么样的人会影响其行为并带来不同后果,形成“心理→行为→结果”的分析模式,强调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这意味着在管理者行为分析框架下,管理者行为动机和决策心理往往形成不同行为模式,并深刻影响最终决策结果。因此,管理者行为研究需要结合决策动机与心理,充分挖掘决策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逻辑,进而形成全面而科学的数智化下管理者行为特征与决策模式认知。
由前文分析可知,动机和心理是理解管理者行为的关键前因,而决策机制设计和治理制度安排则是引导管理者行为的重要手段。当前,数智化展现出的功能优势使企业面临技术赋能与治理重构的双重变革,深度革新管理者所面临的决策环境与治理环境,给其带来不同决策感知的同时,显著影响其主观动机、心理偏好并塑造行为模式。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数智化时代背景,以管理决策转变和公司治理下激励与监督机制创新为着力点,搭建数智决策、数智激励和数智监督3个研究场景,从不同视角揭示数智化发展影响管理者行为的具体路径。
数智技术开拓了与物理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促使社会经济以更细粒度的数据形式呈现,使人-物-事-境之间的关联、连通、匹配、调适以及双向反馈得到充分展现[2,10],拓展了基于数智决策的管理者行为模式。数智决策的实质是这种背景下传统决策转变为以数智技术为共同参与者、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担任决策者的管理者无论是面临的决策环境,还是决策的主体地位,以及决策时的情感、心理和认知等都会受到数据、算法与技术的影响,导致基于自身选择的传统决策模式与行为发生变化。
首先,前沿技术的深度参与推动管理者行为由“经验驱动”转向“知识驱动”。一直以来,经验积累和直觉判断作为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构成,在传统决策尤其是复杂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感性决策习惯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潜在风险,导致决策结果偏离最优状态。技术应用的核心是对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利用,而数据的本质是一种信息(Farboodi等,2019)。得益于数智技术跨界链接、高效传递、应用整合、环境响应以及预测分析的功能优势,更多数据要素被纳入决策中。同时,智能分析方法的运用,如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多维数据算法等,进一步帮助管理者深度挖掘信息价值,提供精准的知识和战略视角,实现准确预期(Bajari等,2019;Assunta等,2022)。
在数智决策场景下,技术/机器不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实现了工作伙伴的身份转换,传统的以管理者为中心的决策模式逐渐被取代,人类智能与非人类智能的相互渗透促进传统经验和先进技术融合,赋予管理者新的知识生成模式,促使管理者行为由经验驱动转向知识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合理运用与有效把控认知模式、行为习惯等特质对管理者行为的影响。Rahwan等[11]研究认为,随着机器决策功能的持续优化与深度参与,以人与智能系统共同参与的决策模式将使决策过程更具理性与效率;邹颖等[12]提出,大数据应用注重数据资源标准化和数字化,强调业务流程可视化与可控性,能够以较为直观和清晰的形式帮助管理者形成行为的理性认知,扭转管理者依赖直觉、经验的决策习惯;祁怀锦等[13]也提出,利用当前广泛应用的物联网及互联网等技术,管理者可获得关于生产经营过程的海量数据,而数据挖掘系统(DM)、决策支持系统(DSS)等能帮助管理者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降低决策时对经验和直觉的依赖性。
其次,数智化赋予管理者新的决策感知,充分释放决策价值,催生管理者行为形成新平衡点。决策质量是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周瑾和闫晓军,2010)。数智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决策执行结果的持续跟踪与监测,及时获取决策信息,快速捕捉市场反馈,减少信息价值损耗与衰减[14],形成决策后果的准确判断,并通过适时调整与干预,降低决策失败风险。已有研究发现,大数据分析能够正向影响决策有效性和决策效率,从而助力企业获得更高水平新服务开发绩效[15];严子淳等[16]的研究表明,数字化发展赋予企业精确把控自身资源的能力,促进企业实现内部资源与市场资源的深度融合,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投资决策质量,显著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因此,在新决策模式影响下,管理者基于“收益—风险”的决策考量发生变化,决策风险与决策绩效间的再次博弈催生形成新的管理者行动平衡点,深刻影响管理者行为选择。陈德球等(2022)在研究中提出前沿技术显著提升投资决策科学度、精准度以及生产效率,帮助管理层及时从企业业绩改善中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削弱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李卫兵和张星[17]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短视行为的关系,发现数字化通过创新运营模式和减少非研发费用提升企业利润,缓解管理层因为业绩压力而实施短视行为。
经典激励理论以利益驱动作为内核,在最大化委托人效用函数的同时满足代理人理性参与和激励相容的约束,以消除信息不对称下资源配置带来的效率损失(张巍,2006),然而这一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甚至引发新的代理问题。数智化时代,前沿技术的持续赋能推动激励机制创新。对于管理者而言,数智化发展赋能激励体系通过优化薪资配置、突破传统激励制度局限和挖掘数据价值激励潜能,在与数智技术的相互融合中实现激励契约下管理者行为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契合。
(1)优化薪资配置,激活管理者行为的动力机制。对报酬补偿的追求是影响管理者行为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作为数智化激励实施的基础支撑,不仅有助于即时采集价值创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还能通过强大的渗透能力打通“信息孤岛”(李新宇等,2022),借助全面的数据和精巧的计算准确反映组织内个体努力程度,为激励机制设计寻求“最优解”。已有研究发现,数智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处理能力[18],通过建立反馈机制缓解薪酬契约下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股东和监管者能够准确观察与评估管理者行为,合理评价管理者贡献程度及其薪酬水平[19]。这种薪资配置优化功能可从根本上保证管理者对于报酬补偿公平性的诉求,激发管理者的绩效表现。
(2)突破传统激励制度局限,革新管理者行为的引导机制。数智化发展对企业传统业务流程、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进行彻底的数智化改造(洪银兴等,2023),使得基于“事前”和“过程”的激励路径实现成为可能,有助于打破传统激励机制以结果为导向、利益分享式激励模式的局限性,突出激励制度中“短—中—长”期的差异化导向,显著激发管理者个体价值。王靖茹和姚颐[20]认为,由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的透明信息环境,有助于克服契约不完全性导致的通过事后绩效判断管理层能力的局限,促进管理者行为与创新成果形成紧密联系。
(3)挖掘数据价值激励潜能,塑造管理者行为的保障机制。在数智化工作场景下,管理者行为以数字足迹形式保留下来,使企业能够形成基于数据的数智激励模式,为激励机制持续发力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孙新波等[21]研究提出,将组织中参与者的数据作为激励来源,通过挖掘数据本身蕴含的激励性,创造新激励价值来源,实现精准增强或削弱激励对象的特定行为,可持续性提升参与者积极性。
除激励机制外,传统的公司治理还试图通过设计、挖掘并开拓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监督本质上是治理主体对代理人的行为通过监管、控制或者其它手段完成的结果观察(Tosi等,1997)。数智化发展能够触发各治理主体的转型升级,以股东、董事会等为代表的内部监督主体和以市场中介、社交媒体等为代表的外部监督主体搭乘技术红利,在被充分赋能的同时,主体职能优势不断调整与演化(陈德球等,2022),推动监督网络重构与治理功能日臻完善。对于管理者而言,数智化发展赋能监督体系通过拓展监督边界、加大监督力度和重新配置监督资源,实现监督效能的最大化并进一步约束管理者行为。
(1)拓展监督边界,提升管理者行为洞察力与影响力。数智化发展带来治理边界的极大拓展,线上治理空间的开拓则有助于汇集不同监督主体力量。一方面,微信、腾讯会议、钉钉等依托移动设备的智能平台被广泛引入工作领域,打破传统线下模式的参与壁垒,提升中小股东、员工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内部治理主体参与度[22];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发展改变了企业外部生态环境,技术推动信息资源汇集—处理—反馈—再生成,形成多元化治理力量,将市场中更为广阔的利益主体纳入公司治理体系[23]。这种“围观力量”的不断壮大,形成对管理者行为的有效制约。
(2)加大监督力度,强化管理者行为监管效果。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应用有助于拉近监督方和被监督方的距离——借助数智化信息平台,股东、投资者、监管机构可以高效获取管理者决策信息、项目进展信息、企业经营信息,在数据支持下形成对管理者行动轨迹的准确捕捉(张嘉伟等,2022)。同时,伴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深化,资本市场同步实现监管服务的智慧升级与监管手段的科技化,推动监管体系能力跃迁,将管理者行为置于更有效的监督下。如作为市场中介机构的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审计师,凭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技术加持,专业化技能得到充分发挥(王瑶等,2023;Christ等,2021);大数据应用有助于监管部门更高效地识别企业舞弊行为,提升监管效率[24]。
(3)重新配置监督资源,共同影响管理者决策行为。多种治理机制通常以复杂的交互方式影响组织结果[25]。已有研究发现数智化带来传统治理配置格局的变化,谢勇等[26]提出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形成更为完善的外部监督,抑制公司违规行为;而刘贝贝等[27]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部分替代内部治理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弥补治理机制效用的不足。这意味着数智化时代由变革引发治理效能逐步释放的同时,导致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功能分化,在不同场景下一些监督主体的职能优势搭乘技术红利得以凸显,而另一些监督主体优势则被替代/削弱。数智化发展带来各类监督资源的重新配置,通过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共同作用于管理者行为。
综上,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数智化功能优势与管理者行为底层逻辑的分析,本文从数智决策、数智激励与数智监督3个维度总结数智化影响管理者行为的实现路径和作用过程,整体研究框架如图4所示。
图4 研究框架
Fig.4 Research framework
(1)重视数智化时代管理者行为理论发展与实践研究,同时,辩证地看待数智化发展对管理者行为的影响。传统的管理者行为研究较少涉及技术如何重塑管理者行为模式问题,本文将数智化要素纳入管理者行为研究中,通过数智化赋能传统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认识数智化发展下管理者行为表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智技术作为数智化释放赋能效应的技术支撑,在增强传统机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同时,对于客观性、标准化、去人性化等形式的过度依赖很可能给机制运行以及管理者行为带来潜在风险。如Stone等[28]认为,技术使用存在过度重视经济成本的问题,容易忽视个体在激励过程中的多样化价值观和偏好,降低组织整体效能;数据在帮助企业掌握活动细节以及呈现员工行为细节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全景监狱”式工作环境(谢小云等,2021)。因此,在数智化发展中,要辩证地看待技术变革影响,警惕新决策模式与治理机制可能带来的风险,如过度监督下的风险规避行为、算法依赖下的道德缺失行为等,以正确把握新时代背景下以管理者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价值的功能定位,充分释放管理资本价值。
(2)尽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数智技术为决策提供了支持甚至是替代,但管理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是管理者经验积累和直觉判断作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仍然不容忽视。为了有效融合数智技术与管理决策,管理者应提升不同技术认知水平,深度考量人与技术、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关系,培育数智决策力与领导力,实现管理技能进阶。同时,企业也应积极部署、引导和推进转型战略,加强数智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如选择合适的数智运营工具和平台、打造数智化团队等,从而深度把握和释放转型发展的功能优势。
(3)本文探讨了数智要素与公司治理的融合,旨在推动数智化公司治理架构的形成,建立有效的管理者行为引导机制。数智化转型不是单纯的技术升级,其触发了治理要素的重构与治理能力的跃迁。立足当前现实背景,企业应逐步调整内外部治理机制,使之与数智化发展相适应,通过优化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确保其行为符合企业战略目标和治理要求。另外,积极发挥政府在促进数智化发展、推动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升级中的支持、监管等多重效能,为企业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效治理体系提供有力保障,如强化政策指引、加强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等。
当前数智化发展下的管理者行为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随着数智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机交互场景的不断延展,基于管理者行为视角的研究将更多地受到学术界青睐与重视。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未来研究:
5.2.1 延伸研究维度,深入开展基于管理者行为视角的研究
现有关于数智化的研究以关注宏观经济、微观组织层面为主,对管理者行为这一更为微观的个体层面关注度还不够,但实际上,无论是企业数智化转型实施,还是数智技术融入企业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都无法忽视管理者行为机制的参与。本文从传统的管理者行为范式出发,基于数智决策、数智激励和数智监督3个维度对数智化下的管理者行为实践进行解读,其它理论视角是否适合研究数智化与管理者行为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同时,理论探索还需实证支持,作用机理的实际效果也需要检验。
在管理者行为后果方面,现有文献发现数智化对管理者理性与非理性行为产生干预,即通过影响管理者行为对企业决策产生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数智化情境下很有可能引发或催生新的管理问题或新的非理性行为,如数智同群[29]、数智依赖[30]等,这些行为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化以管理者行为作为中介机制的相关研究,关注数智化背景下新兴管理现象/问题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在数智化环境下搭建更为复杂的研究场景,如数智化困境等,对管理者行为展开广泛探索。
5.2.2 丰富研究理论,关注数智化时代下传统理论的新突破
数智化发展下,前沿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融合并作用于各业务领域,传统理论被注入新演化活力,逐渐涌现出饱含时代特色的创新实践。因此,如何及时洞察并捕捉传统理论与实践变化,适时做出调整与优化,使之契合数智化时代的管理需求,是新时代面临的迫切问题。基于管理者视角,决策范式转变和公司治理生态重塑悄然改变决策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股东、管理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管理者与员工间关系也呈现出新变化,带来管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高层梯队理论、烙印理论等经典理论对数智化情景下管理者行为的新诠释。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未来研究可关注传统理论的创新实践,把握数智视角与传统视角的联动,开展数智化环境下企业微观行为与决策新特征的相关分析,以揭示管理决策范式转变、公司治理模式升级、企业管理变革规律。
5.2.3 拓展研究思维,理性看待人机协同过程中人智能与机器智能间博弈
数智化时代,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被整合到一个框架中,形成了新智力资本市场[31],随着传统的以管理者为中心的决策方式实现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有机融合,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被应用于更广阔领域,这意味着机器也被赋予更多决策权力[32]。已有研究对数智化发展作出前瞻性探讨,如Copeland &Hope(2016)研究指出,组织试图将CEO“大脑”映射到算法上,以实现更高效的决策;Lindebaum等[33]提出依赖数字技术的算法决策作为形式理性的超级载体,以计算得失风险方式、寻求最优解,但随之而来的决策选择空间收缩可能削弱更广泛价值取向的应用能力,甚至陷入“习惯性无助”的沼泽。这些研究在肯定人机协同优化决策的同时,也为理解管理者决策带来新思考。数智化时代需要理性看待人智能与机器智能间关系,是借助机器贯彻执行管理者的意志而不是替代管理者的决策身份,同时,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管理者决策职能,利用自身优势更好地适应、引导人工智能发展,协调和平衡决策过程中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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