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760 firms in the 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CPSED II) database,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the impact of efficiency-centered and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startups,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digital startups,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while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This is because digital startups that adopt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facilitate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by restructuring transactions and controlling key resources,whereas firms that adopt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face the challenge of attracting new transactional players and continuously locking in stakeholders,which is detrimental to firm performance. W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is high,however,digital startups must develop novel value propositions to maximiz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ir products,which contradicts the value claim of cost minimization pursued by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and is thus detrimental to firm performance; adopting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on the other hand,makes it easier to attract new trading entities to build a new trading system and sustainably lock in users,investors,and other stakeholders,thus positively affecting firm performa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lack box" of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cost-value structure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digital startups. It confirms that the service-oriented character of digital startups increases the potential risk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risk is reflected in novelty-centered model innov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low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in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hi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atching business model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startups. W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low,digital startups are more conducive to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whereas w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high,digital startups are more conducive to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inally,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dual role of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capture in digital startup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providing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discuss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oncerns. Overall,the findings are enlightening for digital startups in implement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echnical innovations,thereby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s growth.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基于互联网、IT、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数字创业企业不断涌现,促进了传统行业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自2020年以来,数字创业企业为我国快速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保障。数字创业企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得益于技术创新,更得益于其不断追求商业模式创新[1]。实际上,数字创业企业已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力军, 平台模式(如电商平台)、用户免费与第三方付费模式(如搜索引擎)、共享模式(如共享单车)大范围应用与普及离不开数字创业企业。大量数字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飞跃式发展,例如阿里巴巴通过平台化商业模式创新,借助信息优势将上下游资源联系起来,进而提升行业整体交易效率[2],用不到20年时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然而,并非所有数字创业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都能获得成功,许多企业最终遗憾退场。例如,ofo尽管提出了新的价值主张且构建了新的价值连接方式,但由于未考虑商业模式在财务上的可行性,最终走向失败。由于商业模式涉及整个价值网络参与主体,创新失败不仅会对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会波及整个行业。因此,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取竞争优势,进而提升绩效是数字创业企业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一背景下,已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探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问题。一方面,部分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法探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结果发现,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识别并处理不同来源的创新知识、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改善利益相关者关系促进数字创业企业绩效提升[3-4]。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法探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出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表现、重要方法、核心步骤等内容[5-6]。综合来看,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是主流研究观点。然而,除积极影响外,商业模式创新也可能带来更高的研发成本、产品故障风险、员工流动率,从而带给企业绩效负面影响[7]。在商业模式创新中,数字创业企业具有服务化导向,需要满足用户需求[8],这种较高的成本投入和收益风险会强化商业模式创新的消极影响。同时,在商业模式创新中,数字创业企业具有数字化导向[9],需要寻找能够实现数字技术市场价值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性会影响数字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价值创造与获取过程,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技术创新性对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关注数字创业企业这一新兴主体,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创业企业成长动态数据库(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CPSED II)中760家企业数据,考察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技术创新性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数字创业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强调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契合的重要性,以期打开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黑箱”,进一步推动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情境适应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是指企业价值创造、交付以及获取的新方式,这种新方式可以通过改变商业模式的一个或多个维度实现,即提出新的内容、建立新的结构、实施新的治理等[10-12]。现有相关研究对商业模式创新维度进行了划分,如Zott &Amit[13]提出,商业模式创新可分为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其中,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是指通过调整价值逻辑降低参与者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的创新行为,关键在于追求成本最小化目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是指通过吸引新交易参与者、设计新交易机制、构建新价值逻辑的创新行为,关键在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目标。换言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成本—价值”结构的两端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2]。上述分类方法特点鲜明,且同熊彼特提出的观点(效率与创新是两大价值创造源泉)相呼应,逐渐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流分类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效率型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可以同时存在[13]。实际上,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效率性与新颖性,差异表现在时间维度的动态性或同时性上[2]。
不同于成熟企业,创业企业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较少受到企业惯性约束,能够摆脱路径依赖,这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天然有利的场所。正如Ireland等[14]提到的,创业者经常试图寻找新的业务运营方式以破坏行业现有竞争规则,从而推动新商业模式发展。大量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导致创业企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并探讨了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例如,Zott &Amit[13]分析发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但未发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影响;Bernardo等[15]发现,生命周期末期,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更有助益,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无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学者们就不同行业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但未形成一致结论。
整体而言,探讨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效应是研究主流。实际上,商业模式创新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部分研究发现,创业初始阶段,企业同时开展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会产生较大冲突,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15];部分研究发现,企业开展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意味着突破传统行业结构,会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因而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竞争优势[16]。关于商业模式创新负面效应的研究较少且分散,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差异性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数字创业企业是基于数字技术创建和发展的创业主体[17]。若没有互联网、IT等数字技术,数字创业企业将不复存在。例如,没有数字技术,沃尔玛仍可以运营,而亚马逊可能无法运营[18]。数字技术可以改变整个行业商业逻辑,是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19]。具体而言,数字创业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中表现出服务化导向与数字化导向。
首先,服务化是需求拉动的商业模式创新[20]。由于用户不想承担产品成本,只想获取产品价值,由此产生了服务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大量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从产品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即使是以产品为中心的企业也需要构建产品服务体系(Product Service System,PSS)[21]。例如,共享单车企业将单车销售转变为单车租赁,自行承担单车购入成本为用户提供出行租赁服务。这种服务化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但也存在隐患。第一,由于将产品成本进一步转嫁给企业,这一商业模式创新十分“烧钱”,需要数字创业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第二,价值创造与获取的支撑是海量用户,一旦用户不足或流失,数字创业企业运营将难以维系[22]。由此可见,服务化导向下,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容易出现高成本低价值情景,即“成本—价值”效应结构的消极影响被强化。
其次,数字化是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19]。已有研究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部分学者提出,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是分离的,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景下产生[10]。例如,1980年日本开创的“准时制(Just in time)”模式。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补的,商业模式创新是挖掘技术市场潜力的途径和手段[23]。这一观点虽然承认了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契合的重要性,但过分关注技术商业化问题,认为商业模式创新仅是对技术创新的补充,并非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24]。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突破企业和行业边界,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无限可能[2]。实际上,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绩效主要受数字技术的影响。例如,谷歌于2003年开发的双面动态搜索引擎不仅在技术上取得了飞跃,而且引入的广告商付费模式在商业模式上产生了重大突破[25]。换言之,技术创新性赋予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无限可能,商业模式创新能否强化积极效应并弱化消极效应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性。
一方面,数字创业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具有服务化导向,进而影响传统“成本—价值”效应结构,一定程度上会强化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数字创业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具有数字化导向,使技术创新性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更加显著。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效应,对技术创新性的作用探讨不足。基于此,本文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何影响?第二,技术创新性如何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下文围绕以上问题构建相关假设。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追求成本最小化目标,在不改变行业价值逻辑的前提下,降低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交易成本以创造价值[2]。数字创业企业可以通过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调整交易结构、降低行业交易成本,进一步实现价值创造,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能够赋予数字创业企业较强的连接能力[22]。借助连接能力,数字创业企业能够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创造价值。例如,新兴电子商务企业、网约车企业通过平台直接连接供需双方,降低行业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并提升交易效率,从而促进整个行业价值创造[2]。数字创业企业通过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强化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实现价值获取,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一般而言,网络参与者感知的价值取决于网络中其他参与者数量[26]。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数字创业企业需要通过市场扩张并维持模式稳定性形成网络效应,最终实现“赢家通吃”。这一背景下,数字创业企业通过控制市场接口、产品信息、用户数据等关键资源,基于资源与权力优势形成较强的议价能力,使参与者愿意为效率型商业模式付费,从而实现价值获取[27]。由此可见,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能够通过调整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实现价值创造,而且可以通过控制参与者所需的关键资源实现价值获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为追求价值最大化目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连接以往没有关联的各方、采用新的方式连接交易方,以及设计新的交易机制等方式实现价值创造[13]。就技术层面而言,基于数字技术可编辑性、可组合性和可拓展性,数字创业企业能够采用多样化连接方式连接新的参与者[9,18]。就市场层面而言,数字创业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行业具有潜在颠覆性,因而面临较大的价值创造阻力[16]。一方面,由于规模较小、成立年限短,数字创业企业往往受到资源、能力限制,企业合法性不足,其设计的交易结构能否获得认可,以及新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愿意加入其交易机制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数字创业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尝试改变行业价值逻辑,可能颠覆在位企业既定优势,往往会遭受在位企业竞争性报复,由此加大了创业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需要创业企业对利益相关者产生“锁定效应”,以此提升议价能力,进而获取价值[13]。然而,如何在新的交易架构中“锁定”用户、投资者,是大多数数字创业企业面临的难题。为锁定用户,前期用户补贴、后期领域扩张是常用手段,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一般资源有限的创业企业难以承担。为锁定投资者,创业企业需要维持用户流量,一旦用户流失,资金链断裂会加速用户流失。由此可见,数字创业企业采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在价值获取过程中面临持续锁定网络参与者的难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创业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新技术需要借助商业模式实现商业化,采用不同商业化方式将相同技术推向市场会获得不同的经济回报[10-11]。因此,不同技术创新性情景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技术创新性越高,数字创业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要求越高。
(1)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往往专注于产品开发,需要大量研发投入。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强调成本最小化,二者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因此,技术创新性较高会弱化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不利于数字创业企业价值创造。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连接各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整体效率,而非为客户提供新的价值[13]。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通常需要提出新的价值主张,进而促使产品的独特功能与既定市场的潜在需求保持一致[28]。可见,二者在价值创造诉求上存在冲突。当数字创业企业专注于高水平技术创新时,会将有限资源向新的价值主张倾斜,进而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当数字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不利于价值获取。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通过控制当前利益相关者所需资源实现价值获取[13]。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需要探索新的机会以获取新的技术。受资源、能力限制,数字创业企业一定程度上会放松对现有市场与客户的关注及控制[28]。这一情境下,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其议价能力及原有市场价值势必受到影响,因而难以实现价值获取。由此可见,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会抑制自身价值创造潜力,而且会弱化价值获取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数字创业企业中,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创新性较高的技术往往具有破坏性,不仅能够拓展已有价值网络、吸引更多参与者,而且可以促进新的价值逻辑形成。具体而言,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数字创业企业解决价值创造与获取难题。数字创业企业通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吸引新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新的交易架构。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能够提高产品或服务价值,而且可以降低产品或服务被模仿的可能性,从而吸引新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交易机制。数字创业企业通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价值获取的关键在于:持续锁定用户、投资者等网络参与者。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不仅可以提供产品或服务,而且能够满足用户价值增值需求,进而增强用户粘性,实现用户锁定。在此基础上,数字创业企业将用户转变为流量,采用延伸价值链或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实现盈利,完成对投资者的持续锁定,形成价值获取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有利于数字创业企业基于新的价值逻辑实现价值创造,而且有助于数字创业企业通过持续锁定网络参与者实现价值获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在数字创业企业中,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综上,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本文数据来源于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历时3年建设的中国创业企业成长动态跟踪数据库(CPSED II数据库),选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中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挂牌且隶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164)、互联网相关行业(165)的969家新三板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基于企业《公开转让说明书》《年度报告》和其它重要公告,以及公司网站信息等资料进行文本编码。通过文本编码,本文构建1 246个客观与主观变量。其中,客观变量是指编码人员直接从文本中提取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如财务绩效等;主观变量是指编码人员依据文本描述与补充资料进行主观评判,如商业模式创新等。针对客观变量,主要采用逻辑抽检、极端值抽检、随机抽检3个步骤进行校验;针对主观变量,主要采用背对背编码、一致性检验确保变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此外,CPSED II数据库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2,16]。
本文研究对象为数字创业企业,CPSED II数据库中企业隶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互联网行业,满足数字企业要求。现有研究主要以成立年限作为创业企业划分标准,但未形成一致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成立年限为8年及以下企业为创业企业[29];部分学者认为,成立年限为10年及以下企业为创业企业[30];部分学者将创业企业年限界定延长到12年[31]。由于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时间较长,现有相关研究发现,企业商业模式稳定成型平均需要5年时间[2]。因此,本文将数字创业企业成立年限限定为12年及以下。本文主要对CPSED II数据库中企业挂牌当年年度报告进行分析,剔除挂牌当年年度报告缺失企业样本以及成立年限超过12年的企业样本,最终获取760个企业样本,企业平均年龄为7.37年,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在成立年限中,绝大部分企业成立年限为4～12年,1～3年企业仅占9.6%;在地域分布中,企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仅占19%;在行业分布中,以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企业为主,占比为73.6%。
表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样本特征类型样本量(个)百分比(%)年限1～3年739.64～6年25233.27～9年20326.710～12年23230.5地域东北地区192.5京津冀地区27235.8长三角地区22429.5珠三角地区12015.8西部地区567.4中部地区699.1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55973.6互联网相关行业20126.4合计760100
3.2.1 因变量
企业绩效可以采用盈利能力、运营效率、成长性等维度衡量。其中,资产回报率(ROA)是衡量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资产周转率(AT)是衡量运营效率的重要指标,总资产增长率(TAGR)是衡量企业成长性的重要指标。由于创业企业尚未进入大规模盈利阶段,其收益及账面价值较低[13],因而本文采用企业挂牌当年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衡量企业运营效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企业挂牌当年总资产增长率((当年总资产-前一年总资产)/前一年年总资产)衡量成长性。在CPSED II数据库中,本文通过客观编码获取企业绩效相关数据,并分别采用企业运营效率、企业成长性衡量。
3.2.2 自变量
在CPSED II数据库中,本文通过主观编码获取商业模式创新相关数据。借鉴Zott &Amit[13]的测量方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量表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量表各包括13个题项(见表2)。首先,编码人员遵循背对背编码原则,基于收集的企业文本信息对商业模式描述进行初始编码。其次,对每个题项初始编码进行评分赋值。最后,计算平均数值得到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评分。例如,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题项之一“商业模式降低了参与者的库存成本”,编码人员通过初始编码勾选“强烈认同”“认同”“不认同”“强烈不认同”,分别赋值为1、0.75、0.25、0,进而得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评分。
表2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性测量题项
Table 2 Measurement items f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变量测量题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参考依据1.商业模式降低了参与者的库存成本1. 商业模式提供了新产品、服务和信息或新组合2.从用户角度看,交易是简单的2. 商业模式引入了新的参与者3.商业模式能降低交易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3. 商业模式为参与者提供了新的交易激励4.商业模式降低了参与者的其它成本(例如营销和销售成本、交易过程成本、沟通成本等)4. 商业模式中参与者和/或商品的多样性和数量是前所未有的Zott & Amit(2007)商业模式创新5. 商业模式具有可扩张性5. 商业模式采用了新的交易方式联结参与者6.商业模式能让参与者制定知情决策6. 参与者之间某些联结丰富度(质量和深度)是新颖的7.交易公开透明,及时、获取相关交易信息、产品或服务信息7. 目标企业因商业模式所获得的专利数量8.作为交易一部分,参与者可以获得有关交易产品质量和属性信息以提高彼此了解程度8. 商业模式对于商业机密和/或版权的依赖程度9.作为交易一部分,参与者之间共享有关彼此其它信息9. 目标企业是否宣称其是先驱性商业模式10.可以容易获得种类丰富的产品/服务以及参与者信息10. 目标企业持续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11.商业模式能产生需求聚集效应11. 存在有可能颠覆目标企业商业模式的竞争性商业模式12.商业模式能实现快速交易12. 商业模式还在其它方面表现出了新颖性13.总的来说,商业模式提高了交易效率13. 总体来看,目标企业商业模式是新颖的技术创新性1.企业产品、服务在市场上的独特性Samuelsson(2004)2.企业将大部分资金优先投入研发活动3.企业申请专利、著作权或产权保护的积极性
3.2.3 调节变量
技术创新性是指嵌入到产品或服务中的技术创新程度。在CPSED II数据库中,本文通过主观编码获取技术创新性相关数据。借鉴Samuelsson[32]的方法衡量技术创新性,相关量表主要包括3个题项(见表2)。首先,编码人员遵循背对背编码原则,基于收集的企业文本信息对技术创新性进行初始编码。其次,基于每个题项初始编码进行评分赋值。最后,计算平均数值,得到技术创新性评分。
3.2.4 控制变量
本文进一步控制可能影响当年企业绩效的变量。首先,为控制以往年度发展水平的影响,将企业挂牌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次,将企业所处地域、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采取企业挂牌当年年底员工人数的对数衡量。最后,控制企业知识产权情况,采用企业挂牌当年专利、著作权和商标数量衡量。在CPSED II数据库中,以上控制变量主要通过客观编码获取。
本文采用层级式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并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的层级回归模型对前述假设进行检验。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在构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时,本文采取Z-Score法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
为变量标准化后的值,x为变量观测值,x'为变量均值,s为变量标准差,即变量标准化后的值为观测值减去均值的差除以标准差。为验证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创业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性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FirmPerformancei=α+β1EBMIi+β2NBMIi+β3TIi+β4TIiEBMIi+β5TIiNBMIi+∑λkContorlk.i+εi
(2)
其中,FirmPerformancei为数字创业企业i挂牌当年绩效,EBMIi为数字创业企业i的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NBMIi为数字创业企业i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TIi为数字创业企业i的技术创新性,Contorl为系列控制变量,k为控制变量个数,α为常数项,β、λ为回归系数,ε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表3为本文研究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其中,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P<0.1),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P<0.1),技术创新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5,P<0.01)。同时,VIF值均小于10,故本文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Table 3 Variable means,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类别12345678910111.企业绩效1 2.前一年营业收入0.272∗∗∗1 3.企业地域-0.006-0.091∗∗∗14.年限-0.0440.255∗∗∗-0.056∗1 5.规模0.127∗∗∗0.578∗∗∗0.0100.193∗∗∗1 6.著作权-0.054∗0.326∗∗∗-0.0300.248∗∗∗0.395∗∗∗1 7.专利-0.047∗0.138∗∗∗0.0390.065∗∗0.0110.087∗∗∗1 8.商标-0.0300.229∗∗∗-0.0380.057∗0.277∗∗∗0.267∗∗∗0.0431 9.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0.050∗0.026-0.025-0.156∗∗∗0.100∗∗∗-0.001-0.069∗∗0.238∗∗∗1 10.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0.050∗0.082∗∗-0.088∗∗∗-0.0130.105∗∗∗0.110∗∗∗0.0360.150∗∗∗0.429∗∗∗1 11.技术创新性-0.105∗∗∗0.053∗-0.080∗∗0.128∗∗∗0.146∗∗∗0.382∗∗∗0.159∗∗∗0.202∗∗∗0.0370.266∗∗∗1均值1.013.413.177.371.9117.923.696.100.430.373.03标准差1.220.571.302.880.4217.5015.8413.990.180.120.74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单尾检验,下同
表4是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控制变量、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主效应模型;模型3～5是加入调节变量、交互项后的调节效应模型。表4模型2显示,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79,P<0.05),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86,P<0.05)。因此,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验证。模型3中,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086,P<0.05)。模型4中,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067,P<0.1)。模型5中,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124,P<0.01),以及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108,P<0.01)。因此,假设H3和假设H4得到验证。
表4 线性回归模型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变量因变量:企业绩效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前一年营业收入0.362∗∗∗0.364∗∗∗0.349∗∗∗0.364∗∗∗0.353∗∗∗企业地域0.0160.0110.0130.0050.009企业年限-0.096∗∗∗-0.088∗∗-0.090∗∗-0.085∗∗-0.089∗∗企业规模0.0060.0030.0050.0040.009著作权-0.124∗∗∗-0.114∗∗∗-0.101∗∗-0.106∗∗-0.101∗∗专利-0.077∗∗-0.070∗∗-0.071∗∗-0.067∗-0.075∗∗商标-0.072∗∗-0.081∗∗-0.061-0.081∗∗-0.059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0.079∗∗0.0550.071∗0.037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0.086∗∗-0.066∗-0.075∗-0.054技术创新性 -0.026-0.021-0.012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性 -0.086∗∗ -0.124∗∗∗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性 0.067∗0.108∗∗∗R20.1160.1230.1300.1280.140调整R20.1070.1130.1180.1150.127F14.037∗∗∗11.692∗∗∗10.202∗∗∗9.983∗∗∗10.166∗∗∗
注:表中列示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了直观地展现数字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性对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图2。图2a显示,对于技术创新性较低的数字创业企业而言,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对于技术创新性较强的数字创业企业而言,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甚至呈现负向影响。换言之,当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处于高水平时(交点右侧),低技术创新性对应高企业绩效。这是由于高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强调对价值逻辑进行调整以实现成本最小化目标,低技术创新性意味着研发投入成本低,新产品是功能调整而非颠覆,二者在价值追求上契合,因而会表现出高企业绩效。图2b显示,对技术创新性较低的数字创业企业而言,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对于技术创新性高的数字创业企业而言,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不显著,甚至呈现正向影响。换言之,当数字创业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处于高水平时(交点右侧),高技术创新性对应高企业绩效。这是由于高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强调价值逻辑重塑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高技术创新性意味着高研发投入,可为企业连接新的参与主体、采用新的连接方式、构建新的商业机制提供更多技术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获取高企业绩效。
图2 技术创新性交互项斜率
Fig.2 Slopes for the interactio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3],本文采取子样本回归、核心变量测量替换等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将创业企业界定年限由12年缩短至10年。由此,获得624个研究样本,企业平均年龄为6.47年,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模型1—模型3。结果显示,主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回归系数符号、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子样本回归模型1模型2模型3变量替换模型4模型5模型6前一年营业收入0.372∗∗∗0.374∗∗∗0.365∗∗∗-0.227∗∗∗-0.225∗∗∗-0.258∗∗∗企业地域0.0240.0170.014-0.001-0.004-0.010企业年限-0.067∗-0.059-0.064-0.038-0.029-0.028企业规模0.0210.0160.0190.187∗∗∗0.183∗∗∗0.190∗∗∗著作权-0.129∗∗∗-0.117∗∗∗-0.112∗∗-0.036-0.0280.020专利-0.077∗∗-0.072∗-0.078∗∗0.0220.0290.034商标-0.080∗∗-0.090∗∗-0.063-0.001-0.0120.032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0.074∗0.025 0.078∗0.015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0.096∗∗-0.059 -0.068∗-0.003技术创新性 0.010 -0.108∗∗∗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性 -0.135∗∗∗ -0.181∗∗∗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性 0.110∗∗∗ 0.109∗∗∗R20.1260.1340.1530.0410.0470.088调整R20.1160.1220.1370.0320.0360.073F12.665∗∗∗10.575∗∗∗9.212∗∗∗4.627∗∗∗4.119∗∗∗6.007∗∗∗
借鉴张洪辉和王宗军[34]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总资产增长率衡量企业绩效,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4—模型6。回归结果显示,主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回归系数符号、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以数字创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性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调整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降低系统成本以创造价值,并通过控制关键资源构建资源与权力优势以获取价值,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数字创业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构建新的交易机制、连接新的交易方创造价值,具有较高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在价值获取过程中面临持续锁定用户、投资者等难题,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3)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意味着数字创业企业追求效率与成本最小化目标,但高技术创新性要求企业提出新的价值主张以彰显产品独特性,二者在价值创造上存在冲突。同时,高技术价值意味着需要关注市场开拓,因而会弱化数字创业企业对既定市场的控制,不利于价值获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4)技术创新性较高意味着较强的技术潜力与较高的模仿门槛。此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可以吸引新的参与主体、构建新的交易体系,而且能够持续锁定用户、投资者等网络参与者,突破价值创造与获取困境,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综上,技术创新性负向调节数字创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也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由此说明,技术创新性能够影响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消极效应或积极效应,不同技术创新性情景下,数字创业企业需要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
(1)本文探讨了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消极效应问题。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效应,而忽略了创新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产品风险和财务风险[7]。事实上,基于服务化导向,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在风险增大[8]。本文发现,当技术创新性较低时,数字创业企业面临吸引并锁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难题,这一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上;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由于追求新的价值主张与降本增效目标存在一定冲突,这一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上。
(2)本文强调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性契合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实现技术商业化的手段[23]。本文发现,不同技术创新性情境下,数字创业企业需要开展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当技术创新性较低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调整交易结构、控制关键资源,更有利于自身绩效提升;当技术创新性较高时,数字创业企业开展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吸引并锁定新的利益相关者,更有利于自身绩效提升。
(3)本文基于价值过程视角,强调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价值创造与获取的重要性。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强调价值创造[2],忽略了价值获取。数字创业企业面临价值创造与获取的双重挑战[27],许多数字创业企业正是由于无法实现价值获取而导致商业模式创新失败。本文从价值创造与获取角度探讨了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为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将商业模式创新划分为效率型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未考虑互补型、锁定型商业模式创新[4]。效率型、新颖型、互补型、锁定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次,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问题较为复杂,本文仅探讨了技术创新性对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探讨渐进式技术创新、突破式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问题。最后,完整的价值过程包括价值创造、传递、获取等,本文仅关注价值创造与获取两个环节,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在价值传递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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