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o address the cutting-edge practical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mprovement in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on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ory, digital orientation and sustainable orientation are interactively processed to achieve an operational measurement of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scanning is used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employ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ultimately collects 696 valid questionnaires filled out by managers from 348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Northeast China. It adopts the Likert five point scale for variable measurement. Then, it conducts Harman single factor test to perform factor analysis on all variables to prov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mmon method bias issue, and makes the non return bias test on the sample data to confirm that there is little impact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a single strategic orientation has a poor impact on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and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environmental scanning plays a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and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nd further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t least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ory in digital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and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topics related to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on corporate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deconstructed.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canning, the analysis of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on digital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matching theory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Finall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enterprises can clarify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ori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at the strategic level, gather digital resources,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solutions, and achieve a new pattern in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e each other. Second,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mbining the digital resources obtained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with capabilities reconfigured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growth. Third, Managers must stay vigilant about environmental trends, keenly observe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and policy, and be proactive in spotting market openings, and by promptly to seize digital green opportunities, they can foster organiz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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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企业融合数字化赋能优势和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举措,数字绿色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然而,实践中部分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割裂开来,呈现数字化与绿色化“比翼齐飞”的发展态势,导致数字绿色创新效果不佳[1]。
自然资源基础观(RBV)认为,以创造环境可持续价值为准则,企业通过开展经营活动获得竞争优势,实现绿色创新绩效[2]。但也有研究认为,企业绿色创新能够产生“机缘巧合”的经济效应[3]。技术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经济风险使部分企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兑现绿色发展承诺,反而可能实施“漂绿”行为,由此抑制绿色创新绩效提升[4]。数字化导向被视为组织寻求数字技术支持的工作原则[5],能够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便利条件。包含数字技术在内的数字资源作为组织过程资产,其获得和使用需要企业支付成本。若企业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强,任由数字化无序发展则会陷入“数字陷阱”,产生如技术冗余、电子污染、能源过度消耗等负面效应[6],进而抑制自身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由此,缺少可持续导向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会优先考虑数字经济回报。制度压力下,部分企业为在场域中获得合法性,会实施响应型绿色创新战略[7]。由此推断,企业战略导向定位模糊(忽视可持续导向与数字化导向的协同关系),是导致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比翼齐飞”无法转向“融合共生”,进而抑制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部分学者基于知识基础观研究发现,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来源于企业对数字绿色专有知识的双元搜寻与创造[8],数字绿色创新价值可通过异质性绿色知识与数字能力组合实现[1],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绿色创新需求对数字化转型的拉动作用[9]。可见,数字绿色创新间的“融合共生”是数字资源与各类绿色要素耦合叠加后的价值转换结果,但受限于跨领域研究,以往文献大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解释数字化转型或绿色创新过程与前因后果方面[10],并未深入探讨企业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创新的动力机制。
同时,以George等[11]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数字可持续概念,旨在倡导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导向间的协同发展作为指导组织整体业务的行动指南。数字可持续导向作为企业秉持的双重战略导向与我国提出的“双化协同”理念不谋而合,可为探讨企业如何实现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供新思路。能力重构视角可成为探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关系的新视角。原因在于,企业数字化带来的信息、计算、沟通、连接等组合优势能够对组织现有结构、心理和资源等维度进行赋能,系统性重构技术、过程、管理等组织能力[6],为企业数字绿色创新奠定基础[12]。因此,与数字可持续导向相匹配,能力重构可能是企业实现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前提。
此外,战略导向与所处环境匹配有助于重构并提升企业能力[13]。在数字化与可持续导向协同发展的能力更新进程中,企业既要积极开展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又要应对绿色环保中的多样化要求。原因在于,组织“数字化”和“绿色化”具有动态性、持续性特征。基于信息处理理论,作为企业主动从环境中搜寻有价值资源的行为策略[14],环境扫描对企业能力与绩效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本文探讨环境扫描行为在企业数字可持续导向影响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本文重点围绕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如何由“比翼齐飞”向“融合共生”绩效转化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基于战略导向理论,结合“导向—能力—绩效”研究范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衡量对数字可持续导向,从能力重构视角揭示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将环境扫描作为数字可持续导向作用机制过程中的边界条件,以期丰富数字可持续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企业提升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实施数绿“融合共生”的创新战略。
近年来,数字可持续是在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两个交叉领域出现的新兴组织现象。目前,数字可持续研究停留在基本理论构建阶段,如何将数字可持续的组织现象提炼为可操作的理论构念成为后续研究的关键。Gregori &Holzmann[15]认为,数字可持续是企业家基于数字逻辑与可持续逻辑间的互补性从事商业模式设计的过程,体现出混合价值主张。由此反映,数字可持续导向实际上是企业数字技术赋能与可持续价值引领下的双重战略导向。战略导向是企业在开展业务过程中长期遵循的方法与经营理念,现有研究认为,企业不同战略导向之间能够发挥协同促进效应[14,16]。借鉴Ardito等[17]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战略导向理论进一步明确数字可持续导向的概念,对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进行交互处理以衡量二者协同关系,体现出企业借助数字赋能可持续与可持续价值主张引领数字化转型的经营文化理念,符合Gregor & Schillebeeckk[10]对数字可持续概念定义的初衷,构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数字化导向是指企业倡导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实现价值链各环节降本增效的价值观,具体包括数字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的数字赋能倾向[5]。可持续导向能够反映企业对环境与社会友好型事业的高度认同,遵循三重底线(经济、环境、社会)原则是其重要特征[18-19]。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相互交织是数字可持续导向的本质特征。
图1 数字可持续导向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 model of digital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是指企业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对产品、过程、技术和系统进行设计与组合,以降低自身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绿色创新产出[8]。该创新产出蕴含着数字化与可持续两种战略导向的价值主张。其中,可持续导向作为组织以经济、社会、环境友好型方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哲学立场,能够反映企业对绿色发展问题的机会解释与乐观态度[20]。数字化导向可通过数字技术变革、模式创新等手段重塑组织原有惯例,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与效果[10]。例如,对数字仿真技术的持续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绿色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可靠性,进而降低绿色研发成本[21]。相较而言,数字可持续导向结合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的协同优势,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导向提升企业应对数字创新变革的准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可持续导向加速企业绿色能力形成与更新[18]。两种导向协同作用下,可能催生出一套有利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的运作机制[12]。具体地,当具有可持续导向的企业致力于开展数字化转型时,更乐于将数字资源应用于绿色环保创新事业[22],并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网络效应,使不同参与者突破时空限制,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果[1]。企业可凭借大数据分析、信息通信技术(ICT)、物联网(IoT)提升生产透明度和评估能力,从而加快绿色创新进程[21]。可持续发展理念驱动下,企业以三重底线行动原则为指导,引进、改进、创新数字技术,监督数字技术使用,优化数字解决方案的可持续价值属性[10],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避免“边环保、边污染”的环境治理困局。
在数字可持续导向的组织机制下,频繁的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联接能够催生出更多数字绿色知识。部分研究发现,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创造符合企业数字绿色创新需求的数字绿色知识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8]。不同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机械式“刺激—响应”关系模式,数字可持续导向使组织具备开展数字绿色创新的技术资源基础,为数字绿色知识创造提供稳定的内在条件,引导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有效整合数字资源与绿色资源,将数字技术优势融合到新产品属性(环保原材料)、特性(面向可回收再利用的设计)、制造与供应链过程(节能减排)中,从而促进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能力重构是组织通过主动识别、捕获机会对内部生产与运作关系进行更新、变革的过程,主要以能力替代与能力进化两种形式呈现[23]。基于动态能力视角,能力重构需要企业整体努力配合。其中,跨领域技术协作能够激发知识耦合与创造,为现有能力的探索式和利用式重组创造条件[24]。数字可持续导向强调,两种导向相互协同可加速要素耦合进程,进而对组织现有价值创造流程与惯例更新产生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常被视为组织重要资源基础,能够决定组织能力演化进程,促进创新能力升级[18]。数字可持续导向下,企业开展学习、吸收、整合跨领域知识的活动愈发频繁。上述活动是企业优化现有能力,实现能力重构的有效方式。数字技术具有动态性、可延展性、可编辑性等特征[25],可持续导向下持续引进数字技术及其知识体系有助于助企业深度解构价值链中的可持续价值资源。这使得数字知识与环境可持续知识能够在同一知识场中实现高频次跨领域联结,从而促进组织能力更新。具体地,数字化导向有助于企业保持开放式创新态度,由于产业边界、组织边界与产品边界的高模糊性,企业倾向于利用数字方案突破技术瓶颈,满足业务需求。可持续导向下,企业形成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变革准备。当企业将已有数字技术与现有运营管理实践相结合时,可基于以往学习经验不断充实知识库,以路径依赖方式进行增量式学习,实现组织能力持续进化,进而推动绿色创新;当企业尝试引进新的数字技术进行能力重组时,能够加速异质性知识创造与涌现,进而为组织突破式能力重构提供动力,推动数字绿色创新迭代[1]。
数字可持续导向较强的企业将数字创新作为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手段[26],并将可持续创业机会作为数字创业学习的“触发事件”,持续优化数字化可持续价值功能,从而驱动数字化转型升级[12]。由此,企业重新调整、更新数字能力,为高质量数绿融合创新创造有利条件。总体而言,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数字化导向能够为企业带来数字资源赋能下的可持续价值传递,催生出新的可持续价值创造结果与价值分配方式,有助于企业调整或更新现有能力,加快新能力涌现,并通过组织能力持续重构推动绿色创新由数绿“比翼齐飞”转向“融合共生”。由此,在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力重构→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传递机制中,基于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协同机制能够促进企业资源编排与惯例更新,驱动组织现有资源管理模式、价值创造模式更新与再造,进而加快数字绿色知识迭代与创新研发进程,提升企业数字绿色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作为企业系统主动地收集外部高价值信息的行为,环境扫描能够促进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并对企业行为模式进行动态调整[27-28]。制度环境与技术升级的动荡性、复杂性会对企业现有能力体系产生变革压力[29]。环境扫描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有关数字绿色前沿实践、数字技术升级、环境政策变更等信息,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数字可持续战略部署。数字可持续导向下,不同环境扫描水平可能使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方式与可持续价值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扫描帮助企业感知技术迭代与环境政策信息,可为强化数字可持续导向下的数字化与绿色化知识耦合提供支持性信息,更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培育组织新能力提供知识场活性条件。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作为开放式信息处理系统,企业组织能力更新的动力来源为外部异质性信息,而信息捕获效果受信息搜寻能力的影响[30]。大量环境扫描行为有助于企业识别外部环境中的多重机会窗口,包括技术、需求及制度窗口,并与内部环境进行适配[31],进而实时掌握有利于数字可持续转型方案制定的前沿信息,加速异质性知识流动,通过提升企业对数字绿色机会的警觉性实现动态能力响应。
先前研究表明,具备高环境感知与扫描水平的企业能够率先发起创新行动[14]。一方面,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够通过数字化导向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模糊创新边界,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可行条件[22];另一方面,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够引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进而产生融合数字元素与绿色创意的知识溢出,扩大数绿知识需求[32]。企业不断扫描外部新知识、新信息并强化其与现有组织资产关联,根据技术、市场与政策需求变化重构现有能力,通过快速开发数绿融合机会提升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此外,环境扫描有助于企业及时感知外部经营环境中的潜在机会与威胁,为其充分发挥数字创新赋能与可持续价值引领作用提供资源保障。丰富的信息资源能够提升组织集体效能感,以及组织能力重构效率与效果,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环境扫描正向调节数字可持续导向与能力重构间的正向关系。
H4:环境扫描正向调节数字可持续导向通过能力重构作用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理论模型
Fig.2 Theoretical model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变量题项来源于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具体研究情境进行适度调整。为确保问卷题项的合理性,本文采用传统翻译与回译方法,安排一名研究人员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再由另一名研究人员将中文问卷回译成英文,通过反复对比确保问卷题项尽量符合原意。此外,本文事先选择5家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与访谈,通过与中高层管理人员反复讨论确保测量题项表达清晰、无歧义,并在高校MBA学员中开展预调研,形成最终问卷。在检验问卷形式和内容无误后,开展正式调研。
本文通过校友会收集企业目录,随机选取分布在东北地区4个省份(黑、吉、辽、内蒙古)的400家制造企业,最终获得51家目标企业,由每家目标企业的两名关键信息提供者(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填写。在正式调研前,通过访谈对被访者进行全方位培训,并告知题项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按实际情况填写,课题组将严格遵守保密协议。最终,获得348家企业管理者填写的696份问卷(标记A/B卷)。
样本企业均具有一定的研发与生产能力,其中食品加工企业占比为12.09%,医药制造企业占比为27.58%,能源化工企业占比为24.42%,汽车、家电等其它制造企业占比为35.91%。从企业规模看,500人以下的企业占比为12.35%,501～2 000人的企业占比为19.39%,2 001～3 000人的企业占比为28.41%,3 001～4 000人的企业占比为16.52%,4 001～5 000人的企业占比为12.75%,5 000人以上的企业占比为10.58%。企业年龄方面,5年以下的企业占比为17.54%,6～10年的企业占比为27.87%,11～15年的企业占比为24.71%,16～20年的企业占比为18.10%,20年以上的企业占比为11.78%。企业所有制类型方面,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55.3%,民营控股企业占比为31.2%,外资控股企业占比为13.5%。综上,本文研究样本在行业类型、规模、年限分布上满足统计要求。
本文变量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数字化导向、可持续导向、能力重构和环境扫描数据来自A卷,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数据来自B卷,各变量测量方法如下:
(1)数字化导向:参考Khin&Ho[33]的研究量表,包含4个题项,反映企业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的重视程度。
(2)可持续导向:借鉴Rehman等[18]的研究量表,包含5个题项,反映企业对环境可持续事业的承诺程度。
(3)数字可持续导向:采用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项衡量(数字化导向×可持续导向),反映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可持续价值创造,并通过可持续价值主张引导数字化升级的行为倡议。
(4)能力重构:基于Lavie[23]的研究量表,包含替代式和进化式两种能力重构行为模式,共7个题项。
(5)环境扫描:基于Beal[27]的研究量表,对部分术语进行改进,包含6个题项。
(6)数字绿色创新绩效:采用Yin&Yu[8]的研究量表,包含6个题项。
除以上变量外,还有其它变量可能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将企业规模、行业类型以及企业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对收集的样本进行未返回偏差检验,对比早期和后期回收的样本数据发现,在企业年限、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均在0.05显著性水平上,说明各变量间关系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未返回偏差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大。除选择每家企业定向发放双份问卷外,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32.122%(小于40%),因而可认为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本文回归分析的VIF值均小于2,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考察制造企业过去3年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水平对当前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果逻辑明确,在时间顺序方面不存在反向干预。
表1显示,信度方面,本文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范围为0.863～0.937(大于0.6),问卷测量结果可靠。效度方面,对KMO值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适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发现,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度良好,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此外,CR值范围为0.864～0.938(大于0.7),AVE值范围为0.515～0.683(大于0.5),聚合效度较高。本文使用AVE的平方根对区别效度进行判别,表2显示,AVE的平方根的值均高于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本文区别效度符合理论建构要求。
表1 信效度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
Table 1 Reliability,validit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est results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KMOCronbach's αCRAVE数字化导向1.公司非常努力地去实现数字技术领先0.8400.8420.8890.8900.6712.公司非常重视数字技术研发、数字平台搭建以及数字创新0.7703.公司鼓励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市场中的潜在机会0.8184.公司往往先于竞争者发起数字化战略行动0.845可持续导向1.我们认为环境保护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部分0.7920.8810.8980.8990.6402.我们认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对我们的业务有好处0.7563.我们对环境的承诺使我们赢得了更多客户0.8494.我们支持参与各类环境保护计划0.8265.我们认为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0.772能力重构1.公司开展前所未有的技能并进行系统培训0.7870.9380.9370.9380.6832.公司深入探索全新的概念或原理0.8443.公司能从全新的或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中获得启发0.7794.公司采用新的方法或者程序0.8235.公司对现有惯例和规范进行简单调整0.8576.公司对现有流程和程序等进行改良0.8597.公司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寻求新解决方案0.831环境扫描1.公司经常收集顾客有关绿色产品的意见0.7310.8900.8630.8640.5152.公司对竞争对手的数字化和绿色战略战术进行预测0.7723.公司对销售额、顾客偏好和技术等进行预测0.6634.公司专门进行绿色市场营销研究0.6365.公司观察国外使用的数字技术服务绿色转型的趋势、实践和战略0.7716.公司追踪未来数字绿色经济发展趋势信息0.724数字绿色创新绩效1.公司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生产绿色新产品,提高客户满意度0.6640.8810.8800.8820.5562.公司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提高了绿色产品市场份额0.7343.公司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化程度0.6754.公司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增加绿色产品销量0.7945.公司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降低有毒物质和污染物的排放 0.8196.公司具有数字元素的绿色专利数量增加0.775χ2/d.f. = 1.568,CFI = 0.967,IFI = 0.967,TLI = 0.964,RMSEA = 0.040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注:*p<0.05 ,**p<0.01,对角线为AVE平方根,下同
变量 MSD123456数字化导向3.461.040.819可持续导向3.190.950.291**0.800数字可持续导向11.315.300.785**0.781**-能力重构3.571.020.313**0.337**0.342**0.826环境扫描3.890.760.040.130*0.120*0.409**0.718数字绿色创新绩效3.500.980.382**0.2380.556**0.388**0.176**0.746
表2显示,变量均值、标准差均处于合理范围内,各独立变量间相关系数无异常,主要变量存在相关关系,初步支持本文部分研究假设。
3.3.1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表3模型1～5表明,数字可持续导向(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能力重构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19,p<0.01;β=0.352,p<0.01),假设H1成立。其中,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112,p>0.05),数字化导向虽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β=0.235,p<0.01),但其回归系数小于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系数。原因在于,数字化可为绿色创新创造技术可供性基础,但无法产生连续绿色创新升级动力,由此降低了数字绿色创新的可持续性。忽视数字化导向,导致企业可持续发展承诺无法转化为绿色创新行为。综合模型6和表5模型2可知,在加入能力重构后,数字可持续导向对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降低(β=0.454,p<0.01),说明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2成立。
表3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ain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注:所列数据为标准β系数,下同
变量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常数3.307**2.152**2.236**2.315**2.211**1.782**企业年龄0.053-0.021-0.0320.0310.0590.038企业规模-0.127-0.055-0.043-0.065-0.110-0.062所有制类型0.182**0.208**0.211**0.0890.100*0.051数字化导向0.235**可持续导向0.112数字可持续导向0.519**0.454**能力重构0.352**0.211**R20.0560.1020.1150.3120.1730.350△R20.0560.0460.0590.2560.1170.294F6.792**8.213**10.032**38.841**17.885**36.766**
本文使用Bootstrap分析方法对中介效果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95%置信分别为区间[0.066,0.100]和[0.079,0.112],均不包含0。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65,95%置信区间[0.027,0.115]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H1、H2再次得到验证。
表4 能力重构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4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效应路径效应值SE95%置信区间直接效应数字可持续导向→数字绿色创新绩效0.4540.009[0.066,0.100]中介效应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力重构→数字绿色创新绩效0.0650.022[0.027,0.115]总效应数字可持续导向→数字绿色创新绩效0.5190.008[0.079,0.112]
3.3.2 调节效应检验
表5为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对数字可持续导向与环境扫描的交互项作中心化处理。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显示数字可持续导向与环境扫描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β=0.047,p<0.01),说明环境扫描正向调节数字可持续导向与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假设H3成立。
表5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变量能力重构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常数3.263**2.646**1.022**3.358**企业年龄-0.017-0.0300-0.057-0.037企业规模-0.048-0.011-0.0100.005所有制类型0.234**0.178**0.123**0.114**数字可持续导向0.308**0.277**0.041**环境扫描0.359**0.483**数字可持续导向×环境扫描0.047**R20.0580.1490.2720.310△R20.0580.0910.2140.252F7.106**14.962**25.593**25.561**
为了确保调节效应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Bootstrap法检验环境扫描的调节效应,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数字可持续导向对能力重构的影响显著,置信区间为[0.023,0.059],不包含0。数字可持续导向与环境扫描的交互项对能力重构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47,P值显著,且置信区间为[0.025,0.068],不包含0。因此,环境扫描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能力重构之间发挥调节效应,H3再次通过检验。
表6 环境扫描调节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6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canning
变量系数SETP95%置信区间常数项3.3570.21315.7850.000[2.939,3.776]数字可持续导向0.0410.0094.3940.000[0.023,0.059]环境扫描0.4830.0627.8310.000[0.361,0.604]数字可持续导向×环境扫描0.0470.0114.3310.000[0.025,0.068]
3.3.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参考Edwards&Lambert[34]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Bootstrap方法,通过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ping 5 000次抽样,将中介和调节效应整合至同一个架构中。具体选择SPSS-Process插件中的Model-7,计算不同环境扫描水平下(M±标准差)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当环境扫描强度较低时,能力重构的中介效应为0.001,置信区间为[-0.004,0.007],包含0;当环境扫描强度为中等程度时,该中介效应提升至0.008,置信区间为[0.003,0.016],不包含0;在高强度环境扫描条件下,能力重构的中介效应继续增强至0.015,置信区间为[0.007,0.026],不包含0。由此说明,中、高水平环境扫描在数字可持续导向通过能力重构影响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调节效应。也就是说,环境扫描水平越高,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和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越显著。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判定指标(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为0.009,置信区间为[0.003,0.016],不包含0。由此,支持研究假设H4。
表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调节变量中介效应SE95%置信区间环境扫描低组0.0010.003[-0.004,0.007]环境扫描中组0.0080.003[0.003,0.016]环境扫描高组0.0150.005[0.007,0.026]被调节的中介Index0.0090.003[0.003,0.016]
为了检验有调节中介效应结论的稳健性,借鉴闫俊等[35]对双元性的处理方式,本文采用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相加的方式衡量数字可持续导向总体水平,使用Bootstrap方法并进行5 000次抽样。结果显示,判定指标Index值为0.031,置信区间为[0.011,0.055],不包含0。由此,H4再次通过检验。
本文基于战略导向理论对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进行交互处理,以此衡量数字可持续导向并进一步探讨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能力重构视角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并分析了环境扫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数字可持续导向(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对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导向能够促进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但效果弱于数字可持续导向;可持续导向对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最显著。这说明两种战略导向能够发挥协同互补作用,更好地促进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2)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能力重构是数字可持续导向催生融合创新产出的关键[36],即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的协同作用可为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营造“融合共生”的组织文化,通过对已有惯例进行更新与再造等能力重构措施,有效促进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对我国企业构建数字绿色创新主导机制具有指导价值。
(3)环境扫描正向调节数字可持续导向与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数字可持续导向与环境扫描的高度匹配有助于企业及时识别外部知识、技术、实践、经验等信息,加速组织能力形成与重构,进而实现与组织环境动态匹配。在环境扫描水平较高情况下,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能力重构的影响更显著。
(4)环境扫描正向调节能力重构在数字可持续导向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环境扫描水平越高,数字可持续导向通过能力重构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环境扫描对“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力重构→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亦然。
(1)本文将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整合至同一框架,探究二者交互作用对能力重构与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协同互补性,既是对Hakala[16]提出的战略导向交互作用观点的验证,又是对George &Schillebeeckx [10-11]提出的深化数字可持续理论知识体系研究倡议的补充,拓展了数字可持续研究。本文将数字可持续视为企业双重战略导向,丰富了战略导向理论体系,拓展了能力重构与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前因研究。以往研究虽关注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但忽视了可持续价值主张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从战略协同视角看,相较于企业秉持数字化或可持续单一战略导向的局限,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够决定企业数字绿色创新效率与效果,进而构成数绿融合的底层逻辑,为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由“比翼齐飞”向“融合共生”转化的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丰富了多重战略导向(数字可持续导向)→能力(能力重构)→绩效(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范式,拓展了双重战略导向下能力重构驱动机制研究,深化了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解,对数字绿色创新研究具有一定贡献。现有相关研究未对数字化融合背景下的绿色创新形成原理进行深入探讨[2],本文基于能力重构视角构建了数字可持续导向对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突破以往研究基于静态资源基础观考察企业创新绩效的局限,揭示了能力重构在数字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过程中的作用。
(3)明确了能力重构中介数字可持续导向与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基于环境扫描视角延伸了企业战略与环境匹配理论应用范围。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环境扫描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忽略了其在战略导向对能力重构中的调节效应[14,28]。本文证实了环境扫描是影响战略导向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解释了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能力重构的促进作用,深化了对数字绿色创新绩效形成机制的理解。
(1)对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处理好绿色创新问题是其实现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37]。在战略层面上,需要营造促进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协同发展的企业文化,坚定数字可持续发展信心。一方面,企业需要识别数字化带来的可持续创业机会;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对两种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汇聚数字资源,制定绿色创新方案,构建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虽然数字化导向和可持续导向追求的是不同战略愿景,但二者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因此,企业需要树立双重战略导向,即以数字化导向赋能可持续价值行动,以可持续导向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改变数字化与绿色创新“比翼齐飞”的发展格局,从而实现绿色创新“融合共生”。
(2)为了将数字可持续导向转换为数字绿色创新绩效,企业管理者需要将数字资源与能力升级相结合,推动组织能力进化,这是我国制造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企业需要投入资金、管理注意力加快能力重构,在快速响应技术与政策环境变化的同时,创造具有数字绿色“融合”价值的创新产品。
(3)从长远发展角度,企业领导者应充分认识到战略敏捷性的价值。环境扫描能够促使企业数字可持续导向通过能力重构向数字绿色创新绩效转化。由此,反映了环境扫描行为对企业数字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企业管理者应保持高度环境警觉性,洞察技术、政策发展变化趋势,及时搜寻行业与市场“窗口”以识别数字化绿色机会,提升组织动态能力,从而促进数字绿色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为企业提供更多实践交流机会,提高数字绿色技术市场交易与服务效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数字绿色创新环境。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以数字化导向与可持续导向交互衡量企业数字可持续导向,虽揭示了两种战略导向的协同关系,但未基于整体视角探讨数字可持续导向内涵,未来可进一步开发数字可持续导向量表。其次,理论研究框架存在扩展空间,后续可探索更多数字可持续背景下的管理实践。例如,考察社会道德(如隐私、安全、公平)的影响。实际上,由数字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企业数字责任)更为普遍,未来可进一步分类探究,以丰富数字可持续导向理论。最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尽管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未来可采用案例分析方法或面板数据验证本文构建的理论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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