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he gover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subje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firm.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provide more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firm, and the serial entrepreneurs form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is resource 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their choice of whether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gain. Therefore,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trust in govern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Meanwhile, althoug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a key condition that influences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rganizations or people in the sam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o not always exhibit similar cognitions or behaviors. Socioeconomic status represents their ability to acces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refore,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considered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s to engage in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ma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gover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gen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a firm. Serial entrepreneurs form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resource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their choice of whether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gain. Thus, trust in government trust may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and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a key condition influencing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rganizations or people in the sam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o not always exhibit similar perceptions or behaviors. Socioeconomic status represents their ability to acces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us,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thought to potential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government-firm relations and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data related to serial entrepreneurs is from the individual database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or five consecutive periods from 2012 to 2020, the household economic database in 2018, and the household relationship database in 2018, conducted by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s from the "Ranking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Cities 2020"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gression tests ar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above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joint effect of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2) The joint effect of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on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rust in government. (3) Entrepreneurs′ socioeconomic status can weaken the facilitative effect of the joint effect of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on ser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abo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develop both “cordial” and “clean” relationship to implement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o implement the “cordial”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entrepreneurs so as to avoid the emergence of absolute equality.
构建何种政商关系能激发创业行为一直是创业领域热门议题之一。其中,相较于初次创业,连续创业更关注企业外部制度环境。连续创业主要包括失败再创业和成功再创业两类,创业高失败率使得失败再创业者更加在意良好的营商环境[1]。政府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能够优化营商环境,大大降低创业失败风险和挑战。所以,政府构建良好政商关系对于连续创业者,尤其是失败再创业的连续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政商关系与失败再创业间的关系。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亲又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为新时代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厘清亲清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间的复杂关系,可为促进连续创业行为提供经验证据。
关于政商关系与创业活动的研究多从“亲密”或“清廉”视角出发,探究政商关系对创业个体或组织的积极影响。王玲玲等(2023)指出服务型政府能为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并促进商业模式创新;黄亮雄等[2]指出政府反腐倡廉能够提升创业者积极性。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亲密或廉洁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存在负面影响,如政企之间交往过密会带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不利于大众创业可持续发展[3],而清白的政商关系有可能会阻碍政府与创业者对话,从而降低沟通效率。上述研究表明单从“亲密”或“清廉”视角出发,不足以全面解释政商关系对创业活动的复杂影响。“亲清论”的提出为探究政商关系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政府既要做到亲而有度,又要做到清而有为,“亲清”并行才是良好的政商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从“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出发,研究“亲清”两者联合效应对连续创业的影响,以厘清新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的影响机制。
在深入剖析新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两者潜在机制的思考。制度理论认为,政府是企业最主要的制度主体,当政府提供的行政措施和资源能够逐渐满足公众期待时,公众会改变自身对政府的态度,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4]。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和推行既能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源支持,又能释放政府有为且廉洁的信号[5],连续创业者根据这些资源信息形成对政府的信任。创业者对政府认知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者行为动机,继而影响其是否愿意再次投身创业活动。因此,本研究推断政府信任在亲清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间可能发挥中介作用。
尽管外部环境是影响连续创业行为的关键条件,但创业者过往经验、创业次数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能影响经历过创业失败的创业者作出是否再次创业的选择。同时,制度理论观点指出,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行动者并非总呈现出相似认知或行为[6]。这意味着,处于相同政商关系背景下的创业者因个体特质不同,后续会作出不同创业行为选择。在众多个体特质中,社会经济地位代表创业者投入创业活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是创业活动开展的基础[7]。并且,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存在差异性创业选择[8]。因此,本研究将社会经济地位视为影响创业者连续创业的关键因素,探究其在新型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间的调节作用,以回答处于哪种社会经济地位的连续创业者更能基于新型政商关系开展连续创业。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借助制度理论,探究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对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挖掘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与连续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本文重点回答以下两个关键问题: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连续创业行为?哪种社会经济地位创业者更易在“亲清”政商关系制度环境下重新创业?这不仅能够丰富学者对新型政商关系联合效应的认知,还能为引导创业者连续创业、推动创业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政商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于反映一国(地区)政府和企业互动的一般形态[9]。换言之,处理政商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过往“亲而不清”的病态政商关系长期存在,导致腐败现象愈发严重,这不仅会破坏我国市场制度建设,同时也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研究表明,腐败使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绩效显著下降[10]。中央政府高强度反腐运动的推进虽然有效遏制了贪腐之风,改善了营商环境,但部分地区却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大量政府官员对企业退避三舍,面对企业合法权益和诉求不关心不作为,政商关系由“亲而不清”变为“清而不亲”。由于难以获得政府支持,企业因资源有限制约了自身发展。
“亲清论”的提出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指导方针。“亲”要求政府坦荡真诚地与企业交往,真心实意地为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清”则要求政府与企业关系清白,不能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与“亲而不清”“清而不亲”的政商关系不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引导企业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因此,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为核心,两者缺一不可。“既亲又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处理资本与权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受到相关领域学者广泛关注。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如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11]、增强企业竞争优势[12]、提升企业绩效[13]等。同时,也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14]。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作为关键外部制度因素,政商关系提供了一个宏观政策环境,不仅能影响企业决策与创新,也会对企业产生潜在影响。但现有研究中新型政商关系作用对象均为已经建立且发展成熟的企业,忽视了对新创立企业的研究。尤其是在创业失败后,连续创业者继续创业除受人格、创业自我效能等个体因素影响外,还受就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既有文献对新型政商关系影响新创立企业的解释力不足,未很好地解释新型政商关系对创业者连续创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探究新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的影响,有助于丰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影响的理论边界,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同时也能指导实践,为创业者更好地开展创业活动提供经验启示。
连续创业者是指之前已经从事过创业活动且具备一定创业经验的创业者[15]。大量研究表明,连续创业是一种普遍现象,相较于一般创业来说,连续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了更丰富的创业活动,更容易受社会资源的约束和影响。并且,创业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多数创业者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失败。作为连续创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失败再创业构成创业活动独特的研究情境。经历过创业失败选择继续创业的连续创业者除关注自身因素外,还会关注外部制度环境。近年来,学者对影响失败再创业行为意愿的前因变量进行积极探索,主要关注创业者先前失败经历特征等。然而,外部制度环境能为失败再创业者提供哪些资源支持以避免创业再失败,现有研究未展开深入探讨。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主体,掌握关键社会资源分配,能够深刻影响企业发展。制度理论强调组织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指出个体或组织应根据制度环境提供的资源调整自身行为和战略选择[16]。新型政商关系可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多资源,如经济资源、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这些资源支持可促使创业者作出连续创业的选择。
“既亲近又清白”的新型政商关系强调“亲”“清”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17],“有为政府”不仅能够主动为创业者提供多种高水平服务,还能为创业者提供公开透明的有效信息。初创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资金等多方面存在一定劣势,亟需得到政府、金融组织的支持和帮助[3]。相较于一般创业者而言,连续创业者因创业失败更易陷入声誉和财务的双重损失状态。失败经历使连续创业者的亲密社会关系逐渐崩塌,银行、友商等个体或组织很难重新且持续为其提供金融、人力等资源支持。因此,连续创业者对政府支持具有迫切需求。亲清政商关系可为连续创业者提供多种信息来源和公开透明的信息资源,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过利益输送方式从政府官员处获取高效的行政审批手续或短时资源政策倾斜等,从而陷入发展困境。此外,“亲近”的政商关系有利于优化市场供需衔接,帮助初创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18],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发展产生的约束。
综上所述,政府官员主动关心创业失败者并及时提供高效帮助和服务有利于连续创业活动的开展,政府官员政治素养、廉洁奉公行为能给予创业失败者以信心和发展安全感。两者并行发展,创业失败者可获取高效、公平、公开的政府支持和服务,有助于增强连续创业者再次创业信心,使其更愿意选择连续创业。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亲清”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亲近且清白的政商关系能够促进连续创业行为的发生。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行政机构行为与期望相符的信心和信念[19]。公众通过自身认知体系了解政府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能为公众带来安全、可靠且值得信赖的情感体验[20],他们相信政府能够承担公众责任,进而实现公众目标。研究发现,公民对于高透明性、高回应性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21]。政府作为制度主体,当公众从政府发布的政策、整治措施中获得符合他们期望的信息时,他们就会对政府充满信心,认为政府值得信任。
结合研究情境,在新型政商关系下,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能释放政府有为、清廉的信息[5],从而增强企业对政府的信任。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能为创业企业提供一系列有助于创业活动高效开展的政府服务,使政企互动形成合理、合规的便利渠道,提升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效率,为企业创业活动提供切实保障。因此,亲清政商关系提供的多种资源支持满足连续创业者对政府角色的期望和需求,有助于增强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得到有力监督和约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政府不作为、官员腐败等现象。尤其是对于那些连续创业者而言,他们并不会因缺少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而无法开展创业活动,所以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能使创业者更加相信政府,感到政府安全可靠。此时,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帮助连续创业者增强对政府信息的感知,进而提高连续创业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亲清政商关系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即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水平越高,连续创业者对政府越信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政府信任可能是联结新型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既有研究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制定和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22],有助于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对于创业失败的创业者而言,他们更在意一个安全、可靠且稳定的政策环境。当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时,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会依赖政府提供的信息,并结合自身创业经验,更愿意重新尝试,进而产生再创业意愿,并再次投入创业活动。反之,当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较低时,连续创业者缺乏再次创业信心,认为外部环境无法为其提供稳定且安全的支持,可能就不会选择再次创业。
除上述中介关系外,政府信任作为新型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的中介变量得到相关理论支持。根据制度理论,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公众对于制度主体的认知和评价,公众会根据这些评价调整后续创业行为和选择[16]。Han等(2023)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颁布的合理政策和措施增强了民众信任,使民众愿意主动遵守这些政策,从而采取更多健康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信任在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与连续创业行为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即亲清政商关系通过提高创业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促进连续创业行为的发生。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相对位置,一般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个体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23]。根据制度理论,个体或组织特征不同会产生制度环境下的差异行为[24]。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身份象征,能为创业者带来一定的身份资源,使其可以有选择地处理来自政府的信息资源,并调整自身战略。因此,本研究认为,连续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亲清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
当连续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时,其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更容易依赖自身资源或非正式关系开展创业活动。尤其是高社会经济地位创业者更容易融入各类群体,更能从商会、慈善组织中掌握各种市场动态。并且,由于他们社交网络宽泛,原有客户会提供一些订单支持企业创新。这些资源使得创业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当前产业风口,根据现有市场情况迅速作出反应,进而作出连续创业选择。对创业者而言,政府公布的信息和资源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不利于他们及时作出选择。所以,连续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不在意亲清政商关系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源,高社会经济地位会弱化亲清政商关系对创业者连续创业行为的积极影响。
然而,当连续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其很难从其它渠道获取有利信息。尤其是面对财务、人际关系损失,连续创业者没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再创业。换言之,他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宏观环境政策。例如,政府补贴、政府订单、税收优惠等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使创业失败者重新积累基础资源进行连续创业活动。同时,政府搭建的资源平台能为低社会地位连续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使其通过接触不同权属、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和权威机构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信息,进而了解政府政策变化。因此,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创业者而言,其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会强化新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积极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与连续创业间的关系,即创业失败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与连续创业行为关系强度越弱,甚至为负。
本文数据由两部分构成,连续创业者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20年个人库、2018年家庭经济库和2018年家庭关系库。亲清政商关系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20”。首先,对数据进行初步筛选,保留关键数据完整样本。其次,分两步对数据进行匹配。先通过个人ID“pid”对CFPS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进行匹配,获取连续创业者的多期数据,再通过城市ID“countyid”对CFPS数据库与“中国政商关系排行榜”数据进行连接,保留匹配成功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处理。例如,当诸如性别等非即时变量数据存在缺失时,使用其它数据作为填充,以尽可能多地获取样本信息。最终,共获得1 220个有效样本。
(1)被解释变量:连续创业行为。由于CFPS没有直接衡量连续创业的数据,因此本研究按照连续创业的定义,借助多期CFPS中关于创业的相关题项衡量连续创业行为。本文中连续创业者为2012—2016年有过创业行为、2018年未进行创业、2020年再次进行创业的个体。若满足上述条件,则将连续创业行为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各期创业行为衡量标准如下:CFPS在2012年询问个体“过去一年中,您是否从事过个体或者私营经济活动”,回答为“是”则视为创业者[25]。2014年以后,CFPS根据两个条目构建变量“JOBCLASS_base”,用以衡量个体就业情况,其中JOBCLASS_base=2表示创业者开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它自雇,用以衡量创业者。因此,本研究认为2012年题项回答为“是”且2014—2020年题项赋值为“2”的样本在测量期内有过创业行为,反之则无创业行为。
(2)解释变量:亲近与清白政商关系。亲近与清白政商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20”,参照过往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研究,具体衡量标准如表1所示,亲近、清白维度分值均介于0~100之间,分值越高意味着各维度程度越高。
表1 主要变量及赋值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连续创业行为E_ship20连续创业赋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亲近政商关系Pro_index亲近指数,1~100分清白政商关系In_index清白指数,1~100分中介变量政府信任G_trust20政府信任题项测量,11点计分调节变量社会经济地位status20主观经济、社会地位两条目测量,求其均值控制变量性别gender0=女,1=男婚姻状况ma_status200=未实时在婚;1=实时在婚政治面貌p_landscape200=群众;1=中共党员宗教信仰religion0=无宗教信仰;1=有宗教信仰户口account20家庭子女情况f_number201=独生子女家庭;2=非独生子女家庭健康s_health20主观健康状况,5点计分,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般;5=不健康省份prov实时所在省份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og10p_GDP人均GDP对数第二产业产值S_industry资金数邻居信任_trust20邻居信任题项测量,11点计分陌生人信任st_trust20陌生人信任题项测量,11点计分医生信任do_trust20医生信任题项测量,11点计分
(3)中介变量:政府信任。CFPS数据库通过询问“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能打几分”获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按照信任程度高低取值1~10。考虑到连续创业聚焦于现有创办企业、数据时效性以及将政府信任视为解释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变量,本文以CFPS 2020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测量。
(4)调节变量:社会经济地位。CFPS数据库通过询问“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您给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几分”两个题项衡量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两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取均值反映样本社会经济地位,以CFPS 2020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测量。
(5)控制变量。参照关于连续创业行为与使用二手数据库分析创业活动[25]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口、健康、家庭子女情况、所处省份、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产值作为控制变量。并且,由于CFPS除关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外,也关注民众对邻居、陌生人、医生等社会角色的信任程度,因此将其列为控制变量。
综上所述,主要变量信息如表1所示。
首先,考察亲清政商关系对个体连续创业的影响,构建二元Logit模型对亲近与清白政商关系进行检验,如式(1)所示。
E_ship20(1,0)ij=α1Pro_indexj+α2In_indexj+βX+ε
(1)
其中,E_ship20ij反映个体i在地区j的连续创业行为,连续创业赋值为1,否则为0;Pro_indexj反映地区j的亲近政商关系,In_indexj反映地区j的清白政商关系;X为控制变量,ε~N(0,σ2)。
此外,进一步考察亲近与清白政商关系的联合效应,构建二元Logit模型如式(2)所示,α3表示政商关系的联合效应。
E_ship20(1,0)ij=α1Pro_indexj+α2In_indexj+α3Pro_indexj*Inindexj+βX+ε
(2)
之后,构建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用以检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G_trust20(1,0)ij=α4Pro_indexj+α5In_indexj+α6Pro_indexj*In_indexj+βX+ε
(3)
E_ship20(1,0)ij=α1Pro_indexj+α2In_indexj+α3Pro_indexj*Inindexj+α4Pro_indexj+α5In_indexj+α6Pro_indexj*In_indexj+βX+ε
(4)
最后,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如式(5)所示。
E_ship20(1,0)ij=α1Pro_indexj+α2In_indexj+α3Pro_indexj*Inindexj+λstatus20ij*Pro_indexj*In_indexj+βX+ε
(5)
为确保估计结果可靠,本研究对核心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亲近政商关系、清白政商关系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4.31和4.61,中介变量政府信任方差膨胀因子为1.15,调节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方差膨胀因子为1.23,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可见,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仅有17%的个体选择连续创业;另外,亲清政商关系并非并行发展,相较而言,清白政商关系优于亲近政商关系(M: 50.151>25.722)。相较于其它社会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较为趋中(M=5.401, SD=2.591)。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result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NMeanSDMinMedianMax连续创业行为1 2200.1730.381001亲近政商关系93325.72417.1825.75221.28283.024清白政商关系93350.15221.9636.28148.97393.645政府信任1 2055.4012.5930510社会经济地位1 2083.0420.991135性别1 2200.6330.482011婚姻状况1 2200.8910.323011政治面貌1 0810.0010.681001宗教信仰1 2200.4010.493001户口1 2170.7640.423001家庭子女情况1 2204.3232.1011415健康1 2102.9011.154135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8454.6530.2344.0134.6335.401最高学历1 1958.9653.5940919第二产业产值9781 560 9233 205 5533 665.407704 994.502—邻居信任1 2126.7912.0530710陌生人信任1 2102.4222.1930210医生信任1 2126.8832.2410710
表3为亲清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为避免遗漏变量,除控制变量外,将社会经济地位纳入模型M0-M3,控制其对主关系的干扰。其中,M0仅分析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以及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均能显著作用于连续创业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M1在M0的基础上分析亲近政商关系与清白政商关系的作用,结果发现两者关系不显著(亲近:β=0.024, p>0.1;清白:β=0.099, p>0.1)。M2进一步分析亲清政商关系的联合效应,结果发现其正向显著影响连续创业行为(β=0.303, p=0.075)。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连续创业M0M1M2M3M4政府信任M5亲近政商关系0.024(0.233)-0.245(0.281)-0.215(0.283)-0.245(0.289)-0.092(0.061)清白政商关系0.098(0.201)0.244(0.221)0.237(0.221)0.263(0.236)0.025(0.053)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0.303∗(0.175)0.284∗(0.171)1.239∗∗∗(0.457)0.069∗(0.041)政府信任0.336∗(0.202)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社会经济地位-0.478∗∗(0.211)社会经济地位-0.276∗(0.153)-0.227(0.169)-0.243(0.167)-0.269(0.165)-0.031(0.195)0.099∗∗∗(0.031)性别-0.331(0.202)-0.289(0.218)-0.274(0.214)-0.256(0.213)-0.317(0.228)-0.074(0.051)婚姻状况0.326(0.369)0.277(0.413)0.364(0.428)0.351(0.423)0.264(0.422)0.001(0.083)政治面貌-0.145(1.203)-0.043(1.216)-0.043(1.215)-0.192(1.213)0.024(1.215)0.493∗(0.296)宗教信仰0.411∗∗(0.209)0.333(0.221)0.343(0.221)0.343(0.221)0.333(0.221)0.001(0.053)户口-0.314(0.251)-0.369(0.276)-0.406(0.279)-0.388(0.274)-0.391(0.275)-0.098(0.065)家庭子女情况0.008(0.053)-0.254(0.633)-0.294(0.641)-0.209(0.642)-0.154(0.653)-0.309∗∗(0.141)健康------省份------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0.403(0.656)0.684(0.784)0.801(0.799)0.763(0.791)0.928(0.794)0.188(0.173)第二产业产值-0.004(0.003)-0.004(0.003)-0.005∗(0.003)-0.004(0.003)-0.006∗∗(0.003)-0.004(0.003)邻居信任0.109(0.213)0.076(0.233)0.095(0.234)0.037(0.233)0.109(0.233)0.197∗∗∗(0.052)陌生人信任0.633∗∗∗(0.181)0.228(0.197)0.039(0.193)-0.036(0.197)0.016(0.191)0.177∗∗∗(0.045)医生信任-0.383∗(0.209)-0.395∗(0.213)-0.394∗(0.223)-0.552∗∗(0.244)-0.368∗(0.222)0.451∗∗∗(0.053)N729652652652652652Pseudo R2/Adj R20.0610.0610.0610.0620.0710.222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健康与省份为多类型虚拟变量,具体结果省略
M3和M5初步检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M5验证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β=0.069, p=0.091);M3将政府信任纳入模型,发现亲清政商关系的联合效应有所减弱(M2→M3:0.303→0.284),初步支持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之后,对其进行重复抽样5 000次拔靴分析,结果发现政府信任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0.003, p=0.045, 95%CI置信区间为[-0.002, -0.000]),支持政府信任中介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与连续创业行为关系的假设。M4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即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与社会经济地位交互项负向影响连续创业行为(β=-0.471, p=0.029),意味着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而言,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未发挥积极作用。
进一步,本研究使用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农民再创业作为连续创业的替换变量。与基准回归分析中连续创业样本相比,农民再创业选取农业籍户口从事连续创业活动的样本。参照张衡和刘新民[26]的研究,根据CFPS数据库2012—2018年相关数据,首先从CFPS2012年问卷中筛选出对于“是否从事个体或私营活动”回答为“是”的农民户籍样本。其次,匹配CFPS2012年和2014年数据,筛选出虽然2012年创业但在2014年问卷工作类型涉及“农业打工”“受雇或非农受雇”“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的样本,将其视为该农民创业失败。若以上样本在后续年份中对于工作类型再次回答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它自雇”,则认为该农民再创业;反之亦然。表4结果显示,在替换连续创业变量后,亲清政商关系对农民再创业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农民再创业M1M2政府信任M3M4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0.477∗∗0.269∗∗1.307∗∗∗0.109∗∗政府信任0.263∗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社会经济地位-0.336∗∗社会经济地位-0.045控制变量是是是是
亲清政商关系提出后,政府透明、高效的服务促使企业显著提升绿色创新能力[11],帮助企业获取更多资金支持[18],亲清政商关系的优势日益凸显。然而,鲜有研究深入考察新型政商关系对新创企业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探究亲清政商关系两者联合效应对创业者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对连续创业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对连续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政府信任实现,政府信任正向中介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会削弱亲清政商关系联合效应对连续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与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创业者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连续创业者更关注自身资源,会削弱亲清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推行新型政商关系时需注重亲清并行发展,关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根据民众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有针对性地落实亲清政商关系,避免绝对平均的出现。
(1)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检验新型政商关系核心变量“亲”“清”的联合效应,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新型政商关系的概念,也贡献了探索新型政商关系的新视角。已有研究多从亲近、清白两个维度分析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战略决策和行为的影响[3,5],如亲近政商关系主张政府充分了解企业需求,而清白政商关系则有助于政府公平,强调降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风险[11]。“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则强调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公开透明的信息能够帮助企业掌握更多资源,促使其积极开展经济活动。此外,在众多创业类型中,本研究聚焦于连续创业这一高质量创业类型,不仅细化了营商环境与创业活动关系研究,也响应了过往学者挖掘连续创业影响前因的号召[27]。
(2)本文认为,新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由政府信任引致。既有研究多关注政策实施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如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鲜有研究将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政策实施如何通过政府信任影响个体或组织行为。本文扩展了现有政府信任领域研究,同时也解开了新型政商关系与连续创业者行为关系的“黑箱”,指出新型政商关系通过政府信任正向影响连续创业行为,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政策制度对个体或组织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
(3)本文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亲清政商关系—连续创业行为路径的作用边界,丰富了连续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会弱化亲清政商关系—连续创业行为这一路径的正向作用。Schlaegel等[28]的研究指出,除广泛的人格特质、个人能力等因素外,其它因素也有可能是制度影响个体创业的重要边界条件。因此,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这一个体特征出发,回应了过往学者的呼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业领域研究边界,有助于深层次挖掘创业者在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动因。
(1)为促进连续创业行为,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并行推进亲清政商关系建设,积极向服务型政府角色转变。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公示渠道,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广泛需求,降低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成本,增加企业金融、政策资源等。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明确公职人员的权利范围和治理边界。通过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营造公平清白的营商环境。此外,政府应鼓励和扶持农民再创业,充分调动农民再创业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健康发展。
(2)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建立公平正义、完备有效的制度环境,以人民利益为先,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满足公众期待。并且,还要积极宣传工作进度,邀请公众共同监督政府公职人员,将重点工作及时公示,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3)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会弱化亲清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积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关注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创业者的需求。由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创业者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渠道,能够及时获知并掌握市场信息并作出策略调整,因此政府需要为创业失败后重新创业的小微企业提供切实支持,如税收减免、承接优待政策等,给予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创业者更多信心,鼓励其投身连续创业活动。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首先,采用中国企业样本,研究区间为2012—2020年,结论普适性有待提高,并且可在时间维度上作进一步跟进。本文更关注创业失败后再创业群体,但创业成功后继续创业亦是连续创业的重要形式。其次,没有考虑其它因素对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信任程度和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未来可加入更多控制变量,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最后,未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探索亲清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不同地区政治和经济环境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可深入研究这些差异对政商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于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解;其次,未来可使用响应面分析,进一步分析“亲”“清”两者在不同水平下的匹配关系对创业者的影响;最后,可以探究不同类型政商关系对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如“捆绑式”政商关系、利益共享型政商关系等。
[1] 张默, 任声策. 创业者如何从事件中塑造创业能力——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连续创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11): 134-149,196.
[2] 黄亮雄, 孙湘湘, 王贤彬. 反腐败与地区创业:效应与影响机制[J]. 经济管理, 2019, 41(9): 5-19.
[3] 崔婧, 陶秋燕. 政企关系与大众创业的可持续性[J]. 产经评论, 2015, 6(6): 13-23.
[4] NORTH, DOUGLASS C.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0, 2(4): 355-367.
[5] 李志军. 优化中国营商环境的实践逻辑与政策建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1): 27-35.
[6] DIMAGGIO P J.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J].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1988, 48: 3-21.
[7] 李其容, 李春萱.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动态解析——基于GEM与WBD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技术经济, 2022, 41(10) :79-93.
[8] SCHOON I, DUCKWORTH K. Who becomes an entrepreneur? early life experiences as predictors of entrepreneurship[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48(6): 1719-1726.
[9] 周俊, 张艳婷, 贾良定. 新型政商关系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5): 74-89,104.
[10] 李后建, 张剑. 腐败与企业创新: 润滑剂抑或绊脚石[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31(2): 24-58.
[11] 石怀旺, 杨鹏, 肖仁桥,等.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8) :108-117.
[12] 江炎骏. 新型政商关系与企业竞争优势[J].产业经济评论, 2020, 40(5): 48-62.
[13] 李晓磊, 张玉明. 儒商特质的企业家精神能“御风而行”吗——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 34(11): 130-137.
[14] 王永香, 李忠鹏. 亲清政商关系引领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研究——基于纳什均衡思维框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42(4): 36-44,213.
[15] WESTHEAD P, WRIGHT M. Novice, portfolio, and serial founders: are they differ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3): 173-204.
[16] DIMAGGIO P, POWELL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17] 靳浩辉, 常青. 习近平倡导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指南针[J]. 学习论坛, 2017, 33(4): 16-19.
[18] 庄旭东, 张翼飞. 新型政商关系的投资效率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 2021, 353(12): 66-76.
[19] CITRIN J, STOKER L. Political trust in a cynical age[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 21: 49-70.
[20] SUN W, WWANG X. Do government actions affect social trust? cross-city evidence in China[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2, 49(4): 447-457.
[21] ZHANG J, CHEN W, PETROVSKY N, et al. The expectancy-disconfirmation model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a meta-analysis and an agenda for best practi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2, 82(1): 147-159.
[22] MALEKI A,FUNK C,MOGHADDAM K,et al.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 the contextual effect of social trust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2024,36(6):898-920.
[23]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119(3): 546.
[24] LOUNSBURY M,GLYNN M.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legitima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545-564.
[25] 史晋川, 王维维. 互联网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4): 159-175.
[26] 张衡, 刘新民. 农民再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兼论再创者与初创者的异同[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42-50.
[27] 易高峰. 创业失败研究的热点领域、演化路径与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37(1): 156-165.
[28] SCHLAEGEL C, ENGLE R L, RICHTER N F, et al. Personal factor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tatus: a multinational study in thre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21, 3: 357-398.